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 南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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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兄大鉴：久未会晤，渴念殊深，如有公暇，务乞驾来一叙为盼。

弟中正手上（十五年十一月廿二日）

二兄大鉴：渴念既殷，欲言无由，特属岳军兄面达一切，尚祈不吝教益，共底于成，是为至祷。敬颂大安。弟中正手上（十五年十二月廿八日）

以上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先生由广东北伐，抵达长江，武汉已下，正拟东征，戎马倥偬之际，给膺白的两封信。那时我们家在天津，张岳军先生亲自送信到津后，面述蒋先生传语，并与膺白讨论当时国民革命军形势。膺白斟酌公谊私交，两不容己，遂决定南归。其时京汉、津浦、沪宁诸铁路线都在直奉军阀势力下，他坐船由海道到沪。在沪观察及准备几件他可效力之事，即换船到汉口与蒋先生晤面。他们之间，差不多十年不见了。

膺白这次南归完全为国家和朋友，他一点没有为自己。膺白深悉中俄外交关系，以及俄国所占我们自东北以至西北广袤千里的土地。前章记过上海《申报》六十年纪念征文，他自定的题目为“中俄划界问题草议”，列表举出失去的土地面积方里，意在提醒下一代。

膺白南归时北方的局势大概如下：

一、冯玉祥的“国民军”。被直奉联军所迫，向西北总退却。冯下野赴苏俄，全军瓦解。冯由苏俄归，整顿旧属，加入国民党，所部仍在西北。

二、张作霖的“奉军”。张宗昌等“鲁军”附丽之，举足轻重。“直军”吴佩孚部之在京汉线者正不利，不得不向奉张屈服。称霸东南之苏、浙、皖、闽、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自赣省为国民革命军所得，浙省内部不稳，内外受敌，亦向奉军低首乞援。沿津浦线之直隶、山东、江苏，都入奉鲁军之手。

三、吴佩孚、孙传芳如此，“直军”已成强弩之末。但不屈于国民军，亦不屈于国民革命军。

四、阎锡山的“晋军”向少出境，阎曾隶同盟会，在丈夫团之内，山西还有温静庵（寿泉）先生亦属丈夫团人。

五、其他队伍。或属于此，或隶于彼，即段祺瑞之“皖系”，亦已不成势力。

六、北京政府，仍为国际所承认的中华民国政府，用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其来由于几派军人势均力敌不相下，收渔翁之利；其去亦因几派军人势力之有消长，“赵孟所贵，赵孟能贱之”。有人论他梦想以往的权力，而未悟以往的错误，似近确论。北京最后一段时期，为张作霖所号称的“安国军”，他支配北京政府，号召反对共产。

我家在民十四年（一九二五）底已搬天津，先搬两个孩子：熙治和外孙女晓敏。膺白和我支持到国民军退却，无须再为国民军而敷衍段执政时，然后出京。我家仍住天津意租界。这时直隶省督军名褚玉璞，似为张宗昌一系人物，我们与这派人无一点关系。省政府的民政厅长柯君是《新元史》作者山东柯劭忞之子。柯君的太太无锡薛氏，诸姊妹与我及程远帆太太陶虞笙均同过学；程太太带蒋梦麟先生出京，即搭乘柯太太车上包房，有护兵守门，柯太太不知其为蒋梦麟也。此事经过前后均由程太太告我，梦麟先生到津亦曾来吾家。我们与柯家并无往来，然因褚能用书生，因此对省政府少恐惧心。膺白在天津有过几年历史，社会上人缘还好，我们都能静得下来，深居简出，在家读书，这次我有自己的书桌，不再为侍坐的书僮了。

我们并不知道直隶省政府检查信件的职员中，有一膺白辛亥时旧部徐季实（继奭）在内，一次他查到一封由上海来的信，觉得不妥，暗送在津另一旧同事朱达斋（豪）转到吾家，他自己避嫌不敢来。因此我们在津与外间通信很少，重要的信都专人送。以上蒋先生的两封信前后日期隔一个月，想见欲言无由之深意，以及当时通信之慎重，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信笺”，居然到了天津。

南军北伐，从来没有到过武汉，蒋先生实是第一人。太平天国时不过掠扫两湖，不如这次蒋先生之整军经武而至。我们看到这张信笺时，一切其他的顾虑全部丢开，不胜奋发，不胜期待祷祝。

