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亦云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2.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与我同辈女子,读书大都是年长后半路出家。我幼时在家,无意中识几个字,最初从壁上挂的对联,椅背上刻的唐诗学起,喜欢问长问短求个明白,触动了我母亲要我读书之念。家里绝无为我一个人而请教师之理,外祖家、外叔祖家都聘有馆师,但专为诸舅。姨母们即使要读几本书,仅到书房上书,即回内室温习,并不查考认真,母亲不便开口送我去附读。她忽然转念头想起一个人——外祖父的老师周春圃先生,成家得子甚晚,老先生在世不及教儿子,却教过他第三个女儿读书。这位三小姐在家做手工养母,住得离书家不远,母亲去同她商量,命我正式从她读书。我生平第一张书桌是周家三小姐做针线的板台。后来女子读书风气大开,我这位开蒙老师取名振亚,曾到上海务本女学读书,回嘉兴又和我同过学。她母亲去世,我父母为她伶仃,请其带着灵位搬到吾家,灵位设在一间空屋,而她则常与我在一起。我幼时学数学所用《笔算数学》教科书三册,从第一习题到末一习题,不漏一个,都是与她同做的,振亚先生后来出嫁,我母亲代表女宅,她有了孩子还带来见我母亲。
我十三岁以前,未出家门百里,没有见过山,读书至“登泰山而小天下”“悠然见南山”,常常不胜其向往。十三岁那年夏末秋初,忽然坐一夜小火轮到上海,从上海换海船到天津,经过几千里路,我依然在一无山之城。天津是渤海湾里一个咸滩。因这次读书之缘,我后来曾一再卜居于此,而且在天津大半的时间我们过的闭户读书生活。
我到天津读书是偶然又偶然之事。在嘉兴,我们七八个人的私塾,家长非亲即友,都住在一条街上,除我姨母和我家里,或因人多,或因屋少,没有做过讲堂,其他几家都做过,以在吴家最久;因吴家有一男生,必定要请馆师,且有供先生膳宿的地方。当时我们几个人大半没有目的,得读书已深觉幸运,用功不待家长督促。我姨母敬诚每日要在灯下读书至二更后,外祖母怪她不做女红,她放学后先做弟妹鞋袜,使外祖母无话可说,然后回房读书。我是同学中最不用功的人,喜欢听陈莲史先生谈闲书,注意时事。陈先生有时自言:“一腔热血,竟洒何地!”他老先生不知为何感触,我却深为同情。戊戌、庚子之事,我们耳熟能详,甚为刺激。我到天津去的上一年,美国禁止华工,中国人抵制美货。这是中国抵制外货的第一次,嘉兴人甚为激昂。后来为国会议员的褚慧僧(辅成)先生,编了歌拿了面盆在嘉兴沿街敲唱“劝人勿用美孚油,改用其他火油,每箱只用十文醋,功效胜于美孚油”等话。我们家里大半还用菜油灯,听劝即停用火油。我一生于用洋货极自谨慎克制,这是初次的刺激。
寒暑不改的在这小天地中,我们有时亦想望嘉兴以外的地方。董文英、周振亚曾到上海一学期,回来说:生活讲究,用费大,读书没有我们认真;她们不再去,我们亦不希望。忽然有一日,上海来的报纸登有官立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在上海招生的广告;资格是身家清白,二十岁至三十岁尚未成家之读书女子,待遇是学膳免费、依成绩月有津贴,毕业后由学校派往各地尽义务,月薪最低卅元。监督傅沅叔(增湘)先生亲到上海招考,学额是四十名,傅先生的履历亦在新闻里载着。这个广告打动了我们一半女同学,董文英已过二十岁,决定去应考,吴振华年十九,八姨葛敬诚年十八,都报作二十岁不至有问题。董家志华、志新、志中因家长不许,本人亦无意远行。只有我,年纪相差太远,要去而不能,望报兴叹。投考结果,去的三人全被录取,而八姨则高居榜首,为四十人中第一名,回家准备行装,外祖父将亲送到沪登船。这时最失望而且彷徨的人只有我,平时我因年小得意,这次因年小吃亏。同学走了一半,私塾已经解体,我将何往?母亲平常管我很严,更不在我们身上浪费分文,这次她对我同情,叫我自己打听杭州有个学校,如果好,让我去;又拿出白洋一包,请外祖父带我到沪送行,参观大轮船。严母无论如何藏不住她的慈爱,而且用“大轮船”哄我,还真当我是小孩子。
