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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占领我沈阳，中国对侵略的日本取不直接交涉政策，而诉之国际联盟。直接交涉在国民是不甘，在政府是不敢亦不易。事经两年，除淞沪之战，中国不抵抗而失去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抵抗而失去热河一省，东北四省都成为日军控制下的伪满洲国。中国虽失去了极大极富的东北四省，然在地理上，这几省向称关外，有长城相隔；在政治上，素为中央势力所不及。中国丧了主权，失了富源，还可以等待国际机会，暂以不承认敷衍一时。廿二年（一九三三）长城之战，则日军长驱直入到了华北。我军事内容，在上章几个电报可以略见一斑。人人知不能战，而不敢言不战。不负责任者唱宁为玉碎之高调，而存希图侥幸之心，事实上是“日蹙国百里”。
华北非东北可比，立刻要影响到全国。而华北的得失，系于平津之守不守。斯时的平津，已不是军事上能守不能守问题，而是政治上欲保不欲保问题。实逼处此，欲保平津不能不停战，停战必须与日本人交涉。《塘沽停战协定》——即是长城战后，在华北前线的中国军，与日本关东军间的停战条款。全文五条，当时各报都有登载，并无附件，其大意要点有三：一、中国兵撤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州线；二、日本兵撤至长城线；三、日本兵退出之地，中国接收后以保安队警察维持治安，不驻兵。此条款系民国廿二年五月廿二日彻夜由膺白在北平与日方商定，与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以下简称军分会）代委员长何敬之（应钦）先生共同主持，秉承政府，五月卅日在塘沽签字；签字者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吾国军分会代表熊斌。日军退出而吾国接收的地方为河北省十九县如下：滦县、昌黎、乐亭、抚宁、迁安、卢龙、宁河、丰润、玉田、遵化、宝坻、通县、三河、平谷、怀柔、香河、蓟县、密云、顺义。另都山、兴隆二地设治区。《塘沽停战协定》原文如下：
一、停战协定：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藤信义，于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即昭和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密云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派军使该分会参谋徐燕谋，正式接受停战提议。依此，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藤信义关于停战协定，委任全权于该军代表关东军参谋副长陆军少将冈村宁次，在塘沽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委任停战全权华北中国军代表北平分会总参议陆军中将熊斌，缔结左列之停战协定：
