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亦云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2.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自有莫干农村工作而后,我们除“白云山馆”外,又多了一处乡居的家——庾村的“文治藏书楼”。藏书楼一共四楼四底,是庾村建筑物中惟一请正式工程师设计,且是砖墙之屋。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的冬,膺白最后一次度岁在此屋内。我们日常用其楼上一间卧室,楼下一间书房,和一间宽长大阳台。这间大阳台有门、有窗、有壁炉,光线甚好,是我们用得最多的坐起间。炉架上挂有大幅“怀抱思亲图”,两旁有膺白的《怀抱思亲图记》和章太炎先生的《文治藏书楼记》,两文均录在上面《莫干山》章中。另外有庄恩缄(蕴宽)先生书赠的一幅立轴曰:“诸葛武侯曰:吾心如秤,岂能为人作轻重!”膺白甚喜此语意,亦挂在一边。
阴历正月是吾家俗事最忙期间:初七是膺白父亲友樵公忌辰,初十是我生日,二十八是膺白生日,三天都有亲友来聚。其他的日子我们过得很呆板。自民七(一九一八)在天津,我为膺白抄书,同在一间书房,我没有书桌而在茶几上誊稿。以后我总有一间自己的书房,一张习惯的书桌。这次在藏书楼,我们又回到十几年前情况——一室对坐。有一张大书桌,两面抽屉,可以各用。上午不出门,午饭后膺白睡午觉,我同郑性白接洽学校的事,与王大纲斟酌可以代复的函电。膺白睡醒,我们同出散步,到莫干小学和先生们聊天,或看学生们比球。庾村的壮丁训练,包括学校教师在内,膺白看得很认真。在他心里,有事时可以人自为战,无事时锻炼体格,保卫乡里。一次野操,他自己当指挥,走了不少曲折山路。郑性白、王大纲每日最少同我们吃一次饭,有好菜则开酒,多邀几位先生聚餐。我和膺白喜爱的书不同,习惯亦不同,这次似有天意,他最后看的一部书《朱舜水全集》却与我同时同看,且同属第二遍。以前我们看过汤氏刊的铅印本,这次是日本木刻版,书系张水淇君所赠。其中《阳九述略》一篇,痛述明末秕政,以古喻今,不胜懔懔。文中有“有无土之粮,有无粮之土”的话,我们身在其境的藏书楼基地,即是一块苦游兵斫柴,无出产而须纳粮之地。当时性白提起地主要卖,彼意二百元可以买得,岂知问地主只索价一百五十元,遂照价成交。
膺白每次入山小住,体重必稍有增加,这次在庾村几个月,不加重而反日形消瘦,有时胸部忽然剧痛。去年,二十四年(一九三五)的暑假在山上,有人兜售健康常识一类书籍,我买了一本,见有两种病症,患者十分苦痛,求速死不得,一为吸血虫,一为癌。我曾私向莫干小学校医陈君问癌症现象,陈君告我无端消瘦是一种。至此我非常忧疑。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四月初,熙治放春假来庾村,假满我托辞送她返沪,实在是去与十年来常为膺白看病的冯五昌医生商量。临行我请膺白到杭州候我,作西湖几日游。我到上海见了冯医生,他在第一个星期日同我到杭。车上我问他倘属癌症则如何,他说只有延缓其进行。我要求他如病情严重,勿告本人。不知我如此暗托冯君,后来君怡、伯樵、仲完等亦私下托他,连我勿告真相。冯君要膺白返沪检查身体,几个星期的检验,由冯君与沈成武医生主持。须化验之物,均由我亲手装置,每次预先接洽两处化验所,以防误时误事,常天不亮起候。
