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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干山住到第四个年头，我们已习惯“静”之乐，而少感“寂”之苦。年年十一月下山，在杭州访晤亲友，游览西湖，到膺白的三哥叔汀家，探望大哥，然后返沪度岁，习以为常。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我们忽然提早返沪，为九月十八日沈阳变起，日本军占领我东北，这是大大的国难临头。消息得自九月十九日上海市长张岳军先生电告，电曰：“昨晚东北军与日军在沈阳冲突，日军乘机占领沈阳，事态极为严重。”
膺白已经渐渐的与当局疏远，函电务少，对岳军先生亦然。他自己有诗句“隔院着花不可攀”；私交尽厚，分际应严。尤其上海市政府里旧人甚多，他在沪之日，自市长以下，不免常常要来看他。为彼此方便，他甚至提早上山，延迟返沪。
这年的夏天，李晓垣先生自动到山做客；李先生在津在沪做吾家客不止一次，吾家上下大小都欢迎他随便而又与人无犯态度。这次他的来山，情绪稍有不同，略带些自质意义。阎、冯之战，他与阎系同学，与冯有民十三（一九二四）国民军关系，最后曾不远千里赴晋劝慰，因此阎、冯败后，他被点嫌疑。无论如何，膺白绝无反中央、反蒋之事，这点，中伤他的人，亦造不出谣言。与膺白共处，态度自明。下面是十八年（一九二九）八月五日李先生从山西晋祠来的一封信，信中“百兄”为阎锡山，“焕兄”为冯玉祥，所言“往事”即济案；剪报则解释当时冯之态度，邓哲熙、韩复榘、石友三俱是冯的部下。所云《今天新报》亦附于下。
膺兄惠鉴：别后瞬逾数月，时以为念，近维动定佳良为颂。闻沪上热度颇高，想此时正与英嫂避暑山中，在万竿绿荫之下领略风趣也。弟本在香山习静，随缘而至太原；尔时风云正急，又亲闻灾区惨状，竟为悲愿所驱使，驰行千余里，以佛说说焕兄，焕兄知旧友非挟他意而来，立允放下一切，此未始非佛法因缘也。焕兄语弟，十三年冬本已约兄游日，愿竟未遂，此时兄远处东南，恐难偕行，遂约弟东渡以遂昔日未竟之志，弟以义不容辞慨然允诺。本拟抵太原后即可首途，嗣因百兄被留，展期三月。现百兄忙于编遣，焕兄暂憩晋祠医治宿疾。弟固随遇而安者，有人邀至北平，即在北平修法，现闲居晋祠，地颇幽静，泉石胜境亦不多得，即留在此间修法，幸尚无一日间断，足慰厪念。在华阴时，曾以往事面询焕兄，何不对兄明规，而在暗地责毁良友，渠闻之殊为愤慨。其所述当时情况，与邓君哲熙近日致《今天新报》之函略同。顷披阅各处报纸，见此新闻一条，颇触旧怀，特为裁下寄上一阅。吾人处世数十年，不过如空中之鸟迹，若有若无，仅存印象，兄阅后亦不必萦怀也。焕兄经韩（复矩）、石（友三）之变，态度转趋消极，对旧友愈深感念，特于兄尤然。闻今年四五月间沪上修法同人，已有数十人成就，兄修法未间断否？若法未学全，沪上当有代授者。此为吾人根本问题，此外一切世事，虽一时轰轰烈烈，不过如梦幻泡影，转眼即空耳。弟在此颇闲适，拟俟秋凉略加精进，或当有少许进境也。兄近状如何？至以为念，暇祈略示一二为荷！专此敬颂暑安，嫂夫人安好。弟晓圆上。
十八年八月五日
北平《今天新报》代论（十八年八月一日）郭增恺
本报第一版社论，《作者致王儒堂先生一封公开的信》中，曾有以次之语：“昨岁八月，走方漫游皖苏，某日至宁，值故人包志拯兄，悉先生将于次晨十时，长国民政府外交部。时黄膺白先生以济南惨变，离职适沪。冯先生倡议于先，蒋先生裁可于后，因之先生得为黄之继，当其时之巨艰大难矣。”孰知此短短几句，乃大与事实违。兹特据关涉者来书及告语，声明更正。
