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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这个题目,为在报上读了一篇文章名曰“民清之际在长沙”,是左舜生先生的回忆,述及当时湖南教育界和几位前辈,不由我不记起同一时代在嘉兴的几位前辈。他们都改变了他们的前一代闭关自守之风,而出来唤醒世人,致力教育后辈。不过我是女子,活动和处境与男子不同,家长和社会所期待其成就亦不同,所接触不广,所感受有限,不足以概一代的前辈。惟其如此,我所遇到的几位前辈,为几个女孩子而用心不怠,是不寻常的。
我所从第一位男教师是汪京伯(镐基)先生,在同街吴姓,董政孚先生的姊姊家。董先生受姊氏之托,教育她的嗣子寿康,寿康我们后来称他银哥,系独子兼祧,家境甚好而性文弱,在近邻访求同学之人不得。政孚先生首开风气,将自己的小女儿六弟送去同堂读书。六弟名志中,与我同岁,于是董、吴两家家长想着来邀我,我父亲母亲答应让我去,这是嘉兴亲友间第一家男女同学。汪先生在吴家大厅的一边,一天到晚带着我们三个学生,六弟还只启蒙,银哥已开讲《孟子》。我在他们之间,常“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助六弟造句,听解释《孟子》,以前女先生教我书是不解释的。不久,汪先生考取赴日本学陆军,我们初次懂得留学和陆军的意义,先生要放下我们而走,定是一件前程远大的事。
这时敖梦姜表兄出私资办一学校,这学校后来化为“蒙养学堂”,最初没有名称,租屋在芦席汇。招生招到我家里,梦姜对我父亲说:“德叔(父亲小名德),大弟(指我)应同男孩子一样读书,求新知识。”我父亲的伯母娶自敖氏,是五伯父的嗣母,五伯母住在吾家,敖家在我紧邻,故虽属旁亲,往来甚密。芦席汇的同学,我们事先一点不知道,父亲听梦姜的话答应我去。我们这条街上,当时只有我一个不满十岁的女孩子,每天走半里多路去上学,有时母亲给我坐渡船的钱,则少走一座桥。芦席汇本不是住宅区,学校在一处很旧的房子,我们只有一间讲堂。何故设校于此?是否要打破读书只是士大夫家的风气?都不得而知。房子虽破,但课桌黑板,先生与学生面对上课,先生立而学生坐,则与我以前读书的规矩和形式都不同了。我是十来个学生中最小而惟一的女生,本亦男装,长袍马褂。我要改称梦姜为先生,他叫我依旧称他大哥哥。大哥哥和一位韩先生轮流上课,他们二人用的精神甚多,而办法很少次序,大半学生未有史地常识基础,他们却津津述美国独立、自由钟、波兰瓜分和清人入关时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大哥哥善于讲这些故事,家长查问,我们读书很少,而我们听故事懂得很多。他有时坐着画画给我们看,叫我们学,但没有讲过基本入手方法。没有琴和其他乐器,但吟或唱的机会甚多。“四万万人,都是黄帝的子孙,要同心,要同德,恢复故土”,是他带我们唱的一首歌,那是显然革命口气,亦没有人注意我们。一日,他很高兴地告诉我们,他得了个儿子,在黑板上写“弘德、毅生”四个字,是他给长子的名和号;还说倘有第二个儿子,将取名“弘权”,随解释“德”“权”“弘”“毅”等字的意义。这段不按轨道的教育,我曾向同乡的人谈过。民国十三四年,北京交通部电政司一个嘉兴朋友说起有敖弘德为母老请求他调,公事从湖北某县来,我托其打听敖君家世。其后政局变,我离开北京时无有消息,不知其是否梦姜后人。
韩先生我不知其名,他与梦姜一样热心,但神气是沉静的,教我们不久,回家病逝。他不是本地人,有人说他是忧时之士。他留给我们两首歌,无谱,但亦抑扬而唱,我寻声追忆出来如下:
山河公共器,前废子传贤,陶唐妙理。禹汤错算计,把国民公产,儿孙私据。千世万纪,淘多少枭雄闲气,到如今,故址纷纷,何限秦头汉尾。
