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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莫干农村工作而后，我们除“白云山馆”外，又多了一处乡居的家——庾村的“文治藏书楼”。藏书楼一共四楼四底，是庾村建筑物中惟一请正式工程师设计，且是砖墙之屋。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的冬，膺白最后一次度岁在此屋内。我们日常用其楼上一间卧室，楼下一间书房，和一间宽长大阳台。这间大阳台有门、有窗、有壁炉，光线甚好，是我们用得最多的坐起间。炉架上挂有大幅“怀抱思亲图”，两旁有膺白的《怀抱思亲图记》和章太炎先生的《文治藏书楼记》，两文均录在上面《莫干山》章中。另外有庄恩缄（蕴宽）先生书赠的一幅立轴曰：“诸葛武侯曰：吾心如秤，岂能为人作轻重！”膺白甚喜此语意，亦挂在一边。
阴历正月是吾家俗事最忙期间：初七是膺白父亲友樵公忌辰，初十是我生日，二十八是膺白生日，三天都有亲友来聚。其他的日子我们过得很呆板。自民七（一九一八）在天津，我为膺白抄书，同在一间书房，我没有书桌而在茶几上誊稿。以后我总有一间自己的书房，一张习惯的书桌。这次在藏书楼，我们又回到十几年前情况——一室对坐。有一张大书桌，两面抽屉，可以各用。上午不出门，午饭后膺白睡午觉，我同郑性白接洽学校的事，与王大纲斟酌可以代复的函电。膺白睡醒，我们同出散步，到莫干小学和先生们聊天，或看学生们比球。庾村的壮丁训练，包括学校教师在内，膺白看得很认真。在他心里，有事时可以人自为战，无事时锻炼体格，保卫乡里。一次野操，他自己当指挥，走了不少曲折山路。郑性白、王大纲每日最少同我们吃一次饭，有好菜则开酒，多邀几位先生聚餐。我和膺白喜爱的书不同，习惯亦不同，这次似有天意，他最后看的一部书《朱舜水全集》却与我同时同看，且同属第二遍。以前我们看过汤氏刊的铅印本，这次是日本木刻版，书系张水淇君所赠。其中《阳九述略》一篇，痛述明末秕政，以古喻今，不胜懔懔。文中有“有无土之粮，有无粮之土”的话，我们身在其境的藏书楼基地，即是一块苦游兵斫柴，无出产而须纳粮之地。当时性白提起地主要卖，彼意二百元可以买得，岂知问地主只索价一百五十元，遂照价成交。
膺白每次入山小住，体重必稍有增加，这次在庾村几个月，不加重而反日形消瘦，有时胸部忽然剧痛。去年，二十四年（一九三五）的暑假在山上，有人兜售健康常识一类书籍，我买了一本，见有两种病症，患者十分苦痛，求速死不得，一为吸血虫，一为癌。我曾私向莫干小学校医陈君问癌症现象，陈君告我无端消瘦是一种。至此我非常忧疑。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四月初，熙治放春假来庾村，假满我托辞送她返沪，实在是去与十年来常为膺白看病的冯五昌医生商量。临行我请膺白到杭州候我，作西湖几日游。我到上海见了冯医生，他在第一个星期日同我到杭。车上我问他倘属癌症则如何，他说只有延缓其进行。我要求他如病情严重，勿告本人。不知我如此暗托冯君，后来君怡、伯樵、仲完等亦私下托他，连我勿告真相。冯君要膺白返沪检查身体，几个星期的检验，由冯君与沈成武医生主持。须化验之物，均由我亲手装置，每次预先接洽两处化验所，以防误时误事，常天不亮起候。