二十五年(一九三六)的夏天,我们仍到莫干山,膺白已不能出门散步。他平日并不易动感情,病中忽然神经锐敏。我与大纲约好:报章、函电不愉快的消息均藏不令见。心知其念某人,则辗转暗示请通消息,有不便,则假为设辞,移转其目标。我不能治其病,务尽力慰其心。不同境者,不能知也。山上的人,闻膺白病,各以信仰为之祈祷。有一老工头王有芳,是山上安庆工人中最年长最成功的一人,一日,手捧清水一碗,走到吾家,说是集若干人若干日供佛之水,请膺白喝。膺白感其至诚,煮开后喝下。八月下旬的一日,膺白忽发热,我电请冯五昌医生来,冯力主回沪,他陪我们同下山,黄伯樵先生为准备一节由杭州到上海的小包车。伯樵时为京沪、沪杭两路局长,我们得到人情的照顾,从来没有坐不买票的车,这次以及后来送膺白灵柩回来均然。杭州城站站长借自己的洋车,免膺白走车站一段长路,洋车直拉挂车门口。五舅葛湛侯闻讯,在杭州上车同行。在火车上,膺白不肯躺下休息,一路和冯君及五舅谈天。他知我连日栗碌,要我在车上卧房小睡,我岂能睡着!静静中听他们谈话,膺白说话的条理清楚,仍如平日一样。
我家平日不大请外籍医生,我们都有心将健康信赖本国人,亦有点拥护本国医生心理。上海、北平等大埠,自然形成外国医生是第一流现象,而本国人则居次要。这一次,到家的次日,张公权先生请来他所熟知的中外名医。有的独诊,有的会商,其中德医诺尔、美医米勒、中医颜福庆均疑为癌,事系绝症。伯樵的朋友熟识一个奥国医生普鲁士,请来诊断,问病者是否爱好犬马,近时期中有否跌交之事?恰巧膺白爱马亦爱犬,他骑马屈左手拉缰,年来左臂患关节炎,数月前在庾村骑马,忘其左手之无力,控制不住而坠马,与普医所问相合。普君断为一种泡虫病,犹可医治,我切盼其然。遂即日入宏恩医院,准备割治,请普医主治,由冯五昌、沈成武两君同诊。我住院相陪,我的房在病房紧邻。医生遍觅泡虫反应药不得,得北平协和医院劳克斯医生着《泡虫症论》一册,遂电协和讯问,得复电本人尚在北平。于是电请劳医生来沪。发电的次日下午五时,劳医生已乘飞机到了上海,不休息,直到宏恩医院。这次向协和请劳医生之事,由袁文钦(良)先生请他任北平市长时的卫生局局长方善夫(颐绩)所办。方君原系协和医院副院长,他知道福开森先生与我家的友谊,福的女儿马丽正服务协和,故同时加电福先生,敦促劳医生之行。
劳医生到宏恩医院即入病室,他的看法不是泡虫,仍决定次日上午开刀,由我们新在宏恩医院认识的沃哈拉医生为助。开刀的结果,确定膺白所患系肝癌症。冯五昌君先出告我,他是我家医生而兼朋友,说话不胜唏嘘。劳医生邀我到别室,告我肝癌系不治之症,生命在三个月至六个月之间,他后来补给我一份书面报告。当时他对我说:膺白是个重要的人,对于国有贡献之事,对于家有关照的话,宜明告之,使有准备。我谢其如此不耽误一刻远来应诊,且如此为病者着想。然斟酌之后,我决定暂不将真相告知膺白。且要求他助我隐饰。他留沪三日北归,以后的诊治由沃哈拉君继续。我虽然在严重刺激之下,仍能体味出一个良医的“服务精神”和“人情味”,感激不止。我问劳医生:病者尚能有如平日之神志清明时否?曰:能。遂要求他三件事:一、请他北返前告诉膺白,病情复杂,相当严重,而勿言不治;二、有可减少病者苦痛之事,请与沃医生接洽,尽所可能;三、请与沃医生约,病者神志渐衰不能复振时,给我暗示,至此我始绝望。劳君一一如我言而行。其来之迅速,其去之殷勤,其为病者在大处着眼,可惜我懦弱,不能尽以告知膺白,这种精神是膺白一生所最忻慕的。