傅沅叔先生和录取的新生及送行的家长,分住上海三洋泾桥泰安栈、全安栈、长发栈,候船动身。外祖父带着姨母去登记报到时,我跟着站在旁边,我还剃发男装,穿件白洋纱长衫。沾了姨母先声夺人的光,傅沅叔先生与外祖父殷勤问答,看见一旁侍立的我,甚为注意,问起我的程度,为何不考等等,外祖父据实以告。沅叔先生立即带我到桌边,提笔给我,叫我写履历报名;写到年纪时,我曾仰头自语:“填十七岁好不好?”再多实在不可能了。他懂我意思说:“不用虚报,填真实的年龄好了。”写名字时,我为曾被同学讥讽“性真”是僧尼法号,想到我一辈弟兄是“景”字排行,我的弟弟君怡谱名“景清”,便临时自名曰“景英”;这个名字实很俗气,大不如父亲所给的原名。到我在女师毕业时,沅叔先生送每人一副他自书的对联,题款知我还没有号,他用景慕沈云英之意,给我取“亦云”二字。抗战时起,我以字行不再用名了。
沅叔先生看我在他面前写详细的三代履历,我虽然没有准备,而且是第一次写履历,我记得我父亲所写格式。父亲以我嗣祖父母为父母,而称祖父母为本生父母,故我的履历里亦写有祖父母和本生祖父母二项,一切我照着所见过的规矩。沅叔先生看了我的报名单,叫我准备同船到天津,他说在天津还要招生四十名,并向外祖父说,考得好将不拘年纪,否则送我到“高等”;天津另外有个叫高等学堂的,亦是他所主持,若是保送,亦可免费。我就是如此意外的随众登程,来不及再回家,外祖父打电报给我母亲预备行李;我的行李三件——一只箱子,一只网篮,一个铺盖——是由戴生昌轮船送出。动身之前,同学见我穿着长衫,笑问是否招有男生,我急自将长衫剪去半截,过膝短褂,勉强符合当时的女学生装。
我们浩浩荡荡员生四十余人,在光绪卅二年丙午(一九〇六)夏末秋初,分乘招商局新裕、新济两轮先后出发。所住俱是房舱,每二人同一室,有上下两层板床,各用自带铺盖。我和姨母同室,她睡下层,我睡上层,二人都晕船呕吐不已。在上层甚不便,我搬睡地板,铺一席已无隙地,旁置面盆一备吐,茶壶一供止渴。开着舱门,略通空气,姨母时刻叫小心茶壶面盆,怕我倒翻。我素有晕船晕轿之病,坐海船此系初次,房舱颇不洁净,更为不惯。离家时一股勇气,中途已想起家来,暗自流泪,惟不肯告人示弱。舟抵烟台,始能起身,小贩上来兜售水果,均价廉物美,苹果、葡萄、梨,鲜美为家乡所少有。出门至此,已是北地风光,传说中北方生活之苦,存有戒心,不想天产之佳,气为之振。江浙同学均不能国语,仅周道如曾客他乡,胡佩芝(永瑞)是安徽人能说官话,大家恃为护符;官话即普通国语。当时我们旅行最苦的一件事要自倒马桶,用铺盖索结住桶柄,向海一抛;这工作在风浪摇摆中,姨母和别的年长同学合作,怕我失足,不让我做。若干年后,始知船上有大餐间设备最好,还有官舱亦比房舱为洁净,当时只知有统舱,比我们还要不如。我们虽有若干不便,但全舱尽是同学,一星期朝夕相共,家庭和个性都已熟识。后来在校,出入相照料,疾病相扶持,人人感觉第一期同学间感情特厚。我们到天津的一天,在紫竹林码头登陆,天只小雨,霎时大雨倾盆,抵校水已没膝,候行李下午始到。自晨过午,大家忍着湿,天津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
天津本一滨海卫所,自通商辟埠,增加地理上重要性,地方日趋繁盛,其繁盛仅次于上海。与上海有不同点,上海的繁盛向租界附丽,天津则与租界抗衡。租界刺激了社会有心人,乘北洋大臣项城袁世凯权位之隆,在其治下,一时兴教育、办实业,为全国各地之冠。天津的警政亦有名,治安可靠。吾人于历史对项城有不可恕的地方,然他这段在北洋总督任内所办的新政,是不能抹煞的。其间有一位热心而“为而不有”的严范孙(修)先生——那时我还不知其事——是与这些新政的举办大有关系。他是项城所敬重的一个朋友,家住天津故城,后来人们纪念他,称他所住的街为严翰林胡同。他的严氏家塾即后来的南开大学,他与别处提倡地方事业的人不同,只鼓励和成就别人做,而自己不居。