二十五年（一九三六）的夏天，我们仍到莫干山，膺白已不能出门散步。他平日并不易动感情，病中忽然神经锐敏。我与大纲约好：报章、函电不愉快的消息均藏不令见。心知其念某人，则辗转暗示请通消息，有不便，则假为设辞，移转其目标。我不能治其病，务尽力慰其心。不同境者，不能知也。山上的人，闻膺白病，各以信仰为之祈祷。有一老工头王有芳，是山上安庆工人中最年长最成功的一人，一日，手捧清水一碗，走到吾家，说是集若干人若干日供佛之水，请膺白喝。膺白感其至诚，煮开后喝下。八月下旬的一日，膺白忽发热，我电请冯五昌医生来，冯力主回沪，他陪我们同下山，黄伯樵先生为准备一节由杭州到上海的小包车。伯樵时为京沪、沪杭两路局长，我们得到人情的照顾，从来没有坐不买票的车，这次以及后来送膺白灵柩回来均然。杭州城站站长借自己的洋车，免膺白走车站一段长路，洋车直拉挂车门口。五舅葛湛侯闻讯，在杭州上车同行。在火车上，膺白不肯躺下休息，一路和冯君及五舅谈天。他知我连日栗碌，要我在车上卧房小睡，我岂能睡着！静静中听他们谈话，膺白说话的条理清楚，仍如平日一样。
我家平日不大请外籍医生，我们都有心将健康信赖本国人，亦有点拥护本国医生心理。上海、北平等大埠，自然形成外国医生是第一流现象，而本国人则居次要。这一次，到家的次日，张公权先生请来他所熟知的中外名医。有的独诊，有的会商，其中德医诺尔、美医米勒、中医颜福庆均疑为癌，事系绝症。伯樵的朋友熟识一个奥国医生普鲁士，请来诊断，问病者是否爱好犬马，近时期中有否跌交之事？恰巧膺白爱马亦爱犬，他骑马屈左手拉缰，年来左臂患关节炎，数月前在庾村骑马，忘其左手之无力，控制不住而坠马，与普医所问相合。普君断为一种泡虫病，犹可医治，我切盼其然。遂即日入宏恩医院，准备割治，请普医主治，由冯五昌、沈成武两君同诊。我住院相陪，我的房在病房紧邻。医生遍觅泡虫反应药不得，得北平协和医院劳克斯医生着《泡虫症论》一册，遂电协和讯问，得复电本人尚在北平。于是电请劳医生来沪。发电的次日下午五时，劳医生已乘飞机到了上海，不休息，直到宏恩医院。这次向协和请劳医生之事，由袁文钦（良）先生请他任北平市长时的卫生局局长方善夫（颐绩）所办。方君原系协和医院副院长，他知道福开森先生与我家的友谊，福的女儿马丽正服务协和，故同时加电福先生，敦促劳医生之行。
劳医生到宏恩医院即入病室，他的看法不是泡虫，仍决定次日上午开刀，由我们新在宏恩医院认识的沃哈拉医生为助。开刀的结果，确定膺白所患系肝癌症。冯五昌君先出告我，他是我家医生而兼朋友，说话不胜唏嘘。劳医生邀我到别室，告我肝癌系不治之症，生命在三个月至六个月之间，他后来补给我一份书面报告。当时他对我说：膺白是个重要的人，对于国有贡献之事，对于家有关照的话，宜明告之，使有准备。我谢其如此不耽误一刻远来应诊，且如此为病者着想。然斟酌之后，我决定暂不将真相告知膺白。且要求他助我隐饰。他留沪三日北归，以后的诊治由沃哈拉君继续。我虽然在严重刺激之下，仍能体味出一个良医的“服务精神”和“人情味”，感激不止。我问劳医生：病者尚能有如平日之神志清明时否？曰：能。遂要求他三件事：一、请他北返前告诉膺白，病情复杂，相当严重，而勿言不治；二、有可减少病者苦痛之事，请与沃医生接洽，尽所可能；三、请与沃医生约，病者神志渐衰不能复振时，给我暗示，至此我始绝望。劳君一一如我言而行。其来之迅速，其去之殷勤，其为病者在大处着眼，可惜我懦弱，不能尽以告知膺白，这种精神是膺白一生所最忻慕的。