增恺先生大鉴：顷于七月十三日北平《今天新报》，获读先生致王儒堂先生书，其中关于儒堂先生继黄膺白先生而为外长之记载，与事实不符。查去岁五三惨案发生后，蒋先生与冯先生会于豫东之李坝集。蒋先生当谓“膺白外交办失败了，一般老先生均不满意，中央拟以儒堂继任外长”，征询冯先生对此意见；冯先生答称“弱国无外交可言，若无实力为后盾，无论谁去办外交，均难有成绩。膺白、儒堂都是多年老友，个人对此，无丝毫成见，应请中央主持”云云；此当时蒋、冯两先生会谈之经过也。哲熙朝夕追随冯先生，关于此事耳熟能详。先生致王儒堂先生书中，谓“王先生继任外长，系冯先生倡议于前，蒋先生裁可于后”云云，显与事实不符，应请先生自行设法更正。又冯先生现系下野之人，对于实际军事政治，略未过问，亦毫无表示，嗣后关于冯先生之言论行动，亦请根据事实，慎重记载，至所盼祷。专此顺颂暑祺。邓哲熙拜启。（十八、七、十六）
晓垣先生有八十余岁老母及太太儿女在武昌，此次闲谈中曾提起，如何嘱咐太太，如何拜托朋友，老母有万一，临时如何处理等语。膺白和我知他平日事母之状，甚同情他的远来做客之意。九月十八日之晨正在早餐，佣人送进由武昌来致李先生电报说：“母病速回。”他立刻准备动身，膺白立刻为张罗车轿，为欲赶上最早的赴鄂江轮，电沪请岳军先生代定当夜赴京的车票，准备到京可以立刻上船。故岳军先生十九日之电，我们都以为是报告李先生的行程。我译电至“日军在沈阳”，已惶恐万状，看完全文，与膺白相对，欲哭无泪。
自济南惨案以后，膺白不愿见日本人，尤避外交官与军人。松井石根、芳泽谦吉等赴欧过沪，均托人来约，只谈友谊不谈政治，膺白都婉辞。佐分利贞男为日本人中对东亚看法最与膺白接近之人，济案后出使中国，实其文人含补救之意，一再要求晤谈，膺白均却之；最后请到杭州灵隐寺相见，膺白亦未肯下山。佐氏之死，膺白日记曰：
十八年十一月廿九日日本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氏本晨在箱根富士屋旅馆自杀。予与佐氏多年知好，深知其对东亚有极大之抱负，对中国有极热烈之同情。方为中日关系前途庆。未发表驻华以前，今关（寿麿，日本名汉学家）君曾来莫干山访余交换意见，余力主佐分利君继芳泽来华，今竟以自杀闻。余脑海中一种冲动真是无可形容，闻彼自前年丧妻后，即皈依佛法，佛必有以渡君也。
十八年十二月廿八日重光（葵）历述经过，最后对小幡使华问题要求有所转圜，完其面目，予允间接传述，不能负责。（佐氏死，日方拟以小幡继任，小幡系交涉“廿一条”之人，故中国不予同意。）民十四，予与佐分利及重光游北京西山，乘驴入城，重光不善骑，每每落后，不料佐君已成隔世。
小幡使华未成，中国未扩大其事而不接受，是近年中国理胜的一事。重光葵继任公使，虽具体而微，然其本国，武人益抬头。中国方面对日本不注意，对东北边疆亦不注意。
我补述一点膺白在莫干山与政府的关系。几次征召他都没有接受，只有一件导淮的事，他虽不就，而赞成其事。北伐完成，南京开编遣会议后，拟以所遣散的兵士致力导淮。组织导淮委员会，蒋先生为导淮委员会委员长，膺白为副委员长。蒋先生说因事关军旅不得不自居其名，请膺白为其实。与冯焕章、杨畅卿、张岳军正面侧面来电或派人速驾。膺白有不得已之苦衷。节录以下几段日记：
十八年一月十六日李仪祉（协，水利专家）兄来谈导淮事，有“淮水易治，人心难治，真专家不多，半专家太多。水是活物，局部形势变更，全部均有变化，不能拘执一说”。实为针针见血之谈。
十八年一月廿一日宋子文君来，请其转达蒋先生，在三次代表大会中须设法规定几条法源，使政府得依法产生，一可以定人心，二可以绝恶例，盖政府能有一定之时间性，则万事始可着手，且以民元先制约法为例。
十八年一月廿三日市党部常务委员冷欣介绍曹树铭来谈导淮。予以“经费”“计划”二项，本可大可小，并不在意，所以不决然担任者：（一）政治变更，机关即根本易人，近年恶例，将至一事不能办。（二）数万工人统率不易，万一工会再去指导？
