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亦云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2.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知我者,二三子。
这辛稼轩词句,我拿来安慰膺白,勉励自己。我二人和女儿熙治,亦就是在山的二三子。我生长河滨,爱水不爱山,为膺白故,我迁就他。我们与莫干山成生死之交,一家三口,走遍山上可走的路,认识每一个同时的人。提起“五百〇九号”或“黄部先生”,附近的人无有不知,而且带点亲切感愿意做朋友。黄部先生是许多山中朋友给膺白的名称,他们不知道什么部长不部长。
浙江多佳山水,然莫干山既不秀丽,亦不雄壮。我们到莫干山是偶然的事,非经选择,而莫干山占了我们各人一生很大地位,很久时间。熙治还在小学年龄,我自课其读书,她没有同辈作伴,非常孤单。膺白在民国廿五年(一九三六)秋病重,从莫干山到沪进医院,旋即去世。我则在一九五〇年,等候我们莫干农村工作同仁年假到沪,商量我是否应该离去,而后决定出国。莫干山占我一生最好时间,从我卅五岁到五十五岁;亦占我和膺白夫妇生活最后一段,从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到廿五年。在此地,盛暑严寒,风天雾季,殷勤晨夕;在此地,尽忠补过,得理安心,孜孜岁年;此地给我的记忆太深。有人以为我们享“高蹈隐居”清福,我们是很寂寞的;有人以为我们有“离群索居”怪癖,我们是始终热情的。抗战前后,我已孤身,为它锲而不舍。一九五〇年,人劝我尚有可为,我为它掉首远行。我的行和止,丝毫不敢先为自己打算,念兹在兹为莫干,迄今莫干山的人和事,云树依稀萦我梦寐。
关于莫干山我要写前后两章。前章即本章,我先述匆促到山经过,和立愿在此为农村工作情形。后章则在抗战后,如何谋复兴这些工作,俟下文再见。
民国十七年的五月底,膺白辞去外交部长本兼各职。如此,一般人更觉得济南惨案责有攸归,他无论如何愿为国家受过分忧,他究竟受了委屈。正在“彷徨不知所之”之际,他的总角交徐青甫先生已从杭州赶到,立刻要我们跟他同走。这正是需要朋友的时候,我虽然一向称青甫为大哥,这时他真是一个大哥了。我收十简单行李,与膺白随他同到杭州,嫂嫂已在他们龙兴路住宅为我们安排好了房间。不久,浙江省政府蒋伯诚先生为我们备好游富阳的船只;我们认识伯诚夫妇由于伯樵、仲完;仲完是青田人,比我们更熟悉浙东情况,特地从上海来陪我们同行。青甫兄嫂、仲完、膺白和我,溯钱塘江一周回来,到过严子陵钓台,那钓台其实离水甚远,我们记起“江河今日下,愈见钓台高”和“子陵有钓台,光武无寸土”的诗句。心里徘徊,不知向哪一处走!总之不想回上海。忽然记起几个月前曾到过莫干山,于是再作上山之计。仲完在上一年的夏天,到莫干山住过一星期,回上海后告诉我山上情形,有铁路旅馆,有西洋传教者避暑住屋。其时膺白正忙于组织上海市政府,我们不敢作游山之想。不久,蒋先生下野,膺白立即辞职。蒋先生偕岳军先生往日本,嘱膺白勿离沪。我们偶有游兴,只到杭州为止,电话可通,当日可返。直至这年十一月底,在沪无事,由仲完陪往莫干山一次,时已冬季,旅馆已停,借住莫干山疗养院隔壁一所空屋,由疗养院厨房供给我们伙食。恰巧遇见疗养院一个沈医生,是以前总司令部军医,曾在庐山相识,招待我们十分殷勤。我们白天走山,晚间在屋内生柴火取暖,谈闲天。其时山上家家屋空,管屋的人都肯开门给看。西人避暑设备简单,而皆清洁可用。据云最近二年,因中国排外口号,西人皆不敢上山,故夏季屋亦空着。这次所得印象甚好,因十二月初蒋先生婚礼,我们必须回沪参加,仅小住不到一星期。
