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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廿二年（一九三三）热河之战，大军溃败，战事到长城以内；平津危急之际，膺白受命北行，名义为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其主要目的实系：对外缓和日本，对内绥靖反侧。这件事，当局与社会都知难有奇迹，却都希望一“彼善于此”之路。膺白自己亦望能竭其最后之力，他估计国家支离破碎之局，如何足以言战？希望有一个生聚教训准备的机会。朋友为他担忧此内外不能讨好的工作，我则阻之不及。他这次是“好汉低头”，我则不得已而“弱妇亦强”。
政府要膺白到北方去之动议已久，动议不止蒋先生一方。汪精卫先生在国难后从海外归来，未到南京前，曾在上海来访膺白。膺白虽然和他相识颇久，但并不相熟，这一次国难临头，他们讨论内外形势，说得很多。汪将到南京时，曾要求膺白遇要事能入京面商，这个“随时可以到京”的约，在膺白是几年来没有做到过，此次很爽快地答应。
阎、冯战后的北方，大部成为东北军（奉军）世界。“九一八”后，自北方归者，论晋军尚属可望，奉军不可救药。然中央无法亦不敢开罪失土之疆吏。最初提议膺白北上的名义为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政府以为此事表面与政治无涉，不遭疑忌。膺白却不欲担任此事。岳军先生曾笑谓膺白乃最适当之故宫博物院理事长，以其对古物不懂，且无嗜好。屡次口头或文字的提议均经谢绝，手边尚存下录亲笔一件电稿：
洛阳国民政府魏文官长（怀）：夏间政府欲任郛为故宫博物院理事长一节，当中央初动议时，郛因不能北行，此席关系重要，又万不可虚悬，故曾恳电中央辞职在案。乃昨由山中返沪，得读贵处洛字第三二九三号公函，知政府仍令郛担任，在郛未到以前，由张群代理。又读贵处东电，知北平政务委员会因张群未允就代，电请政府转催郛北行主持。查院务重要，应任能常驻北平者继任为宜，郛南归多年，宿疾未愈，一时万难北行。用再沥情上请，务恳转达政府，另简贤能，以重要公，无任感幸。黄郛微。
淞沪停战以后，北方局势毫不见松，而且加紧。日本在满洲造成伪国，用同样的手段扰乱华北，中国不但有外患，而且有内忧。失意政客为不择手段之活动，他们的设辞皆为不满一党专政，统治不公，实则酝酿生事之辈，皆惯于内争，朝三暮四，敌我之义久泯。真正爱国国民，纵不满统治，大都自爱以爱国，此在后来抗战时可以见之。
民国廿一年（一九三二）的秋，我们在莫干山接到蒋先生致膺白的电报：
莫干山黄膺白先生：汉卿（张学良）辞职，拟即照准，并取消绥靖公署，另设军委会分会以总辖之，大体已商妥洽。惟今后华北时局，无论外交、军事、政治方面，均益加重要，特恳请吾兄北上匡助，代为主持。
兄受名义或暂时不受名义均可。国难方殷，环境日恶，公谊私情，谅兄必不忍恝然也，即盼电复。中正元。（廿一、八、十三）
自民十七（一九二八）济案以后，膺白虽不以一言自解，但决心不再从政，屡辞征召，如：外交委员会长，使德、使英，导淮副委员长、浙省委、两度江苏省主席。王亮畴先生来劝使英，膺白答以素乏渊源，王言英人喜其诚实，业已同意；殆为宁案时与英使折冲，英使已经承诺之项，而伦敦反对，膺白宁谈判中止，而不用为宣传。此事在若干年后英使卸任离华告别时，尚默示忆及。导淮之事，蒋先生自任委员长，曾嘱畅卿、岳军二先生从旁电劝，电中有“为三十年友谊勿却”之语，膺白复电：“欲保三十年友谊于不敝，故不必共事也。”蒋先生言，其他政治皆空，导淮乃关国计民生，愿共成之，因与编遣相联，故自居其名，请膺白为其实。