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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兄大鉴:久未会晤,渴念殊深,如有公暇,务乞驾来一叙为盼。
弟中正手上(十五年十一月廿二日)
二兄大鉴:渴念既殷,欲言无由,特属岳军兄面达一切,尚祈不吝教益,共底于成,是为至祷。敬颂大安。弟中正手上(十五年十二月廿八日)
以上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先生由广东北伐,抵达长江,武汉已下,正拟东征,戎马倥偬之际,给膺白的两封信。那时我们家在天津,张岳军先生亲自送信到津后,面述蒋先生传语,并与膺白讨论当时国民革命军形势。膺白斟酌公谊私交,两不容己,遂决定南归。其时京汉、津浦、沪宁诸铁路线都在直奉军阀势力下,他坐船由海道到沪。在沪观察及准备几件他可效力之事,即换船到汉口与蒋先生晤面。他们之间,差不多十年不见了。
膺白这次南归完全为国家和朋友,他一点没有为自己。膺白深悉中俄外交关系,以及俄国所占我们自东北以至西北广袤千里的土地。前章记过上海《申报》六十年纪念征文,他自定的题目为“中俄划界问题草议”,列表举出失去的土地面积方里,意在提醒下一代。
膺白南归时北方的局势大概如下:
一、冯玉祥的“国民军”。被直奉联军所迫,向西北总退却。冯下野赴苏俄,全军瓦解。冯由苏俄归,整顿旧属,加入国民党,所部仍在西北。
二、张作霖的“奉军”。张宗昌等“鲁军”附丽之,举足轻重。“直军”吴佩孚部之在京汉线者正不利,不得不向奉张屈服。称霸东南之苏、浙、皖、闽、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自赣省为国民革命军所得,浙省内部不稳,内外受敌,亦向奉军低首乞援。沿津浦线之直隶、山东、江苏,都入奉鲁军之手。
三、吴佩孚、孙传芳如此,“直军”已成强弩之末。但不屈于国民军,亦不屈于国民革命军。
四、阎锡山的“晋军”向少出境,阎曾隶同盟会,在丈夫团之内,山西还有温静庵(寿泉)先生亦属丈夫团人。
五、其他队伍。或属于此,或隶于彼,即段祺瑞之“皖系”,亦已不成势力。
六、北京政府,仍为国际所承认的中华民国政府,用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其来由于几派军人势均力敌不相下,收渔翁之利;其去亦因几派军人势力之有消长,“赵孟所贵,赵孟能贱之”。有人论他梦想以往的权力,而未悟以往的错误,似近确论。北京最后一段时期,为张作霖所号称的“安国军”,他支配北京政府,号召反对共产。
我家在民十四年(一九二五)底已搬天津,先搬两个孩子:熙治和外孙女晓敏。膺白和我支持到国民军退却,无须再为国民军而敷衍段执政时,然后出京。我家仍住天津意租界。这时直隶省督军名褚玉璞,似为张宗昌一系人物,我们与这派人无一点关系。省政府的民政厅长柯君是《新元史》作者山东柯劭忞之子。柯君的太太无锡薛氏,诸姊妹与我及程远帆太太陶虞笙均同过学;程太太带蒋梦麟先生出京,即搭乘柯太太车上包房,有护兵守门,柯太太不知其为蒋梦麟也。此事经过前后均由程太太告我,梦麟先生到津亦曾来吾家。我们与柯家并无往来,然因褚能用书生,因此对省政府少恐惧心。膺白在天津有过几年历史,社会上人缘还好,我们都能静得下来,深居简出,在家读书,这次我有自己的书桌,不再为侍坐的书僮了。
我们并不知道直隶省政府检查信件的职员中,有一膺白辛亥时旧部徐季实(继奭)在内,一次他查到一封由上海来的信,觉得不妥,暗送在津另一旧同事朱达斋(豪)转到吾家,他自己避嫌不敢来。因此我们在津与外间通信很少,重要的信都专人送。以上蒋先生的两封信前后日期隔一个月,想见欲言无由之深意,以及当时通信之慎重,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信笺”,居然到了天津。