膺白所直接做的准备工作，大概如下：

一、财政。北京政府已濒于破产之境，上章述民十四（一九二五）在北京所开的关税会议因政局而中止。民十五（一九二六）胡馨吾（维德）先生将组阁，曾派黄伯樵君到津，与膺白商如何完成关会，俾得实行定议，以解财政之厄。膺白托伯樵面答：“关会所议定之二五附加税，为中国近时期内财政惟一续命汤，宜留作建设生产，不可用以维持残局。”馨老首肯其意；当时膺白写交伯樵的二页便条尚存，复影于后：

一、关会事务乃全政治之一部分。国家必须有根本一贯的大政方针，庶几一气呵成，厘可以裁，债可以理，而财政基础即于是乎定。否则厘不果裁，而自主仍托空言，旧债虽理，而新债不难继起，异日再发生整理问题时，将以何为担保？埃及惨祸仅六万万元之无担保债务而已。言念及此，寒心实甚。

二、为今之计，宜将关会经过及根本内容，彻头彻尾与各省共商，或亦促进和平联成一气之一道。合则并力进行，庶成固不必居功，败亦不至受过。否则事成以后，依然战争，依然起债，不出三五年，中国财政真正陷于绝地。尔时良心责备，其何能堪，且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唱高调者或将以承认某种借款为我罪也。

三、一二两股进行过半，大致就绪。三股提案，弟出京前早预备草成。异日交通恢复，行旅自由，再当诣京请罪。

以上三条不过大概，望善为说辞。此二纸并盼掷还为幸。弟郛又启。

伯樵后南归任国民政府汉口市工务局长，此纸当属他尚在北京时事，我无从查出其的确日期。岳军先生与伯樵二人是膺白摄阁时首先电邀北来之人。岳军先生后任河南省警察厅长，河南是国民二军范围，他做到二军失守为止，与膺白亦已年余未见。伯樵在北京交通部，我们出京，他还留着。关税会议所议“附加税”，后来事实上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期中，先后在广州、上海各大埠征收，国民政府成立始并入正税，而为自主后之新税则。国民政府初期所发各种“库券”，亦都以该项附加税为担保的。

我家在北方几年中，人事上与中国银行关系较深，这关系从不涉及私人利害。上章曾述过民五（一九一六）袁氏称帝，令中国银行停止兑现，上海中国银行副理张公权先生独不奉令而尽量兑现，此举影响社会、经济与人民利益颇巨，膺白忻慕这行动，自此与之交厚。吴震修（荣鬯）先生清末与膺白共事军咨府，辛亥又共事于廿三师，民二（一九一三）英士先生预定出国考察工商，他是拟议的随行人员之一，已先到东京，后以冯又微（耿光）先生之故，服务于中国银行。又微先生系前清军咨府厅长，民国后为中国银行董事长。

每逢政潮起伏，银行界神经最锐敏，中国银行则总由吴震修先生来访膺白，膺白必尽量解说他所见到的来根去脉，往往不到一小时，吴君得到推演的概观以去。膺白第一次任教育部长时，教育部因欠薪太久，将公事装送国务院而关门罢工，已半年以上。隶属于教育部之国立八个大专，大半没有校长。没有校长的原因，是五四运动以后学生干涉校务，拥甲拥乙不同，旧校长不交代，新校长难到任，而欠薪亦然。许多难题中，发部与校之欠薪是解决办法之一。膺白颇拟向中国银行借一笔款以济同僚，以为凭他若干年来的“无私”人格，从未开过口要借钱，这次一定成功，结果弄得很僵。中国银行问：是膺白自己要借？抑为政府借？如为政府，须总税务司给以担保。中国财政靠关余，关余者海关税扣去外债以后的剩余。关余是中国输入超过一现象，财政筑基于此，近于自杀，言之可怜，而海关洋税务司操予夺之权，当时的总税务司安格联无异太上财长，更可伤心。膺白回答中国银行：个人用不着借钱，公家则急如星火。然终究不能通融办理。这次他赴汉口以前，中行允他在汉口中国银行可以信用透支壹百万元，供蒋先生饷项，他手里有给汉口中行经理汪翊唐（时璟）的凭信。