（一）中国军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尔后不越该线而前进，又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确认第一项之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以行观察；中国方面对之，应加保护及与以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确认第一项所示规定，中国军业已遵守时，即不再越该线追击，且自动概归还于长城之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以中国警察机关任之；右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盖印之后发生效力。以此为证据，两代表应行记名盖印。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印，华北中国军代表熊斌印。
二、觉书：万一撤兵地域有妨碍治安之武力团体发生，而以警察力不能镇压之时，双方协议之后，再行处置。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即昭和八年五月卅一日，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印，中国军代表熊斌印。
平津之应否保全？我借山西省主席徐次宸先生（永昌）给行政院汪院长、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的两份电报，及胡适之先生在《独立评论》的一篇文章说明。徐先生的电如下：
南京汪院长赐鉴：自热河失陷以后，一般人颇冀抗日战线立定脚跟，进一步编成较有把握之抵抗线，同时交涉方面亦将得有相当进展。乃月余以来，各方团结未能实现，不惟较有力之抵抗线未能编成，而所谓立定脚跟之初步亦未做到。睹芳泽之来去情形，似交涉亦尚在绝对僵局。近且寇入益深，军力将竭，平津之失与不失，只恃敌之来与不来，情况如此，断非依违不决所能渡过。先生于国事万分严重之时，由欧返国，毅然以国家存亡为己任，牺牲精神洵足以昭示国人。惟念时不再留，需为事贼；昔人云：“议论未定，兵已渡河”；前事不远，可为殷鉴。今日和战大计，亦惟有及吾人之身，乘可为之时，决然自负，一切毁誉皆所不计，个人利害亦所不计。抱全民忍辱一时之决心，以求伸于他日，战国时之勾践，其先例也；欧战时之德意志，亦其先例也。不然，则须根本计划破釜沉舟，与敌作殊死之抵抗；盖昌以为现今之所谓抵抗，仍在轻描淡写之径途中。顾名思义，先生为中枢之责任者，假定平津失陷，华北沦亡，千载后记史者，必书为先生执政时事，甚为先生惋惜也。事急矣！先生宜如何断然处置，或协同人以为之，尚祈早日裁酌。永昌夙夜忧虑，不暇择言，冒昧奉陈，惟希鉴宥是幸。徐永昌叩号。（廿二、四、廿）
徐先生电末附言：“曾于四月十日上蒋先生一电，意思略同此。”后又有上蒋先生电如下：
南昌蒋总司令钧鉴：日敌反复进扰华北，实已入于最严重时期，昌曾就一得之愚，迭向何部长诸君言之。兹更撮陈，幸赐垂察。今日偏重外交者，咸言国际颇倾向我，我若一旦与日妥协，必致尽失与国。永昌以为国联之一时不能解决中日纷争，犹之我中央日前不能解决川刘之争，其势正同；使当日刘文辉不自挣扎其自存之计，此时已入枯鱼之市矣。故军事不必恃有外交，同时外交亦不必以军事为可恃，所谓两恃之则两失之。日人今有宣言谓将进至密云、玉田之线，而揣测者即谓为不到平津之表示，此真无异于张仪之欺楚，绝不可靠。今专就军事言，我军今已不胜敌人之压迫，渐撤至密云、玉田之线矣。即以前日所规定固守平津最近之白河线言之，屈指可战之兵才七十余团，而阵线长过四百余里，以屡经挫折之兵一团守六里战线，昌以为决不胜任。如中央决守平津之线，则最后之打算，不可一日再缓，所以昌主白河线万一不守，平津两处须早为守城准备也。虽然，我大军若退过平津之线，即等于华北整个沦亡，人心失所依据，其促成第二满洲国亦意中事，所以决不放弃平津者此也。或谓日人得平津无办法，不知我失平津更无办法；盖仅就收入一项言之，已足制我死命，正如杀人者固不得了，而被杀者先不得了也。总之，平津失则华北亡；或谓平津纵失，亦不过一时，然数十万败兵一旦退下，人心何以维持？财政何以敷衍？昌以为其困难将万倍于不退平津，尚祈钧座千万注意。昌为此事，在平日夜焦思，昨于平绥车中属稿，筿日回并拍发，合并附陈。徐永昌叩筿。（廿二、五、十七）