我所以坚决不欲将真病告诉膺白的理由:对于国他应该算已尽所可能了,对于家我还有何事比失去他更重要?未了之事,我愿代了。他的生命还有数月,数月之期在聚首为太短,在告别则甚长。我与他共崎岖、忧患、寂寞二十余年,紧要关头,相知相慰,实维二人。尝不信二人去一,另一人犹可独生。我无论如何达观,对景必有难以掩饰之时,愈说穿将愈不能自制。留者如此,去者将何以为情?在我未有定力,能把握心神之前,不愿他对我有“放心不下”之苦。膺白于生死固看得开,但完全绝望之事,总是一桩打击。其最后在华北一段努力,创痛甚新。尝自言:此番煎熬,至少减寿五年,只求大局稍安,则问心略慰。乃大局愈益混沌,前功尽弃,后患无穷。今知自身已无报国机会,亦将何以为情?故对国事尚无法向之解释以前,亦不愿其有放心不下之苦。
沃哈拉医生每日早晚到病室两次,体贴关切,亦无微不至。早上他要讲点新闻供病者消遣;杨畅卿(永泰)先生被刺消息,他几乎出口,我急以目止。出病房后,他要同我商量,如何使病者快活,我们如何圆谎。一日,他对我叹息说:事有不平,使此人患此不治之症,恨不相识于十年前,犹可与之为友,为之效劳。他是澳洲人,故与英大使馆相熟,一日他在英大使馆饭后回来说,闻大使馆人言:中国此时尚不能无此人,此人是最认识日本的一个。又问我,大使馆人说:膺白与中山先生在同一年龄,患同一病症,确否?我答言不确,膺白年纪轻些。我每日含笑入病室,出则忧且急,我总是存一线之望,最了解又最助我者为医生。我不得已而辞退普鲁士医生,又不得已而辞退冯五昌、沈成武二君。我患伤风,冯医生闻讯即来看我,他是一向知道我伤风症候的人,绝不因辞退他而稍存芥蒂。
沃哈拉医生请医院给我种种便利,可以自由出入配食间,自由早晚煎汤煮药。朋友们送来洋参、石斛我都在那里煮汤,虽仅治标,口干饮石斛甚有效。除病者自己,亲友们见报已都知病状,各方介绍医和药。岳军先生时为外交部长,日本大使馆曾几次推荐医生,此事膺白早经拒绝,屡次试探,他都摇头。一日,黄任之先生电话到医院,告诉我:他听到日本人有法治此症,定要我设法作万一之试,我据实谢绝了他。膺白心中不能平恕日本,这点我不愿再加重他精神上苦痛了。任之先生自己十分反对日本,然电话中反复劝我一试日医,不肯放下电筒。其情是可感的。伯樵的侄儿在俄文报上见有治癌新药,我们百计去求购,此事俞鸿钧先生和君怡都奔走,俄大使馆人回答俞先生,他们想得到,药系为谁,实未上市,不然,岂有不急设法之理。外交部向国际防癌协会接洽一位比国癌科专家,得来电,问中国有无镭锭设备,他可以来沪应诊,以四个月为期。此时南京一个德国医生,由段茂澜先生陪来,我将以前各个医生的报告、医院的纪录,甚至中医的药方,都给这位德医看了。此人懂中文,识中药。我请岳军先生,由这位德医将详情电告那位比国医生。倘以为可治,则不讲诊费,我先尽所有以应,不足再乞助于朋友。倘不能治,则徒劳其往返,且耽搁彼地病人四个月,于心不安。当时我听见南京在讨论这位比国医生出诊费用,故作如此建议。此人接到详细报告书后,亦言无法治疗而罢。各方人情真无有不尽的了。
开刀伤口结好而病不见轻,是病人最易起疑之事。沃医生每日助我说谎。这个时候,在病人面时挑剔医生,是最使我苦难以解释的事,然病不见好是事实。我辞退冯、沈诸医即在此时,只留沃哈拉一人。然沃医生亦将有技穷之时。庐山管理局长谭炳训说起,有范石生医生医道甚好,在牯岭为蒋先生蒋夫人处方治病。我与沃哈拉商,他不但赞成去请,且代我向膺白进言。这次是蒋先生请来的医生,无可再挑剔。范先生虽未能根治癌病,但膺白最后两个月的精神颇好,实得其调剂安慰之功。范先生是膺白最后一个朋友,膺白神气渐弱时,无意中不呼我,即呼范先生。膺白一生热情,未必每个人了解他,但到他自己无力时,真见到无数朋友对他的热情。
