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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华书局陆费伯鸿（逵）先生有信述其过去对制宪主张和政治意见，亦有对摄阁的期望。膺白和他因印书而相识，曾贡献对中小学教科书意见，这是国民教育基础，不可只顾目前而作营利看，出国所至，曾购其国教科书寄赠中华供参考，平常很少通信，这次陆君的信如下：
膺白先生道鉴：久不通讯甚念。阅报知公奋起颠沛之中，权摄大政，以公才识，必能于国家有所裨益，企望何似。客岁贿选声浪初起，上海总商会有民治委员会之组织，弟被举为委员之一。当时曾提一案，主张国会移就上海总商会开会，迅速议宪，宪成之后，每人酬一万元，预向税务司接洽，由关余拨付，盖与其任野心家贿选，不如由国民购宪也。不幸该会误入歧途，此案终未议及。今则宪法不为国民所承认，国会亦为国民所唾弃。解决纠纷，无从下手。说者拟用元年革命手段，仿元年约法成例，开各省代表会议重定宪法。弟意此事非不可行，然拟好之后，必用国民总投票手续，以昭郑重。否则甲一革命，乙一革命，甲一宪法，乙一宪法，他日扰乱必更甚于今日。至于政治方面，第一须行法，曹虽贿选，倘能逆取顺守，实行宪法，国民亦未尝不可恕之，盖恶法胜于无法，而多数巡督之为患，远甚于贿选之总统也。第二须坚壁清野，不畏强御。前岁黄陂之入都也，弟曾与某君谈：黄陂既为冯妇，须谋所以善后之法。宜不问事实如何，以一纸明令废督裁兵。就小朝廷之收入，自行维持，无论何方加以压力，决不接济分文。其拥有重兵者分命筹边，如各方不遵命，舆论自有制裁。万一危险及身，轻则一走了之，重则以身殉国。盖收入有限，欲壑难填，既不能始终讨好，何如严厉于始，或尚有几分之希望也。国事日非，救治不易，即以实业界论，纱业已坠深渊，汉冶萍招商局皆危如累卵，一般工商业之凋敝，地方之糜烂，民生如此，国将安傅？每读大着《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辄觉不寒而栗。今公虽权摄大政，未知久暂，然不能不望公掌一日国事，为吾人谋一分福利，祛一分祸害也。弟陆费逵上。（十三年十一月九日）
当时文化界及关心国事之中间分子，寄摄阁以厚望，许为北京最清新欲有作为的一个时期。可惜摄阁只有极短时间，被旧势力烟雾所罩，不能与一般有心人多通声气，未曾谋得丝毫福利，亦未祛除多少祸害，这是无成见的爱国。从此以后，中国在“腐化反动”和“过激极端”的斗争下，前者固已成时代的糟粕，然犹能腐蚀国家，后者亦为势所必至，然甚为国民所恐惧。中国国力消耗在这两种势力下，选择第三条路的人，亦想不起他们的前锋还有这么功败垂成的一幕。国民军的本身后亦变质，为反动派利禄所引诱，为过激派行动所利用，以至毁誉不一，世莫察其经过，至今言之，可胜叹惜。
膺白自己从没有机会参加过选举和被选的事。我们对国会中不够分量而弄权的人痛恶，亦对砥柱中流而不可屈的人钦敬。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是以军警包围国会，杂以公民请愿而来，然民五（一九一六）以后多少次政潮，曾几度委曲以承认此法统，南北都不得不一时同意。则民元之国会，不问其选举制度和选举经过圆满至如何程度，究竟为多数之国人所公认也。