以上两份电稿系抄稿给膺白，膺白看到在何时我不得知。徐次宸先生是政整会（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简称政整会）委员之一，十余年后他充当盟军在密苏里军舰接受日本投降的中国代表。两个电报对当时实际军事政治情形，说得很为透彻。
胡适之先生的文，题曰《保全华北的重要》，载《独立评论》五二及五三合期（廿二年六月四日），我录自黄君坦所作《塘沽协定始末记》（未刊）。曾在纽约获得胡先生面允引用，文曰：
我们的国家现在已到了一个十分严重的时期，不能不平心静气的考虑我们所处的局势，然后决定我们应该采取的步骤。
我们所处的局势是这样的：第一，整个的中日问题，我国政府在这时候绝无解决的能力，也没有解决的办法。此时的解决，无疑的，就等于放弃东北四省承认满洲伪国，这都是全国民众所不许的，也都是政府在道义上、在责任上所不能接受的。第二，现在的战事已由热河榆关进到长城以南，不但北平、天津有陷落的危险，连整个的华北都有被侵吞的可能。喜峰口与古北口两处我国军人的奋勇抵抗，南天门的八日八夜的应战，都是全国人与世界同声赞叹的。但现在长城以南已无险可守了。我们的最精良的军队的血肉牺牲，终不能长久支持敌人的最新式武器的摧残，终不能撑持这个无险可守而时时刻刻有腹心之患的大局，这也是我们都不能否认的。
在这个局势之下，我们不能不承认两点：
第一，整个的中日问题此时无法解决。
第二，华北的危机目前必须应付。怎样应付这平津与华北的问题？这一点上至少有两种根本不同的主张。一种主张是准备牺牲平津，准备牺牲华北，步步抵抗，决不作任何局部的妥协，虽有绝大的糜烂，亦所不恤。还有一种主张是暂时谋局部的华北停战，先保全华北，减轻国家损失。现在北平的军分会与政务委员会大概是主张这第二种办法的，所以从五月廿二夜以来，有停战谈判的进行。
我个人是赞成这第二个主张的。此时华北军政当局所进行的停战谈判，因为没有正式的记载与报告，我们至今还不知道详细的内容，但我们观察今日的形势，深觉得华北停战是一种不得已的救急办法，我们应该可以谅解。同时应该监督政府，使他不得逾越局部救济的范围，不可因谋局部的保全而放弃整个问题的奋斗。
我所以主张华北停战，有几层理由：
第一，我认为这是为国家减轻损失，我不信失地绝对不能收复，但我深信此时单靠中国的兵力不能收复失地。这十八个月的经验是失一地便丢一地，失一城便丢一城，失一省便丢一省。敌人的野心无穷，而我们的疆土有限；即使敌人不能久占华北，而我们决不应该不顾虑到敌人占据华北来威胁中央，来做承认东北热河新局势的代价。我们看了最近几十天之中两次滦东大崩溃，看了长城南面各县人民的流离痛苦，我们深感觉政府在此时不能不为国家人民谋怎样减低损失的方法。到了华北又成了第二热河，那就太迟了。所以我们说，如果此时的停战办法可以保全平津与华北，这就是为国家减轻了一桩绝大的损失，是我们应该谅解的。
在这一期的本刊里有徐旭生先生从西安来的信，有一段是反对华北任何停战的协定或默契的。他说：“像上海那样的停战协定，我们虽然未见得怎么样反对，可是如果现在有人再草那样的协定，或定同样性质的默契，那我们一定是坚决反对，因为上海协定，无论怎么样，敌人总算把我们的地方退出去了。我们虽受巨大的损失而未得赔偿，可是敌人也没有得着我们的什么。至于现在，敌人能将我们的东四省退出来一尺一寸么？无论协定，无论默契，那是不是就算承认我们对于我们的东四省没有说话的余地了？”