有一天的傍晚,膺白听从范先生之言由医院回家。此事沃医生已向我提起多次了,沃医生暗示我,在医院临终,事颇草草。膺白大概是久劳而后息下来,住医院觉得很清静不烦。我劝他回家,他说在医院连我都可以休息,他真不知在病房以外,我一刻不安之状也。从医院回家时,天适雨,膺白背一句《易经》曰“往遇雨则吉”,问我在哪一卦。沃哈拉君自己抱他上担床,在病车与我和护土三人同坐相伴,到家又由他抱上床。他说明自此以后,天天由伊自来,作为朋友,不受诊金。膺白离宏恩医院时,欲赠一免费病床以谢沃君,沃言:此举在彼诚光荣,然宏恩医院三等病房不收中国人,宏恩一个病床之费,在别处可惠及数人,何不送在别处,而用于本国人身上?这话深中膺白心坎,催我速办,我知沃君亦在圣心医院看病,送了一只一年病床之费于圣心。膺白最后几日,沃君除早晚两次来吾家,他所在之处,时时以电话相告,可以一请即到。而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十二月五日整夜,沃君在吾家随便吃了一点东西,终宵不离病人一步。膺白弥留之际,他兀坐在旁陪着。六日晨,启手启足毕,他报告膺白辞世时刻,将我叫到另一房间,拿着水杯给我吞药一粒,盖安眠药也。过几日,沃君又来看我一次,我送他膺白书桌上常供之磁花瓶一只为纪念,遵其言,不再送诊费。
范石生先生俟膺白丧事毕离沪,行前为我开了药方,送诊仪坚不肯受,乃检出字帖一部,田黄图章一方,赠作纪念,并命熙治叩首拜谢。一月后,范君以他家诊事到沪,又来看我,并为开方。我闻范君有老母,取出膺白病中朋友所赠人参,请奉老人服用。范君仅取一支,而将余者尽裂为碎块,使我不能再以送人。他所开给我之药方中,每日有大量人参。我一天一天渐渐又振起精神来。都是这些友谊和人情,如黑暗中光明,一点一点增加我前走的勇气。
从膺白入医院,蒋先生每日或间日有电报来问病状,我复电报告均大纲代拟。一日何敬之先生来访,膺白一见忽然泪簌簌下,此乃平日少有之事,我知其对华北事回想,禁不住刺激。这次,我自起电稿将实情报告蒋先生,暗请蒋先生来电安慰他。时在膺白开刀前几日。蒋先生来电曰:
上海宏恩医院黄膺白夫人转膺兄:近日尊恙如何?至为盼念。兄病实由积年为国劳瘁所致,苦心匡救,致累尊躯,在弟尤深歉感,万望善为珍摄、早复健康。现桂事粗定,国事渐趋光明,兄病中闻之,当亦喜慰也。中正手启佳秘粤。(二五、九、九)
我将这份电报进到病榻前,膺白看后口授回电,我用铅笔一字不改照写,交大纲译发。原稿尚在,其文如下:
广州黄埔蒋院长:佳电敬悉。贱恙蒙曲加慰藉,至深铭感。此次桂事解决,国家前途,曙光已见。吾弟始终以相忍为治之心,委曲求全,以政治手段贯彻初衷。对国可庆,对弟尤佩。病床闻之,不胜雀跃。贱恙得之既久,亦非短期所能奏效,内子前已代陈大略,俟有进步,当随时奉闻,希释悬念。郛灰。(二五、九、十)
这是膺白与蒋先生最后一次直接往返的电报。他已久不看报,不阅函电,而对大局还甚清楚。“相忍为治”“用政治,不用武力解决纠纷”,念念为国家,都是他平日一贯主张,病中仍脱口而出。后来蒋先生返沪,到宏恩医院探病,面告膺白:抗战准备已过半程,再一二年可全就绪,以前种种委屈,未曾枉做。事后膺白告我:果能如此,死且无憾,何况于病!我忍泪而笑。桂事、大局、准备云云,我实久不开心,已毫无所知,不知真个如此,抑系蒋先生对症下药慰情之语,那时蒋先生已确知膺白所患系不治之症了。
我先要记出一封一个极可感念的朋友之信:
亦云嫂夫人赐鉴:顷接补晓岚医生航快来函一件,暨药丸一包,即请察阅,并祈交膺兄试服,功效如何?乞随时电知。弟已再电复“补”,请其偕成都友人持同秘方,即日飞沪研究。“补”函中所谓第二次惠书者,即嫂夫人详函惠示之件也。余再陈,即候双安。弟杨永泰敬上。(二十五、九、二十九)