膺白为国计民生之说所感动，特从莫干山赴京，俟蒋先生就职而归，自己终不就；且建议编遣不必与导淮并为一谈。此系上山后，“九一八”前，惟一入京的一次。江苏省主席事，第一次派乙藜（钱昌照）到沪征同意，蒋先生嘱膺白全权推荐各厅长人选，并嘱乙藜不得膺白同意勿归；膺白坚不考虑，请乙藜当日夜车返京复命，此正在阎、冯之战前一日。膺白后言，幸亏催乙藜早走，不然以为因战事而怕负责。第二次则已在国难后。吴稚晖、李石曾等几位老同志，以为膺白不愿在京，则在镇江与京密迩，进言机会较多，颇怪膺白固执。膺白并非故意鸣高，官场得失无常，他一向处之泰然，经过很多。他有致岳军先生信，曾略吐衷曲，节录一段如下：
济案所受刺激，公私两项皆为生平未有之伤心事。其时三弟统率各军在前线，未便轻易回京，而后方政府因未悉前方细情，又未能决定大策，以资应付。兄念时局颠危，间不容发，遂不自量力，偕三弟同出险境后，即赶回南京，与政府诸公商定大计，力持镇静，使日人拳拳落空，不能遍放野火。又赶至上海，与钱司令、张市长说明各项情形，指导上海各界取同一态度。后方部绪既妥，正拟偕静江兄再往前方，与三弟细商善后，而小人之运用已成。兄在政治上勉有廿年之经验，决非量窄之人，惟此一段内外交迫之伤心史，实令我没齿不能忘……始终咬紧牙关而不发，非不能文也，非示人以弱也，盖投鼠忌器，有违兄南来之初愿也。幸勿再以名位相加，使外人之不明内容者，视我为南北鬼混之一小官僚，后世之评我者曰：此借革命以投机者也。呜呼！人生二十年以上之朋友能有几人？不为利合而以义聚者能有几人？历辛苦而不变者能有几人？异日如有兄欲为而力有未逮之事，仍当毫不客气自动地要求三弟之助我，来日方长，固不必亟亟也。（十七、十二、廿六）
膺白尝言若非日本人肇此大祸，蒋先生口袋里不小心漏了一洞，将他这一颗棋子漏了出去，他不想再上棋盘。他接到蒋先生上述“元”电后，嘱我起稿复电如下：
汉口行营蒋委员长：元电敬悉。国难方殷，何敢自逸，分弟之忧，义不容辞；惟各方形势不明，事实毫无把握。此事从一方面看，兄去于弟有利，从另一方面看，或反于弟有碍。容稍加考虑后，再行确复。有壬并未来，附闻。郛寒。（廿一、八、十四）
膺白虽然不是一棵了不起的大树，但是相当招风，蒋先生用他是相当吃力的。电文竟是真话，非只推托而已。汪先生大概要派唐有壬君来，故电末有未来之语。次日又接蒋先生电曰：
莫干山黄膺白先生：寒电奉悉。兄能北行，有裨大局者甚多，似可不必顾虑。弟顷赴牯岭，应林主席电召，约汪会谈，但汪能否即来，仍无确报耳。中正删。（廿一、八、十五）
这一年，膺白终究未北行。自此以后，蒋先生时时将驻日公使蒋雨岩（作宾）往来电报转给膺白，亦嘱膺白有机会与日方可接洽之人接洽，见下列诸电：
莫干山黄膺白先生：梗（廿三）电奉悉。兄下山过沪时，如日方有可与接洽之人，不妨先与接洽，再来汉面商。前日弟曾电告雨岩，谓本庄去，武藤来，新旧更替，如日本当局有稍变方针，借此重谋中日亲善之转机，中国可与迳开谈判，嘱雨岩设法间接表示探询，倘日方有诚意，弟可出而办理此事，但迄未得复耳。中正有秘。（廿一、八、廿五）
莫干山黄膺白先生：有电谅达。顷接雨岩敬（廿四）电复称“秋山旅行未归，俟其归时，当以尊意间接转达。军部虽仍主张承认伪组织，但不似从前强硬，议会闭会后或见缓和。然宾意总求其能取消伪组织，始便于商议其他，否则吾等目的难达，世界大战亦不能免”等语，特闻。中正宥。（廿一、八、廿六）
上海黄膺白先生：昨接雨岩有（廿五）电称“宾月余来即本钧电尊旨进行。吾等惟一目的：一、须日本放弃满洲，二、须放弃破坏中国统一政策。现荒木等对第二点已同意，并愿援助我公统一。第一点颇感困难，或须向联合国各方同时并进，始易奏效。现宾仍积极进行，务求十一月前得一结果”等语，特闻。中正感秘。（廿一、八、廿七）