二、外交。膺白在关税会议熟识了日本币原外相之股肱佐分利贞男氏，他们深谈过不少次，我家搬天津后佐氏还来过几次。所讨论多关中日两国各自百年之计，膺白希望日本人在大处着眼，以中国之和平统一为利，勿再利用中国之继续内争，中国分崩日本未必有利；题目虽甚广泛而原则如此。国民革命军北伐，日本政府派佐分利南来视察，他是同情中国改革，颇存期望于革命军的一个人。国民革命军进南京之日，不幸有军队抢劫外人之事，在后面《宁案》章中当再述及。其时停泊在南京下关之英、美兵舰均开炮，独日舰奉命不许炮击是其一例。

三、军事。膺白反对内争，他自己屡说屡写，我复述亦不止一次，能缩短战祸最所希望。细察北洋军阀虽成尾声，然直奉合作，则北军势力尚在国民革命军之上。长江流域及近海一带人民，乡土观念较轻，且受北军驻防侵略有年，厌恶北军之心理，有助于国民革命军者甚大。出长江后，北上至黄河流域，这些有利条件逐渐冲淡，反之加强了北军的乡土观念，故用兵亦渐困难。膺白之意，在北方之阎锡山、冯玉祥两个力量，或思想、或历史、或友谊均可与国民革命军合作。若蒋先生能引阎、冯为同调，这个中心力量可以减少内争而早致统一，这是他一厢情愿的希望，对此亦相当努力，可惜仅奏一时之效。万不料后来为打阎、冯，耗去自有内战以来最大的国力，且引奉军再入关，糜烂华北，空虚东北边防，而有日本侵略满洲之事，这已是膺白居莫干山之时了。膺白亦早没有知道国民革命军内部粤、桂种种派系，派系是我们本性上厌恶的两个字。

四、社会人心。一般人皆渴望中国进步，而进步须从和平统一开始。北洋军阀为和平最大障碍，无法对之再存希望，亦众所周知，然同时畏惧恐怖国民党联俄容共政策之后果。国民革命军自广州北伐到武汉，军事节节胜利，但所到之处，人不安居，不乐业，于是招致其他各地之踌躇，反足以延长军阀之命运。民国十四十五年间，上海空屋日多，而天津租界地产价格，呈空前绝后之暴涨，初则广帮，继则沪帮，纷纷北来。我家在天津英租界墙子外有地数亩，忽然获利倍蓗，这笔意外收获后来经营成为莫干小学的基金，是我们亲身所历的一例。那时的北方，不但军事，亦是中产阶级准备的最后立脚处，那时的中国人还不知道逃避资本到外国为生之理。膺白觉得明示政策，使国民有所了解，是极重要的事。从汉口、南昌到上海，他一直努力这件事。他不是党员，不能在党发言，只能对蒋先生说。蒋先生几次要他入党，他每次拒绝，拒绝的理由即为不赞成党的办法。现在想来，他究竟何者为是：入党而发言作主张？抑只能对蒋先生说说；为社会人士留个公道？他自己和我都取后者。我们在汉口、南昌时，只知党内一派人如何使蒋先生为难，不甚深知党究竟是如何积重难返之势。后在上海，膺白有一次晚间到蒋先生处，临行关照带铺盖，预备坚决陈说，时间不够，即留宿在蒋先生处。张公权先生看见并还记得这件事。

