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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莫干山筹办战时临时中学之际,一日的傍晚,佣人拿进一张纸条来,说有三个女客看我;纸条上有铅笔写的名字:高君珊、曾季肃和季肃的女儿曾弥白。季肃我曾与她在辛亥共过事,久未相见;君珊二三年前在北平教,曾晤及;弥白还是幼时见过一次。我在膺白丧后,忍耐一时,要大恸一次,这日恰又在大恸后,面目浮肿,甚怕人见,而她们三位已经进来。我不像平日多说话,君珊问了我“临中”的事,她们是假日由杭州来山,即日回去。
从汉口、香港回到上海,我与德容、熙治、大纲住在赛伏公寓。湛侯五舅一家亦已由杭州迁沪,他家孩子一向在杭州读书,舅母君辉对儿女教育很认真,学校里的人亦都认识她。一日,她告诉我有杭州女中的朱文央君去访她,为杭女中在沪复课事,要她介绍晤我。她觉得我已经着手的事,负担甚重,我的性情,答应一分,心里要负责二分,此时不可再加重我担子,她先自代我向朱君解释谢却了。德容在金陵女大与弥白同学,在上海又同在东吴大学借读,一日问我可否将住址告知弥白,季肃要来看我。战时谨慎,我的公寓甚小,故曾戒熙治、德容勿携朋友来。
季肃来访我,我已搬到麦尼尼路,她告诉我,杭女中同人避难到过龙游,一部分又到上海,拟在上海开学,望我参加其事。我很率直劝她,上海非办学之地,租界不定靠得住,“此时”与“此地”均不相宜。至于我个人,除上述理由外,能力有限,不敢参加,亦很清楚地谢却了。以后,季肃有时电话,有时来访。我们不但辛亥共过事,共事时离家的情形亦相仿佛:我含泪托性仁以双亲之事;她不敢面别老母,出门后向邮筒投一别母之函。我在爱国女学读过一学期的国文专修科,这班底都是季肃的同学,所以我耳朵里和她一样,彼此未见面先闻过名字,她和君珊和我都是做过蒋竹庄(维乔)先生弟子。
一日,季肃又电告,杭女中同人相议“解散”与“复课”不止一次,终于师生皆泣,情不能已,决定开课。杭女中本属省立,季肃系教导主任,此时拟改为私立,季肃为校长。她与同人所拟之开办费数目,亦告诉了我。我没有在上海办学经验,比之庾村,觉其估计过于简单。然不忍拂其意,对国难中女子热心教育更十分敬佩,愿尽一臂之力,筹半数。
私立杭女中在上海法租界,借一个小学的几间教室,下午二时起,上半日课,开起学来。抗战时,苏浙两省迁沪开学的学校,借教室和上半日课的办法,甚普遍。招生广告,能全日上课者都特别声明,以资号召。杭女中改为私立,须组织校董会,重行立案,校董而兼教职的曾季肃、王元璋、王元琪、吴之微、姚韵漪、陆仰苏六人,和不兼教职的校董黄九如、朱文央二君,同来访我。他们都是省立杭女中旧人,其中只陆仰苏(钦轼)一人是男子。我被邀参加校董会,且被推为董事长。除我之外,另一位不与杭女中有关的校董为高君珊,时在重庆中大任课。立案先要有发起人,同人推季肃和我二人,于是我又成为发起人。全部校董都分担开办费,除君珊与我,都兼教课。薪水甚薄,季肃第一年所受校长薪水,除去她担任之费,每月不过十余元,她兼课不兼薪。