我们的女师亦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校址在天津河北区,是中国人自营的新住宅区,马路电灯自来水俱全。路以经纬分,用《千字文》句依次为名,女师所在的第一条横马路即名天纬路。这个学校名义上的倡办人是北洋大臣袁世凯,在其任内入学的人,他都视作学生,实际筹备而主持者是傅沅叔先生。傅先生是四川江安县人,一位少年翰林,办学时还不过三十几岁。他开办初期的目标,要速成一百名小学教员,分向北京、天津、上海三处招生。那时读书的女子甚少,读过新书的更少,二十岁而尚未成家的少之尤少,不得不借才异地,躬自远道招生,登报招收女生,在当时尚属创见。后来北京、天津、保定三处,有不少江浙籍的女教师,于南北人情生活习惯的沟通,颇有贡献,不能不说由于他的远见和勇气。一部分地方上狭窄人士,以为用北方的经费,培植异乡的人,亦有持异议者。傅先生之后,校长都为本省人,学校名称,亦由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改为直隶女子师范学校,又改为河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最后扩充为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我是北洋女师时学生,毕业时,北洋大臣已非袁世凯而是杨士骧了。傅先生在我们一班毕业后,升任直隶提学使。张之洞为学部尚书,办京师女子师范学堂,请他兼任校长,故京津两地最早女学生都是沅叔先生弟子,而京女师教职员中,已有我速成的同学在内了。
傅先生做我们校长——那时称为监督——和我们见面是在全体聚会有典礼时,听他训话,此外我们的一班国文教师缺课,总由他自己来代。学校日常的事有吴蔼辰(鼎昌)先生主持,那时称为提调;吴提调是直隶清苑县人,举人而留日学师范。我们的日本女教师佐口美都子讲教育学、心理学时,翻译先生请假,他常代充翻译。我们的课程分为第一部、第二部,前者偏重文史,后者偏重数理,由各人自愿选择,我选的第一部。我们的班次共分甲乙丙三班,同时入校,同时毕业,三班并不整齐划一,有国文在甲班而数学在丙班者,亦有读过外国书而对本国文史甚隔膜者,各按程度插班。大考三班同榜,以各自总平均定等级,此等级亦即津贴的标准,故人皆宁为“鸡首”而不作“牛后”;各样功课全在甲班者不过数人。因时势所需要,我们有未毕业而已受聘兼课之人,没有想做事而失业的人,时代与社会都十分优宠我们的。
我到津一个月后,父亲母亲在报上见我被录取的消息,这是一九〇六年。我生平名不见经传,这却是第一次见报,忝居榜首。我函禀父母,选入偏重文史之部,功课全在甲班,考试成绩得最高津贴,每月十元,足以自顾衣着。我与其他同学不同,须改换女装。
在家塾时,我们都用最廉价之笔墨,到津后,自己出入书店,虽无补我拙劣的书法,我慷慨买上等纸笔文具,有时迹近浪费。
社会是期待我们的未来,不是奖许我们的既往,如此对待仅受有限畸形教育的女子,实在大厚了。我不能不感谢在家塾的老师们,不疏忽我们,使我们得接受这样的机会。
在天津,我们前前后后的老师中,董宾国(士佐)先生四川人,孙师郑(雄)先生江苏人,邓和甫(毓怡)先生河北人,都教文史十分认真。我在嘉兴时,未读诸子书,邓先生是注意学术思想的人,引我们认识先秦诸子,提示时代地域与思想文体的关系。他叫我们看一段文字,评论其为某类作品,这亦是一个速成教法。讲堂上读不了多少书,然如果好学,亦可借以得点门径。我始终不是做学问的人,但受邓先生影响甚多,我的读书方法常照他所提示。他是吴汝纶得意弟子,留学日本,剪了辫子将假辫钉在帽子上,夏天亦带着黑纱瓜皮帽。教地理的南通张蔚西(相文)先生早年旅行西北,是中国地理教科书最早作者,我在私塾时已读过他的书。这几位老师若非官立学校经费充足,若非大邑集各地之才,是不容易遇到的。