南军北伐,从来没有到过武汉,蒋先生实是第一人。太平天国时不过掠扫两湖,不如这次蒋先生之整军经武而至。我们看到这张信笺时,一切其他的顾虑全部丢开,不胜奋发,不胜期待祷祝。
膺白所直接做的准备工作,大概如下:
一、财政。北京政府已濒于破产之境,上章述民十四(一九二五)在北京所开的关税会议因政局而中止。民十五(一九二六)胡馨吾(维德)先生将组阁,曾派黄伯樵君到津,与膺白商如何完成关会,俾得实行定议,以解财政之厄。膺白托伯樵面答:“关会所议定之二五附加税,为中国近时期内财政惟一续命汤,宜留作建设生产,不可用以维持残局。”馨老首肯其意;当时膺白写交伯樵的二页便条尚存,复影于后:
一、关会事务乃全政治之一部分。国家必须有根本一贯的大政方针,庶几一气呵成,厘可以裁,债可以理,而财政基础即于是乎定。否则厘不果裁,而自主仍托空言,旧债虽理,而新债不难继起,异日再发生整理问题时,将以何为担保?埃及惨祸仅六万万元之无担保债务而已。言念及此,寒心实甚。
二、为今之计,宜将关会经过及根本内容,彻头彻尾与各省共商,或亦促进和平联成一气之一道。合则并力进行,庶成固不必居功,败亦不至受过。否则事成以后,依然战争,依然起债,不出三五年,中国财政真正陷于绝地。尔时良心责备,其何能堪,且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唱高调者或将以承认某种借款为我罪也。
三、一二两股进行过半,大致就绪。三股提案,弟出京前早预备草成。异日交通恢复,行旅自由,再当诣京请罪。
以上三条不过大概,望善为说辞。此二纸并盼掷还为幸。弟郛又启。
伯樵后南归任国民政府汉口市工务局长,此纸当属他尚在北京时事,我无从查出其的确日期。岳军先生与伯樵二人是膺白摄阁时首先电邀北来之人。岳军先生后任河南省警察厅长,河南是国民二军范围,他做到二军失守为止,与膺白亦已年余未见。伯樵在北京交通部,我们出京,他还留着。关税会议所议“附加税”,后来事实上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期中,先后在广州、上海各大埠征收,国民政府成立始并入正税,而为自主后之新税则。国民政府初期所发各种“库券”,亦都以该项附加税为担保的。
我家在北方几年中,人事上与中国银行关系较深,这关系从不涉及私人利害。上章曾述过民五(一九一六)袁氏称帝,令中国银行停止兑现,上海中国银行副理张公权先生独不奉令而尽量兑现,此举影响社会、经济与人民利益颇巨,膺白忻慕这行动,自此与之交厚。吴震修(荣鬯)先生清末与膺白共事军咨府,辛亥又共事于廿三师,民二(一九一三)英士先生预定出国考察工商,他是拟议的随行人员之一,已先到东京,后以冯又微(耿光)先生之故,服务于中国银行。又微先生系前清军咨府厅长,民国后为中国银行董事长。
每逢政潮起伏,银行界神经最锐敏,中国银行则总由吴震修先生来访膺白,膺白必尽量解说他所见到的来根去脉,往往不到一小时,吴君得到推演的概观以去。膺白第一次任教育部长时,教育部因欠薪太久,将公事装送国务院而关门罢工,已半年以上。隶属于教育部之国立八个大专,大半没有校长。没有校长的原因,是五四运动以后学生干涉校务,拥甲拥乙不同,旧校长不交代,新校长难到任,而欠薪亦然。许多难题中,发部与校之欠薪是解决办法之一。膺白颇拟向中国银行借一笔款以济同僚,以为凭他若干年来的“无私”人格,从未开过口要借钱,这次一定成功,结果弄得很僵。中国银行问:是膺白自己要借?抑为政府借?如为政府,须总税务司给以担保。中国财政靠关余,关余者海关税扣去外债以后的剩余。关余是中国输入超过一现象,财政筑基于此,近于自杀,言之可怜,而海关洋税务司操予夺之权,当时的总税务司安格联无异太上财长,更可伤心。膺白回答中国银行:个人用不着借钱,公家则急如星火。然终究不能通融办理。这次他赴汉口以前,中行允他在汉口中国银行可以信用透支壹百万元,供蒋先生饷项,他手里有给汉口中行经理汪翊唐(时璟)的凭信。