膺白由天津经沪到了汉口，电嘱我南下。此时熙文夫妇已返沪任事，我携晓敏同行，而留熙治在津，托妹性元照料。我这次南归，海航江航都坐洋商船，这在本国还是初次，以前我只坐过招商局的船。我从天津坐“通州”轮到沪，放下晓敏，换船到九江，我已经知道膺白在庐山了。他下山来九江接我，我们看看市面，甚为萧条，在旅馆一宿，次日即上庐山。若干年后，我始知我在九江坐的轿子，原来是周静斋（雍能）先生借坐的，周先生其时为九江关监督。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包租着牯岭仙岩旅馆全部，一所楼房，一所平房。平房除客厅饭厅外，有两组卧室，较大的一组本是蒋先生住，小的一组膺白住。我到山时，蒋先生已经搬住另一独立之屋，我们就住了他空出来的一组。和我同来的许静芝君住膺白原来的房间。因饭厅客厅都在这所平房，且有火炉，故在楼房的人常来聚在一起，蒋先生亦来同吃饭。旅馆里的侍者屡次将蒋先生和膺白的饭巾圈放在相接座位，蒋先生倘比另外的客人先到，总把已摆好的座位摆动，将一套饭巾圈搬到远处，这种小节上他都如此精细。膺白差不多一天到晚在蒋先生处，不能吃饭再坐在一起了。护兵或副官中有前廿三师的旧人，称膺白为师长，有人误会师长就是老师。几位老同志一点不感觉有异，新的人不免窃窃私议。邓演达每天坐在走廊里看书，我见的是本德文书，走廊是出入必经之处，他看见我总要问答几句，“黄先生在何处？在蒋先生处？”等话。众人游山，膺白未偕行，他时常招呼我上轿下轿。那时国民革命军妇女都不示弱，亦不是讲礼貌时代，我猜他或者听听我的论调和消息。在仙岩旅馆同住而常见的有谭组安（延闿）先生、戴季陶（传贤）先生、张静江（人杰）夫妇、顾孟余（兆熊）夫妇、何香凝和廖梦醒母女、褚民谊和医官秘书等。后来蒋先生和膺白不每次和我们同吃，有时吃了先走，故晚饭后大家留在饭厅谈天，那里有一只大火炉取暖。谭、张两先生有时到蒋先生处，不去而和我们在一起时，有说有笑，他们两位是在旅馆年纪大一点的一辈。季陶先生告我，在山与辛亥有关的人，以他和我二人年纪最小。他喜欢讲故事，有渲染，加一点工架，我笑说：倘入史馆，要写“戴先生世家”。有一次晚饭，邓演达闹酒，想闹醉大家，结果他自己大醉。谭先生的酒量最好，举重若轻，他告诉我们，少时陪长辈座，奉命喝酒，故训练有素。我那时还不大懂得汉口方面情形，虽然我有一点读历史方法，时事经过我知，可因前后线索而了解记住。我并不喜欢自己的便宜处，反而时时防范自己，膺白不说我决不问。

在牯岭过阴历年，不知哪一位发起，不要吃旅馆的西餐，请太太们做中国菜，那日每一个太太都出了力，摆一长桌的菜同吃。过年以后，渐渐的分批下山，第一批谭组安先生走，第二批张静江先生走。人们当时称谭、张两位为谭主席、张主席，称蒋先生为总司令，但亦称谭先生、张先生、蒋先生。张先生是行动不便的人，他已经坐上藤轿，蒋先生还赶到里面拿出一个枕头来，垫在他背后，我当时看了不胜感动。那时的蒋先生亦是世界上一个最年轻的革命领袖，不但英俊，而且在朋友间友爱谦虚。隔一日蒋先生自己亦下山。我们一批最后走的人，同车从莲花洞走的是孟余先生夫妇，季陶先生和邓演达先生。其时安徽、江苏、浙江还都在北军之手，正是劲敌当前，而武汉已开始内讧，蒋先生时时忧勤见于面色。我只知其下山系赴前敌，为保密规矩，连其他各人到何处都不相问。膺白与我是到汉口的。事先只知道一件事，季陶先生的任务是往日本。在车上，他和邓演达坐在一起，别人问他，他说和择生同往汉口，并说他的铺盖行李都是择生的当差代为料理，择生者，邓演达的号。我暗想戴先生东行的消息不确，难道要西至汉口再向东行？直到过了大半的路，戴先生忽然肚痛，将到九江，他说不能再走，请邓演达叫当差把他的铺盖行李放下。这段盘马弯弓之计，至此方才明白。

膺白在汉口一次演说称中山先生，次日报上大加攻击，谓为大不敬，我问该如何称，说称“总理”。膺白两个朋友的兄弟，后来都遇害的：李晓垣的弟汉俊，耿伯钊（觐文）的弟仲钊，此时都在汉口。汉俊死后，太太不白冤不肯出武昌城。仲钊死后，太太出家为尼。我们同情两个哥哥的伤心，痛惜两个弟弟的惨死。晓垣先生因此学佛，我们因劝他而反被他劝得亦学佛，这是后来的事。我们所住旅馆德明饭店，据说本来设备甚好，此时几乎水电皆不周，将关门情况。耿仲钊先生还是第一个来看我们，他问旅馆里有何不便，我几乎诉苦，忽然想起这是小资产阶级习惯，而即缩回不说。他请我到妇女会演讲，我不知应该说什么，而且我有偏见，男女同隶于四民，没有男子会何以要有妇女会，故亦逊谢了。李家的弟弟我没有见，膺白和他谈过。当时国民革命军每个军队里，都有政治部主任，大概是仿苏联办法，后来首被清除的是这批人。