我提议,何不向浙江省教育厅立案?我一向以为杭州的风气比上海好,她们愿在上海立案。战时,邻近几省的教育厅、教育局都在上海留有办事处。私立杭女中,向上海教育局办事处接洽立案,时期甚久,约晤地点常在“茶室”等类,表格填之又填。照章私立学校须有若干数月公债作基金,我拿出自有之公债票,照数借用。我不知盖了多少图章,对季肃说:“事至此,瞎着眼睛盖章。”立案终无消息,而办事处已经介绍教员。于是同人商量,改计向重庆临时首都教育部立案,请君珊代表接洽。我写过一封信,请有关当局早予核准,维持此向心力。教育部职员葛成慧,与君珊、季肃和我均同过学,给许多指点和帮助,后来我们请她亦参加校董会,她不肯;她是先学产科,后来考取官费留美学公共卫生的。
在决定远向重庆教育部立案之际,我们想到杭州女中虽加上“私立”二字,总带着地方性,何不改名,一劳永逸。同人相与拟名称,季肃不主张迂阔或夸大,电话又到吾家。我尊重同人从杭州辗转到沪一段历史,第一期的师生都同此历史,因此从杭州地理、历史想,提拟“南屏”二字,同人一致赞成。从此“南屏女中”一个名称,印在千百个同事同学心上,永远觉其可爱,感到光荣,我无论在地角天涯,不忘记她。民国廿九年(一九四〇)的元旦,君珊由重庆电告立案核准,遂以此日为南屏诞日,年年在此日举行校庆。季肃与我相约,各服务十年,她为校长,我为董事长,时时留意与培养后继人。
学生不满足于半日上课,屋主的严格更令人不快,时间未到,逢天雨,南屏学生只能候在门外,教职员没有固定办公与休息处。一日,季肃来电话,有镇江中学将迁居,房子出顶,明早九时前须决定,言下甚急,我听得出她要我去看,我极少出门,亲友家有事均熙治或大纲代致人情。我虽然已经是南屏发起人与董事长,然事皆季肃电话或来访决定,还始终没有到过校门。这日为时间紧迫,我匆匆答应,借了亲戚的车,独自到校,由当时惟一男教员陆仰苏君偕往看屋,一路洼地泥泞,陆君频频以手电筒探路,始步行到镇江中学。看后区域和顶费都不合,未成议。我所以独自作此行之故,倘合适,我将大胆决定也。
我家里大纲和仰先嫂看我认真,都对南屏热心起来,每日注意报上招租广告。租金尚可,顶费都大得惊人,上海二房东在国难中以顶费剥削人而获利者不在少数。南屏觅屋久而不得。适大纲工作的一家绸厂附近,有孙姓租地造屋,有可容四五百人之厅,有楼足够作教室,有小园勉强能作操场。屋甚讲究,租约廿五年,尚余十三年几个月可用,但只卖不租。以建筑及地点言,索价不算太贵。南屏觅屋既成实逼处此之势,一切规模须视校舍之先决。遂请大纲奔走成交,我们惟一条件要屋主提早让屋。这次双方奔走之人都不收佣金,大纲以公益号召而得此。廿八年(一九三九)的春季,南屏学生欢呼进入自己的讲堂,整日上课。这间校舍的地点在胶州路四四五号,抗战时,名义尚为我有,战后我正式函赠南屏女中。所以如此,防校舍可能被征用,而私产则尚可与理论。我出国时,南屏还在这所校舍。只有过一件小不愉快之事,时势变易,小学部有人以为中学有赖于小学,拟分家而独占校舍,幸而季肃有我赠屋原函为证,我只写中学,此实出于无意。南屏先有中学而后设小学,大家心中从未分彼此,然亦季肃之公正无私,无懈可击也。
立案与校舍二事既定,我辞董事长职,愿仍为一董事继续贡献。我是真的,我的毛病喜新鲜,对新鲜不待督促而起劲,然能力不过如此,辞职是告一段落,让贤接力之意。我以为世事倘都如此,人尽其所能而止,让新鲜的人后继,则世界将更新鲜。弄得同人奔走挽留,季肃以自己去就争,于是我的“诚意”变为“虚文”。自此我一直担任到一九五〇年元旦校庆,始辞去,则并董事会亦不复参加了。下面是当时一首辞职复留的代简七律:
答南屏诸君子
桃李盈盈烂欲开,偶然负土筑为台。奋飞已折冲天翼,绚素何须劫后灰?诸子必同怜跼躅,残生肯独忍徘徊!只今角逐风尘里,冀北群中一驽骀。
我生于甲午,肖马,这首打油诗处处三句不离本相,至为可笑。自此以后,季肃更常来吾家,我正向书店借书看书,她来,我们不谈校事即谈书事,她渐渐怂恿我去教书。一次我不知信口开河说了些什么,次日她叫校工送信来说:“昨晚回家一夜未睡着,思索复思索;凭君吸引之魔力,若能登台讲文史,必驾轻而就熟。教育英才是一乐,请毋吝千金诺!”她这封带韵长短句,引起我好奇心,我答她一首白话“贺新凉”如下:
高帽从天落。恨头颅内多凹凸,外生棱角。妙手安排安不上,辜负多情季肃。岂未解英才乐育?拄腹撑肠烟与酒,那堪驾文史轻和熟!参也鲁,莫铸错。新词半首待君续,想宣文终朝辛苦,此时休沐。不比人间闲散客,无用埋头思索。便提笔吐完心曲。纵有千牛牵不动,任推磨不改我幽独。从我好,乐人乐。
这首白话词同人们称为“却聘书”,而季肃的怂恿仍不已,她自己正担任着国文课。季肃在南屏,从高三到小学,无论哪一班国文或英文教师缺席或缺课,都欣然代。后来君珊返沪,在暨大及震旦任课,一次愿来南屏授小学英文,季肃却之,二人的精神都不可及。二人早年家庭生活均优裕,抗战时,一次我到君珊家,留饭,高伯母亲入厨,饭菜极俭,归来不胜感动。我全家吃一盘炒酱,即由此始。季肃在校的生活更简单,所用床桌均与学生同,衣服挂在门后,君珊送她一只旧衣橱,无处放,放在过道。我看见她在校的生活,她看见我居家的情形,都有一点新认识。
我们谈到一件事业的进步与改良,最要紧在后继人,而中国人最忽略于此。我告诉她,我亦与郑性白谈过此,性白年纪比我轻得多,我请他自留心,恕不代劳。季肃比我大三岁,我说五年后须随时注意培养后继人了,她其时已到五十岁。我们亦谈到请教师务从多方面,我们没有门户之见,亦不造成门户机会。我们又谈到教育目的究竟为何。中国宗教势力很小,人与人间道德,靠一点传统习惯,已经渐渐消失。我们一代的人,大概读过几本伦理之书,受其拘束,且亦有个宗旨。人如果没个“做人宗旨”,弄得不好将泛滥无归,抗战时已有显著形象。现在学校里的课程,哪一门有关做人标准?于是我们谈到国文教师可以多负一点这个责任。国文教师除写作技能,还需要正确高尚的思想。这是我们应该用点心的大事。
南屏的学生渐多,班次增加。季肃来与我商如何添请国文教师。我们先从中学生读物的作者中注意,几篇好的文章可惜有点投少年之机,不敢取。我忽然想起一个人,译《爱的教育》那位夏尊先生,却不与相识,知他与开明书局、杭师、白马湖中学都有过关系。杭师与白马湖中学都是有名学校,而我在新中国建设学会教育组看教科书时,甚欣赏开明书局几种出品。我提起夏先生,季肃甚赞成。有一世交孙君与相识,请其前往先容,倘夏先生肯就,由季肃亲往延请。孙君告我:“此人看相阑珊而有脾气,不识我个人,而知我家世,可能不答应,勿失望。”孙君去后第一个星期日,季肃正在吾家,夏先生来了,坐下就说:“我是什么事亦不想做了,知己之感,无条件答应。”不但出我意料之外,我亦不胜知己之感。