二、外交。膺白在关税会议熟识了日本币原外相之股肱佐分利贞男氏,他们深谈过不少次,我家搬天津后佐氏还来过几次。所讨论多关中日两国各自百年之计,膺白希望日本人在大处着眼,以中国之和平统一为利,勿再利用中国之继续内争,中国分崩日本未必有利;题目虽甚广泛而原则如此。国民革命军北伐,日本政府派佐分利南来视察,他是同情中国改革,颇存期望于革命军的一个人。国民革命军进南京之日,不幸有军队抢劫外人之事,在后面《宁案》章中当再述及。其时停泊在南京下关之英、美兵舰均开炮,独日舰奉命不许炮击是其一例。
三、军事。膺白反对内争,他自己屡说屡写,我复述亦不止一次,能缩短战祸最所希望。细察北洋军阀虽成尾声,然直奉合作,则北军势力尚在国民革命军之上。长江流域及近海一带人民,乡土观念较轻,且受北军驻防侵略有年,厌恶北军之心理,有助于国民革命军者甚大。出长江后,北上至黄河流域,这些有利条件逐渐冲淡,反之加强了北军的乡土观念,故用兵亦渐困难。膺白之意,在北方之阎锡山、冯玉祥两个力量,或思想、或历史、或友谊均可与国民革命军合作。若蒋先生能引阎、冯为同调,这个中心力量可以减少内争而早致统一,这是他一厢情愿的希望,对此亦相当努力,可惜仅奏一时之效。万不料后来为打阎、冯,耗去自有内战以来最大的国力,且引奉军再入关,糜烂华北,空虚东北边防,而有日本侵略满洲之事,这已是膺白居莫干山之时了。膺白亦早没有知道国民革命军内部粤、桂种种派系,派系是我们本性上厌恶的两个字。
四、社会人心。一般人皆渴望中国进步,而进步须从和平统一开始。北洋军阀为和平最大障碍,无法对之再存希望,亦众所周知,然同时畏惧恐怖国民党联俄容共政策之后果。国民革命军自广州北伐到武汉,军事节节胜利,但所到之处,人不安居,不乐业,于是招致其他各地之踌躇,反足以延长军阀之命运。民国十四十五年间,上海空屋日多,而天津租界地产价格,呈空前绝后之暴涨,初则广帮,继则沪帮,纷纷北来。我家在天津英租界墙子外有地数亩,忽然获利倍蓗,这笔意外收获后来经营成为莫干小学的基金,是我们亲身所历的一例。那时的北方,不但军事,亦是中产阶级准备的最后立脚处,那时的中国人还不知道逃避资本到外国为生之理。膺白觉得明示政策,使国民有所了解,是极重要的事。从汉口、南昌到上海,他一直努力这件事。他不是党员,不能在党发言,只能对蒋先生说。蒋先生几次要他入党,他每次拒绝,拒绝的理由即为不赞成党的办法。现在想来,他究竟何者为是:入党而发言作主张?抑只能对蒋先生说说;为社会人士留个公道?他自己和我都取后者。我们在汉口、南昌时,只知党内一派人如何使蒋先生为难,不甚深知党究竟是如何积重难返之势。后在上海,膺白有一次晚间到蒋先生处,临行关照带铺盖,预备坚决陈说,时间不够,即留宿在蒋先生处。张公权先生看见并还记得这件事。
膺白由天津经沪到了汉口,电嘱我南下。此时熙文夫妇已返沪任事,我携晓敏同行,而留熙治在津,托妹性元照料。我这次南归,海航江航都坐洋商船,这在本国还是初次,以前我只坐过招商局的船。我从天津坐“通州”轮到沪,放下晓敏,换船到九江,我已经知道膺白在庐山了。他下山来九江接我,我们看看市面,甚为萧条,在旅馆一宿,次日即上庐山。若干年后,我始知我在九江坐的轿子,原来是周静斋(雍能)先生借坐的,周先生其时为九江关监督。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包租着牯岭仙岩旅馆全部,一所楼房,一所平房。