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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之初,一般人称为“光复”,“光复”二字,妇孺可晓,不烦解释。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首祭明陵,即含“昭告光复”之义。我当时亦在少年群中,随众鞠躬,隐约听读祭文之一人。当时的兴奋与满足,是生平难得有天真无忧的一次。后来清帝退位,南北议和,民国系合汉、满、蒙、回、藏五族而成,且用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以象征五族共和,遂称“革命”而不言“光复”。这面五色国旗,含有五族合作平等之义,亦有其甚远用意,系折衷革命后众议而定,非革命前中山先生所定之青天白日旗,故后来重新易帜,而成现在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五色旗在国际上代表中华民国十七年,在后来从不断发生蒙古问题西藏问题上看,则缺少了这点精神上维系,亦有点可惜,而且当时如何不想出一个另外有联系性的象征来。
武昌起义,各地初用黄帝纪元。改用阳历出于沪军都督府一个参谋沈虬斋(云翔)的临时动议。沪军是筹备南京成立政府的后台,沈君见其时上海外侨准备过年,触机想到改用阳历,大总统在元旦就职,更加“作始维新”的气象。以其意告之参谋长黄膺白(郛),膺白即为陈都督英士(其美)起草电南京,这件改元大事就此匆匆而定。沈君浙江吴兴人,二次革命后在沪,被袁政府人诱出租界枪杀。
我个人直接承前辈志士之教,倾心革命久矣。武昌起义,不旬日,即与同辈少年思有以效力,曾有一小段摇旗呐喊不成熟举动,所见地方在沪宁、沪杭二铁路沿线,将约略述于后。我们初见革命领袖们,以为书上读过的志士豪杰均在是,国家前途有无穷希望。我曾读书于袁项城所倡办的北洋女师,他来学校参观,或学生岁时往谒,我屡为同学代表致辞。监督傅沅叔先生曾有一次带我到他书房,问话蔼然可亲,我尚只十三四岁,因同情戊戌政变之故,不能释然于心,非校命,务避接近。辛亥革命结果,我所梦想之志士,让政于我所疑惧之枭雄,颇不安于怀。然终觉豪杰哉民国之人,共和不当谦让为治耶?民国前途自无量!
辛亥革命斩断几千载姓姓相斫家天下君主专制政体,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空前的事。乃以民国始终扰攘之故,这件空前历史,未能如其他世界上先进国家的永留建国光彩。其经过,亦因民国第一个政权——北洋军阀系——之有意抹杀而暧昧,第二个政权之过分归功于一点而垄断。致使烈士们活泼的碧血,全国可勃兴的民气,皆成刹那彗星,堕地无光。
我读过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冯自由《中国革命史料》,湖北通志馆印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和一些零星纪录。亦曾有愿写一篇辛亥革命鸟瞰,为参考得失之由。愿大才小,岁月蹉跎,迄未成功。在我所读书文中,似有关军人之事和名较少。此系事先军人须特别秘密,少有纪录;且辛亥甚少战事。然当时比较有秩序的地方,都有陆军学生出入其间。