我所以坚决不欲将真病告诉膺白的理由：对于国他应该算已尽所可能了，对于家我还有何事比失去他更重要？未了之事，我愿代了。他的生命还有数月，数月之期在聚首为太短，在告别则甚长。我与他共崎岖、忧患、寂寞二十余年，紧要关头，相知相慰，实维二人。尝不信二人去一，另一人犹可独生。我无论如何达观，对景必有难以掩饰之时，愈说穿将愈不能自制。留者如此，去者将何以为情？在我未有定力，能把握心神之前，不愿他对我有“放心不下”之苦。膺白于生死固看得开，但完全绝望之事，总是一桩打击。其最后在华北一段努力，创痛甚新。尝自言：此番煎熬，至少减寿五年，只求大局稍安，则问心略慰。乃大局愈益混沌，前功尽弃，后患无穷。今知自身已无报国机会，亦将何以为情？故对国事尚无法向之解释以前，亦不愿其有放心不下之苦。
沃哈拉医生每日早晚到病室两次，体贴关切，亦无微不至。早上他要讲点新闻供病者消遣；杨畅卿（永泰）先生被刺消息，他几乎出口，我急以目止。出病房后，他要同我商量，如何使病者快活，我们如何圆谎。一日，他对我叹息说：事有不平，使此人患此不治之症，恨不相识于十年前，犹可与之为友，为之效劳。他是澳洲人，故与英大使馆相熟，一日他在英大使馆饭后回来说，闻大使馆人言：中国此时尚不能无此人，此人是最认识日本的一个。又问我，大使馆人说：膺白与中山先生在同一年龄，患同一病症，确否？我答言不确，膺白年纪轻些。我每日含笑入病室，出则忧且急，我总是存一线之望，最了解又最助我者为医生。我不得已而辞退普鲁士医生，又不得已而辞退冯五昌、沈成武二君。我患伤风，冯医生闻讯即来看我，他是一向知道我伤风症候的人，绝不因辞退他而稍存芥蒂。
沃哈拉医生请医院给我种种便利，可以自由出入配食间，自由早晚煎汤煮药。朋友们送来洋参、石斛我都在那里煮汤，虽仅治标，口干饮石斛甚有效。除病者自己，亲友们见报已都知病状，各方介绍医和药。岳军先生时为外交部长，日本大使馆曾几次推荐医生，此事膺白早经拒绝，屡次试探，他都摇头。一日，黄任之先生电话到医院，告诉我：他听到日本人有法治此症，定要我设法作万一之试，我据实谢绝了他。膺白心中不能平恕日本，这点我不愿再加重他精神上苦痛了。任之先生自己十分反对日本，然电话中反复劝我一试日医，不肯放下电筒。其情是可感的。伯樵的侄儿在俄文报上见有治癌新药，我们百计去求购，此事俞鸿钧先生和君怡都奔走，俄大使馆人回答俞先生，他们想得到，药系为谁，实未上市，不然，岂有不急设法之理。外交部向国际防癌协会接洽一位比国癌科专家，得来电，问中国有无镭锭设备，他可以来沪应诊，以四个月为期。此时南京一个德国医生，由段茂澜先生陪来，我将以前各个医生的报告、医院的纪录，甚至中医的药方，都给这位德医看了。此人懂中文，识中药。我请岳军先生，由这位德医将详情电告那位比国医生。倘以为可治，则不讲诊费，我先尽所有以应，不足再乞助于朋友。倘不能治，则徒劳其往返，且耽搁彼地病人四个月，于心不安。当时我听见南京在讨论这位比国医生出诊费用，故作如此建议。此人接到详细报告书后，亦言无法治疗而罢。各方人情真无有不尽的了。
开刀伤口结好而病不见轻，是病人最易起疑之事。沃医生每日助我说谎。这个时候，在病人面时挑剔医生，是最使我苦难以解释的事，然病不见好是事实。我辞退冯、沈诸医即在此时，只留沃哈拉一人。然沃医生亦将有技穷之时。庐山管理局长谭炳训说起，有范石生医生医道甚好，在牯岭为蒋先生蒋夫人处方治病。我与沃哈拉商，他不但赞成去请，且代我向膺白进言。这次是蒋先生请来的医生，无可再挑剔。范先生虽未能根治癌病，但膺白最后两个月的精神颇好，实得其调剂安慰之功。范先生是膺白最后一个朋友，膺白神气渐弱时，无意中不呼我，即呼范先生。膺白一生热情，未必每个人了解他，但到他自己无力时，真见到无数朋友对他的热情。