民国七八年时，我家居天津，学生运动正盛，游行讲演之事甚多。青年们所攻击的目标：一是政治的，反对政府的卖国行动；一是文化的，反对吃人的礼教。二者我们都有同感，但不以仅仅反对为满足。“大法未立”，“无法之国，无教之民”“没有法制等于没有法子”，膺白虽是一革命党，然急切盼望从革命达到有法有制。他应邀到学生联合会讲演时，首劝学生回到学校读书，下一代的学业无成，即欲报国，将何所恃？罢学罢课对国家是莫大的牺牲，可一而不可再。他曾建议青年们做一个工作，假期回里，到民间解说国民投票选举的权利和责任。一张票，举出我们的代表来参与国事，这个名字写下去是丝毫不可大意的。同时且要人民明白国情，这样的运动是积极的，人人觉醒，坏人有所顾忌，自然难列于朝。他自己在这时期正是做“明白国情”这一工作，虽是一个人独来独往，然国民军最早的动机，不可谓不由此工作影响而来。
临时执政系由一部分军阀拥戴，不据法统，亦非革命，其系过渡之局与摄阁同，其动机与对国家之心理则大不同，历史亦显异。其召集善后会议等等，不过为完成其政权延长及政权合法，并非真欲公国是于国民，故一开始，即为参加善后会议的分子问题，与中山先生龃龉，而不肯让步。中山先生所主张的国民会议和善后会议中加入社会代表等等，虽然后来在他自己的国民党，经过内忧外患二十多年而始实现，在当时我们是倾向中山先生的话的。膺白为国民军不能表示不合作，后来不得不参加这个善后会议，是他一生最守静默的一次，自始至终没有发过一次言。
为公我们虽颇失望，但为私如释重负，无有遗憾。膺白的交卸甚易，他有两个职务：国务院的交代如上述的清室玉玺送在教育部历史博物馆，交通部的交代曾得其后任批评为老实。交通部是北京内阁中最有积存的一部，当其后任叶玉甫先生发见积存丝毫未动时，言膺白即不自裕，亦尽可拨作冯军饷项以示惠市恩，而均未做。
膺白卸职时曾做两件事：其一，他建议冯先生柬请摄阁同人聚餐一次，摄阁同人不尽与冯相识，此番来去均甚倏忽，有此则共事之情似乎圆满些。其二，他自己发个通电，他用个人名义发通电向未有过，这次临时执政所接收者为摄政内阁，但他们并不如此说法，则膺白算交给谁何的呢？不能不有个解说。这个电稿是刘治襄（焜）先生起草，膺白所修改，二人笔迹还很看得出。尤其末段，“……消除兵氛……确立共和……不再种循环报复之因，不再留因循敷衍之习，使内争永绝于中国，建设开始于甲子”云云，都是膺白所添，是其宗旨和切望。治襄先生是《庚子西狩丛谈》笔者，在摄阁系袁文钦所介。后自动为膺白草辞全国道路督办之文，做得典雅极声色之致，意含讽刺，稿未留。下为摄阁解职通电：
郛自束发受书，以身许国，痛心国难，改习兵戎。辛亥之年，神州光复，江南驰逐，忝总师干，谓当翊赞共和，发扬盛治，不料政潮亟起，夙愿都非，异国飘流，三易寒暑。民五以还，旅居津邑，闭门却扫，屏绝外缘，著述自娱，从未一干时贵。前岁经历重洋，漫游欧美，复参与太平洋会议，默察世界转移之大势，环视友邦竞进之急潮，棘目刺心，忧惶万状；念吾国适当百川东注之会，若不亟追直起，万不足以柱此横流。自顾一身，不惜抑志屈情，重撄世网，冀竭可为之力，以效能尽之心。比两年中，三仕三已，无益时艰。目睹政象之昏污，纪纲之颓废，骄将强藩之跋扈，谐臣媚子之贪横；外而债台高筑，国信愈隳，内则时日兴歌，怨尤并作；重以水旱连年，四民失业，转输百道，倾国家兵，沦胥已迫于目前，支厦殆濒于绝望。