从富阳回来,我们决定再上莫干山。这是十七年的六月初旬,旅馆已开,每日有从杭州拱辰桥开往三桥埠的小火轮,约三小时可到,由三桥埠坐藤轿上山,约一小时半,一切联络组织均甚便利,是沪杭铁路所主持。小火轮每日接候由上海来的快车。中国人自办的旅馆,我们住过山海关及莫干山两处的“铁路旅馆”,皆与外国普通旅馆相仿,且价廉物美。
我们住在莫干山铁路旅馆,朋友们陆续来山访问。凡和膺白共过事的人,很容易和他成为朋友。他在职时,不肯慷国家之慨,未必尽如人意,事后则人常想着他的个人热情,和没有门户之见。他尽可能留用前任留下来的重要职员,亦决不鼓励和他关系深切的人跟着他辞职。“入我门下,不可再入别人门下”的那种狭窄态度,他从未有过。他在外交部不但留用伍部长时的总务司长陶益生(履谦),几年后政府发表他兼任内政部长时,他还保荐益生先生为内政部次长代理部务。有人以为“陶履谦”名字和我妹夫陶孟和(初名履恭)相近,是亲戚,其实一个广东人,一个天津人,毫无关系;膺白和他系初识。
膺白觉得我们必须静下来,安居一地,勿再累朋友们为他不安。我们商量在山上借一空屋居家,他本来爱山有癖,我极力赞成。这一年,西人业主尚都不上山,空屋极多,许多愿出卖。我们在铁路旅馆卧室远望的一面,一堆树林中有一所屋,我同膺白每日望见,甚为合意。去看,一块梯形园地最高端一座屋,屋内一卧室一起坐间均极大,朝南有甚宽畅阳台,后面有储藏室,上面假楼亦可置榻。业主去世,太太在沪急等钱用。于是膺白留在山上,我独返沪成交,即带行李,携熙治到山;无论如何,这个夏天决计全家住在山上的了。
我下山之日,逢大雨,衣履尽湿,到沪即做雨衣两件,为自己与膺白各一。不料返山又逢大雨,小火轮原定下午四时可抵三桥埠,因河水高涨,几处桥洞不能通过,绕道而行,至晚八时始到埠。膺白亦向朋友借了雨衣两件,下山接我们,我们冒雨登山,坐着藤轿,轿夫涉水而行,以树叶掩护手提灯笼,行路甚慢,到旅馆已午夜十二时。熙治坐我怀中,一路早已睡着,次早醒来,见山头屋宇都在眼下,以为“与天已近”,她时年六岁。
莫干山一共三个山顶,都在一望之中。五百〇九号英人“琼司”家的屋在东顶,种有不少枫树,入春满园红叶,原名“春园”。这些枫树,我们进屋时小者二三尺,大者身高,迨我最后一次到山——民国卅七年(一九四八)八月,已荫可蔽园。屋内器具都现成,床榻碗盏俱备,我们喜其简朴,一切保存使用。若干年中,仅添藤沙发椅一套,各人书桌一张。其后吾家在山上添筑客舍,山麓建藏书楼,向上海搬来用具均较新式,但自用之件始终是琼司家旧物。我们不能不除去琼司家原有门牌;这旧主遗物,后来我们以之砌入园中一处石座,以存纪念。膺白同我商量给这屋一个新称,得来全不费功夫。在这以前几个月,我们在上海,整理由天津运来的书箱;一向我们书放在书架,搬家则装大木箱,书架已一再放弃,书籍装卸亦苦费手续。膺白想起旧时以小木箱置书之法,平时叠叠如橱,搬动时原箱加上夹板。伯樵介绍其素识利通木器店,价目公道,主人颇有匠心。膺白和他讨论,他建议在书箱门上标明书类,并刻上一个斋名。膺白没有用过别号或书斋名,忽然想起我二人有过一个宿愿:“他日终老山间,读书为乐”,不期脱口而出“白云山馆”四字,遂即以此四字刻在书箱。此时要为山屋易名,一索即得,故“白云山馆”是先有其名而后有其处。