旭生先生这段话的论理，我不大能领会。我看不出上海停战和华北停战有多大的不同。如有不同，只是华北的停战更为迫切，更为需要。旭生先生说：“上海协定，无论怎么样，敌人总算把我们的地方退出去了。我们虽受巨大的损失而未得赔偿，可是敌人也没有得着我们的什么。”如果这几句话可以辩护上海的停战，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华北停战的目的，至少应该做到：（一）使敌人退出已占据的河北各县；（二）使他们不能再在华北“得着我们的什么”；（三）使国家人民在土地与生命财产上不致受更“巨大的损失”。华北停战虽不能使敌人将东四省退出一尺一寸，至少它应该使他们不得在东四省以外多占一尺一寸的土地。这不是放弃我们对我们的东四省说话的余地，这正是要留我们对东四省说话的地位。倘使整个华北也沦陷了，我们对东四省更没有说话的地位了。
第二，我们必须充分明白平津，与华北是不可抛弃的。现今许多短见的人，住在东南的都会里，看着平津、华北好像不很关心。有些人至今还相信平津、华北是可以糜烂牺牲，而决不应该委曲求全的。这见解是绝对错误的。我们必须充分认识：（一）华北是中国的重要富源，是供给全国工业原料与动力的主要区域：冀、鲁、晋、豫四省占有全中国百分之五十六的煤矿储量，也可算是世界煤矿最富的区域；（二）中国已成的铁路的绝大部分都在华北；（三）天津的关税收入在全国各口占第二位；（四）北平、天津是整个北方的文化中心，尤其是北平，六七百年来，北方的文化所以还能维持着一个不太低的程度，全靠有个北京做个政治与文化的中心。在那里集中着不少学者才人，从那里放射出来不少的文化的影响。近年政治中心虽已经南迁，但北平的文化学术机关则继续发展，设备格外丰富，人才格外集中，成绩也格外进步。北平在教育上的影响，一面远被西北，一面远被东北（民国初年至今，北京各大学的学生总数中，东北各省占第一第二的地位），实在是北方的唯一的教育中心。而在北平学术研究上的地位，则不但影响全中国，并且引起世界各国的注意与承认（参观本期翁咏霓先生的《中国的学术中心就此完了么？》）如果我们让北平沦陷于敌人之手，如果我们坐视这个文化学术中心的摧毁，那么，将来整个北方的文化事业，恐怕只有全盘让给日本外务省的东方文化事业部来包办了！
这些话本来都是人人应该知道的。我说这些话，也不是说投鼠应该忌器；不是说因为平津与华北的重要，就应该牺牲国家民族的整个利益而谋局部的幸存；我这是要说，华北是应该守而勿失的，如还有可以保全的办法，我们应该尽心力去保全他。如能保全华北而不至于签东北四省的卖身契，我们应该赞成这种办法。万一政府尽心尝试了这种保全华北的和平努力，而结果终不能不使平津糜烂或华北沦亡，在那种形势之下，政府才算是尽了他的责任，他的失败或许可以得华北人民与全国人民的谅解。第三，平津与华北的保全，在国际上的意义是避免战事的扩大而不可收十。现在还有一些短见的人，以为中日冲突越扩大越好，越扩大越有办法，所以平津的占领与华北的糜烂都是值得的。他们妄想这样扩大可以引起世界的注意，可以引起国际的干涉或制裁；这种见解是错误的。现在欧美各国都用全力去对付他们最切身的几个大问题（经济问题、军缩问题、欧洲和平问题），在这几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他们决不会有余力来应付远东的问题。国联的小国会员国的心理，也许希望中日事件扩大到列强不能不制裁的地步，但我们知道，在这时候远东事件无论扩大到如何程度，几个有实力的国家决不会因此用武力来干涉日本。世界大战也许终免不了，但现在决不是世界大战起来时机。我们试看苏联在北满受了日本多少威胁，然而苏联应付的方法，只是节节避免正面的冲突，甚至于不惜抛弃新复交的中国人民的同情，而提议出售中东路；与日本利害冲突最直接的苏俄，加上日本军人的种种有意挑衅，还不能不努力避免对日作战，这不是应该可以使我们深省的教训吗？苏俄之外，在远东有利害关系的自然要算英国了。