有一天的傍晚，膺白听从范先生之言由医院回家。此事沃医生已向我提起多次了，沃医生暗示我，在医院临终，事颇草草。膺白大概是久劳而后息下来，住医院觉得很清静不烦。我劝他回家，他说在医院连我都可以休息，他真不知在病房以外，我一刻不安之状也。从医院回家时，天适雨，膺白背一句《易经》曰“往遇雨则吉”，问我在哪一卦。沃哈拉君自己抱他上担床，在病车与我和护土三人同坐相伴，到家又由他抱上床。他说明自此以后，天天由伊自来，作为朋友，不受诊金。膺白离宏恩医院时，欲赠一免费病床以谢沃君，沃言：此举在彼诚光荣，然宏恩医院三等病房不收中国人，宏恩一个病床之费，在别处可惠及数人，何不送在别处，而用于本国人身上？这话深中膺白心坎，催我速办，我知沃君亦在圣心医院看病，送了一只一年病床之费于圣心。膺白最后几日，沃君除早晚两次来吾家，他所在之处，时时以电话相告，可以一请即到。而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十二月五日整夜，沃君在吾家随便吃了一点东西，终宵不离病人一步。膺白弥留之际，他兀坐在旁陪着。六日晨，启手启足毕，他报告膺白辞世时刻，将我叫到另一房间，拿着水杯给我吞药一粒，盖安眠药也。过几日，沃君又来看我一次，我送他膺白书桌上常供之磁花瓶一只为纪念，遵其言，不再送诊费。
范石生先生俟膺白丧事毕离沪，行前为我开了药方，送诊仪坚不肯受，乃检出字帖一部，田黄图章一方，赠作纪念，并命熙治叩首拜谢。一月后，范君以他家诊事到沪，又来看我，并为开方。我闻范君有老母，取出膺白病中朋友所赠人参，请奉老人服用。范君仅取一支，而将余者尽裂为碎块，使我不能再以送人。他所开给我之药方中，每日有大量人参。我一天一天渐渐又振起精神来。都是这些友谊和人情，如黑暗中光明，一点一点增加我前走的勇气。
从膺白入医院，蒋先生每日或间日有电报来问病状，我复电报告均大纲代拟。一日何敬之先生来访，膺白一见忽然泪簌簌下，此乃平日少有之事，我知其对华北事回想，禁不住刺激。这次，我自起电稿将实情报告蒋先生，暗请蒋先生来电安慰他。时在膺白开刀前几日。蒋先生来电曰：
上海宏恩医院黄膺白夫人转膺兄：近日尊恙如何？至为盼念。兄病实由积年为国劳瘁所致，苦心匡救，致累尊躯，在弟尤深歉感，万望善为珍摄、早复健康。现桂事粗定，国事渐趋光明，兄病中闻之，当亦喜慰也。中正手启佳秘粤。（二五、九、九）
我将这份电报进到病榻前，膺白看后口授回电，我用铅笔一字不改照写，交大纲译发。原稿尚在，其文如下：
广州黄埔蒋院长：佳电敬悉。贱恙蒙曲加慰藉，至深铭感。此次桂事解决，国家前途，曙光已见。吾弟始终以相忍为治之心，委曲求全，以政治手段贯彻初衷。对国可庆，对弟尤佩。病床闻之，不胜雀跃。贱恙得之既久，亦非短期所能奏效，内子前已代陈大略，俟有进步，当随时奉闻，希释悬念。郛灰。（二五、九、十）
这是膺白与蒋先生最后一次直接往返的电报。他已久不看报，不阅函电，而对大局还甚清楚。“相忍为治”“用政治，不用武力解决纠纷”，念念为国家，都是他平日一贯主张，病中仍脱口而出。后来蒋先生返沪，到宏恩医院探病，面告膺白：抗战准备已过半程，再一二年可全就绪，以前种种委屈，未曾枉做。事后膺白告我：果能如此，死且无憾，何况于病！我忍泪而笑。桂事、大局、准备云云，我实久不开心，已毫无所知，不知真个如此，抑系蒋先生对症下药慰情之语，那时蒋先生已确知膺白所患系不治之症了。
我先要记出一封一个极可感念的朋友之信：
亦云嫂夫人赐鉴：顷接补晓岚医生航快来函一件，暨药丸一包，即请察阅，并祈交膺兄试服，功效如何？乞随时电知。弟已再电复“补”，请其偕成都友人持同秘方，即日飞沪研究。“补”函中所谓第二次惠书者，即嫂夫人详函惠示之件也。余再陈，即候双安。弟杨永泰敬上。（二十五、九、二十九）