我所认识膺白的陆军同学,多与辛亥革命有关。大半能文,而纪录极少。民国十四五年李晓垣(书城)先生在天津吾家做客甚久,一日,见其接吴绶卿(禄贞)夫人函,为女公子婚事与商可否。我素知李先生参黄克强(兴)先生戎幕,辛亥与克强先生同事汉阳,同事南京,癸丑(一九一三)失败后同在东京,同在美国,至民五(一九一六)克强先生逝世未离左右。克强先生自黄花岗之役,辛亥(一九一一)在汉阳,癸丑在南京,每役皆躬临前线,每役皆败,未尝诿过于人。我最后一次见他在东京郊外,他留膺白和我便饭,所居是一日本朋友的别庄,一向同情中国革命的宫崎滔天之妹为照料家务。饭毕,他递竹篮里一方小手巾给我,我见他右手仅有的三个指头,而他写的字还永远那么好。我几次怂恿李先生写克强先生传记,至谓义不容辞。至此,我又知李先生与吴家关系,朋友为遗族决儿女大事,其交谊可知。辛亥吴禄贞以新军第六镇驻石家庄,其实力与形势,足以左右北京政局而冲淡北洋系势力。吴之猝然被刺,南北均势相差更远,于辛亥成败关系甚大。我又怂恿李先生写吴的事,以助辛亥史料。李先生言,当世人写当世事太难,且多顾忌。写当世事诚难:从纸面寻材料,尚只须判断取舍安排;从胸中寻材料,则立场视线好恶宽窄均足以为梗。写史修练与做人修练同,永无完满之时,做到几分是几分而已。
我今写《回忆》,只是个人片面知见。辛亥(一九一一)之事,是我直接留心国事的第一次,然所知甚为有限。当时文告及南北议和条件,世多知之,惟清室优待条件,至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膺白摄阁时修改;其修改要点与辛亥不同处有二:其一,清帝撤除尊号为民国公民,其二,优待岁费自四百万元减为五十万元。辛亥时,原条件在上海有人以为四百万元岁费太高者,汪精卫(兆铭)言若相持下去,人与物的牺牲要多少倍于此数,卒定稿。
实际辛亥革命,自民国前一年十月十日(阴历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至民国元年(一九一二)二月十二日(阴历十二月廿五日)清帝退位,南北相持时期先后仅四个月又二日。其中商讨之日,多于交锋。革命战事只两处:一在汉阳,一在南京。其在汉阳者,先由革命军占领,其后清军由北京南下,革命军失利而又退出。其在南京者,清第九镇统制徐绍桢谋举事不成,致清将张勋得负嵎固守。革命军集各省联军之力,击退张勋,占领南京,创建民国临时政府。攻南京时,惟浙军一支队最称劲旅,是清末有训练之新军。汉阳与南京两处战事都不过匝月,两处一得而一失,使双方形势保持平衡,各知相持无把握而倾向和议。当时南北都是畸形之局,各有优势,各有弱点,而第三者成举足轻重,其势如下:
(一)为革命对象之清廷。清代最腐化而又精悍之西太后去世已两三年,此时的隆裕太后系光绪之后,与幼帝宣统均在位不久:以个人言,二人均是极可怜人物。其他皇室亲贵大都暗弱。革命是大题目,为国家而不是对个人。朝廷主战之人或死或去,烈士彭家珍炸死主战最力之良弼,尤足丧清廷之胆。自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或“独立”观望,清廷再欲镇压革命,已不可能。清军虽一战而夺回汉阳,据知当时海军萨镇冰(鼎铭)态度,军人以失去战斗力为止不能不战。他是讲原则,等待发完其最后一颗炮弹,故军舰尽其最后之弹即不拟再战,欲用汉人打汉人之事已不可能。