我们有四位外籍女教师:两个日本人,一个美国人,一个德国人。与同学们最亲近的是那德国先生贝安纳小姐,她教的是德文和图画。她本是一个油画家,请来为西太后画像,到京后期,安插在我们学校。没有一位先生像她那样在功课以外关心学生的生活起居,学生有病住病房,不管是否在她班里,她无有不去探望。她看我们饭食不够营养,冬天每日送我们一大锅牛奶,放着可可粉,摆在饭厅里,要大家取喝。大半的同学没有吃过可可糖,亦不喜欢牛奶。她又觉得我们不够社交娱乐,向监督说明,请同学到她家里,或由她带到她朋友家里。她用心学中国话,与中国教师家庭往来,大概还从德文书里读中国历史文学。她和中国人亲近,很模仿中国风气,比传教士不同,与外交官亦不同。她会说英法语言,非万不得已不肯说。德文班里同学每人有个德国名字,她选择给我的名字一改再改,解释意义给我听,不知要把多少好的意义给我,最后决定的,是含有勇往直前之意。她一心希望我到德国读书,以为我的年纪读完中国书而去不算迟,曾有一个暑假她想向监督商量带我去北戴河。我后来回到南方,她还介绍驻上海德国副领事裴尼赤,请其为我寻一德文教师。那时同济大学还未开办,上海很少读德文的人,裴先生热心介绍领事馆的秘书巴克洛,教了一短时期,不受薪水,我甚觉不安而中止。我历述这段故事,记一个外籍女教师的认真和热心,亦表示她们一个国民在异邦所努力的情形。吾弟君怡后来到青岛读德文,我母亲的决定可能受我一点影响,则又是一件事。十余年以后,一九二二年之春,我和膺白同到柏林,事先写信告诉贝先生,时黄伯樵、郑仲完夫妇,和吾弟君怡都在德国留学,她日日向他们探问我的行程。我抵柏林不到一日,她的电话来了,立刻拿了一小盆花赶来会我。我亦和伯樵、仲完、君怡同到她离柏林半小时火车路程的家里玩过半日。时德国在第一次大战新败之余,物资缺乏,人民生活刻苦到极点,她饷客的咖啡没有糖,黑面包没有白脱油2而她的画,她在中国所拍的照,她译的陶渊明诗我不知对不对,都陈列着给我们看了。她几次拿着预先写就给我的信而到柏林访我,她说我不在家或没有空,则留下信以当晤言,不虚此行,我常当着她面读她的信。她愿意为我和膺白画一油画的像,许我们只需要面坐一次,给她一张相片和看看我们所穿的衣服。正巧已经有徐悲鸿先生为我们在画,我们谢了她;徐君时在柏林学画。我离开柏林的时候,贝先生当面送给我一件纪念品,包扎甚好,同时交给我的信里写着,是她家藏的一件磁器,是德国人从中国学得的东西,叫我回到中国再开看,以免包装之劳。这件磁器是一兜花有盖的碗,带回一点没有破损,我保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方失去。
在天津的师友,我直接相从之时虽不长,因后来吾家又卜居天津,我的妹妹性元亦到天纬路女师读书,她的年级为第十五期。教师中有我的同学,我去访同学且接妹妹,差不多每星期到天纬路一次,而我卜居天津最早的理由,亦即为与天津有过这段历史。三十年后的一日,在北平,沅叔先生邀我们尚在平津的同学相聚于其“藏园”,我答席于寓所,师生皆有诗纪其事,惜均不存。只记沅叔师诗有“湖楼问业愧称师,老蛙虫鱼笑我痴”等句;同学陆清如(绍芬)诗有“小聚宣南列绮筵,梅花香里话前缘,回思共砚津沽日,七十人中最少年”之句。第一期三班一百名同学,终其事者实仅七十八人。孙师郑先生的诗尚存,其一首曰:“清才弟子胜于师,把盏犹疑梦幻时,话旧尽多三益友,写怀各赋七言诗;病须止酒难谋醉,老尚耽书自笑痴,人寿月圆符吉语,再迟卅载我期颐。”这四支韵系由我起,我的纪事句曰:“千里担簦远事师,卅年弹指忆当时,及门最少同参鲁,学句维艰羡赐诗;多难从征常是憾,伤离小叙益如痴,今朝幸作忘忧会,且向金樽觅笑颐。”沅叔师曾到过莫干山,他喜游山,他的游记有时登在天津《国闻周报》,我读过他的单行本《秦陇纪游》,是游华山后作。来莫干山是在其游黄山后,他题我们白云山馆纪念册诗曰:“踏残黄海莲花蕊,来访吴王铸剑池,筼谷深沉供笑傲,白云无尽写襟期;四方多难宁长隐,一壑能专亦自奇,竹露烟霞容久坐,好教北客洗尘缁。”
我手边尚有沅叔师几封信和师郑师一页改笔,将永为纪念。我与母校最后一个纪念,为赠沅叔师所影印的善本《周易正义》,书后有他手写长跋。当付印时,我承命预约十部,出版后仅求五部,四部分存于文治藏书楼、新中国建设学会等处,皆有师手题第十六、十七部字样及膺白和我的款。其余一部我请师直接由北平寄赠天津母校图书室,后有母校图书室执事某君到山,提起收到此书而未知来历;我申述原委:这是“最早的师生”合送的一件纪念品。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