上海黄膺白先生：致畅兄函夹密电已阅悉。铃木如来，诚关重要，请视其表示之诚意如何，善为应付，仍照原定方针进行，不必顾虑。（国联）报告书意见，弟拟俟南京及各方讨论结果汇齐后再行决定，届时当另陈商榷，卓见盼开示。中正尤秘。（廿一、十、十一）
八月廿七日的电已经拍到上海，因膺白正拟应召赴汉口，我留山未曾偕行。这几个月来，膺白为山上住民公益会，山下莫干小学，上海的新中国建设学会，忙得少有余暇，常在奔走之中。在山“奔走”二字是名符其实的步行。为学会，许多书籍和文稿，他都仔细过目，有的须自起草，我即偶然帮忙，并不省他的力。他久已不见日本人，日本人之狂于“自忠其国”，而昧视“人亦忠其国”的态度，见之令人寡欢。政治圈内蒋先生的左右对膺白猜忌，反蒋的人更连带存恶意，造起对外谣言来，总有膺白一份。常识以外无稽之谈，正为中国人缺乏对外常识故，很易乱社会观听，连中国人亦不解“人亦爱其国”之义。我实在希望膺白不要再问中日之事，免去“无益于国而徒自增苦”不必要之责任。致全力于学会和公益，虽涓埃无补于事，总亦稍尽心力。在家庭言，这些事我均竭力随喜，颇似民国七八年在天津写书时，是我们生活中最有意义的一段。以个人言，我是提到日本而恐惧的人，上述膺白为济案所受内外刺激，我所感觉并不比他少。我的度量不如他宽，然对此，我不但自藏其刺激，还须做得十分泰然以安慰他。当时我是仅仅三十几岁的人，与他常住在山上，从来没有一次他不想回上海或到杭州而我一个人提议要下山入城的事。我刚刚费几年之力，感谢我们有一点藏书，磨练成功了另一种积极自处之道，见膺白又将为国为友而“入瓮”，我是十分不自然的。这是我们上山以来几年中，第一次我没有跟他同行返沪。
事有凑巧，廿一年八月底膺白过沪赴汉之际，何亚农君来言，有日人内田敬三由东京来，托一刘石荪君辗转访他，他正北行来返，内田在沪坐待。何并不认识内田，见面始说出此来为铃木贞一送信，铃木要来访膺白。膺白不识内田与刘，何君则曾任廿三师参谋长。民国十三四年我们在北京时，铃木系日使馆驻在武官松井之副。段执政时，张作霖入京，时国民军之势日蹙，一日铃木来吾家，突然献非常之策言“张作霖可以杀也”，膺白拒不令其辞毕。膺白向来反对不择手段之举，对外人更存戒心。不久吾家出京，后又南归，不闻其人已久。日本政变前，铃木曾居欧洲有年，此时系法西斯组织中重要分子，为荒木首相所亲信，人言其足以左右极右派政策。
若无以上蒋先生嘱与日人接洽之语，膺白可能不重视其事。因有上述“有”电，这次突如其来铃木要求来沪之议，他遂迎而不拒。铃木在抗战后虽是大将阶级的战犯，此时还是一个大佐。中国人彼时还照旧以阶级分轻重，以为高级的人总是有力，膺白已经懂得日本当时形势权在下级军人。后来有一次坂西利八郎，他原算一个早期的“中国通”，到吾家来，正巧碰着根本博出去，根本其时还是个中佐，坂西想不到膺白认识他，告诉膺白：“路子对了。”
铃木贞一于廿一年十月十五日到沪，膺白纯以私人资格晤谈。这一个多月中间，膺白到过汉口晤蒋先生，回上海后放宽限制陆续见过坂西、冈田、船津诸人。自十五日至廿一日，铃木前后到吾家五次。第一次由刘石荪同来，系礼貌拜访，片刻即行。十六日铃木单独来访，与膺白纵谈世界大势，东亚将来，归结于中日问题如何解决，他希望蒋先生，希望膺白，膺白觉得事已至此，各有立场，非普通方案可能解决。十八日李择一陪铃木贞一、冈田有明来，这日谈到满洲问题。膺白对东北问题，在上年十二月有《东北问题我见》一文登在《复兴月刊》一卷四期，他说：“东北沦陷，荏苒年余……不独东亚和平受其影响，即世界前途，其为黑暗抑为光明，亦莫不系于是。吾国始终遵守联盟会员国一分子之义务，诉之国联，以求公道和平之解决，乃……年复一年……在日本借口民族自决，建设傀儡之满洲伪国，在国联则日斟酌事实，主张高度之自治政府。前者固为吾国民所万难忍受，后者亦尚非恒久和平至善之谋。”