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亦云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2.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我在一日之内决定离莫干山，离山之前，闻讯者识与不识，纷来看我。有的想留我，请共患难，有事必先顾我。有的要搭车同走。我自己本有小车，可容计嫂、楼君、德容、熙治和我。大纲坐卡车，我们的行李很简单，遂以剩余座位请先接洽者先坐。蒋益之先生一家是日与我们一同到南京，说明到了南京，他们自有办法。说到这辆卡车，我又要想着伯樵、仲完，他们得此不易，而且车顶装有树叶之网，以作掩护，车上坐着两个路警，原是膺白的卫队。这些安排，使我触动旧情，不感生疏，而不得不走。
计仰先嫂为每人缝一布袋，分藏现款，挂在贴身，相约倘遇警报，各顾自己，分散而不集中。我们黑夜行车，车行甚慢，时时停车让兵车先过。京杭路上所遇小队士兵，大都身材短小，神气镇定，据说系广西兵。对这些以血肉性命捍卫国家的同胞，我们贡献甚少而期望甚大，每次低头默致敬意。进南京市，天尚未明，路上车辆纵横，已不如平日之有秩序。这是我最后一次到南京，以后十余年至我出国，没有再到其地。
我们的车直驶上海路我的妹妹性元家，性元已带着孩子们到上海，她家里住有过路客人甚多，伯樵、仲完亦在那里。乙藜让自己卧室给我，我们五个人只有一张床；仰先嫂辛苦又晕车，她与楼君年纪都比我大，我请她二人睡床，楼君谦让，计嫂知我脾气，在吾妹家，请从我意；我与熙治、德容打开铺盖睡地板。这几日乙藜家外户不闭，人出人进，似一家没有账房的饭店，这风格我很合意。楼君本吃净素，我们劝以前路正长，请随缘便人便己，她从言开荤。
乙藜指衣橱书架，叫我要什么取什么。我离山时弃一切如敝屣，与熙治各穿着黑哔叽棉袍，我们还都在丧中，御寒有物，除铺盖外只携短期替换衣衫。我看书架，取《苏长公诗集》一部，《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一部，后者在汉口看毕留下，前者带到上海，战后仍还之乙藜。仲完见橱内有羊皮统两件，口中念念嫌我行李单薄，取了一件，到汉口即为购料做成皮袍。这是抗战期中我惟一裘衣，后来常在大冷天穿到“南屏”上课。
江浙不守与首都撤退之事，以中日军事实力比较，原非意外，但不料如此之速。大家以为修筑有年的“兴登堡线”上，至少可支两三个月，岂知这条线未曾用着。我身逢过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南京开国之盛，亦略知民国十六年（一九一七）国民政府再建都南京曲折。民元南北和议告成，中山先生已在南京辞职，让位袁氏，袁借口兵变不肯南来就任。我在学校曾参加过一次辩论，题目是：“首都应在南京抑北京？”我是在主张南京的一边。我的理由之一：海通以来，中国与国际关系海上多于陆上，建都东南，风气早开。我是被“祭明陵”“昭告光复”的一股兴奋空气所影响，实际所知道的南京比北京更少。有人说历史上南都往往是短局，我以历史并无重演，冀其不中。亦有人言“九一八”沈阳之变，政府若在北方，不至于事先茫然不察，而事后犹视作边患，不以为心腹之忧。事后先见，言之者易。然民国二十六年长长岁月，勇于内争，各不相让，致招外侮，无可讳言。今南京又是仓皇辞庙之日，不能不令人回忆当年，伤心不已。我没有在南京住过家，每去都不久留，常比膺白先走，似与南京少缘。此次京沪沪杭铁路皆中断，我之逃难初步，偏要到“与历史有关，而人事无缘”的南京开始，实始料所不及，情怀至苦。仲完和我，都是民元参加祭明陵典礼的。