(二)为革命党本身。攻下南京为革命军第一胜利,获有组织政府之重心,然军力财力均已竭蹶万分。“响应”与“独立”各省足壮声势,而自顾不暇,亦不尽属同心。武汉有首义之功,黎元洪被推为副元帅副总统,一般人心目中视为民族英雄,报上言论亦以武汉为多,然发言甚于负责。上述提议用阳历的沈虬斋先生,一日在办公室看见报上许多文章,对众说他亦要发个通电,他背了一大串各省各地名人至全国父老兄弟姊妹衔名后,其电文曰:“我是好人,你们莫反对。”这不过是一滑稽讽刺,然可想到当时“做事的人”和“说话的人”责任不平均。克强先生在汉阳督战,当时众募之众,没有训练,被北洋节制之师一击而败,幸有南京之克,始得转以津浦路为北伐路线,这些都是临时的推演,并无预定之总战略。南京之后台为上海,上海对辛亥革命有莫大之功:一为容纳各界,使革命以外的人亦为效力,士商之直接参加革命者,如李平书(钟珏)先生、沈缦云(懋昭)先生、王一亭(震)先生等;赞助者如张季直(謇)先生、赵竹君(凤昌)先生等;而犹太富商哈同之别墅爱俪园,时为各方聚会之所。这点成就,由于历年舆论的鼓吹,于右任、宋教仁诸先生的《民立报》,尤富有少年气概。这支发扬鼓励的笔,一般人已为之感动有素。又由于当时沪军都督陈英士先生的胸襟宽大,善于周旋士绅。英士先生在社会与王一亭同辈,以先识其公子故,称为老伯,其重人情可知。尚有其他革命同志,分途并进,不一而足。
上海第二件作用为支持四方。革命较安定的各省,多以上海马首是瞻,仿效上海军政府组织法。革命近于人自为战,但亦一盘散沙。浙江革命后组织,即是到上海向膺白索取的蓝本。葛湛侯先生《悼膺白学兄》文中记辛亥(一九一一)一节曰:“膺兄既毕业于日本……其关心最切,联系最密者,则故乡之革命策动也……清廷起用袁世凯,驱其北洋久练之众……直压武汉,革命势力岌岌其危……陈公英士已在上海准备响应,浙江内部亦已筹划成熟。不意南京第九镇举事不密,为张勋铁良等所败,于是武汉之势益孤,各地响应之呼声虽盛,而实力莫举。膺兄与英士先生遂决举平时苦心准备之沪浙两地,相继起义,时为辛亥九月十三日,杭州省垣则为翌日十四日也。是役予忝列参谋,接洽颇审。使非有此迅雷手段,以奠定中外视听所系全国金融总汇之上海,则武汉新挫之众,何以支持,南京初退之师,何以收容,而袁世凯等之赞成共和,更岂若是其易易耶?”湛侯先生是我堂舅,与膺白在浙江武备同学,其入同盟会系膺白所介绍。辛亥浙江起义,由上海密运武器到杭,均预置其寓所,攻南京时为浙军参谋,作战计划是他所拟。
上海对南京临时政府,上自各省代表之接洽,下至总统府庶务之微,均为第一准备站。战事若再延续,最急切的责任亦在上海。中山先生命膺白为兵站总监,筹备北伐后方之事,而膺白乃沪军都督之参谋长也。膺白所领的一师兵,本隶沪军,为第一师,克强先生为临时政府陆军总长,改为第二十三师,隶中央政府。廿三师原来驻区在松江以北至上海北站,渐渐进驻南京,故后来留守府及江苏都督府的卫队都有廿三师的兵。膺白往来沪宁,日不暇给,铁路局为之添开夜车。黄伯樵先生《怀黄膺白先生》文:“克强先生在南京组织元帅府,并筹备组织临时政府,余亦效奔走于其间。政府成立,大总统孙公与陆军兼参谋总长黄克强先生,均时时以重要国事咨询先生。其时上海为各方政治军事总枢,英士先生倚先生如左右手。先生奔走京沪,顾此失彼,因由沪军都督府商于当日之沪宁铁路当局,行驶夜车;京沪路之有夜车,实自先生始。”伯樵先生是辛亥(一九一一)随克强先生在汉阳又在南京的人。提起廿三师,后来南北议和,没有战事,故亦未见战功。惟有两点非常之事,其一自请解散,其二出了国家不世之才。朱铎民(镜宙)先生《内政外交中之黄膺白先生》文:“诸藩归政为日本明治维新之基点,日本之所以能成为近代式之国家者,实皆出自当日诸藩热诚爱国,以军政大权举还国家之所赐。膺白先生当辛亥……统一告成,即以解散二十三师请,以为军权归还中央之首倡。其眼光之远大,爱国之热诚,当世宁有其匹,惜乎继起无人。”若以后来癸丑(一九一三)成败论,则这一举是书生之见,功过不可知。