这是畅卿先生绝笔,不到旬日,他在武昌被刺身死,他正在湖北省主席任上。他在湖北地方之治绩,称道者不止一人,后来抗战时我到武昌汉口,还看得到他在短短时期中所表见的地方建设。为膺白的病,朋友们百计求意外的得救,有人介绍秘方,我虽十分希望,然亦深恐烦劳无谓之跋涉,故每次必将详细病情,及已经用过之方法,报告清楚,使关心的人有所根据,函中所谓“详函惠示之件”则是。这位补医生后未来沪。
蒋先生初闻膺白开刀结果为癌症之电曰:
上海宏恩医院黄膺白夫人:寒戌电悉。二兄病情,不胜忧惶之至。如天相善人,当可出险,现在先应竭尽人力,期得速瘳。务请达观旷怀,勿过忧抑,使病者精神安泰,以期得有转机也。并请随时详电为盼。弟中正手启铣。(二五、九、十八)
岳军先生来长函说:“闻讯天旋地转,脑痛欲裂。”中外朋友来函问病,来宏恩医院探视者,难以尽记,我无不铭感于心。蒋先生所嘱“使病者精神安泰”是我最后努力的事,实因有这许多亲友们给我安慰和鼓励。下面是我十余年前旧稿“彻悟”与“归山”两节,分录插入此文。“彻悟”一段如下:
居医院日久,病不减轻,病人不免焦灼。中外医生助为饰辞,时虑技穷。亲友劝我以实告,我坚持不肯。每日自早至暮,我甚少有单独谈话机会,我在外面做点什么,病者亦不知,晚饭后打针入睡,人散而病者亦无力说话矣。一日傍晚,膺白忽告侍病者早散,言之再三,数十分钟后,我问是否要与我谈谈?曰:“然。”是日晚间膺白叫我:“今日勿念佛。”我一人坐病榻侧,他问:“你看我的病如何?”我曰:“医谓甚复杂,须再经手术,虑君不支,故试以中药。”遂紧接曰:“君知我近来茹素念佛何为?半为君祝福,半为自己求解脱也。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自君入院,故旧之遭变故者已几人矣。段芝老数日前在此照X光,今已谢世,畅卿兄正介绍四川名医为君治病,而忽被刺身故。”他听到畅卿先生噩耗,几动感情,我紧接曰:“人事无常,于兹益信。我曾有一念,君此番病愈,我将出家。”他插言曰:“此何可者!”我又接曰:“生老病死,无人可免,亦无人能代,若可以代者,君之病我必一力任之矣。然君此次病愈,必更有最后一次病,我不忍见君之病,亦不忍君见我病,故欲出家,恩怨一齐解脱。”至此,膺白目闪闪有光,神气活泼曰:“生死事曷相谈谈?”我曰:“待君小愈。”曰:“照现在情形我必先去。”我曰:“我虽无病,然忽然先死,未尝不可能。”至此他问曰:“尔若先去,有何嘱我?”我曰:“凡须留待我做之事,我去,盼君急急自做。”曰:“我去,尔将若何?”我曰:“请一人为我管家,埋头急急料理笔墨事。”曰:“何故?”曰:“不忆廿五年前在焦山,他日尔为我传之约耶?萦于怀者久矣。”乃从容述所拟写稿之章目内容,大概取材,及每个问题拟就商之人名。膺白静听我言,偶加可否,有时言:“此事太小,不足挂齿。”我所以不惮烦琐言之者,欲探其意思,有何嘱咐之语也。言毕,他不反对亦不热心,默然良久曰:“无论如何达观,半年内决难动笔。”我曰:“约须两年完工。”曰:“两年后如何?”我踌躇未应。曰:“归心如箭耶?小的苦矣。”“小的”者熙治,尚未成年,我知其恐我厌世,故以儿女情动我。曰:“对儿女如种花,尽灌溉之责,彼自有福,然我亦有我自己,决不暴弃。”至此膺白忽从被中伸手出,紧握我手,曰:“我幸福,我安慰,得此伴侣。”又曰:“尔何时养此勇气?”我曰:“不忆授我《军人之妻之心得》一书时耶?二十余年来时时作此准备也。”此时膺白喜极,二人如在另一世界。我结束我言曰:“君常诵纳尔逊最后语:感谢上苍,我已尽我责任矣。请亦作如此观,国家自有后来的人。自今以后,将健康托之医药,生死付之天命,静以待其至如何?”膺白连呼曰善。自此日起,绝不复道医药病苦事,相见彼此一微笑。