权衡大义，万不容以匹夫之小谅，致沦宗国于危亡。数月以来，周旋杌陧，绥辑危疑，骇浪惊涛，备尝艰险。幸逢群帅协谋，各方响应，未逾匝月，兴复可期。兹者合肥段公，入京执政，老成硕德，万众响风，三奠共和，功在民国。在郛传栈之责已完，而当轴建树之功方始。回忆曩日忝参阁席，名位不可谓不高；躐长卿曹，知遇不可谓不厚；今公私虽未能两顾，而内疚终抱于无穷。除另电宣告解职外，谨当即日归田，遂我初服，既可安此心于寤寐，而迂回赴的之苦情，亦或可邀谅于友朋。所望全国贤豪，辅佐执政，迅断鸿猷，力更前辙，以消除兵氛为要务，以确立共和为指归，不再种循环报复之因，不再留因循敷衍之习，使内争永绝于中国，建设开始于甲子。敬布困忱，伏希垂鉴。
冯先生从天津回京，闷不作声，他有拿不起放不下之苦。国民军要抵挡撤回的直军，周旋进关的奉军和伺隙的皖系。杨村之战，以为一举可以得手，所部资格最老的张之江、李鸣钟连战都未成功，轮到新进的韩复榘始打通天津，战斗力需要再自估计。国民军三军各有弱点，而二、三两军为其累多而助少；二军的纪律与欲望尤可议。对方乘其弱点，弄得国民军本身秩序渐乱。
宴请摄阁同人一事，经冯同意约定了日期，在城内旃檀寺冯的司令部举行，本不过一种人情终始之意。不料及期客到而主人不在，膺白不得已设辞代为作东。隔日接冯来信如下：
昨晚本拟敬备薄酌，借谈衷曲，只以行色匆匆，竟至不果，不情之处，当蒙鉴谅。弟于昨晚八时安抵天台山，觉目旷神怡，有迥出尘寰之概，至为畅适。此间已为吾兄扫除房舍，敬候驾临，即请惠然莅止，共领山林乐趣也。（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天台山平常写作天泰山，在北京西郊，山不甚高，可以步行而上。一座小小佛寺有二三十间房，老和尚之外只一两个小和尚，冯大概本与相识。我们体谅得到他说不出的委屈和苦衷，故不告而别忽然到此。膺白在城里亦甚不自在，遂应邀到山做客。我只去过两次，不是给膺白送应用衣服和药品，即是去接他回家，每次都只一宿。我极力避免参与他们的事，即以前膺白与之通电是我起草之事，亦未说出。我第一次到天泰山，冯太太尚在天津，她是婚后第一次生产，在战前已搬家到津的。所以上次冯的去津，大家以为他是回家，不想他去参与会议。在山与冯先生共餐，满桌都是素菜，每人一碗面条，面色灰黑，白水煮，上浇麻油，我和膺白向不择食，对此亦殊难下咽。有一盆白菜，带点酸辣，冯连连让客说：这个好吃，这个好吃。我佩服他的刻苦，亦甚同情膺白的做客生活。我第二次去时，冯太太已经分娩满月，带着孩子们到山，除新生之女孩，另外的是前房所出。这次的菜与前不同，仍是素食，而干净可口。素食当是守庙里规矩，厨子或由自带了。我和冯太太谈话之际，一个五六岁的女孩进来问曰：“娘，我现在可以去扫地不？”冯太太答应说可以，她拿了扫帚出到院外游玩。冯太太告诉我，冯先生治家很严，要孩子们记苦，与儿女共饭，常常问：你爷爷做什么的？答木匠。你爸爸呢？答当兵。以勤苦教育儿女，故孩子们以工作为玩意。又说冯先生幼年没机会上学，故渴慕读书，看书往往到深夜。一次她见膺白穿件蓝布袍子说：“黄先生亦那么俭？”我说：“他一向喜欢如此，不是向冯先生学，他穿绸的时候很多。”一次我听说他们有出国之议，还贡献意见：多用丝绸，提倡国货。