上海在辛亥(一九一一)第三件贡献为本身秩序安定。其他各省在短期内易长之事频见,人事纷更,即浙江亦未免,独上海有始终如一之健全组织。上海贴近租界,国际观瞻所系,自发难以至结束,无扰乱可与人以口实之事,此亦不能不归功于上海当时有一支节制之师。廿三师虽属新练,然士兵系浙东纯朴农民,官佐系留日士官或浙江武备出身,都受过专门教育,亦大半为同盟会同志。张岳军(群)先生以四川人而在廿三师,蒋先生(时犹名志清)的一团则由宁波而来会合。当时一般组织,不免才散而逾量,独廿三师有精选集中之效。其后编遣之易,亦因当事者均有国家观念,不以一点武力为已足。
上海虽对辛亥(一九一一)有上述贡献,然上海已竭其力,上海仅一商埠而不是一宝库。短期间,一家惟一的商办银行“信成银行”,其协理沈缦云先生为上海革命后财政司长,发行沪军军用票以致信成银行破产清理。中山先生抵沪之日,宁沪同志望眼欲穿,急于知海外归来,有何外交助力和华侨捐款。二者为革命党所急需,而后者尤为燃眉之急,均非一般同志所曾接洽。实际,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前,南北已停战,开始议和,捐款并无所得。
(三)再说握北洋新军实力之袁世凯。所谓北洋新军系指袁世凯在天津小站所练的一系,亦即其后来为祸中国二十年的北洋军阀。袁初在天津练兵,后在天津任北洋大臣,故其军队长期在其个人势力下,不与其他新军同类。又因近在辇毂,举足轻重,亦较其他军队形势重要。戊戌政变之前,光绪擢升袁氏,谭嗣同深夜造访,都因他有此力量,欲用其力以除顽固之西后;而袁终泄露机密,致变法不成,六君子就戮,康梁远遁,光绪幽闭终身。迨宣统继位,系光绪之侄,载沣摄政,系光绪之弟,不忘父兄之恨,贬袁归田里已三年矣。武昌起义,清廷无法应变,而北洋新军在肘腋间,遂不得不起用袁氏。旬日之间,命为湖广总督,为钦差大臣节制各军,为内阁总理大臣。湖广者,革命起义之处,节制各军者,期北洋新军之用命,总理内阁则交付政治谋议和矣,可见时势之急转直下。袁未必忠于清室,亦无情于革命,然为大义不能篡清室,为人心不能打革命。于是挟革命之势以迫清帝,恃北洋新军之力,使革命胜负不可知,而双方均不得不就其范。观吴禄贞之被刺,与滦州起义不成,显然革命势力不许延至近畿之意。最后由北洋新军将领联名请清帝退位,还有旧交故吏种种策划,终成就其一人之欲望,此均有线索可寻。
除以上三个势力皆不能战而只能和,尚有两个势力促成辛亥和议:其一为南北士绅,其二为外交团。士绅如张季直先生草清帝退位诏,列名南京临时政府,曾以个人资格借款充政费,然系袁之故交,后为进步党重要阁员。外交团在中国能左右政治,辛亥革命,知中国民气不可遏,革命军且首先表示承认条约义务,故沪汉各国领事严守中立,然亦劝南北息战言和。中山先生最后协议五条,其中要点皆欲以外交团作证为保。一条曰:“清帝退位,袁世凯即须知照驻京各国公使。”又一条曰:“文接到外交团通知清帝退位后,即行辞职,然后推荐袁世凯为总统。”其不信任与不得已,可以见也。袁在报告清帝退位诏同时,电南京托故不能南来就职,盖南来即失去其北洋武力的根据。其电曰:“现在统一组织至重且繁,世凯极愿南行,畅聆大教,共谋进行之法。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若有动摇,牵涉全国。诸君惟须审察时局,必能谅此苦衷。”而南京仍派蔡元培、汪兆铭、宋教仁等北上迎其南来就职,致有北京兵变之事。欲为借口,祸及民众,其存心决不离老巢可知。