夏先生和季肃分任南屏高中国文功课,另外亦出入过好几位好教师,季肃的钟点因以伸缩。我们又讨论到历史、地理两科之重要,史地教师和国文教师应该合作。几年来,我个人所感觉教育部所做的好事:一为教会学校必须立案,守中国学制,是蒋梦麟部长任内事。二为历史功课每周稍增钟点,是陈立夫部长任内事。史地钟点太少,学校只能请兼任而不能供养专任教师,兼任不但分心,而多数的时间要放在奔走道途之上。德容毕业金陵女大地理系后,曾担任过南屏地理,教得很不错,她没有家累,拿月薪十二元。我见过她指导学生所做一个地区的纸制三維模型,这地区即是台湾。我记起幼时读地理曾发奇想,要掘土成高低形势,承屋檐雨水以像黄河长江发源奔流之状。那时不知有此,后辈读书真机会愈多而愈幸福了。我和德容亦讨论到因时事而将教课提前或挪后,可以加强认识。苏联侵入芬兰之日,她则将芬兰一课提早讲授。不久,德容离沪到了重庆去。
为要留得住历史教师郑效洵,季肃请其担任全校各班历史课。郑先生是南屏新人中对学校最关心的一个,南屏女教师多于男教师,中国社会有许多方面要男子出去接洽,除早期的陆仰苏先生,后来郑先生的奔走为多。他不但授课得同学们信重,战时南屏可以闭关自守,他亦常常先为表率,免季肃许多困难。一次季肃暗示我,外面有廉价或优待配给生活品之事,教师们生活大都清苦,她拒绝似对教师们不情,然受之又乌乎可!在教职员会议席上,郑先生首先表示不可。他有一个贤德的太太,与他同志而合作,虽儿女多而负担重,他能如此。问题容易解决,而南屏同人可以守正独立不倚,终抗战之世。郑先生是季肃心目中后继人之一。
一个美国老朋友福开森先生送他太太的灵柩回国,从北平来,访得我住处特来看我。他说:我们同病相怜,故欲一见。又说:我失去一个廿五年的伴侣,比他失去一个五十年的伴侣略好些。我答曰:“您有五十年还嫌不足?”以后他过沪一二次都来相访,我常问问他所知时局,我告诉他:“中国虽打败仗,无投降之兵,沦陷区更有许多爱国之人。”他答我:“中国兵是好的,将不好;百姓是好的,官不好。”真是一针见血之言。一次他来,告我为新闻报馆开会到沪。随手从口袋里取出一纸条,是他的主张:“实事求是。”问我写东西不。又说在一老友家,见其家少奶奶曰:我是爱国的,将往内地。他说:“爱国岂须择地?你们以为这已经不是中国了么?”我猜到其人为谁,但未问他。他忽然又问我何不教书?他说为下一代努力,是最切要之事。我从来没有谈过庾村的事、南屏的事,不知他何所据而劝我如此?这日他走后,我彷徨踌躇甚久,终于自动打电话给季肃:“愿教书,请指派。”我教书之愿虽早有,然愈看书,愈见同人,愈自惭不学,是以不敢为人师。季肃的怂恿,福开森无意中之激励,我遂不顾一切,自此之后十年,我竭尽其心力。倘略有贡献于后一代,此益者二友焉。
夏尊先生和季肃的园地里,分了一席给我,我们三人是南屏三老,随着许多少年,自忘其老。夏先生曾在一次学生作品展览中,自己参加一篇短文说,每天走进课堂听见一群少年:“先生早,先生好。”把一切忧患都忘了;这是真话,我有同感。夏先生是一位饱经忧患之人,有时告诉学生:“曾先生、沈先生要我如此,你们读也罢,不读也罢。”肯读书的学生并不因此而欺侮他。夏先生是热极而冷,放任;季肃温文,主张自由;我凭一片热诚。同学对此三个个性不同的先生,都有不寻常的情感,家长亦常使孩子们有事就商我们。