平房除客厅饭厅外,有两组卧室,较大的一组本是蒋先生住,小的一组膺白住。我到山时,蒋先生已经搬住另一独立之屋,我们就住了他空出来的一组。和我同来的许静芝君住膺白原来的房间。因饭厅客厅都在这所平房,且有火炉,故在楼房的人常来聚在一起,蒋先生亦来同吃饭。旅馆里的侍者屡次将蒋先生和膺白的饭巾圈放在相接座位,蒋先生倘比另外的客人先到,总把已摆好的座位摆动,将一套饭巾圈搬到远处,这种小节上他都如此精细。膺白差不多一天到晚在蒋先生处,不能吃饭再坐在一起了。护兵或副官中有前廿三师的旧人,称膺白为师长,有人误会师长就是老师。几位老同志一点不感觉有异,新的人不免窃窃私议。邓演达每天坐在走廊里看书,我见的是本德文书,走廊是出入必经之处,他看见我总要问答几句,“黄先生在何处?在蒋先生处?”等话。众人游山,膺白未偕行,他时常招呼我上轿下轿。那时国民革命军妇女都不示弱,亦不是讲礼貌时代,我猜他或者听听我的论调和消息。在仙岩旅馆同住而常见的有谭组安(延闿)先生、戴季陶(传贤)先生、张静江(人杰)夫妇、顾孟余(兆熊)夫妇、何香凝和廖梦醒母女、褚民谊和医官秘书等。后来蒋先生和膺白不每次和我们同吃,有时吃了先走,故晚饭后大家留在饭厅谈天,那里有一只大火炉取暖。谭、张两先生有时到蒋先生处,不去而和我们在一起时,有说有笑,他们两位是在旅馆年纪大一点的一辈。季陶先生告我,在山与辛亥有关的人,以他和我二人年纪最小。他喜欢讲故事,有渲染,加一点工架,我笑说:倘入史馆,要写“戴先生世家”。有一次晚饭,邓演达闹酒,想闹醉大家,结果他自己大醉。谭先生的酒量最好,举重若轻,他告诉我们,少时陪长辈座,奉命喝酒,故训练有素。我那时还不大懂得汉口方面情形,虽然我有一点读历史方法,时事经过我知,可因前后线索而了解记住。我并不喜欢自己的便宜处,反而时时防范自己,膺白不说我决不问。
在牯岭过阴历年,不知哪一位发起,不要吃旅馆的西餐,请太太们做中国菜,那日每一个太太都出了力,摆一长桌的菜同吃。过年以后,渐渐的分批下山,第一批谭组安先生走,第二批张静江先生走。人们当时称谭、张两位为谭主席、张主席,称蒋先生为总司令,但亦称谭先生、张先生、蒋先生。张先生是行动不便的人,他已经坐上藤轿,蒋先生还赶到里面拿出一个枕头来,垫在他背后,我当时看了不胜感动。那时的蒋先生亦是世界上一个最年轻的革命领袖,不但英俊,而且在朋友间友爱谦虚。隔一日蒋先生自己亦下山。我们一批最后走的人,同车从莲花洞走的是孟余先生夫妇,季陶先生和邓演达先生。其时安徽、江苏、浙江还都在北军之手,正是劲敌当前,而武汉已开始内讧,蒋先生时时忧勤见于面色。我只知其下山系赴前敌,为保密规矩,连其他各人到何处都不相问。膺白与我是到汉口的。事先只知道一件事,季陶先生的任务是往日本。在车上,他和邓演达坐在一起,别人问他,他说和择生同往汉口,并说他的铺盖行李都是择生的当差代为料理,择生者,邓演达的号。我暗想戴先生东行的消息不确,难道要西至汉口再向东行?直到过了大半的路,戴先生忽然肚痛,将到九江,他说不能再走,请邓演达叫当差把他的铺盖行李放下。这段盘马弯弓之计,至此方才明白。
膺白在汉口一次演说称中山先生,次日报上大加攻击,谓为大不敬,我问该如何称,说称“总理”。膺白两个朋友的兄弟,后来都遇害的:李晓垣的弟汉俊,耿伯钊(觐文)的弟仲钊,此时都在汉口。汉俊死后,太太不白冤不肯出武昌城。仲钊死后,太太出家为尼。我们同情两个哥哥的伤心,痛惜两个弟弟的惨死。晓垣先生因此学佛,我们因劝他而反被他劝得亦学佛,这是后来的事。我们所住旅馆德明饭店,据说本来设备甚好,此时几乎水电皆不周,将关门情况。耿仲钊先生还是第一个来看我们,他问旅馆里有何不便,我几乎诉苦,忽然想起这是小资产阶级习惯,而即缩回不说。他请我到妇女会演讲,我不知应该说什么,而且我有偏见,男女同隶于四民,没有男子会何以要有妇女会,故亦逊谢了。李家的弟弟我没有见,膺白和他谈过。当时国民革命军每个军队里,都有政治部主任,大概是仿苏联办法,后来首被清除的是这批人。