膺白在天泰山住到冯氏全家往张家口，一日清晨主人到客人门口辞行，客人反而送主人走。这是膺白第一次在本国的山居生活，从此他对山发生更多情意，山亦屡次给他无言的慰藉。在北京时，我们租住香山的玉华山庄，回南方后，我们差不多以莫干山为家。
这时最不幸的一件事是中山先生北来中途即病，是一不治之症，国家正需要他，而延年乏术。国民军之起，事先与南方无接洽，事后欢迎中山先生北来，不但中山先生，所有革命同志均欢迎。这个意思膺白和冯焕章、胡笠僧、孙禹行都一致相同，三军如此，摄阁亦然，电请李协和先生参加摄阁是李晓垣先生向膺白提议的。
膺白没有参加过任何政党。他不赞成以人为中心，以宗旨为教条。吾人受圣庙教育千年，不能尽量发挥个人天赋之本能，已大违孔子“自强不息”“举一反三”真义，岂可民国之民而先入为主，强以相从。他不以革命为换一朝代，主张相忍为治，以成绩博取民意。他始终爱护国民党，然与国民党以外的人亦多为友，尊重各人对国家的意见，他甚至希望中国暂时不要有党。
他对联俄、容共和党都怀疑，但那时若叫他投票举一治理中国的元首，他定投中山先生的票。中山先生是对建设中国有抱负，对国际有认识的人。我们同情中山先生颠沛数十年，年事日高，未尝一日能施展其抱负的情怀，亦了解其视国事日非的焦急。民国以来，论事务，膺白是较与克强先生接近的，然对中山先生的理想和眼光，深表敬意。民国七八年之际，膺白几次到上海印书，每次必到莫利爱路拜访中山先生。民八（一九一九）的除夕，中山先生知膺白一人在旅馆，邀他到寓度岁，席间有沈剑侯（定一）君与膺白辩论，几至争执，饭后中山先生请到书房看他的著作，以改变话题。后来有吴承斋君传说，此日膺白走后，中山先生曾对同志言：膺白到北方出于他的指示，又说：膺白还是个革命党。这实是十分的好意，而膺白对吴承斋说：他的住处和工作是自己选择的。
民九（一九二〇）以后我们出国，民十一（一九二二）回来即到北京，没有再到南方，无缘再见中山先生。西南的情形和联俄、容共、改组国民党一段经过，膺白都不熟悉。他总觉得以中山先生这么一个爱国者，如果给他顺手一点，有个机会如意稍展其抱负，在他自己负责时，有疏忽处可能提防得早，改正得快些顺些，并且拉回一批党内意志游移的分子和爱国的青年来。这个责任后来交给蒋先生就难得多了。在这一线希望之际，中山先生突然去世，不仅是中山先生的大不幸，真是国家的大不幸。我这话似乎事后言之容易，稍为盱衡当时大势的人应有同感的。民十四（一九二五）上海五卅惨案后，章太炎先生来信以中山先生之反对他国之以不平等遇我者，为人心之所同，原函如下：
膺白我兄同志：改革以来倏逾半岁，时局犹昔而外患又起。昨者彭凌霄来，快睹手书，并及厚贶，因知北方近状。中山扩大民族主义，联及赤俄，引为同族……，惟反对他国之不以平等遇我者，是固人心所同。沪汉变起，全国愤慨，此非赤化所能鼓吹。斯时固当专言外交，暂停内哄。大抵专对英人，勿牵他国，专论沪汉，推开广州（两政府本不相涉），则交涉可以胜利。但恐当局借交涉为延寿之术，国民军恃交涉为缓兵之策，惟以延长时日为务，此则但有消极主张而不有积极为国家计，则牺牲数十命，耗弃千万钱，皆付之虚牝矣。闻兄不肯就外交委员，为人格计，固应如是，但此次交涉，匹夫有责，督促政府，仍宜尽力，骑虎之势，无法苟全也。属书两纸，此种高丽笺想是中国仿造，不甚吃墨，为书一纸，并以旧书宣纸屏幅相饷，其语亦正与君合也。章炳麟顿首（十四年七月三日）。