廿八年(一九三九)十月廿八日,我上南屏高二第一堂课,教《孟子》。季肃初以我对历史有兴趣,要我教历史,我不敢应。不敢的理由有二:近年学校教师要凭资格,只国文视学力或作品,我须守法。民国以后历史,我曾身历其境,与教科书所记不全同,我如何说法?我不愿生事。我对学校历史课却有一点意见:中国历史太长,上古的记载文字深奥,故一开始易感艰难乏味。读到近代都是国耻纪录,令人气馁,令人怨愤。又初高中各只有两年本国史,读到近代,实是最要紧处,时间已无几。编书者或顾忌,或投机,取舍无远大标准,毁誉过分。一个民族的神圣生存纪录,变成君相之起居注,或好汉斗争录,青年不感兴趣,无怪其然。看学生周记,很易发现讨厌史地的话:以为死人死地,不与吾人今日有关。我曾提议:初高中历史连接而非重复,不用双圆制。初中先给一个首尾衔接的时间观念,高中以纪事体的重点单题提出。我是在教职员聚餐桌上临时想到,当时随便提出一个异民族入中国题目为例。后来看见吕思勉先生的“大学通史”教本,与我的程序相反,他先讲单题,以氏族、婚姻居首,二十个文化单题为第一册。第二册为从头到底的通史。大学与中学不同,学生富有阅读能力,且都有过根底,故可先从单题着手。我们的先民传给我们如此悠久的历史,用种种方法生活在这块可爱的国土上,我们应有义务把他编成最容易了解的方式,使后代的人发生兴趣,加以爱护。我有此心,而无此力。曾对季肃说,倘由我试,要让我第一年教到末一年;学生亦如此,不插班,不转学。我琐琐述此,期诸有心人。青年们亦需要更多的课外读物,不仅史地科。
讲《孟子》是我自己的选择,经季肃同意。南屏学生没有看过整本线装书,闻线装书而厌怕。我第一堂功课上完,将“民本”“厌战”“性善”几点中心思想,和“王”“霸”的界说,分清楚。“王道”从人民“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谨庠序之教”开始,而仍以“若夫成功则天也”,功不必由己出。孟子不屑道齐桓、晋文之事,为其喜功,是针对梁惠王之好战不顾民生。青年们初闻王道、霸道疑为迂阔,我将二者分列为表,结论“王道”即为人道,以民为主,霸道为成功主义。治本治标,按时势都属需要,而“人道”是天经地义。抗战初期,尤其经过逃难生活的青年,更为可爱,她们用不着我多说。我虽然很鲁莽的如此介绍《孟子》,她们再读原文,对于本国的先哲从了解而起敬心,知道前人亦有对其时代的见解,和对其时代的努力了。从这经验,我觉得近代青年,到高中没有对本国学术思想有成段的认识,学校里只读短篇选文,是不够的。
南屏初期几班同学,眼见学校从筚路蓝缕中生长,休戚相关,连她们个人升学成家问题都肯向先生商量。季肃事事促成“学生自己做”,故学生主持一件事或一个会,如何布置,如何发言,都很自然,不必指点。在我的功课里,每两周我请她们发问,笔问笔答,往往有很有趣的见解如:“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做间谍的人何以从容不迫?”“皋陶为士,瞽叟杀人,执之甚是,舜窃负而逃,未为合理”等类。我回答:间谍工作如纯为国家,胸中没有歉然。皋陶一段,正是中国伦理与法律的矛盾。日本维新时代,极力灌输法律重于伦理,戏剧中常表现。时局一日一日黯淡,她们常常要问时势,我给她们两个比喻:“抗战如比球,建国如考试”。“比球”有阵线,同队者互相照顾,我们可以靠人;“考试”只靠自己用功,父子兄弟不能相顾。开罗会议后,我知道战后台湾将还给中国,忍不住一天向学生说:可能明年我要求曾先生让我教地理,大家对我呆看;我说:我生而国家失掉的一块土地,拿回来的时候,给我机会在地图上将这块地区画成本国一样颜色;我告诉她们我是甲午年生的。