稍知英国政情的人，都可以明白英国决不会因他在华北的利益有被日本侵占的危险，而出来向日本作战。民十四五年，南方的排英运动几乎毁了香港，而英国坚持镇静；民十六年武汉政府夺回汉口的英租界，而英国不报复；河南的军人党部直接毁了中原公司，间接毁了英人的福中公司，而英国镇静如故。“九一八”以后，北宁铁路的西段成了伪国的奉山铁路，英国人也只有微愠的外交的抗议而已。华北的英国利益，最大的莫如开滦煤矿与天津的英租界，证以最近六七年来的历史，我们可以预料英国在今日决不会为了保护此种事业，准备向日本作战。英国如此，别国更不用说了。
我说这番话，并不是说日本可以横行无忌，而不至于受世界的制裁。我深信日本的行为若不悛改，这个世界为了整个世界的安全，必有联合起来共同制裁日本的一日，但今日决非其时。今日即使有世界大战起来，我们也决不能利用。何况纵观全世界物质与心理的状态，我们决不能妄想世界各国为我们出多大的死力（天津一家英国报纸曾问：国联若真执行盟约第十六条的经济制裁，中国能和日本完全断绝经济关系吗？），我们可以断言，现时几个有实力的国家（国联内的英法，国联外的美俄），无不希望我们能做到对日问题的一个暂时的段落。上海的停战是一个段落，今日华北的停战又是一个段落。军事做到一个段落，即是使敌人的暴力暂时无用武之地。暴力无用武之地，然后敌人国内的和平势力可以渐渐抬头，而国外的正义制载也可以有从容施展的机会。战事延长，局势扩大，则军人的势力可以无限的伸张，国中舆论决不敢与军人背驰，而一切国际制裁也决不能发生丝毫的效力。
这篇文章是否已经全录我不记忆，其中都是我们要说而不能说的话，故不嫌其长，把我所见的全部抄下。这是当时最透彻亦最大胆的理论，我佩其谋国之忠，不仅是借以解释政府的政策，以及膺白的工作为无误。
塘沽在天津前站，实与城下之盟相去不远。膺白亲笔的电稿中有不少“心酸胆裂”“泪内流”字样，我今见之犹泣下。停战本属军事范围，以言政策属于整个政府，以言临时局部责任则属北平军分会，然由膺白为之者，颇与政府为表里，而分负国家之责任也。膺白自己亦因当时内政之分裂，外交之寡助，军事财政均无办法，各项估计和看法均觉不能战而不可战。上章言几年来政府曾几度要膺白任职，亦几度要他北上，而他均推辞，终于在大军溃败，平津危急之际而受命，其主要目的对外系缓和日本，对内系绥靖反侧。反侧实亦日本所支持制造，民族之羞，而百孔千疮，来源是一。吾人从极度内省，则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自己岂能辞咎？而过去历届以来政府之责任尤重。“甘棠召伯”之所以可思，而遗大难于后人者为可痛也。此次国难严重，内外指责，不免集中于政府与党治。膺白息影有年，与革命有甚长历史而非党员，日本人中思想较自由者对他略有认识。他的朋友称他为从不“忽友忽敌”“朝三暮四”。他是这个时期中，政府可以相信，敌人可以接受，惶惶不定者可与相安的一个人物。他没有什么特别本领，他爱国，爱朋友，爱爱国的朋友，希望大家以国家为第一。这是他最后一次受职；最后一次与日本人交涉。他的忍辱图强，为东亚和平，为亚洲民族复兴基础，一个愿望，完全失望且失败，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段惨痛之事。他亦希望华北在停战以后，力图内政上之振作，更力不从心。我在这段时期，出入于前台观众与后台执事之间，有时站在国民立场，忍不住喝倒彩，向演员抗议。亦有时知剧情紧张，不如此则如何？亦向演员致同情和慰藉。“死而后已”一句话，真的看见了。