人不难有淡泊之志,而难有宁静之心,我同膺白时时互相勉励。君怡有一年送过我几种商务书馆出售的石印对联,中有一幅康有为写的“天爵自尊吾自贵,此心无怨亦无尤”,我很喜欢。山上雾多湿重,普通字画易霉易蛀,我们舍不得用。这幅石印的对联我拿到山馆挂着,挂在膺白书房,亦即在我们卧室门口。我们已把大卧房隔分为二,成为一间书房,一间卧室。后来又把假楼改为真楼,则我亦有一间和熙治合用的书房在楼上。熙治在课卷里天真的写出:她所最不喜而我所最喜的地方。
膺白的一个朋友李晓垣先生,自己研究佛学有心得,常以此来慰藉我们。在他以前,膺白曾有两个佛门朋友,那还在我们居天津时,一个是太虚和尚,一个是韩达斋(玉辰)先生。太虚和尚并不向膺白说法,膺白因他而略知经典的事,我似乎知道他解说《四十二章经》。韩先生来吾家时常讲“瑜伽”“因明”,膺白听得不耐烦而托故退出,往往客厅里剩我一人,我并不懂,只为礼貌而陪客。到上海后,李先生送给我们几种佛书均未开看。我们在沪之日,每至傍晚有点寂寞时,膺白常问我:“叫车去接菩萨来谈谈如何?”“菩萨”是我们给李先生的绰号。李家的佣人传述李先生如何孝事老母,每晚要陪老太太,等老太太睡好,摸摸盖被,然后退出;遇着自己迟睡,或风雨之夕,还要进去看看。这些话由我家佣人传到我们耳朵。膺白虽和李先生有数十年交谊,但不深悉其居家情形,闻此,我们二人都有点感动。李先生口才大不如前述二人,但我们对他所说法,因其人而渐渐听受。任何宗教是双轨的,以佛法言,一条是“上求菩提”,一条是“普济众生”。前者亦称“自求解脱”,得心境之平安是也;若学佛而只为此,佛家称为“自了汉”,远非究竟。
我们上山时的心境,幸亏有过这点因缘,一日一日平安起来。我记山馆之事,曾有“东顶频添舍利座,春园买作维摩室”,“更年年携手白云中,尊天爵”等句,都是写实。我们一年一年在山上住下去,大概每年清明回乡扫墓后上山,冬季下雪后返沪。山上没有生产,食品都从三桥埠肩挑而至,冰雪载途之日,贩夫不能按期而来。跟我们的佣人亦岁晚思归,故每年最冷几个月不得不回城里住。
在山日常生活,我以教熙治书为主;我以自己幼年新旧参半的读书方法教她。性情不同,我讲得好点的功课,未必她所喜欢。时代亦不同,我有机会读书是很幸福,等于有伴娱乐;她的时代已经学校林立,同学成群,而我将她与我困在一间书房,我们师生成绩都不大好,我成为严师而非慈母。膺白独在楼下书房,他每日早餐以前,已经跑过一回山。“塔山”是莫干山中间一个山头,亦是最高点,他通常晨起出绕塔山一周而归早餐。我和膺白开始学静是临帖,他写隶书,我临魏碑。他书法并不佳,我的字是性急涂鸦,无可再糟,用功已来不及。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言“我心有神,我手有鬼”,我看了懔然,写字,我岂只手有鬼,心亦然。包安吴和康南海的书都看了,所述碑帖路数,有机会亦买来看了,终是无用。我们写了一时字,手依然故我,然心境则大为改变。我常常在熙治放学后还不出书房。熙治放学,膺白带她跑山,和她玩车马炮,她还不会下象棋。这玩意是二人手中各捏一只二只或三只棋子,摊出来比,车大于马,将士相赢过车马炮。输几次吃几记手心。熙治输,当然伸出手心来;膺白输,问她:“你打我么?”熙治觉得不好意思,愿代受打。她贪图这玩意,不论输赢都挨打。前廊阳台上我们用粉笔画成格子,叫木匠做木棒木饼,做轮船上的甲板高尔夫,这运动有时我亦参加。我其实颇能走路,但他们父女出门常流连忘返,使我不敢同行;走了出去,没有他法,累亦只有仍走回来。膺白惯走崎岖的路,像他在世时的命运。春天花开,和秋季稻熟,是我们合家坐轿游山时候,经过各个山村,有时借农家一席地,吃我们自带的干粮,烦农家煮一锅饭和菜,请轿夫们。逢山路曲折,轿夫走得气喘时,膺白总自下轿步行,轿夫一再催他始再上轿。几年以后,这些木匠、农家、轿夫都成了我们莫干小学学生的家长,我们在学校的礼堂、饭厅,都有与他们同座聊天机会。
