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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华书局陆费伯鸿(逵)先生有信述其过去对制宪主张和政治意见,亦有对摄阁的期望。膺白和他因印书而相识,曾贡献对中小学教科书意见,这是国民教育基础,不可只顾目前而作营利看,出国所至,曾购其国教科书寄赠中华供参考,平常很少通信,这次陆君的信如下:
膺白先生道鉴:久不通讯甚念。阅报知公奋起颠沛之中,权摄大政,以公才识,必能于国家有所裨益,企望何似。客岁贿选声浪初起,上海总商会有民治委员会之组织,弟被举为委员之一。当时曾提一案,主张国会移就上海总商会开会,迅速议宪,宪成之后,每人酬一万元,预向税务司接洽,由关余拨付,盖与其任野心家贿选,不如由国民购宪也。不幸该会误入歧途,此案终未议及。今则宪法不为国民所承认,国会亦为国民所唾弃。解决纠纷,无从下手。说者拟用元年革命手段,仿元年约法成例,开各省代表会议重定宪法。弟意此事非不可行,然拟好之后,必用国民总投票手续,以昭郑重。否则甲一革命,乙一革命,甲一宪法,乙一宪法,他日扰乱必更甚于今日。至于政治方面,第一须行法,曹虽贿选,倘能逆取顺守,实行宪法,国民亦未尝不可恕之,盖恶法胜于无法,而多数巡督之为患,远甚于贿选之总统也。第二须坚壁清野,不畏强御。前岁黄陂之入都也,弟曾与某君谈:黄陂既为冯妇,须谋所以善后之法。宜不问事实如何,以一纸明令废督裁兵。就小朝廷之收入,自行维持,无论何方加以压力,决不接济分文。其拥有重兵者分命筹边,如各方不遵命,舆论自有制裁。万一危险及身,轻则一走了之,重则以身殉国。盖收入有限,欲壑难填,既不能始终讨好,何如严厉于始,或尚有几分之希望也。国事日非,救治不易,即以实业界论,纱业已坠深渊,汉冶萍招商局皆危如累卵,一般工商业之凋敝,地方之糜烂,民生如此,国将安傅?每读大着《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辄觉不寒而栗。今公虽权摄大政,未知久暂,然不能不望公掌一日国事,为吾人谋一分福利,祛一分祸害也。弟陆费逵上。(十三年十一月九日)
当时文化界及关心国事之中间分子,寄摄阁以厚望,许为北京最清新欲有作为的一个时期。可惜摄阁只有极短时间,被旧势力烟雾所罩,不能与一般有心人多通声气,未曾谋得丝毫福利,亦未祛除多少祸害,这是无成见的爱国。从此以后,中国在“腐化反动”和“过激极端”的斗争下,前者固已成时代的糟粕,然犹能腐蚀国家,后者亦为势所必至,然甚为国民所恐惧。中国国力消耗在这两种势力下,选择第三条路的人,亦想不起他们的前锋还有这么功败垂成的一幕。国民军的本身后亦变质,为反动派利禄所引诱,为过激派行动所利用,以至毁誉不一,世莫察其经过,至今言之,可胜叹惜。
膺白自己从没有机会参加过选举和被选的事。我们对国会中不够分量而弄权的人痛恶,亦对砥柱中流而不可屈的人钦敬。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是以军警包围国会,杂以公民请愿而来,然民五(一九一六)以后多少次政潮,曾几度委曲以承认此法统,南北都不得不一时同意。则民元之国会,不问其选举制度和选举经过圆满至如何程度,究竟为多数之国人所公认也。