我今离开政治层,述辛亥革命时一般民气。上章说过我母亲带我二妹性仁下乡讲说革命不是造反,光复是拿回祖宗之物,请大家帮助革命军,获得乡下人同情之事。吾家女仆周老妈妈曾以工资购买浙江铁路公债,至此又以工资捐助革命军饷。沪杭宁沿线各地朋友谈及家乡之事,多相类似,有力者踊跃出财助饷,讲演者有乡人煎汤以慰劳乏之事。在上海,商店伙计每日争阅报纸,其不得者,数人聚看一张,或一人读给余人听,顾客与店员隔柜讨论光复与共和,延迟买卖。九亩地的新舞台,向以演新戏开风气称,这时任何团体借用剧场开会,或请演义务戏助捐,有求必应。社会轻视伶人心理,自革命时起开始改变,初次听见年轻的世家子呼演员为某先生某伯伯,与革命有关的演员弃掉艺名而用本名。武昌起义系每人用白布缠臂为号,凡准备响应者均预购白布,商店白布利市数倍。杭州光复之前,布店白布一夕而空。由上海暗运手枪炸弹,装在铺盖内亦无人查察。逃难的人甚少,大家不以革命为可怕的事。社会上很少人谈未来政权,亦很少听见人受指导而革命。报上偶有局中人自相攻击的文章,一般人不深加注意。中国人普遍的朝气和热情,再无过于辛亥革命最初之刹那者。人情之可感者,如天津女师地理教师南通白雅雨(玉昆)先生在滦州革命未成,被捕斩首。白先生生前有得意女弟子嘉定黄君守瑾,曾欲聘为儿媳,黄家因事未允,至此黄君自愿许婚,料理白先生后事,奉养孀姑。我从白先生学时不长,闻黄君事常挂于怀,后知黄君之夫白君在冯玉祥军中任事,当亦为滦州关系。北方同学因在官立学校,一向不问时事,四年前对徐锡麟、秋瑾之案,未动于衷,此次倾向革命甚于南方之青年,或即日南归,或往来南北,携带禁品,不辞艰险。同学陈翠琬、于士嘉等由沪带炸药赴津,装置如送礼之糕点,我见到她们工作,还有李钟和亦在内。前述直隶方伯旗人增韫,在保定以育婴堂转变成一女学校,增韫自己的女儿与育婴堂女孩,同以“钟”字排名,而均无姓,钟和与她的妹妹是另一客居在保定的家而惟一有姓的学生,她后来转到天津女师的。天津同学大都受白雅雨先生的影响。
我虽望国家之改革久矣,然从未参加过任何组织,亦不知“同盟会”之名,想不到我父母不但不反对,而且赞成我参加革命行列。我父亲一次有病,曾对母亲言,可惜最大的孩子不是男儿,不由我不自励,诵“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之歌辞而奋发,这时仿佛我是一家中可出的一名壮丁。我再到上海,住在七浦路周寄母家,寄母是我母亲信托的人,家里宅大人多,我去添热闹而不怕拥挤,我在上海必住其家。我说明革命宗旨,寄父周肇甫(承基)先生寄母沈毋隐夫人,诸妹婉青、淑青、蕙青热烈赞成之情形,与我父母和我弟妹相同,周氏弟妹从此呼我姐姐而不冠名字,我惭愧而亦感动,受此敬意。上述为发沪军军用票而致破产之信成银行即为周家产业,信成协理沈缦云先生系寄母之兄,上海商家为革命直接损失之巨,以周氏为最。我到沪之时,上海尚未光复,寄母见我奔走,照顾甚于平日,我的远方朋友来,她留宿留食。到冬天,她见我所携寒衣不多,而我往来的朋友多穿甚朴素玄色衣服,一日她拿一件黑缎羊皮袄要我穿着,事后知全家只此一件合我尺寸而玄色全新之冬装,她用更好之物品换来。又拟做丝绵背心,谓枪弹不能入,一若我真将出入枪林弹雨中,亦未计在枪林弹雨中还穿绸缎皮袄?如此未上前线而作英雄,言之犹愧,然不厌言之者,于以见素不问外事之前辈和同辈,在光复之际,如何尽其热诚赞助参加的人。