廿二年（一九三三）五月十七日，膺白车抵天津，河北省主席于孝侯（学忠）先生早一站去接他，同到省署，急欲知中央有何办法，且声明他必服从中央意旨。膺白亦听到许多军事实际状况。十七日在平参与军分会会议，重要将领俱出席，前线支持已不能以日计，而以时计。宋哲元将军言其兵在喜峰口进时如虎，退时如狗，此时则如绵羊，驱之不动。商震将军允在某翼支持一日，为全场最能负责之人。形势如此，已准备撤退，弃平津矣。据当时随膺白在平之张寓锋君言：“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黄公北上，驻南海丰泽园，日夜筹谋，席不暇暖。至廿一日情势更紧，公终日在外开会，至下午五时归来。时在丰泽园者，仅何克之（其巩）、何杰才（其伟）、傅墨正（孟）及余四人耳。公曰：‘此间恐难保全，初步拟退定兴，克之可随余行，杰才可返上海，墨正与寓锋同办善后。’随以一单交墨正，而以行李属余曰：‘七时我再出去，汝等可先预备。’七时，公外出，至十二时李择一君来电话，余接电正答公不在家，忽闻履声笃笃，急属稍待，而以电筒授公，只闻电话声：勿带一人，速至某处。公返身即出，至次晨六时归来，精神极疲，面含苦笑曰：‘可不走了。’从此六十余日，公则早七时即为奔走者所困扰，夜十二时犹未休息，余等朝夕相侍，日见其瘦，与下山时判若两人矣。”
塘沽停战协定后一年的《大公报》有短评曰：“五月廿三这个日子，至少平津的人们应该还没有忘记掉。去年的五月廿二日，北平眼看要有街市战的最紧急一天，北平官署已经准备移保定，几列专车在车站升着火，从北平开出的火车都满载着避难的人民。但同时在晚间起，开了休战谈判，到天明二十三，决定了大纲，本报在午前七时发出报告形势急转的号外。今年今日，游公园看花的市民们，想一想我们这一年毕竟做过些什么工作？得到了什么进步？”实际，岂但准备移保定，一部分已经到石家庄。岂但火车满载难民，载不了而等候在车站者更不计其数。惟最后两句是真的：过了一年，丝毫没有进步。
一般人以为要停战即停战，但看中国人肯不肯；亦有人以为膺白与日本不知有多少关系，他要如何便如何；亦有人以为日本人要他如何便如何。此皆过于简单，缺乏常识。膺白这次匆促受命，系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及行政院长，蒋、汪二先生之邀，他亦以蒋、汪二先生为代表中央，他的报告、建议，请示都对蒋、汪二先生。与他工作有关的中央部会，亦由蒋、汪二先生联系。不知者以为他不买别人的账，国民更以为中有秘密，都是误会的。在北平，凡与日本人会商之事，无不与何敬之先生共同，派出代表亦军分会、政整会各指定而相合作。政府希望《塘沽协定》不超过上年《淞沪协定》，并不用文字规定。淞沪之战，尽东南精锐，国际亦利害所关，日本是孤军登陆；然首都仓皇迁洛阳，浏河一失，不得不谋停战，停战亦终以文字规定。华北毗连伪满，日本关东军可源源而来，不受其本国节制。平津且有《辛丑条约》许各国驻军，日本驻屯军可以自由出入。淞沪当时不至有伪组织，华北则酝酿伪组织者比比皆是。内外情形非一股人可以想象，亦难与淞沪比拟。
以下是膺白到平以后，五月十八日至五月卅日《塘沽停战协定》签字，与政府往来之电：
北平何部长敬之兄、黄部长季宽兄、并转黄委员长膺白兄：闻膺白兄在天津遇险，至念，祈加意珍卫。美总统申请书想已阅及，国人或又将兴奋，以为得此声援，无须对日缓和。但远水不救近火，此时务须依预定政策，保全平津，徐谋转圜，于各国未以实力共同作战之前，不易方针，是为至要。兆铭巧。（廿二、五、十八）
北平何部长敬之兄、黄部长季宽兄：马未、马酉两电敬悉。（1）军费自当尽力筹措，政府存在一日，决一日不放弃责任。其筹措方法，容与财政部商定再告。（2）我军应付方案，政府实难遥制，兹授权敬之、季宽、膺白三兄便宜处置，安危荣辱与兄等共之。即使国人不谅，只求无忝于职，无愧于心，一切皆非所计也，敬复。汪兆铭马亥。（廿二、五、廿一）