文中他告国际联盟：“公约威严必须保全，此次东北事件，吾与日本，均未宣战，两国使节均未撤回，事前既无通牒，临事又仅仅借口自卫，乃自卫复自卫，北则长春、哈尔滨，西则锦州、山海关，其结果囊括我东三省全部以去……此等蛮干成功之事实，国联如认为有斟酌之必要，则今后……小国弱国固随时随事可招覆亡之祸，大国强国亦将敛物敛财以作攻防之备，是则人类前途虽欲不成黑漆一团之世界而不可得矣。”他告日本国民：“东三省土地与关内节节相连，东三省人民百分之九十九与关内有血统关系，其血液中实流有中国四千年旧文化，旧历史之痕迹，而永远不能磨灭。此绝非一‘力’字可以解决之。”他告四万万同胞：“消沉不足以兴国，呼号亦不足以救亡，此种巨大规模之外力压迫，非有巨大规模之内力膨胀，不足轻言抵抗。”他说：“年来一误再误，对于国权恢复运动，不内求而外求，对于仅有之国力民力，偏又不外竞而内竞。自今以后，当咬紧牙关，抽紧肚带，痛自忏悔，力图振作……邻邦而觉悟也，则国际原无不解之仇，晨撤‘满洲国’之旗，以启和平之门，夕可举香槟酒之杯，以现提携之实。邻邦而终不觉悟也，则吾国固不幸，而不幸者亦绝不止吾国已也。”
他与铃木谈话原则不离此。他亦始终希望中日提携，在东北中国国防需日本之助，而日本资源亦需中国之助。他以为东三省可作中国主权下之永久中立自治区域，中国不驻兵，日本亦即撤兵；中国劝伪满撤销独立，日本不干涉；为此永久中立自治区域之繁荣，中日经济防御互助。他主张中日派员会商，国联派员参加，以协商此事。这日铃木在吾家便饭，席间大谈其东洋政治哲学观。
二十日下午铃木又来，提出他的方案：东三省设立外交调整委员会，由中日共同派员组织，对中国本部则放弃一切特权。这个不伦不类意见，显然不肯放弃满洲，本来并非谈判而不过一种意见，遂不再谈下去。
膺白的主张实系顾到东北国防，亦顾到日本，调子甚低，着眼则在两国大处远处，在当时，不但日本军人做不到，即中国国民亦未必放心而甘心。廿一日铃木来辞行，并偕根本博来，当面介绍，根本博当系他同组织中人。后来膺白北行，塘沽停战之事，铃木大概在后方出点力，根本博后亦调到北平。
膺白于十九日、廿一日两次报告蒋先生与铃木晤谈情形。他告我此次与铃木晤谈感想：日本后起军人之政治兴趣及科学知识提高，使其前辈威望减色，故秩序已乱。又：以农民生活为准之勤俭风气，是针对工商界暴发户生活之不满。铃木曾举其外家每人每月廿元之例；五口之家，百元小康，此与膺白平日理想甚合，惟中国尚难达此水准。又：亚洲为一经济单位，此亦膺白所看到且以为当然之事，但必须合作，而不可独霸，独霸则不平，而必不安不久。另一件事则所述近年在欧洲所见，当系德、意“法西斯”情形，膺白一向主张分权，对极权不感兴趣。
我似乎提起过膺白对东北的忧虑甚久，阎、冯战后他曾请当局注意，勿使东三省大吏久留关内，生后顾之忧。远在此以前，民十七年（一九二八）他在外交部任内，他曾有提案，如何保持且引伸英美在北方的经济事业；他是国民政府第一个正式与英美谈判，借解决南京事件而复交的人。这件提案内容我未见过，我知道这件事在济南惨案后，是乙藜告诉我的。乙藜自济南回来，交给我膺白的公事皮包时说，所有行李全部遗失，然始终谨持此一皮包，只在紧急时抽出一件公事毁去，即上述的提案，恐万一落敌人之手，更增疑忌。膺白本是应蒋先生召到徐州，不是到济南，乙藜是他机要秘书，这件公事是否带给蒋先生看，已否通过，我均不知。我闻乙藜报告后，不久上莫干山，亦不再向膺白提以往之事。因中国的东三省问题，为世界大战和世界大变起因之一，我不禁又想到这点。如何当时朝野，把这块介于两强之间的沃土，大家看得那么轻？
民国廿二年春，华北局势又紧，时何敬之先生已经北上，代理蒋先生所自兼的军分会委员长。四月间，蒋先生重提膺白北行之事，当时局势如下列各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