这是畅卿先生绝笔，不到旬日，他在武昌被刺身死，他正在湖北省主席任上。他在湖北地方之治绩，称道者不止一人，后来抗战时我到武昌汉口，还看得到他在短短时期中所表见的地方建设。为膺白的病，朋友们百计求意外的得救，有人介绍秘方，我虽十分希望，然亦深恐烦劳无谓之跋涉，故每次必将详细病情，及已经用过之方法，报告清楚，使关心的人有所根据，函中所谓“详函惠示之件”则是。这位补医生后未来沪。
蒋先生初闻膺白开刀结果为癌症之电曰：
上海宏恩医院黄膺白夫人：寒戌电悉。二兄病情，不胜忧惶之至。如天相善人，当可出险，现在先应竭尽人力，期得速瘳。务请达观旷怀，勿过忧抑，使病者精神安泰，以期得有转机也。并请随时详电为盼。弟中正手启铣。（二五、九、十八）
岳军先生来长函说：“闻讯天旋地转，脑痛欲裂。”中外朋友来函问病，来宏恩医院探视者，难以尽记，我无不铭感于心。蒋先生所嘱“使病者精神安泰”是我最后努力的事，实因有这许多亲友们给我安慰和鼓励。下面是我十余年前旧稿“彻悟”与“归山”两节，分录插入此文。“彻悟”一段如下：
居医院日久，病不减轻，病人不免焦灼。中外医生助为饰辞，时虑技穷。亲友劝我以实告，我坚持不肯。每日自早至暮，我甚少有单独谈话机会，我在外面做点什么，病者亦不知，晚饭后打针入睡，人散而病者亦无力说话矣。一日傍晚，膺白忽告侍病者早散，言之再三，数十分钟后，我问是否要与我谈谈？曰：“然。”是日晚间膺白叫我：“今日勿念佛。”我一人坐病榻侧，他问：“你看我的病如何？”我曰：“医谓甚复杂，须再经手术，虑君不支，故试以中药。”遂紧接曰：“君知我近来茹素念佛何为？半为君祝福，半为自己求解脱也。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自君入院，故旧之遭变故者已几人矣。段芝老数日前在此照X光，今已谢世，畅卿兄正介绍四川名医为君治病，而忽被刺身故。”他听到畅卿先生噩耗，几动感情，我紧接曰：“人事无常，于兹益信。我曾有一念，君此番病愈，我将出家。”他插言曰：“此何可者！”我又接曰：“生老病死，无人可免，亦无人能代，若可以代者，君之病我必一力任之矣。然君此次病愈，必更有最后一次病，我不忍见君之病，亦不忍君见我病，故欲出家，恩怨一齐解脱。”至此，膺白目闪闪有光，神气活泼曰：“生死事曷相谈谈？”我曰：“待君小愈。”曰：“照现在情形我必先去。”我曰：“我虽无病，然忽然先死，未尝不可能。”至此他问曰：“尔若先去，有何嘱我？”我曰：“凡须留待我做之事，我去，盼君急急自做。”曰：“我去，尔将若何？”我曰：“请一人为我管家，埋头急急料理笔墨事。”曰：“何故？”曰：“不忆廿五年前在焦山，他日尔为我传之约耶？萦于怀者久矣。”乃从容述所拟写稿之章目内容，大概取材，及每个问题拟就商之人名。膺白静听我言，偶加可否，有时言：“此事太小，不足挂齿。”我所以不惮烦琐言之者，欲探其意思，有何嘱咐之语也。言毕，他不反对亦不热心，默然良久曰：“无论如何达观，半年内决难动笔。”我曰：“约须两年完工。”曰：“两年后如何？”我踌躇未应。曰：“归心如箭耶？小的苦矣。”“小的”者熙治，尚未成年，我知其恐我厌世，故以儿女情动我。曰：“对儿女如种花，尽灌溉之责，彼自有福，然我亦有我自己，决不暴弃。”至此膺白忽从被中伸手出，紧握我手，曰：“我幸福，我安慰，得此伴侣。”又曰：“尔何时养此勇气？”我曰：“不忆授我《军人之妻之心得》一书时耶？二十余年来时时作此准备也。”此时膺白喜极，二人如在另一世界。我结束我言曰：“君常诵纳尔逊最后语：感谢上苍，我已尽我责任矣。请亦作如此观，国家自有后来的人。自今以后，将健康托之医药，生死付之天命，静以待其至如何？”膺白连呼曰善。自此日起，绝不复道医药病苦事，相见彼此一微笑。