北平黄委员长膺白先生：马亥电计达。欲谋停战，须向对方问明条件，由负责长官决定其可答应与否。弟以为除签字于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约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且弟决不听兄独任其难，弟必挺身负责，乞速与敬之、季宽、岳军诸兄切实进行为盼。兆铭养。（廿二、五、廿二）
南京汪院长：马亥电奉悉。近日对方态度骤变，本晨已另电详告，想蒙钧阅。连日专制造小问题迫我，并无条件提出。略取平津虽尚未必，而包围平津迫我接受严酷之条件，不可不防，现正在慎重应付中。电稿未毕，闻天津日司令要求北宁路备车，明日要运兵五百名来平护侨，按《辛丑条约》无法拒绝，敬之兄约晚间召集会议，商筹应付，附闻。郛祃。（廿二、五、廿二）
南京汪院长、南昌蒋总司令：抵平五日，危疑震撼，不可言喻。自美国申请书发表后，日方态度骤变，既往工作尽付流水，赵敬时案又适逢其会而发生。昨晚敬之兄召集军事会议，已决定在白河线作最后抵抗，但平津若动摇，则前在沪所商定之六百万，事实上又成空话。财政如无新途径以资接济，而维军心，则全部华北情形将不知纷乱至何程度，应请中央预为注意。郛等进止，尤须请示。北平既入战区范围，政整会自无工作余地，现虽尚未成立，拟至必要时即随军事机关转进，或即南旋面陈经过，如何盼复。郛养。（廿二、五、廿二）
北平黄委员长膺白兄：效（十九）辰电悉，多日未接尊电，得此甚慰。接敬之哿（二十）亥电：“敌军仍向我三河撤退之宋部勐攻，飞机频来北平威胁。”就昨今两日情况观察，敌人进攻平津之企图并未停止，未审实况如何？已迭电敬之，凡熊哲民等与前途一切接洽，均须与兄遇事相商，妥为应付，措辞之间，切勿稍有两歧，想兄与敬之亦必常有晤商矣。一切情形切盼日有电示，以慰远念。中正养。（廿二、五、廿二）
南昌蒋总司令勋鉴：时局至昨日极险。军心不固，士气不振，内幕又不堪问。日方决定本晨拂晓大举进攻，故一时不得已预备军政两机关移驻平汉线。兄思平津一失，中央政局亦必动摇，财政无办法，粮饷接济之源绝，平汉、平绥、北宁、津浦各线之交通枢纽尽落敌手，国土变色，地方糜烂，溃军且将波及豫鲁，种种不堪设想之后患，均意中事。且昨日得精卫电略称“只要不涉及承认伪国割让四省问题，一切条件均可商订”，并称“决不使兄独任其难，弟必挺身而出，共同负责”等语，故于临出发移驻之前，思为最后之努力。于昨午夜十二时赴一私友处，不露声色，与中山代办、永津陆军武官、藤原海军武官彻夜讨论，天明始归，商定结果已与敬、季二兄联名另电详达。想蒙接洽。事机迫切，间不容发，未及事先电商，至为惶惧。好在交涉仅以停战为范围，条文上能加意审慎，当不至受大指摘，然而兄泪内流，兄胆如裂，想吾弟亦必能想象也。特闻，盼复。郛梗。（廿二、五、廿三）
何部长敬之兄，黄委员长膺白兄：今晨国防会议议决如下：（1）外交方面——近来英、美意见日益接近，对日斡旋，俾我得较有利之解决，当可做到，但恐缓不济急，于我目前平津之危，恐来不及解救。惟外交既有此希望，子文今日来电力请注意，不必灰心。（2）军事方面——江西军队不能调开，其他军队则不听调。例如两广高谈抗战，但至今迄未出兵。中央对于华北各军苦战三月，不能不急筹援应，但能做到若干，诸兄已不难洞悉。（3）财政方面——子文赴美赴英，正在接洽，即使有望，亦缓不济急。平津若失，则海关收入骤形短缩，其他一切筹款办法，亦惟有更形拮据。根据以上外交、军事、财政情形，对于应付平津危局，决定原则如下：（甲）如日本来攻平津，我将士惟有尽力应战，不可轻于放弃；盖平津情形适与去春淞沪相同，极系世界之观听，我若示怯，从此国家人格，更不堪问；且战事愈烈，愈易引起各国之干涉也。（乙）如暂时休战，希望尚未完全断绝，仍希继续进行；即在交战中，此种接洽仍不妨并用。以上两项切盼两兄相机办理，一切行动中央当共负责任也。以上决议谨达，乞鉴察为荷。兆铭漾。（廿二、五、廿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