苦中得乐,一年过去。新升的高二仍要我讲《孟子》,而高三要我继续任课。为考大学有“国学常识”一门,学生和季肃都想我担任这件事。这题目如大海捞针,而高三的时间有限,我请夏尊先生担任,而愿为助。夏先生要改两班文卷,已经想让出一班来,不肯再添钟点。于是我固请其答允,由我先教,无论何时,感觉不济,请他接下去。如此我担任高三“国学入门”,而且不得不兼一课《论语》。加《论语》的理由为“国学”如一百货公司,时间有限,每个部门只能见点零货样品。而“儒家哲学”直接间接影响中国文化最大,则最少这一部门能认识个主流。我选了坊间现有的几种国学概论、常识、入门之类,与季肃商定一本讲授。一星期过去,空气甚为沉闷。我试试离书自讲,写几页讲义,甚受欢迎。于是如入了阵,只能向前,不能退后,一直写下去。这一年,不是我教学生,而是学生引导我。为减少出门次数,我的功课是两小时连续,初恐学生厌倦,后来常在休息期间学生问长问短,我出不了讲堂。我混在这些可爱的少年中,不能自拔,心思时间差不多都为了她们用。不但我的讲义采取前贤时贤的意见,其他我看的书报、听的消息、联想的故事,凡于功课有助,都透一点给她们,我成了无事忙的贩子。季肃说我的讲义是中国哲学思想史缩写。许多补助教材都承夏先生在国文课中讲的。
我同夏先生都不喜出题目考人,季肃坚持以考试鼓励读书。后来南屏高年级不用监考,由学生自治,是季肃的主张。我对学生说,我心里想的题目,连我自己回答不出:时代发生思想,思想又影响时代,以我们此刻所处社会,未来的思潮将为何?如何的思想有益于我们的未来?
南屏的同事们都兼人的努力。经济状况渐惭稳定,除季肃外,必须提起王元璋君,她教生物功课,兼会计主任,亦担任过事务。南屏经济公开,涓滴归公,爱惜公财,节制浪费。到南屏去,晚上只必要的几处开着灯;进浴室,水龙头常有一根绳子系着,用几次然后冲一次水;厨房烧剩的柴,都一刻不浪费,取出作焦炭:而南屏图书室里的书时时有增加。初搬胶州路校舍时,屋多人少,办过一时膳宿,伙食由元璋主持,很注意到营养;南屏校董会同人都主张把健康放在读书之先。我那时还未见过美国的“小饭堂”,每遇亲友中长于调度的人,常做一个请愿——办简易食堂。看重营养,这是报国一件大事。我是由自己经验,和所见学校包饭情形而发此念。在莫干小学,我同膺白皆极力提议;饭菜品少而量多,每桌一荤一素,同样盛两碗,用公筷,鸡蛋为常有之菜。因南屏办伙食,我始知道上海哪一种菜场可以买到“讲究人家”挑选下来的便宜货。
季肃出自生活优裕之家,元璋亦然;季肃自己不知理财,而为南屏惜财,元璋为南屏理财如自己,我都不胜钦服。我曾对季肃笑说,我若另外办一件事,第一个想要挖她的人是元璋。在同事中,我同元璋多一种特别接触。在币值跌落无定之际,教职员薪给随时需要调整,由季肃定几条原则。元璋按原则结算分送。季肃自己的薪水如何办?开校董会将不胜其开。每次由元璋电话告我增薪比率,大概季肃所定者,低薪的加得多些,高薪的加得少些。我代表校董会决定季肃在中间一级,我说:“取最高,曾先生不安;最低,校董会不安。”元璋算出数目告我说“如此,我送了”,以此为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