劳克斯医生的建议，多少朋友的关怀顾虑，经我两个多月的固执，虽始终未曾说穿膺白真病，然有此谈话，去者留者，都打破了生死一关，是我一生较少遗憾的一件事。次日仲完来，见膺白忽然活泼，诧为天意。仲完每日为病人煮一锅粥，为我烧一素菜，亲自送到医院。她与性白姊弟二人，陪我吃素，到我开荤之日为止。袁文钦夫人代煎中药，范石生先生所开汤药，每日由袁家送来。亲友们种种分劳分忧之事，难以尽述。一日，膺白指明要请几个朋友面谈，嘱大纲邀请；其中一人是张熔西（跃曾）先生，熔西先生笔录且保管膺白的遗嘱。
廿五年（一九三六）十二月初，膺白逝世前三日，时醒时昏，我已筹备其后事。岳军先生由京来，与我讨论丧葬事宜，言：时局紧迫，葬事宜速，问葬地有何计划。我忽忆一日在庾村，散步过一王姓废坟，膺白对我言：“他日尔我亦葬此，为黄坟如何？”遂告岳军先生：莫干小学附近有地，最为便利，不必新买，乃决定葬地在庾村。身后之事，膺白与我皆不看重。他曾经与我提起美国的阿灵顿国葬场，和英国的西敏士厅堂。人六尺地耳，中国人身后糜费太大。故我遵从他平日意旨：少费钱，少费事，少累人，不以无益耗有用。附身之物，全用国货。中央银行衔蒋先生命送来治丧费，我谢不受。蒋先生来电曰：“筹备二兄丧葬，聊尽后死者之责，请勿外视。”我复谢曰：“膺兄在日，屡蒙厚惠，今所贻我，足以了后事，不敢再受。”其后孔庸之先生亲送支票至，责以如此交情，不可辞，乃作为奖学金。奖学金后来积成三万元，托新华银行办理，有年息三千元，分为十个奖额。抗战后币值日落，终至不值一文，至为遗憾。
膺白最后所知道的国事，是百灵庙捷报，在前线指挥者傅宜生（作义）先生。他曾经向范石生医生谈过华北地方政治，甚称道博宜生先生在绥远省主席任内，改良马畜，奖励生产，是最能在艰苦中积极求生路的一省。故范先生将捷报消息告之，令欢喜。当岳军先生与我在隔室商量，膺白在昏迷中忽然呼我。我走至榻前，他正闭目演说军事。自民初他交卸军队以来，他的注意力很少在军事的。我急请岳军先生同听，听他断续言：“第一路……第二路……进……退……”等句。岳军先生高声告：“百灵庙大捷，气象甚好。”膺白应曰：“此小事也。”至此不复能言，我必须将他最后的精神达到前线，曾发下电：
太原阎主任百川先生：外子膺白不幸，辱蒙电唁，感激莫名。外子弥留前犹屡念绥远前线将士劳苦，谨遵遗意捐助洋三千元，聊表慰劳。除已交《大公报》汇请转拨外，谨此电达。（二五、十二、十一）
吾弟君怡代我至庾村相度墓地。我请他与莫干小学校长郑性白二人决定地点。用本地工人，照土法作穴，由性白监督工事。这时莫干小学校董会已推我继任董事长，莫干小学校董会是我们农村工作的重心，如此，乡间热心的人知道工作决不中断。性白提议将我的墓穴同时做好，将来不再费事，并加强我对庾村生死系之的表示，候我回音，我电复遵办。民国廿五年（一九三六）十二月廿七日，膺白逝世“三七”之期，归葬于莫干山麓庾村。我旧稿“归山”一段曰：“墓制务小，遵遗志也。旁植松柏海棠丁香若干株，生前所爱好者也。附近隙地数亩，为莫干小学实验园圃。其南数百步，为小学校舍，弦歌之声可达，魂兮所乐闻而呵护者也。其西数百步，为文治藏书楼，纪念亲恩而筑，亦庾村书卷中心，我他日将读斯居斯以终余年者也。推窗相望，葱郁可接，虚左待我，宜无憾也。不置表铭之属，天日可表，心版可铭，无须尔尔也。碑曰：‘黄某沈某之墓’，聊以志其处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