我们在汉口先住旅馆,后搬市政府工务局的宿舍,伯樵、仲完是我们的主人。市长刘尘苏(文岛)夫妇原亦住在那里,他们搬出,空出的房间让我们住。苏联的一个歌舞剧团刚到过汉口,大概其中的女主角马露西很漂亮,轻松的谈天就是舞团和马露西的事,仲完还有其照片。街上常听到“打倒列强,打倒列强,国民革命成功,齐奋斗”之歌。有人听错广东音“齐奋斗”三字为“吃饭茶”,说革命成功大家有饭吃有茶喝。一个社会在穷则思变的时候,人们心理往往一面兴奋,一面恐惧。伯樵为市工务局长,常有人来报告“逆产”可以没收,其时大家正要觅屋,仲完很怕伯樵被引动,她曾不安而私告我:“逆”岂可随意加人身上?没收私产亦不可随便。工务局到底没有做这些事。仲完自己却做一件极孩子气的事,她大概受苏联舞团的影响,买了一个广东货黑绸绣五彩花四围缨络的台毯,对合成三角形可作围巾。我一到她要我承认这是我送她之物,她当时亦在做事,自己有收入,不必用伯樵薪水,因伯樵不赞成这装束,故推作是我所送。
和我们同住在市工务局宿舍的,除伯樵、仲完夫妇,还有吾弟君怡,和尘苏夫人廖世劭之姊世勃。世勃是我北洋女师同学,且是好友。一日,她由妇女会工作回来告诉我,每次拟标语计无所出,该打倒的东西已都写了出来,这日写了几张打倒蚊子苍蝇的标语。打倒人类之敌,或社会之敌,要紧在行动不在写说,而行动的方法和后果,都要算计得有条有理。这些泄愤式的标语,打草不惊蛇,徒长自己虚骄之气,养成许多浮躁不负责任,以消极为积极的人,国家受累很久。
那时应酬场中,最时髦而显得重要是提起鲍先生、鲍夫人;鲍先生就是苏联顾问鲍罗廷。据闻政治会议最后的决定由他,他并不出席会议,开会要决议时,主席起来打电话给他,然后定议。有一次几个熟人坐着谈天,我不知如何谈到土耳其,膺白急用眼色止我。我少时读书,世界上有两个不可救药的老大帝国:一是中国,一即土耳其。对土耳其的革命,我一向瞻望着以卜我们自己国家的命运,老早看关于凯末尔的书。鲍罗廷未来中国以前,先在土耳其帮他们革命,土耳其革命成功,厌恶苏联压迫,将鲍赶走,所以提到土耳其是犯讳的。那时要人们纷纷送子弟往苏联去,不去的嘴里亦说着要去,没有儿子的想送侄儿去。市上百业萧条,一件小事我甚奇怪,色彩极“左”的妇女还要在被打倒之列强店铺买应用品,不禁感到身体力行之难。然国民革命军治下,妇女地位之提高,是一件大事。职业妇女亦日渐多起来。
蒋先生和总司令部在南昌,而膺白到汉口,他到汉口的任务为何?他没有分析告诉我,他的动作和方向,大概是外交和经济。此时国民革命军的方向是东征而不是北伐,一到上海,这两个问题不但不能避免,而须面对。且为国民政府成立最要紧的事。这两个问题亦分不开,国民党若要改变一面倒与苏联的办法,日英两国是不能不首谋谅解的。此事不但共产党和左派所不喜,即右派亦未必能统筹全局,注意到此。蒋先生是当家人,见到最早。上述戴季陶先生赴日之事,即转风试探的一例。有蒋先生要膺白到日本的信,已是到南京后的事,后将照录,膺白无暇,亦未肯去。办日本外交是外难应付,内不讨好的事,办之无益,不理则有害,而为国家,则系近在咫尺不可逃避的一个题目。在汉口,膺白见过日本总领事高尾。
我们将离开汉口的一日晚,世勃在寓叫厨房添做几样菜请我,平常,同寓的人各以便分吃,这日都被请同座,只膺白一人预有他约,他知世勃是我好友而难得相聚,坚请勿改期。吃未半,有人来叫伯樵出去,过一会伯樵回来又叫我出去,原来得到密报,激烈分子本日会议将有不利于膺白,决定动手。已问过市长刘尘苏,不能证为无事,请教卫戍司令陈真如(铭枢),亦表示无力。在此情势下,他要我整理一包膺白应用物品,赶往膺白席间,阻其归寓。我们商量到何处去,伯樵建议只有日本同仁医院。得我同意,他去接膺白住院,再来接我。世勃不知就里,难得叙旧,絮语甚欢。我到医院已近午夜,与膺白相见,不期说出一句同样的话:“不料在北方多少年不肯做的一件事,今日竟在国民革命军下做了。”除亡命期间,我们没有临难托庇外人宇下之事。第二天早上,陈真如先生到医院来访。这天夜里我们坐船到九江,过了几日,到南昌,住在总司令部做客。