民国七八年时,我家居天津,学生运动正盛,游行讲演之事甚多。青年们所攻击的目标:一是政治的,反对政府的卖国行动;一是文化的,反对吃人的礼教。二者我们都有同感,但不以仅仅反对为满足。“大法未立”,“无法之国,无教之民”“没有法制等于没有法子”,膺白虽是一革命党,然急切盼望从革命达到有法有制。他应邀到学生联合会讲演时,首劝学生回到学校读书,下一代的学业无成,即欲报国,将何所恃?罢学罢课对国家是莫大的牺牲,可一而不可再。他曾建议青年们做一个工作,假期回里,到民间解说国民投票选举的权利和责任。一张票,举出我们的代表来参与国事,这个名字写下去是丝毫不可大意的。同时且要人民明白国情,这样的运动是积极的,人人觉醒,坏人有所顾忌,自然难列于朝。他自己在这时期正是做“明白国情”这一工作,虽是一个人独来独往,然国民军最早的动机,不可谓不由此工作影响而来。
临时执政系由一部分军阀拥戴,不据法统,亦非革命,其系过渡之局与摄阁同,其动机与对国家之心理则大不同,历史亦显异。其召集善后会议等等,不过为完成其政权延长及政权合法,并非真欲公国是于国民,故一开始,即为参加善后会议的分子问题,与中山先生龃龉,而不肯让步。中山先生所主张的国民会议和善后会议中加入社会代表等等,虽然后来在他自己的国民党,经过内忧外患二十多年而始实现,在当时我们是倾向中山先生的话的。膺白为国民军不能表示不合作,后来不得不参加这个善后会议,是他一生最守静默的一次,自始至终没有发过一次言。
为公我们虽颇失望,但为私如释重负,无有遗憾。膺白的交卸甚易,他有两个职务:国务院的交代如上述的清室玉玺送在教育部历史博物馆,交通部的交代曾得其后任批评为老实。交通部是北京内阁中最有积存的一部,当其后任叶玉甫先生发见积存丝毫未动时,言膺白即不自裕,亦尽可拨作冯军饷项以示惠市恩,而均未做。
膺白卸职时曾做两件事:其一,他建议冯先生柬请摄阁同人聚餐一次,摄阁同人不尽与冯相识,此番来去均甚倏忽,有此则共事之情似乎圆满些。其二,他自己发个通电,他用个人名义发通电向未有过,这次临时执政所接收者为摄政内阁,但他们并不如此说法,则膺白算交给谁何的呢?不能不有个解说。这个电稿是刘治襄(焜)先生起草,膺白所修改,二人笔迹还很看得出。尤其末段,“……消除兵氛……确立共和……不再种循环报复之因,不再留因循敷衍之习,使内争永绝于中国,建设开始于甲子”云云,都是膺白所添,是其宗旨和切望。治襄先生是《庚子西狩丛谈》笔者,在摄阁系袁文钦所介。后自动为膺白草辞全国道路督办之文,做得典雅极声色之致,意含讽刺,稿未留。下为摄阁解职通电:
郛自束发受书,以身许国,痛心国难,改习兵戎。辛亥之年,神州光复,江南驰逐,忝总师干,谓当翊赞共和,发扬盛治,不料政潮亟起,夙愿都非,异国飘流,三易寒暑。民五以还,旅居津邑,闭门却扫,屏绝外缘,著述自娱,从未一干时贵。前岁经历重洋,漫游欧美,复参与太平洋会议,默察世界转移之大势,环视友邦竞进之急潮,棘目刺心,忧惶万状;念吾国适当百川东注之会,若不亟追直起,万不足以柱此横流。自顾一身,不惜抑志屈情,重撄世网,冀竭可为之力,以效能尽之心。比两年中,三仕三已,无益时艰。目睹政象之昏污,纪纲之颓废,骄将强藩之跋扈,谐臣媚子之贪横;外而债台高筑,国信愈隳,内则时日兴歌,怨尤并作;重以水旱连年,四民失业,转输百道,倾国家兵,沦胥已迫于目前,支厦殆濒于绝望。