我们不期而遇的有几个学校的朋友,或素识,或相闻知。天津女师的郑仲完(璧)、陈允仪(淑)与我姨母葛敬诚、敬和等,上海爱国女学的曾季肃、范慕英,北京女师黄绍兰等,后来又加入苏州振华女学倡办人王谢长达等,又加入胜家缝纫女学吴振球等。我们组织了一个“女子军事团”,借西门方板桥一家停课的女校校舍为集合处,分四项工作:战斗、看护、募饷、缝纫,各以能力志愿参加。范慕英是我在家乡从学数学的范拱微先生之妹,本为体操教员,主持战斗之部。王谢长达年最长,为许多同人的母执,主持募饷之部。还有爱国女学的杨兆良,她们认识上海很多殷实商家,她们挨户去募捐,平常都难得上店的。吴振球本教缝纫,她借得机器,主持缝纫之部。主持看护者谁,已不能记忆。章程文告均出曾季肃手,众推为团长,她是曾孟朴先生之妹。团成立后,呈报沪军都督府,请指导。后来南北军事至南京而止,军事团工作仅以仿制服和募捐略有成绩。五舅湛侯在攻南京时,曾想我们中有否谙西文之人,从军为外报记者翻译,事未实现。在南京时,克强先生部下有人教装炸弹,亦曾练习使用,住在铁汤池丁宅,只极短时期。在沪在宁,同人一律睡地铺,穿黑色衣,吃青菜豆腐大锅菜,自备零用。在军事团未成立时,我们一群人大半未满二十岁,自觉年轻未有社会经验。一日仲完告我,张默君(昭汉)是她在南京读书时的老师,比我们都成熟,请来指导最好,我欣然愿同往苏州沧浪亭访她。我在苏州景海女学,她是我的前辈。景海是一教会学校,以英文为重,而对已有中文根柢的人,颇给插班便利,因其可用读中文时间,全放在自修英文上;默君与我均是此类学生。我进景海,她已出校,甚慕其名。武昌起义,我即日离校赴沪,学校平日,不得家长关照,不许出门,此时不加干涉。我到车站,原拟乘早车,但是日久候而车不至,或车过而不停留,直至晚间始得上车。与默君相值于候车室,又同挤上一节车,时间甚长,一路谈革命,竟无人注意我们。惜这次与仲完到苏州访她,她有比我们更重要的工作,而未允来。
军事团在最后一段时期,曾季肃辞去,同人推我继任,故议决结束,系经我手。我们看和议告成,不宜再虚掷时光,大家同意解散。想起成立时曾报告沪军都督府,则解散时亦须去申报,上次报告时有仲完参加,故此次由我与仲完二人同去,接见我们的很巧是膺白。我们报告团事终始后,我曾述一向对革命的理想,和几个月间见革命的情形,这段无意中对辛亥革命的临别赠言,竟成为我们相互认识的开始。我的五舅湛侯和堂兄阜升都与膺白同学,但我们系初次见面。数日后,膺白到七浦路周宅,送我一册他所译樱井忠温着有关日俄战争的书,日文原名《肉弹》,中文称为《旅顺实战记》。
我们一班人热血有余,贡献极少,自这次经验,同人都不再参加群众运动。有一点相同处,觉冲动时期已经过去,国家需要建设,个人需要学问。有人提倡女子参政,我们几个人因受旧书影响,看得从政不是清高的事,又以如果参政,须先具备足以参政的条件,故均无意于此。民国元年(一九一二)暑假以前,我们已各归本位,教者归教,读者归读。仲完她们在天津还有半年功课未毕,她函请校长提早复课的稿子是我代草。我读德文时,住上海七浦路周家为诸妹补课,诸妹在附近爱国女校读书,我去听其国文专修班的课,主持者是蒋竹庄(维乔)先生,与我父亲在商务印书馆同事,竹庄先生建议我学英文,预备考官费留学。我自己本在前述苏州景海女学读英文,革命后,我仍存此希望,故亦仍回苏州去了。