白云山馆正面前即是那个梯形园庭。莫干山多竹,但我们园里竹不多。除枫树外,有松有杉;杉有柳杉、刺杉两种,我同膺白都喜柳杉之似柏树而不喜刺杉;后知刺杉方是有用之材,始恍然树亦不可以貌相,遂谨谨培养。白云山馆是山上最整洁一个园庭,主人自任花匠,他从书房出来,即在园中修枝剪树,高者搭梯而上,亦不假手他人。石工木匠是膺白最喜接待之来宾,上门必有生意。可能一不知二不晓,工人来拆某一间房顶,或改某一处行道,我欲参末议而已不及。建筑是膺白最喜的消遣,亦即我家最大漏卮。白云山馆楼梯下空处做成壁橱,有三个方向,分七个门,放碗盏、报纸、雨鞋、煤油灯、蜡烛台,各有定所,均其得意之作。
浙西的农村有丝茶之利,本称富裕,但我们所居属武康县——武康是浙江省一个三等县,所属山乡皆地瘠民贫。我们每次游山所遇乡村老小,大概都不读书。上面述过我们一个宿愿:“终老山间,读书为乐”,这次竟在无意中做到。一日,膺白又和我谈到我们另一个志愿:这志愿形成于民十四(一九二五),我们在北京郊外香山,熊秉三(希龄)先生请参观其所办“慈幼院”,慈幼院的学生都是孤儿。膺白那天演说第一句谓自己是个不满七岁丧父的孤儿。参观回来,我们讨论慈幼院,念着这许多孩子和将来他们在社会上的立场,如何成家立业?我记起一件事:清末我由母校派在保定教过半年书;保定府仓门口的女学校,即后来河北第二女子师范,最初是以育婴堂的女孩子组织而成。那时河北省还称“直隶省”,保定是省城,一个方伯(藩台如后之民政厅长)增韫,将自己的女儿送到这学校读书;他是旗人,有氏无姓,育婴堂的孩子亦无姓,他的女儿和这些孩子同以“钟”字排行,不分彼此。在那时女子不定入学校,入学而与孤儿排行取名,这位方伯是非常人。我们固主张革命排满,对这样的事与人,应超出政治种族一切而起敬的。这位增方伯在辛亥革命时正为我们浙江巡抚。幸而膺白告诉我,当时问其自愿,一家平安送出省境的。
我同膺白曾经商量过:我们将来做些什么事以贡献于社会?二人都同意“不拘一格”。因此我们立了一愿“受诸社会,报诸社会”,但视需要,没有成见。至此,他提议在乡村尽一点力,从义务教育着手,我立刻赞成怂恿,乘自己健康,可多加一分心力。我们决定尽量用自己的力,方符报答之意。在开始进行时,我向膺白表示我的决心和服务方法:他空闲,不需要我时,我不插嘴;他无暇,事情需要我,我决不卸责。这工作在二十个年头中,四分之一时间在膺白生前,一切宗旨规模由他手定,其余四分之三时间在我手。经过抗战,力不从心,事倍功半,我将在后面《战后之莫干农村》章中自白。此处记膺白所开倡之事,先节录感忆录中郑性白、张镜心二先生文,说明他躬与其事的经过。郑、张二人都是我们工作同仁。
郑性白《黄先生与莫干小学》如下:
“我从小没有父亲,家境困难,除母教外,全靠国家和社会的培植。近年常居莫干山,每次经过乡村,总看见许多小孩,或逗留道旁,或嬉戏山间,一无所事,这当中不知耽误了多少聪明有为的青年。我国自古以来,成功的将相以及各种大学问家,多半是穷乡僻壤的农家子弟,在这样山清水秀的莫干山四周的乡村中,正不知蕴藏着多少聪敏可造的儿童,但是他们的父母都无知识。在国民教育还不能普及的我国,眼看着他们又得学着他们的父母,岂不可惜。把一个国家建设在这样的国民身上,又岂不危险。回想吾幼年曾受社会的帮助,现在也应做些社会事业,这也是应尽的义务。所以我在购买山上五百零九号房子的一年,同时在山麓的庾村也买了十几亩园地,想将来在那里办一个小学,同时做一点改进农村的工作。在一年以前,因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徐公桥主办乡村改进很有成绩,就托黄任之先生物色一位办学并主持农村改进的人,但至今尚未找到,无形中又搁了一年多。不意‘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在南北,邻国的谋我愈急,国事日非,所以我想要为社会尽一点义务,也得趁这还有可为的时候了。”这是吾们故主席校董黄膺白先生在“一·二八”事变定后对吾一番很恳切的谈话。四月下旬开始选择办学的适宜地点,因为庾村已在一年前设有乡村小学一处,想在山麓其他方面另择一未有学校的地点,但多是山村,人口稀少,交通又不便,后来查得庾村学龄儿童有一百多人,而在学的只二十人左右,曾去参观了一次,在上课的不过十一二个学生。据校长说,开办时也曾有三十几个儿童入学,后来都中途辍读了,家长都不明了子女求学的重要,实在没法办理。从他的说话里,可以知道这个学校还没有适合于村民的要求,我把这个情形报告先生之后,先生为审慎计,决定亲自做一次视察。在隔日我陪着先生步行到庾村,走进西面山谷里的一个小村叫做莫干坞的,看见许多天真烂漫的儿童在溪边玩着,先生问他们空着为什么不去读书,他们只低下头去微微一笑。后来碰着一位老者,先生就和他谈话起来,知道这个小村子里也有三十几户人家,大约有二三十个儿童,都还没有上学。先生问他为什么小孩子都不读书?他说:“庾村虽然有一个学校,但是在汽车站外面,小孩子走过车站总不大妥当。况且我们农家的孩子读这些洋书也没多大用处,要想自己请个教师来教他们又没有钱,也请不到好教师。”先生问:“那么要是我请一个教师来教他们怎样?你们村子里有没有房子可以办学校的?”老者说:“那当然好的,那面这个庵(手指着一箭路外的白云庵)倒是六开间门面的房子,要是可以用,那么学生上课和先生住的地方都够了。”说到这里他才想起问:“先生你尊姓?是哪里来的?怎么这样好?肯请教师来教我们的孩子读书?”待我替先生向他说明来历之后,那老者惊讶地叫了一声:“原来是黄部长先生。”一种虽未见过面而景仰已久的神态毕露在面上,就此到庵里去商量着怎样修理校舍,怎样招收学生等问题。后来先生对吾说:“你看他们望儿女读书的心是如此之切,我们赶紧筹备,决在最短期内开学,你一个人先教授起来,让他们早一天有得读书也是好的。”第二天清早,先生手里拿着一张图来对吾说:“我昨夜半夜睡不着,我想办学校总得建筑几间校舍起来,一方面兼作将来改进农村的办事处才好。我已拟了一张校舍草图在这里,你把它誊清一下,就给营造厂估价,我想最好在举行开学典礼的一天,同时行奠基礼。”一所五年来很觉适用的校舍,就是这样脱稿在先生半夜的不睡之中。
张镜心《黄先生之农村事业》如下:
自民十七以还,黄先生频岁山居,常以暇日遍访山陬村落。以深入民间,故于农村生活见闻亲切,目睹村人知识之幼稚,身体之羸弱,道德之媮薄,与夫生产手段之拙劣,益觉乡村为国家之本,以如此之乡村与人民,何以兴建近代国家,而抗敌图存。于是决于莫干山麓之“庾村”,手创农村改进事业,以为实验而资倡导。黄先生所以以莫干山麓之庾村为初期实施改进之区域者,因于庾村之自然的与社会的情形有明晰之观察也。庾村四围皆山,修竹茂林,经冬常绿。西有莫干山,满缀近代建筑,不啻一幅风景油画。然而蚩蚩者方冻馁之是虞,比年交通愈便利,汽车可以直达京杭,而农产山货之运输,依然惟人力是赖。呜呜汽笛,传来近代消费之风,硁硁农人,不改中世生产之旧。五年以前,成年者仅二三人曾受旧式教育,儿童则皆失学,风俗浇薄,苟安懈怠,侥幸自私,复多染有饮酒赌博之恶习。故庾村实为崩溃中之典型的中国农村。黄先生既决定以庾村为改进区域,即根据以学校为中心之原则,于二十一年六月设莫干小学于地点较为适中之汪家村(组成庾村之一小村),其始僦民居为教室,辟荒地为运动场,继即自建校舍,半年而落成。廿二年三月,借一通力合作之事件为动机,组织“莫干农村改进会”,组织既具,村人亦以学校为一切活动之中心,于是按步骤实施预定之计划:
一、自教关于儿童教育,设有莫干小学。成人教育,由学校辅助改进会办理之,设有农民夜校、农民教育馆等。
二、自养
(1)改良蚕种之推广前数年来,丝价惨落,蚕业大衰,经改进会提倡新法推广新种后,黄先生授意,特许以土种掉换新种,如有损失,照土种预计收获赔偿,收入大增。
(2)改良麦种之推广村人向少冬作,勤勉者略种芸苔蚕豆。廿二年冬提倡种麦,特约农家试种金陵廿六号种麦,成绩甚佳;乃收集麦种,贷与农人,推广面积。
(3)提倡造林与植桐莫干山建筑繁兴,原有林木纷纷砍伐,未成新林多为人偷作燃料。改进会四年以来,提倡造林,先后所植松杉苗木几三万余株。去年复提倡植桐,先由学校植桐二百余亩以为之率。
(4)信用合作庾村信用兼营合作社成立于廿二年春,办理放款、储蓄及购买等合作事业。
(5)公共仓库廿三年冬,黄先生在山见村人新谷初登,即尽数贱价出粜,以偿夙逋,不留余粮,越年青黄不接,势不能不高价籴入,因指示改进会设立押米仓库。
(6)旱灾救济二十三年大旱,先生夫妇见灾情严重,斥资救济,并详示办法,务本自食其力之原则,分贷赈、工赈、急赈三种。工赈结果,开池二,筑闸二,修堰三,疏溪修堤十余里。此次救灾历时百五十日。
三、自治地方自治事项中之户口调查保甲组织等,本有乡长负其责。学校及改进会辅助其进行。此外另组调解委员会以处置纠纷而避免讼累,立山林公约以尊重产权而保护林业。至婚丧礼俗之改良,亦有相当效果。
四、自卫包含警卫、卫生及消防等事项;其中卫生事业开始于学校初立之际,余则发端较迟。上述为五年来见诸事实之一般情形。自去岁起,黄先生见改进区内各种事业渐就轨道,乃先后辅助邻近乡村(孙青乡、何村、莫干山)。组织阜源、何村、剑池等三小学。于是邻村人士就“以学校为中心发动农村改进”之观点,而确信黄先生将扩大其改进事业于该数村矣。
在膺白手里四年多时光,除上列工作外,有“文治藏书楼”是纪念其父亲友樵公讳文治而名的,其他工作皆冠以“莫干”地名,实际是在莫干山麓的庾村。庾村是由三桥埠上莫干山必经之路。“文治藏书楼”是未来的“莫乾图书馆”,已经附有公开的阅览室。建筑时为思亲,膺白作有《怀抱思亲图记》,事先请章太炎先生作有《文治藏书楼记》,门前“文治藏书楼”五字横额,是吴稚晖(敬恒)先生写的篆书。
《怀抱思亲图记》略如下:
我生未七岁而孤,先父友樵公声音笑貌均不能记忆。少时见他人之有父者,辄羡而慕之,则琐琐问先妣陆太夫人以先父在世时事。先妣为言予三岁时,偶溺,婢为更衣,不慎,痛予足,予大哭,不令更。时值严冬,父恐予寒,亟解襟纳予怀抱,指门上联句使读,意在止予哭也。隔晨,予忽自指门联成诵,先父大奇,自是日课以字。呜呼!此予一生受教之始,乃在亲恩无意之中。五十年来,每一回思,泪涔涔下。民国二十五年丙子春,予年五十七,距先父弃养正半世纪,爰筑藏书楼于莫干山麓庾村,莫干小学之前,以先父讳名曰“文治藏书楼”。楼成,予妻亦云议作“怀抱思亲图”,以志永慕,友人许君修直为请贺天健君绘之,悬于藏书楼之堂。瞻对画图,缅怀当日,悲涕随之。虽然,父之事实,母之传语,妻之同情,友之推爱,至性所集,可谓得伦常之独厚,宜足以慰忧患之余生也已。中华民国廿五年正月黄郛谨志。
《文治藏书楼记》如下:
项王有言“书足以记姓名”,人至没世而名不忘者,书持之也;故知书则知荣辱之分矣。庄周欲绝学捐书,以溃其名,世终弗洵,宝玩之未尝衰。甲者侈其博赡,期与中秘书竞胜;乙者亦随所嗜,以为庋藏。上以承其先人,下以求自补过者,众矣!情固有不能恝然者也。华亭黄氏者,余先王妣家也。清嘉庆中,徙浙之嘉兴。逮今百余年,而膺白始以朝官着户籍于杭。膺白于先王妣为弟之孙,宦既通,俄而倦游,则上述其先人友樵丈之志,入莫干山,树楼藏书,以无忘世德,而为反初服计。楼成,属余发焉,以志其事。余少时闻黄氏尊属子周丈者,尤好书,家贫,每得银十两,辄造书肆尽之。性朴拙,亦不尽通其义。尝以杂职待叙浙江,人或诫之曰:“初谒抚院,宜自饰容止,无喋喋作简明目录语为也。”遽大言曰:“皇帝尚当见,何抚院也!”以是人点焉以为戆,卒落魄不遇以终,亦不遗乡里恶声,顾其好书不可尚已。今闻友樵丈之风,乃知黄氏勤学敦古,世相渐濡久矣!后之人诚不可以无继也。自坟籍之兴,仍世逾富,今佚书时出四库外,非其材亦无由遍观。当友樵丈存时,亦时蹙蹙不足于财,虽好书,因弗能广致,今膺白有其力矣!材又足以周览之矣!所谓胜其任而愉快者非欤?虽然,人固有一患,非读书难,周用难;周用非难,求令闻难;求令闻非难,完之则难。吾视膺白非廓然忘其名者也。当今之世,道衰人浇,求点焉以为戆者固罕;如膺白者,于仕宦得聪慧名,顾亦自用其戆,不自驯伏于强有力之人,以是拒邻援,故位不极尊宠,名亦不至于大辱;由是日进碌碌然,以朴拙自将。盖所以上思承先,下思补过者,固非有他道也。余老病且入墓,异日称与无称,固弗计,独念与黄氏三世异姓之好,惧膺白需于去就也,故如其请,作是记发之。章炳麟。
《怀抱思亲图记》写成立轴,至今尚存;《文治藏书楼记》是一横幅,不幸在抗战时失去;太炎先生与膺白均在作此文一年内去世,二者可能都是绝笔。
当我们无意中到了莫干山,万不料与此地结如此深缘。膺白初以我每日与熙治在书房时间太多,陪他太少,我说:我们想避俗,万一我不耐闲,则岂能久安于此!熙治还不能住校,又不便延师来山,则只有我自己任教,此不专为孩子,各人忙起来,使有妨山居的问题都自然解决了。
膺白因国难而提前实行他报答社会的心愿,开始在庾村的工作。后亦因国难而不得不受命往华北,焦头烂额,无济于事。每抽暇回莫干山,辄加紧工作,他自己所想到或同人所建议,说做即做,毫不踌躇。我无不竭力赞成怂恿。朋友们不知我们有多大抱负、多少力量。仲完看我一心一意跟着忙,一日私下问我:“好像在急急要了一件事?”她的话直中我心坎,我见膺白体日瘦形日惫,种种劳而无功,深恐来日不长,让他尽量在这里了他一个愿——报答社会,得到些微心里的安慰。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