总司令部在旧江西督署,是一所散漫的大衙门兼住宅,我虽住过几个星期,没有参观全部。岳军先生为总参议,只在蒋先生处吃饭偶然见面。经过机要室,陈立夫先生在那里,我是初见。廖仲凯夫人何香凝住一风景较好花厅,时正病着,因此常走过去问候。她从汉口请来一个日本医生,自己应对说流利的日语。她告诉我:早年在日本,同盟会开会,她管进门各人所脱的鞋,藏起来防警察注意。我知她能画,请她画,她说仲凯先生死后无心动笔;我始终不知仲凯先生死因。我只出过大门一次,是访李协和、俞咏瞻两家,本地的膺白朋友家,顺便经过南昌市面。我们住在督署一个大厅,大厅的中间是开会所用,上面挂着中山先生和朱执信、廖仲凯几人的放大照片,在世的人只蒋先生一张照片。膺白以为中国规矩没有生人死人相片同挂的例,请将蒋先生一张除下。大厅的东边用板壁隔成两间房间,一作卧室,一为书房,归我们用。每日有三次丰盛饭食。自膺白南来,蒋先生拨给他两名副官,一队卫士;卫士经他几次要求,减为十人;副官不肯离他,后来一直跟到上海、南京。膺白每日在蒋先生处吃饭时多,早上总是里边开出西餐来,故我们的饭食大概是副官和卫士吃的。房间内四壁和书桌都用全新白竹布代替粉刷,用画图钉钉住,想见本来的不洁。我看见北方国民军生活,与此时比较,气魄是不同的。大厅的西边一间似系陈布雷先生所住,我见过他几次拿稿子来与膺白商看,字写得很小,人非常斯文拘谨,还很年轻样子。
蒋先生住的地方在后面,我看见的亦不过二三间陈设很简单的房,我虽然无须特别通行证可以进去,除请饭不大到后面。苏联顾问和党内的人逼得蒋先生紧的时候,静江先生和膺白二人常陪着他,有时膺白到很晚才回来。一次屋子里只有他们三个人,蒋先生在很气愤的时候忽然起身向里走,急得静江先生连呼:“膺白膺白”,要他追进去,防有意外。
在南昌,来我们住处最多的,除北方国民军旧人,有蒋雨岩(作宾)、郭复初(泰祺)、陈果夫和五舅湛侯等;蒋、郭两位每次同来。坐得久的人,因地方小,我自然亦在一起。当时决定到上海后,郭为上海交涉使。我宿闻郭之名,此时始知其在北方曾参黎元洪幕,他几次提到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的“首都革命”,是称誉口气。后来他在中途因事耽搁颇久,不早到上海,蒋先生已到,他还未至,遍觅他的情形有人可证,不得已先发表一个属员代理。这件无心之事,弄到他一直和膺白过不去。果夫先生知道蒋先生要膺白先到上海,上海得到后安排人事,有空白委任状交膺白手,故在我们将动身前常常来,我当时未注意,后来想起是讨论人事。他说话声音很低且慢,亦很客气,不露骨说。人事这件事是政治上重要的棋,尤其在中国,人事重于一切,而膺白最隔膜,他的失败往往由此。五舅曾是果夫的教师,他好像比我们先到南昌,是蒋先生叫他来的,在此以前,他是浙军第一师陈公侠(仪)的参谋长。论历史,浙军第二师周恭先应该较易接近,此时大概亦已在接洽,于后孙传芳之溃败不为无力。我们在汉口时,伯樵深怪五舅不能使陈公侠早向革命军,陈之驻地似在苏北。我们在南昌,朋友来看膺白很容易,向蒋先生说话,或者代达,或者代约,膺白走了自然有点不便。我们动身到江边上渡船,看见五舅带了行李先在船上,膺白责他不可如此孩子气,不久蒋先生的信亦到说:“请湛侯速归,不然与之绝交”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