两山夹带路逼窄,如往而掉头折百,忽见老牛驾车来,运输米粟载充积,进步难兮进步迟,终不退兮终不息,不问千里更万里,能自极南达极北。
韩先生唱前一首歌,常坐着如念词曲,有时同我们一起玩时亦哼着。唱后一首时,常在我们面前踱方步,摹仿那老牛之状。我当时并不明白歌中之意,他的神气使我在解事时回想,而亦了解了词义。因韩先生的病故,而梦姜大哥又是喜活动的人,他要离开嘉兴,芦席汇的书房停办,搬到董政孚先生家大厅,称曰“蒙养学堂”,即在吾家对门;我自然照样去读书,这是我初次进的有名字的学堂。蒙养学堂学生加多,分了班,定出课程,添请教师。常川住校是一位从南翔请来的张仰枫先生,他是有过经验的小学教师。壁上挂满本国和世界地图,还有人种物产分布图。有一架小风琴,沈心工先生编的唱歌集中歌曲,大家都会唱起来,走出走进听到:“长长长,亚洲第一大水扬子江。”张先生带着学生捉迷藏、抢四角;他亦讲故事,《黑奴吁天录》《鲁滨逊飘流记》拉成长篇说书,说得有声有色。我没有上着张先生其他的功课,但在游唱和听说书队里,常常放了学还不肯回家。一向夹在比我年纪大的人中间,只有这一时期我尽了童兴,玩得很够。我不知这个学校的经费来源,亦没有听到母亲说过我的学费,偶有一次看见政孚先生从里面出来递给张先生一个纸包,大概是薪水。梦姜大哥的弟弟竹民三哥教我们珠算,三哥经常是在家纳福的人,可能敖家董家与这学校都有点关系。后来这个学校归政孚先生一个侄儿接办,我已经不在那里。君怡进的“养英学堂”就是由此而来,是一普通收费的学校了。我在蒙养学堂时,讲堂里最得益的是教文史的沈驾山先生,他常常伸缩国文历史混合教授,使读文时见内容,读史时有文味,将干燥材料变得引人入胜。
我们住的一条街柴场湾,因为有了蒙养学堂,成为儿童世界。每天出入其间者,女孩不少于男孩,引得年纪大一些的女子亦跃跃欲试起来。政孚先生三个女儿志华、志新、志中,甥女吴振华即寿康之姊,侄女文英,我的八姨母敬诚,都曾在家里——半从师,半自修——读过书,想要合起来照学校的读法。我曾经在吴家附过学,她们都认识我,父亲母亲正觉我在蒙养学堂玩得多而读书少,愿我加入,于是我又回到一间终日坐着的书房里。书房开始设在文英家,后又搬到吴家,请教师分班次,均由政孚先生做主。在吴家时,我们一共七个人,文英没有参加,七个人共分两班,志华、八姨和我一班,其他四人为一班。国文教师陈莲史先生膳宿吴家,以吴家大厅的一角为教室,凑现成桌凳,三人二人分坐,我坐在陈先生最近,独占一条小桌。
我十二三岁的两年,就这样每日在陈先生的座旁,年长的同学都是自动好学,我跟着受提携。政孚先生自己教我们地理,他看我们七人等于自己女儿的扩大,不受一点酬谢。逢年节,母亲叫我捧只鸡,或者佣人帮我提瓶酒送去,总是推来推去不肯受。范拱微先生教我们数学,要走相当一段路而来。有一个时期他自己办一女校,搬在敖竹民三哥家,很希望我们几人并入,而我们自有其乐不去,他照旧来。偶然得到物理实验用具,不惮带来试给我们看。范先生亦不受酬谢,他就是后来在佛学界闻名,著作很多的范古农居士。
陈莲史先生是我在家乡所从年纪最大的老师,他其时大概有五十多岁,布衣布鞋,神气朴实。他不像汪先生的年轻要顾前程,亦不若董、敖、范诸先生的家境甚好,可以自由用其心力。他是一位职业教师,而以教书为乐。他住在吴家,每日比我们先进书房,后退出,课余喜欢有谈无谈,谈的多半是掌故典故,不拘一格。我们书房里有四个剃发梳辫的人,陈先生和吴寿康是男人,董志中和我是女孩男装;在清廷治下,凡男子都这样装束。一日,他哼出一首诗来:“一念从君积已深,于今地下好相寻。儿曹莫漫收遗骨,留触人间起义心。”是清初一位不肯剃发而被斩的人临刑时口占,宁死不剃发就是死不投降的表示。我后来看《朱舜水集》,他在日本收了不少忻慕中国文化的弟子,当时秉日本国政的德川氏待以宾师之礼,特许其晚年从中国召一孙子侍奉;他写信给孙子,如果已经没有明朝衣冠,宁可他穿日本吴服来见,不愿其穿清人服装,可见汉人痛恨改装的心理。二百余年,我们拖着辫子,竟习以为常了。