权衡大义,万不容以匹夫之小谅,致沦宗国于危亡。数月以来,周旋杌陧,绥辑危疑,骇浪惊涛,备尝艰险。幸逢群帅协谋,各方响应,未逾匝月,兴复可期。兹者合肥段公,入京执政,老成硕德,万众响风,三奠共和,功在民国。在郛传栈之责已完,而当轴建树之功方始。回忆曩日忝参阁席,名位不可谓不高;躐长卿曹,知遇不可谓不厚;今公私虽未能两顾,而内疚终抱于无穷。除另电宣告解职外,谨当即日归田,遂我初服,既可安此心于寤寐,而迂回赴的之苦情,亦或可邀谅于友朋。所望全国贤豪,辅佐执政,迅断鸿猷,力更前辙,以消除兵氛为要务,以确立共和为指归,不再种循环报复之因,不再留因循敷衍之习,使内争永绝于中国,建设开始于甲子。敬布困忱,伏希垂鉴。
冯先生从天津回京,闷不作声,他有拿不起放不下之苦。国民军要抵挡撤回的直军,周旋进关的奉军和伺隙的皖系。杨村之战,以为一举可以得手,所部资格最老的张之江、李鸣钟连战都未成功,轮到新进的韩复榘始打通天津,战斗力需要再自估计。国民军三军各有弱点,而二、三两军为其累多而助少;二军的纪律与欲望尤可议。对方乘其弱点,弄得国民军本身秩序渐乱。
宴请摄阁同人一事,经冯同意约定了日期,在城内旃檀寺冯的司令部举行,本不过一种人情终始之意。不料及期客到而主人不在,膺白不得已设辞代为作东。隔日接冯来信如下:
昨晚本拟敬备薄酌,借谈衷曲,只以行色匆匆,竟至不果,不情之处,当蒙鉴谅。弟于昨晚八时安抵天台山,觉目旷神怡,有迥出尘寰之概,至为畅适。此间已为吾兄扫除房舍,敬候驾临,即请惠然莅止,共领山林乐趣也。(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天台山平常写作天泰山,在北京西郊,山不甚高,可以步行而上。一座小小佛寺有二三十间房,老和尚之外只一两个小和尚,冯大概本与相识。我们体谅得到他说不出的委屈和苦衷,故不告而别忽然到此。膺白在城里亦甚不自在,遂应邀到山做客。我只去过两次,不是给膺白送应用衣服和药品,即是去接他回家,每次都只一宿。我极力避免参与他们的事,即以前膺白与之通电是我起草之事,亦未说出。我第一次到天泰山,冯太太尚在天津,她是婚后第一次生产,在战前已搬家到津的。所以上次冯的去津,大家以为他是回家,不想他去参与会议。在山与冯先生共餐,满桌都是素菜,每人一碗面条,面色灰黑,白水煮,上浇麻油,我和膺白向不择食,对此亦殊难下咽。有一盆白菜,带点酸辣,冯连连让客说:这个好吃,这个好吃。我佩服他的刻苦,亦甚同情膺白的做客生活。我第二次去时,冯太太已经分娩满月,带着孩子们到山,除新生之女孩,另外的是前房所出。这次的菜与前不同,仍是素食,而干净可口。素食当是守庙里规矩,厨子或由自带了。我和冯太太谈话之际,一个五六岁的女孩进来问曰:“娘,我现在可以去扫地不?”冯太太答应说可以,她拿了扫帚出到院外游玩。冯太太告诉我,冯先生治家很严,要孩子们记苦,与儿女共饭,常常问:你爷爷做什么的?答木匠。你爸爸呢?答当兵。以勤苦教育儿女,故孩子们以工作为玩意。又说冯先生幼年没机会上学,故渴慕读书,看书往往到深夜。一次她见膺白穿件蓝布袍子说:“黄先生亦那么俭?”我说:“他一向喜欢如此,不是向冯先生学,他穿绸的时候很多。”一次我听说他们有出国之议,还贡献意见:多用丝绸,提倡国货。