我们在汉口先住旅馆，后搬市政府工务局的宿舍，伯樵、仲完是我们的主人。市长刘尘苏（文岛）夫妇原亦住在那里，他们搬出，空出的房间让我们住。苏联的一个歌舞剧团刚到过汉口，大概其中的女主角马露西很漂亮，轻松的谈天就是舞团和马露西的事，仲完还有其照片。街上常听到“打倒列强，打倒列强，国民革命成功，齐奋斗”之歌。有人听错广东音“齐奋斗”三字为“吃饭茶”，说革命成功大家有饭吃有茶喝。一个社会在穷则思变的时候，人们心理往往一面兴奋，一面恐惧。伯樵为市工务局长，常有人来报告“逆产”可以没收，其时大家正要觅屋，仲完很怕伯樵被引动，她曾不安而私告我：“逆”岂可随意加人身上？没收私产亦不可随便。工务局到底没有做这些事。仲完自己却做一件极孩子气的事，她大概受苏联舞团的影响，买了一个广东货黑绸绣五彩花四围缨络的台毯，对合成三角形可作围巾。我一到她要我承认这是我送她之物，她当时亦在做事，自己有收入，不必用伯樵薪水，因伯樵不赞成这装束，故推作是我所送。

和我们同住在市工务局宿舍的，除伯樵、仲完夫妇，还有吾弟君怡，和尘苏夫人廖世劭之姊世勃。世勃是我北洋女师同学，且是好友。一日，她由妇女会工作回来告诉我，每次拟标语计无所出，该打倒的东西已都写了出来，这日写了几张打倒蚊子苍蝇的标语。打倒人类之敌，或社会之敌，要紧在行动不在写说，而行动的方法和后果，都要算计得有条有理。这些泄愤式的标语，打草不惊蛇，徒长自己虚骄之气，养成许多浮躁不负责任，以消极为积极的人，国家受累很久。

那时应酬场中，最时髦而显得重要是提起鲍先生、鲍夫人；鲍先生就是苏联顾问鲍罗廷。据闻政治会议最后的决定由他，他并不出席会议，开会要决议时，主席起来打电话给他，然后定议。有一次几个熟人坐着谈天，我不知如何谈到土耳其，膺白急用眼色止我。我少时读书，世界上有两个不可救药的老大帝国：一是中国，一即土耳其。对土耳其的革命，我一向瞻望着以卜我们自己国家的命运，老早看关于凯末尔的书。鲍罗廷未来中国以前，先在土耳其帮他们革命，土耳其革命成功，厌恶苏联压迫，将鲍赶走，所以提到土耳其是犯讳的。那时要人们纷纷送子弟往苏联去，不去的嘴里亦说着要去，没有儿子的想送侄儿去。市上百业萧条，一件小事我甚奇怪，色彩极“左”的妇女还要在被打倒之列强店铺买应用品，不禁感到身体力行之难。然国民革命军治下，妇女地位之提高，是一件大事。职业妇女亦日渐多起来。

蒋先生和总司令部在南昌，而膺白到汉口，他到汉口的任务为何？他没有分析告诉我，他的动作和方向，大概是外交和经济。此时国民革命军的方向是东征而不是北伐，一到上海，这两个问题不但不能避免，而须面对。且为国民政府成立最要紧的事。这两个问题亦分不开，国民党若要改变一面倒与苏联的办法，日英两国是不能不首谋谅解的。此事不但共产党和左派所不喜，即右派亦未必能统筹全局，注意到此。蒋先生是当家人，见到最早。上述戴季陶先生赴日之事，即转风试探的一例。有蒋先生要膺白到日本的信，已是到南京后的事，后将照录，膺白无暇，亦未肯去。办日本外交是外难应付，内不讨好的事，办之无益，不理则有害，而为国家，则系近在咫尺不可逃避的一个题目。在汉口，膺白见过日本总领事高尾。

我们将离开汉口的一日晚，世勃在寓叫厨房添做几样菜请我，平常，同寓的人各以便分吃，这日都被请同座，只膺白一人预有他约，他知世勃是我好友而难得相聚，坚请勿改期。吃未半，有人来叫伯樵出去，过一会伯樵回来又叫我出去，原来得到密报，激烈分子本日会议将有不利于膺白，决定动手。已问过市长刘尘苏，不能证为无事，请教卫戍司令陈真如（铭枢），亦表示无力。在此情势下，他要我整理一包膺白应用物品，赶往膺白席间，阻其归寓。我们商量到何处去，伯樵建议只有日本同仁医院。得我同意，他去接膺白住院，再来接我。世勃不知就里，难得叙旧，絮语甚欢。我到医院已近午夜，与膺白相见，不期说出一句同样的话：“不料在北方多少年不肯做的一件事，今日竟在国民革命军下做了。”除亡命期间，我们没有临难托庇外人宇下之事。第二天早上，陈真如先生到医院来访。这天夜里我们坐船到九江，过了几日，到南昌，住在总司令部做客。