膺白不就之电，当时立刻复出。六月间该会成立，蒋先生又来电，他下山赴京，俟蒋先生就职而归。日记如下：
十八年六月十六日晨七时抵宁，岳弟来接站，下榻鼓楼头条巷一号。十时顷介弟来访，午后偕岳弟同游陵园，答访介弟。四时半介弟又来寓，详谈导淮计划及述我不能就职之理由。总之，此事实属国计民生均有益处之根本建设事业，予极端赞成，惟非所素学，且在此环境下，雅不愿再挂任何名义也。
这年的一月廿四日，一个曾在日使馆任事，后在奉天办新闻事业的文访苏（宗淑）君，由东北到沪，来访膺白。我家昔在天津时，此君曾来谈过，系东京青年会干事马伯援君介绍。马君虽热心宗教，然对日本社会和政治情形，相当留心。文访苏君这日报告东三省情形极详尽，膺白录在日记，我今摘要如下：
（一）日本对东三省拓殖，从前只注意外交军事，二十年中移民不过二十万，今则沿铁道附属地，水道住屋路政均大致完备，鼓励移民久居，并奖励朝鲜移民。鲜人在日本在朝鲜均受虐待，而向东三省移殖，则不独舟车得补助便利，亦享受领事裁判员特权。（二）日本对满蒙铁道网势在必成，从前五路要求，规模太大，招中国反对，列强嫉视，今取断断续续短距离之路（如吉〔林〕、敦〔化〕路等），有事时，用轻便方法，一联贯即达其本来目的。（三）内地杂居由不良中国人代为购地，植棉牧羊造林，片段告成，始行揭晓，当局慑于日威，亦无可如何。近更在新邱购地，为新邱煤矿计，该地矿质虽逊于抚顺，量实百年不尽云。（四）日人在奉天有特务部，主其事者有秦少将，勾结要津，津贴中下级职员。某要人曾挂名教长，而其住宅即系日人所送。（五）日人荒部少佐，曾充模范团团长，易名黄慕，入中国籍。及张作霖被炸，在滦州一带黄慕力劝张学良杀杨麟阁（宇霆），张不从，黄愤而辞职，仍用荒部名往大连去矣，故当时沪报有杨在小山被杀之说。（六）至麟阁被杀原因甚复杂。小张自父死后，挥霍无度，欲提用铁路及兵工厂之款，而杨、常（荫槐）均不予通融。杨管理兵工厂，常管理铁路；当张作霖在日，经数年经营，完成打通（打虎山至通辽）铁路；此路与日人之南满路平行，可由京奉直达齐齐哈尔，故大招日人之忌。杨、常自身亦欠检点，生活较奢。杨大唱开放主义，谓欲保全东三省，惟有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对内广揽各省人才，对外联络英美以牵制日本；前者招旧派之反对，后者招日本之反感。（七）杨、常既死，当局年少多欲，而田中西进政策日进不已，东三省在今日实可谓危机四伏，一触即发。田中去年炸死张作霖，本有整个计划，意在解决满蒙问题，只因时机未准确，此一年中，田中之对华政策可谓一无成就，若明年议会开时再无成绩，则军阀政治命运将终。闻其毒计：在本年中，中国政局如起纠纷，全部或局部有战事时，彼将借口保侨，占领奉天，此则我当局不能不警戒者！
膺白记此毕曰：“惜乎今日局势，无论朝野各方，均未足以语此，奈何！”又言：“文君谈毕，予乃作一介绍片，请其往宁晤岳弟，冀得转达介弟，或可以供参考。适何敬之兄来访，因文君亦贵州人，介绍一见之。”
读者疑阎、冯战时，中央请奉军进关，何以东三省无事乎？此时日本，正田中义一受天皇责问，辞职而又身死故也。然日本军人的侵略野心，亦仅延迟两年，而其野心则更大。
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九月十八日沈阳事变以前，中国北伐完成以后，两年之间，最不幸的事有二：其一是民十九（一九三〇）阎、冯之战，其二是共产党在江西之“坐大”。我在所作《膺白家传》曾言：
时统一甫告成功，而内战又起，战事激烈，甚于曩昔，乃于事定之始，作“祈祷和平”一文，同日遍登上海各报为社论，胪举：国力耗于内争；建设因以停顿；同类相残，胜亦不武之义，期朝野之觉悟，事在十九年冬。共产军久踞江西，而日本少壮军人亟于思逞，密请中央注意东三省大吏，匆使逗留关内，生后顾之忧，事在二十年春。