膺白在天泰山住到冯氏全家往张家口,一日清晨主人到客人门口辞行,客人反而送主人走。这是膺白第一次在本国的山居生活,从此他对山发生更多情意,山亦屡次给他无言的慰藉。在北京时,我们租住香山的玉华山庄,回南方后,我们差不多以莫干山为家。
这时最不幸的一件事是中山先生北来中途即病,是一不治之症,国家正需要他,而延年乏术。国民军之起,事先与南方无接洽,事后欢迎中山先生北来,不但中山先生,所有革命同志均欢迎。这个意思膺白和冯焕章、胡笠僧、孙禹行都一致相同,三军如此,摄阁亦然,电请李协和先生参加摄阁是李晓垣先生向膺白提议的。
膺白没有参加过任何政党。他不赞成以人为中心,以宗旨为教条。吾人受圣庙教育千年,不能尽量发挥个人天赋之本能,已大违孔子“自强不息”“举一反三”真义,岂可民国之民而先入为主,强以相从。他不以革命为换一朝代,主张相忍为治,以成绩博取民意。他始终爱护国民党,然与国民党以外的人亦多为友,尊重各人对国家的意见,他甚至希望中国暂时不要有党。
他对联俄、容共和党都怀疑,但那时若叫他投票举一治理中国的元首,他定投中山先生的票。中山先生是对建设中国有抱负,对国际有认识的人。我们同情中山先生颠沛数十年,年事日高,未尝一日能施展其抱负的情怀,亦了解其视国事日非的焦急。民国以来,论事务,膺白是较与克强先生接近的,然对中山先生的理想和眼光,深表敬意。民国七八年之际,膺白几次到上海印书,每次必到莫利爱路拜访中山先生。民八(一九一九)的除夕,中山先生知膺白一人在旅馆,邀他到寓度岁,席间有沈剑侯(定一)君与膺白辩论,几至争执,饭后中山先生请到书房看他的著作,以改变话题。后来有吴承斋君传说,此日膺白走后,中山先生曾对同志言:膺白到北方出于他的指示,又说:膺白还是个革命党。这实是十分的好意,而膺白对吴承斋说:他的住处和工作是自己选择的。
民九(一九二〇)以后我们出国,民十一(一九二二)回来即到北京,没有再到南方,无缘再见中山先生。西南的情形和联俄、容共、改组国民党一段经过,膺白都不熟悉。他总觉得以中山先生这么一个爱国者,如果给他顺手一点,有个机会如意稍展其抱负,在他自己负责时,有疏忽处可能提防得早,改正得快些顺些,并且拉回一批党内意志游移的分子和爱国的青年来。这个责任后来交给蒋先生就难得多了。在这一线希望之际,中山先生突然去世,不仅是中山先生的大不幸,真是国家的大不幸。我这话似乎事后言之容易,稍为盱衡当时大势的人应有同感的。民十四(一九二五)上海五卅惨案后,章太炎先生来信以中山先生之反对他国之以不平等遇我者,为人心之所同,原函如下:
膺白我兄同志:改革以来倏逾半岁,时局犹昔而外患又起。昨者彭凌霄来,快睹手书,并及厚贶,因知北方近状。中山扩大民族主义,联及赤俄,引为同族……,惟反对他国之不以平等遇我者,是固人心所同。沪汉变起,全国愤慨,此非赤化所能鼓吹。斯时固当专言外交,暂停内哄。大抵专对英人,勿牵他国,专论沪汉,推开广州(两政府本不相涉),则交涉可以胜利。但恐当局借交涉为延寿之术,国民军恃交涉为缓兵之策,惟以延长时日为务,此则但有消极主张而不有积极为国家计,则牺牲数十命,耗弃千万钱,皆付之虚牝矣。闻兄不肯就外交委员,为人格计,固应如是,但此次交涉,匹夫有责,督促政府,仍宜尽力,骑虎之势,无法苟全也。属书两纸,此种高丽笺想是中国仿造,不甚吃墨,为书一纸,并以旧书宣纸屏幅相饷,其语亦正与君合也。章炳麟顿首(十四年七月三日)。