补记
我写了《辛亥革命知见》后,几年间,陆续看到听到许多当事人自述的辛亥革命史料。我最注意的是上海、南京、杭州三处的事,三处相关联的事。上面我已很强调:南京光复为辛亥成败关键,而上海尤为关键之关键。我读了这些史料后,增加了我理论的根据和材料的补充。
关于理论者,有人以为光复上海有比陈英士先生更多劳绩,沪军都督不必定属之陈先生。我以为陈先生所影响者,不仅上海,不是他,杭州光复没有那么快,而浙军之攻南京,亦无此后台。关于史料者,我看到了本来知而不详,不敢轻于引述的材料,亦即我《回忆》中最需要充实的材料——膺白在辛亥革命的工作。两个问题本属二而一。我不惮烦节录引用葛湛侯《辛亥革命与浙江》一文,以下简称“葛文”。
读者注意:杭州光复虽由于浙省“新军”,然上海来的“敢死队”,起了助威促成作用。攻克南京虽大部由于浙江新军之力,然上海来的敢死队,又加入了最后的冲锋。我推测,这敢死队不但是陈先生的关系,还是蒋先生的关系。膺白我没有听他说过,我知道的是他与浙江武备同学的关系。以下葛文:
在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省的革命中心力量在新军,这是人人皆知的。但这中心力量是如何形成的,多数人未必皆知,各方面的看法亦很不相同。孙中山先生对于浙江革命力量的形成具有极大的影响,这是肯定无疑的。还有像徐锡麟、秋瑾、章炳麟、蔡元培等党人或挺身赴难,或振臂疾呼,激发了其时的知识青年,同样对人们思想上起了巨大作用,这也都是事实。不过除此以外,还有若干人,他们所作所为也曾起着更直接的影响和作用,而其事迹在当时却似东鳞西爪,后人记载亦仅若隐若现,使我这个身与其事的人自觉不能已于言。谨记录当年有关数人的若干事情以及浙军的杭州起义,南京赴援等等重要经过如次,亦仅勉记所及而已,至于传闻臆断之说,则宁付缺如。
葛文所特别涉及的人有三个:一、伍元芝,二、蒋尊簋,三、黄郛。
伍元芝号兰荪,江苏上元县人,前清进士,改官浙江,任浙江武备学堂总办。他可以说是浙江新军中革命思想的播种者。他在武备学堂经手招收的学生有第三、四、五期正则科和两班速成科。这三期正则科的学生是全校最优秀的,也是后来在革命事业中最为积极,最为得力的。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先后调进了新军部队,充当各级军官,有的还去担任文学堂的教师。武备学堂大柱上有一副对联是伍所撰写,联曰:
十年教训,君子成军,溯数千载祖雨宗风,再造英雄于越地;
九世复仇,春秋之义,愿尔吐司修鳞养爪,毋忘寇盗满中原。
这寇盗满中原的“满”字是双关的,与联语的含义是何等胆大心深,给青年学生以教训刺激。数十年之后,我还先后听到看到过几个武备学生背诵此联,一是膺白自己,二是《膺白故旧感忆录》里葛敬恩、赵正平两个人的文章,与最近我在台湾晤见的沈子万(鹏)先生,他已八十二岁高龄,还口述此联不误。
伍总办对学生中思想前进,好学奋发的人,都是十分奖掖鼓励,多方照顾。他不待他们毕业,提前保送出洋留学,膺白即其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