这所谓内战即指阎、冯，“祈祷和平”文见前章。
至于东三省，在中国早似禁地。对外，因条约而有“中东”“南满”两铁路，前者属俄，后者属日，平分势力。罗钧任（文干）先生一次与膺白闲谈，说到东北文化，北满的家庭多挂俄国风景画，南满则挂日本名胜，从小节窥一斑而叹息。对内，则有事奉军入关问鼎，无利退守称孤。其间又往往不免有外交关系，给外人以可进之路、可乘之机。自阎、冯之战，中央获奉军袖手之功，因而致胜，将奉军主帅捧上九天，为蒋总司令以下第一人。我们久居北方，即在北洋军阀时代，一般人对奉军亦视作可怕中之更可怕。新闻记者邵飘萍、林白水，抓到不加审问而枪毙，在北方的人应都知之。即以一般局势看，阎、冯纵有不是，不如东北之对内对外均有极大危险。
阎、冯战后，思为大大的和平运动，在上海有三个人：张公权、李石曾和膺白。石曾先生迭电膺白促下山返沪，张、李二位常常来吾家；具体的计划和文章由膺白写，国际情形之可虑，他们所见相同。在这前一月，由膺白草成对党政军三者改革案，事已记在前章。
二十年（一九三一）的四月，我们还在沪，日人土肥原贤二大佐、田中隆吉中佐，一再托人来说，要见膺白。土肥原是号称中国通的军人，在北方久混。膺白触动起对东北的不安，见了他二人，这是三四年来偶然之事。自佐分利死后，膺白颇悔当时之拒不接见。在山见过今关寿麿（今关后来有挽膺白五古长歌，记其事），重光葵到任，派秘书林出到山，亦见了。然在上海，还是可避均避。见军人最没趣，这次实为时局担忧而见。土肥原的话大略如下：自张作霖死，杨、常被杀，张学良逍遥平津，对日本悬案取不理态度，对日本人取避不见面政策，日本已到无可再忍阶段。又日本曾经战事的军人，此时都已到将官阶级，佐官以下少壮军人，均不知战争之险，而功名心切，急望立功。二者凑合，东三省情势十分严重。
这段话危言耸听，但事实确有可虑，不由人不着息，膺白寄了信传了言。此时政局适小康，关外之事，中央鞭长莫及，不以为燃眉之急。一般人粉饰太平，闻此毫无反应。这土肥原即后来携溥仪出关，制造满洲伪国之人。我们后悔当时不将他的话，更加严重解释而后传达。膺白在廿年九月十九日（沈阳事变之次日）的日记，不免说有几句沉痛的话。这天夜里，他彷徨无主，提着灯笼去看张静江先生，适已赴京，回来转侧不能成寐。
静江、岳军二先生同具名由沪电促膺白下山。伯樵受社会上和新闻界朋友之托，亦电促我们即日返沪。杭州、上海各地关心国难的朋友陆续来山，见面都不胜忧和愤。一向不敢批评政治的人，露骨开口责备。责备有何用处？冲动只有偾事，无补于国。我们先力自镇定，经过两个星期，十月五日始由山返沪。
在诟谇责骂无济于事的时候，上海是人才荟集之处，一改几年来言论沉默情况，开会聚议，拍电主张，无可阻止。最踊跃而可能做的事，是捐款援助东北义勇军。一般人都在热烈和冲动之中，怨恨敌人，指摘政治。国家的真实情形，人不尽知，不知的原因，为没有健全的舆论指导，由来已久。舆论不健全，养成中国人爱道听途说，而少用理知思索。培养国民用理知了解国事，本须积之以渐，而我则反其道而行之。至于对日本情况，则知者更少。此不知的原因为不屑知，不屑知为中国人不想自己解决自己的事，而想望侥幸，想望靠外国人。这点，连知识阶级都不免，许多人以为中日闹起来，英美就会出来制裁日本，很少能看到国际情形的人。政府则不堪苏联压迫而谋与日本温旧。济案之后，曾谋亲英，后来又曾报聘苏联。
“九一八”空前国难，而政府仍苦于对内，其难处：中国统一，而国民党不统一。两广始终与南京对垒，小之又小，成为反蒋。谣传两广实予日本以可乘之机，不可置信，然“九一八”以前，两广有要人赴日是事实。中日之间不圆满已久，两广同为国民党，派人赴日何为者！中日问题是一件历史积债，然大难临头，仍不能外御其侮，至为可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