总司令部在旧江西督署，是一所散漫的大衙门兼住宅，我虽住过几个星期，没有参观全部。岳军先生为总参议，只在蒋先生处吃饭偶然见面。经过机要室，陈立夫先生在那里，我是初见。廖仲凯夫人何香凝住一风景较好花厅，时正病着，因此常走过去问候。她从汉口请来一个日本医生，自己应对说流利的日语。她告诉我：早年在日本，同盟会开会，她管进门各人所脱的鞋，藏起来防警察注意。我知她能画，请她画，她说仲凯先生死后无心动笔；我始终不知仲凯先生死因。我只出过大门一次，是访李协和、俞咏瞻两家，本地的膺白朋友家，顺便经过南昌市面。我们住在督署一个大厅，大厅的中间是开会所用，上面挂着中山先生和朱执信、廖仲凯几人的放大照片，在世的人只蒋先生一张照片。膺白以为中国规矩没有生人死人相片同挂的例，请将蒋先生一张除下。大厅的东边用板壁隔成两间房间，一作卧室，一为书房，归我们用。每日有三次丰盛饭食。自膺白南来，蒋先生拨给他两名副官，一队卫士；卫士经他几次要求，减为十人；副官不肯离他，后来一直跟到上海、南京。膺白每日在蒋先生处吃饭时多，早上总是里边开出西餐来，故我们的饭食大概是副官和卫士吃的。房间内四壁和书桌都用全新白竹布代替粉刷，用画图钉钉住，想见本来的不洁。我看见北方国民军生活，与此时比较，气魄是不同的。大厅的西边一间似系陈布雷先生所住，我见过他几次拿稿子来与膺白商看，字写得很小，人非常斯文拘谨，还很年轻样子。

蒋先生住的地方在后面，我看见的亦不过二三间陈设很简单的房，我虽然无须特别通行证可以进去，除请饭不大到后面。苏联顾问和党内的人逼得蒋先生紧的时候，静江先生和膺白二人常陪着他，有时膺白到很晚才回来。一次屋子里只有他们三个人，蒋先生在很气愤的时候忽然起身向里走，急得静江先生连呼：“膺白膺白”，要他追进去，防有意外。

在南昌，来我们住处最多的，除北方国民军旧人，有蒋雨岩（作宾）、郭复初（泰祺）、陈果夫和五舅湛侯等；蒋、郭两位每次同来。坐得久的人，因地方小，我自然亦在一起。当时决定到上海后，郭为上海交涉使。我宿闻郭之名，此时始知其在北方曾参黎元洪幕，他几次提到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的“首都革命”，是称誉口气。后来他在中途因事耽搁颇久，不早到上海，蒋先生已到，他还未至，遍觅他的情形有人可证，不得已先发表一个属员代理。这件无心之事，弄到他一直和膺白过不去。果夫先生知道蒋先生要膺白先到上海，上海得到后安排人事，有空白委任状交膺白手，故在我们将动身前常常来，我当时未注意，后来想起是讨论人事。他说话声音很低且慢，亦很客气，不露骨说。人事这件事是政治上重要的棋，尤其在中国，人事重于一切，而膺白最隔膜，他的失败往往由此。五舅曾是果夫的教师，他好像比我们先到南昌，是蒋先生叫他来的，在此以前，他是浙军第一师陈公侠（仪）的参谋长。论历史，浙军第二师周恭先应该较易接近，此时大概亦已在接洽，于后孙传芳之溃败不为无力。我们在汉口时，伯樵深怪五舅不能使陈公侠早向革命军，陈之驻地似在苏北。我们在南昌，朋友来看膺白很容易，向蒋先生说话，或者代达，或者代约，膺白走了自然有点不便。我们动身到江边上渡船，看见五舅带了行李先在船上，膺白责他不可如此孩子气，不久蒋先生的信亦到说：“请湛侯速归，不然与之绝交”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