劳克斯医生的建议,多少朋友的关怀顾虑,经我两个多月的固执,虽始终未曾说穿膺白真病,然有此谈话,去者留者,都打破了生死一关,是我一生较少遗憾的一件事。次日仲完来,见膺白忽然活泼,诧为天意。仲完每日为病人煮一锅粥,为我烧一素菜,亲自送到医院。她与性白姊弟二人,陪我吃素,到我开荤之日为止。袁文钦夫人代煎中药,范石生先生所开汤药,每日由袁家送来。亲友们种种分劳分忧之事,难以尽述。一日,膺白指明要请几个朋友面谈,嘱大纲邀请;其中一人是张熔西(跃曾)先生,熔西先生笔录且保管膺白的遗嘱。
廿五年(一九三六)十二月初,膺白逝世前三日,时醒时昏,我已筹备其后事。岳军先生由京来,与我讨论丧葬事宜,言:时局紧迫,葬事宜速,问葬地有何计划。我忽忆一日在庾村,散步过一王姓废坟,膺白对我言:“他日尔我亦葬此,为黄坟如何?”遂告岳军先生:莫干小学附近有地,最为便利,不必新买,乃决定葬地在庾村。身后之事,膺白与我皆不看重。他曾经与我提起美国的阿灵顿国葬场,和英国的西敏士厅堂。人六尺地耳,中国人身后糜费太大。故我遵从他平日意旨:少费钱,少费事,少累人,不以无益耗有用。附身之物,全用国货。中央银行衔蒋先生命送来治丧费,我谢不受。蒋先生来电曰:“筹备二兄丧葬,聊尽后死者之责,请勿外视。”我复谢曰:“膺兄在日,屡蒙厚惠,今所贻我,足以了后事,不敢再受。”其后孔庸之先生亲送支票至,责以如此交情,不可辞,乃作为奖学金。奖学金后来积成三万元,托新华银行办理,有年息三千元,分为十个奖额。抗战后币值日落,终至不值一文,至为遗憾。
膺白最后所知道的国事,是百灵庙捷报,在前线指挥者傅宜生(作义)先生。他曾经向范石生医生谈过华北地方政治,甚称道博宜生先生在绥远省主席任内,改良马畜,奖励生产,是最能在艰苦中积极求生路的一省。故范先生将捷报消息告之,令欢喜。当岳军先生与我在隔室商量,膺白在昏迷中忽然呼我。我走至榻前,他正闭目演说军事。自民初他交卸军队以来,他的注意力很少在军事的。我急请岳军先生同听,听他断续言:“第一路……第二路……进……退……”等句。岳军先生高声告:“百灵庙大捷,气象甚好。”膺白应曰:“此小事也。”至此不复能言,我必须将他最后的精神达到前线,曾发下电:
太原阎主任百川先生:外子膺白不幸,辱蒙电唁,感激莫名。外子弥留前犹屡念绥远前线将士劳苦,谨遵遗意捐助洋三千元,聊表慰劳。除已交《大公报》汇请转拨外,谨此电达。(二五、十二、十一)
吾弟君怡代我至庾村相度墓地。我请他与莫干小学校长郑性白二人决定地点。用本地工人,照土法作穴,由性白监督工事。这时莫干小学校董会已推我继任董事长,莫干小学校董会是我们农村工作的重心,如此,乡间热心的人知道工作决不中断。性白提议将我的墓穴同时做好,将来不再费事,并加强我对庾村生死系之的表示,候我回音,我电复遵办。民国廿五年(一九三六)十二月廿七日,膺白逝世“三七”之期,归葬于莫干山麓庾村。我旧稿“归山”一段曰:“墓制务小,遵遗志也。旁植松柏海棠丁香若干株,生前所爱好者也。附近隙地数亩,为莫干小学实验园圃。其南数百步,为小学校舍,弦歌之声可达,魂兮所乐闻而呵护者也。其西数百步,为文治藏书楼,纪念亲恩而筑,亦庾村书卷中心,我他日将读斯居斯以终余年者也。推窗相望,葱郁可接,虚左待我,宜无憾也。不置表铭之属,天日可表,心版可铭,无须尔尔也。碑曰:‘黄某沈某之墓’,聊以志其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