膺白曾在民十三年（一九二四）的夏应《申报》六十周纪念征文，自己选个题目曰：“中俄划界问题刍议”，文中表列中国历次失给俄国的土地，面积大得惊人，都是巧取豪夺，中国人应与理论交还的东西。这篇文章在《申报》登出，当时反应甚少。
五卅惨案专对英国，膺白的主张与太炎先生相同。其复太炎信曰“不图鄙怀，竟符高见”；但他为国民军辩护曰“缓兵之策，或不至斯，语非左袒”；对外交他是始终努力谋举国一致的。当时向冯进说者，均主电慰学生，派代表往商办法，膺白亦以为然，但云勿招东北之忌，必请其联名电沪，方较妥善；这是一个例子。
在这一段期间膺白发见了与章氏的戚谊。他与太炎先生相识已久，从未谈及家世。我家与章夫人母家略带些亲，但章家一向以为膺白是杭州人。一次，膺白忽然想起有个祖姑母嫁余杭章氏，在信尾加了几句：“弟原籍松江，曾祖竹西公长女适余杭章鉴，不知系君家何人？”很快接到回信，鉴字避讳作〇，言系其祖父，并举出好几个表叔行名字皆膺白的父伯辈，问膺白是何人之后。且言：“原委既明，从今以表兄弟相称。”是一件家事插曲。
中山先生在北京去世，他力疾赶到当时民国的首都，似系归正首丘，算是国民军希微的成功。举丧之日，段氏临时托故不至。顽固者愈拒人于千里之外，激进者愈相率而追求幻想，浸至酿成“三·一八”执政府前军警枪杀学生惨案。据在场的人事后传说，当开会拟往执政府请愿时，已经闻有戒备，学生实颇犹豫，其时外面来一人，交一信给台上主席中之一，宣称系国民军李鸣钟之信，声言保护，众遂大胆出发，成此惨案。李函后无人得见，疑是借以激励，则“以百姓为刍狗”了。
随中山先生北来的同志，其时左派右派，各不相容。北京城里，从来未有如此多的同志，亦从来未有如此多的龃龉。其时蒋先生的北伐事业尚未开始，同志们遂格外寄希望于国民军，各以乡谊友谊联络一军二军或三军，北方的事更加复杂起来。国民军实际系有愿未遂，乃失败而非成功，但三军部属被人捧以向所未有之光荣，争权利亦无已时。国民军以外的北方各系遂互相结合，以击破国民军为先务。他们的说法，国民军与南方是一路，南方是联俄容共，是洪水勐兽。这时广帮、沪帮的资产阶级已一批一批避祸而到天津购地卜居。军阀若不是腐化而积恶有素，这号召原可动人，但国民已不能相信他们了。
膺白所知南方的情形，多半得之汪精卫先生，大概都关于蒋先生的事。节录其后来在《感忆录》所记的文章如下：
我第一次见膺白先生是在辛亥十一月，那时候我由北平、天津回到上海，陈英士先生和膺白先生都详细告诉我光复上海与光复南京之经过。
第二次见膺白先生在十三年十二月。那时候，膺白先生正协助冯焕章先生等扫除曹吴势力，欢迎总理北上。
总理于十二月四日到天津，卧病行馆，至十四年元旦始入北平。我在这一个月中，数数奉命，往来平津。
那时候，段芝泉先生为临时执政，膺白先生已退闲在寓了。我和他相见，并详细告诉他广州一切情形，尤其将蒋介石先生在黄埔办理军官学校的情形详细告诉，因为我知道这是他最关心的。他听完之后很感动，并很感慨的说道：“许多年来，各位同志都在南方帮着总理，努力奋斗，北方事情不免丢下。因此我便潜在此间，尽其心力，稍稍布置，只是零丁孤苦的情味，真是说也不尽。”于是他把许多年在北方的工作，历历告诉了我，我听了十分感动，觉得这时候的膺白先生，比起辛亥年间勇敢负责的精神，还是一样，而操心之危，虑患之深，却与日俱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