膺白曾在民十三年(一九二四)的夏应《申报》六十周纪念征文,自己选个题目曰:“中俄划界问题刍议”,文中表列中国历次失给俄国的土地,面积大得惊人,都是巧取豪夺,中国人应与理论交还的东西。这篇文章在《申报》登出,当时反应甚少。
五卅惨案专对英国,膺白的主张与太炎先生相同。其复太炎信曰“不图鄙怀,竟符高见”;但他为国民军辩护曰“缓兵之策,或不至斯,语非左袒”;对外交他是始终努力谋举国一致的。当时向冯进说者,均主电慰学生,派代表往商办法,膺白亦以为然,但云勿招东北之忌,必请其联名电沪,方较妥善;这是一个例子。
在这一段期间膺白发见了与章氏的戚谊。他与太炎先生相识已久,从未谈及家世。我家与章夫人母家略带些亲,但章家一向以为膺白是杭州人。一次,膺白忽然想起有个祖姑母嫁余杭章氏,在信尾加了几句:“弟原籍松江,曾祖竹西公长女适余杭章鉴,不知系君家何人?”很快接到回信,鉴字避讳作〇,言系其祖父,并举出好几个表叔行名字皆膺白的父伯辈,问膺白是何人之后。且言:“原委既明,从今以表兄弟相称。”是一件家事插曲。
中山先生在北京去世,他力疾赶到当时民国的首都,似系归正首丘,算是国民军希微的成功。举丧之日,段氏临时托故不至。顽固者愈拒人于千里之外,激进者愈相率而追求幻想,浸至酿成“三·一八”执政府前军警枪杀学生惨案。据在场的人事后传说,当开会拟往执政府请愿时,已经闻有戒备,学生实颇犹豫,其时外面来一人,交一信给台上主席中之一,宣称系国民军李鸣钟之信,声言保护,众遂大胆出发,成此惨案。李函后无人得见,疑是借以激励,则“以百姓为刍狗”了。
随中山先生北来的同志,其时左派右派,各不相容。北京城里,从来未有如此多的同志,亦从来未有如此多的龃龉。其时蒋先生的北伐事业尚未开始,同志们遂格外寄希望于国民军,各以乡谊友谊联络一军二军或三军,北方的事更加复杂起来。国民军实际系有愿未遂,乃失败而非成功,但三军部属被人捧以向所未有之光荣,争权利亦无已时。国民军以外的北方各系遂互相结合,以击破国民军为先务。他们的说法,国民军与南方是一路,南方是联俄容共,是洪水勐兽。这时广帮、沪帮的资产阶级已一批一批避祸而到天津购地卜居。军阀若不是腐化而积恶有素,这号召原可动人,但国民已不能相信他们了。
膺白所知南方的情形,多半得之汪精卫先生,大概都关于蒋先生的事。节录其后来在《感忆录》所记的文章如下:
我第一次见膺白先生是在辛亥十一月,那时候我由北平、天津回到上海,陈英士先生和膺白先生都详细告诉我光复上海与光复南京之经过。
第二次见膺白先生在十三年十二月。那时候,膺白先生正协助冯焕章先生等扫除曹吴势力,欢迎总理北上。
总理于十二月四日到天津,卧病行馆,至十四年元旦始入北平。我在这一个月中,数数奉命,往来平津。
那时候,段芝泉先生为临时执政,膺白先生已退闲在寓了。我和他相见,并详细告诉他广州一切情形,尤其将蒋介石先生在黄埔办理军官学校的情形详细告诉,因为我知道这是他最关心的。他听完之后很感动,并很感慨的说道:“许多年来,各位同志都在南方帮着总理,努力奋斗,北方事情不免丢下。因此我便潜在此间,尽其心力,稍稍布置,只是零丁孤苦的情味,真是说也不尽。”于是他把许多年在北方的工作,历历告诉了我,我听了十分感动,觉得这时候的膺白先生,比起辛亥年间勇敢负责的精神,还是一样,而操心之危,虑患之深,却与日俱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