陈先生批我们文卷与别的老师不同,他舍得给圈,起码是圈,常常双圈密圈,发见我们许多好处,使我们忽然提高自信心。他一面加圈,口里自言自语念康有为的诗:“南国菁华发达先,本来天女最雄妍。花神自有回天力,莫任东风再弄权。”若干年后,我与康先生的次女文佩(同璧)相识,还背得出这几句。陈先生没有教我们做诗,但他常以浅近易懂的诗句代话,或作话题。
此时梁任公先生的书在嘉兴已甚风行,《饮冰室自由书》成了我们课本论题,《中国积弱溯源论》和《戊戌六君子传》读得唏嘘慷慨。读过任公文章后,我很觉心境不同,眼界亦不同。我后来与膺白同认,我和他,还有不少朋友,都受任公书影响而趋向革命。我们的前辈给我们的教育,原是鼓励志气多于研究学问,读任公书,他的笔下带着热情,而志气原亦需要学问。我自陈莲史先生教书时起,读任公书,卅年后在其身后,还读他那篇带病而写由他兄弟续成的《辛稼轩年谱》。宋代词人中,我是最喜放翁诗和稼轩词的。任公所举中国历史上六大政治家,我甚敬佩王荆公和张江陵,本人的集,别人所作他们的年谱,亦曾一再读。
当年嘉兴城里常举行一种会课,等于会考。地点大半在精严寺,有时亦借私家住宅。程度分初级、二级、三级,自由报考,列前茅者有奖品。我第一次报名初级,得奖地球仪一架,未曾得过见过,视如至宝。母亲最怕我看事太易,以后即令我跳出二级而考三级,曾敷衍过好几次。一次,在塔弄张子莲先生家会课,作文题为“《原法篇》书后”,我不谙题目出处,同考的人亦都茫然,监考屠保三先生不愿给大家失望,做主临时改换题目,我十分怏怏而归。父亲不在家,急待次日告知陈莲史先生,他立刻取出《明夷待访录》来。明儒我本只知崇拜阳明,渐渐地认识清初黄、顾诸贤,恍然以为“知行合一”原亦在是。我尤慕梨洲弟子万斯同,修明史而终为布衣。民国廿六年(一九三七)春,我忽然接到一份从宁波寄来的请帖,请参加重修万季野先生墓落成典礼。这类事情在我甚少有,而帖上明明写着我的名字。后经打听,知有人发起重修万墓,膺白曾以我名赞助。因他不久卧病去世,此事竟无机会向我说明。
约在光绪丙午年(一九〇六)之春,一日,我姑丈陆和卿陪一女客来到吾家。除续弦姑母,姑丈从未有陪女客来吾家之事,这位女客即是别号“鉴湖女侠”,作“秋雨秋风愁煞人”诗句的秋瑾。她貌不美而甚清秀,态度文雅,不施脂粉,穿黑色长袍,说话是绍兴口音。我母亲准备茶果,与姑丈寒暄时,秋君同我谈读书,问我年纪。临行执我手,要我同唱“黑奴红种相继尽,惟我黄人酣未醒……少年努力须自爱,时乎时乎不再来”之歌。想不到不过年余,她为徐锡麟案余波,被绍兴知府满人贵福,拘捕斩首。其时我已在天津读书,官立学校不敢讨论时事,我看报见她供词和照相;她的照相一是留学日本时穿着和服,一是临刑跪绑之状,她最后的请求是免其裸体。我与她只有一面之缘,说不上私交,但眼见这样一个女子受极刑,对这张被绑跪着待死的相片,愤怒与同情不能遏制,私自蒙被大哭。徐锡麟和秋瑾二案,乃辛亥以前报上载得最详最多,且引起妇孺同感的事。我始终没有机会向姑丈打听,他那次陪秋瑾来吾家,是有意无意?
五六十年前,在我极小的范围内,所可记忆的几位前辈,境况好与不好,都不自闲逸。历史带给他们内忧外侮,他们自己都没有受过新教育,然而被时代所警醒。他们拿自己摸索所得,无条件给他们的后辈,他们尽了对时代的责任了。现在,人人以生活为第一,而生活亦愈复杂愈艰难,没有止境。然时代正还十分需要这种无名的启后工作,社会更需要有这类无心插柳之事。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