我仍在转念头要回莫干山，山村角角落落容身之处甚多，已经着手之事多做一天是一天。终以德容尚在大学，熙治还只高中，莫干山与庾村不可能有其读书长久之计，而他们亦决不肯让我一人回山。仲完告诉我，他们已拟之计划，铁道部名下一条江轮，他们和我各得到一间舱房，不日西行。此事得之不易，出自张公权先生好意，公权先生时为铁道部长。朋友们临难不遗我，使我感动，然增加我心上的困难。这预定的一间舱房是两个铺位，显系为我与熙治，我母女弃同行者于半途而走乎？与我相处者一向以我为可靠的人，我良心能如此？我在山时，见报载杭州省当局谈话：敌人决不能来杭州，当局必与杭州共存亡。后来敌未至而省政府仓皇撤退，船车俱受统制，老百姓欲走不能，望钱塘江而兴叹。此种不负责任之壮语，与临难不顾人民的行为，我曾愤慨痛心。今事未兼旬，我得到公家的方便，易地而即忘怀一切乎？我终于谢却已得之舱位。伯樵、仲完因我而亦留在南京不走。
许静芝君系大纲的姊夫，第一个知道我到京。我因不愿烦有责任朋友的神，尚未通知岳军先生。静芝见他还在设法叫莫干山的电话而接不通，代我报告已经到京之事。战事起后，岳军先生曾与我通过长途电话，叫我安居在山，候他指示。膺白在时，我们没有通过长途电话的。岳军先生到乙藜家看我，见面彷徨，不知语从何起。辛亥以来，我们失败而共患难之事不止一次，这次是大大不同。我问起蒋先生，知蒋先生时时叫人请他，到后又无话说。谈到行程，他劝我到重庆，四川是岳军先生家乡。公权先生来，我谢他好意，我知道为我留这间舱房是不容易的，我有点不受抬举。
我决定买着一般人可以购票之船，即搭以动身。初拟到重庆，算账时始觉携款不够。我离山时尽量留给学校，各人身上究有多少，至此方才明白。款不足，改计到汉口，伯樵、仲完跟着我伸缩。仲完看我算账犹豫样子，急急塞五百元钞票在我手里。新华银行王志莘先生是他们的朋友，我亦相识，请我们到汉口住新华银行行员寄宿舍，于是住的问题亦暂时解决。一天，我们买到了民生公司的“民俗”轮船舱位，岳军先生派副官杨守茂送我上船，杨副官系膺白旧人，在船上数日，候至“民俗”开行始别去。
“民俗”船泊南京江边久不开行，为被几处机关要扣用。此时虽有新设之船舶管理处，并不能指挥如意，各机关不相为谋，所派的人各自坐在船上不许开行，最后一次是军政部要用作长官办公用。此事我后来知道杨副官每日报告岳军先生。我们获准放行之日，乘客人人称庆。“民俗”此次上驶，系规定装政府的疏散物资而售普通客票。这次乘客比平常加倍拥挤，一个铺位有两个人日夜分用者，王大纲即与沈来秋君分一个铺位。许多平日坐头等舱的人都坐了统舱，我和熙治仍分得一间两个铺位的房。从我们到南京，以至船到芜湖，天一直阴或雨，敌机未来。舟抵芜湖，奉令停船候装兵工署之货。船停在江心，不能靠岸，靠过一次，散勇纷拥而上，向行李堆中藏躲，呼之不出。沿江和沿粤汉线所见散兵，与在京杭国道上所遇小队，情形大不相同。
如此船泊江中，日日用小驳船到芜湖候消息，而货并不至。“民俗”不是一条大船，在南京已经装了载重量三分之二的物资，只余三分之一容量，而乘客则已倍于平时。在芜湖江中几日，天气放晴，敌侦察机不时在空中盘旋，乘客起慌，船上执事亦出怨言。乘客说：千余人的生命不及未准备之物资。执事说：如果政府办事划一，多少物资限多少日子装到目的地，与船公司合作，诸事要合理快当得多。即如“民俗”停南京江岸码头，与停芜湖江心之日，多过于在长江行驶之时。倘不硬扣而早放行，则已装之货早经到达，而船亦已作第二次之上驶矣。
我与伯樵、仲完商，如何将这些情形报告有关的机关，和我们所认识的朋友，请求准船早开早回，不误公事，实际有效而怨望可平。目标是军政部兵工署一个方向，我们同时发函发电，都签了名。并声明：发出函电将不待回音而开船；因此时政府各机关已都在移动，函电何时到达与能否到达，均不可知，故不得不如此。从商酌、定议、起稿，以至送信人登陆，再回船，天已黎明。四时顷，船身开动，我们始休息。此事经过，除船上执事外无人深知，惟一夜出入上下人声，而忽开船，人知有异。次日我们进饭厅时，有人高声言：代表全船难友向昨夜为福斯努力的人致谢，我们的一桌都低头不语。据闻后来汉口报纸传说其事，或谓有人出头，或说有人发脾气，则皆似是而非，有错误。三人中起稿是我，仲完甚性急，赶出赶进。伯樵有病，疲乏而不肯先睡，则系事实。
舟抵汉口以前，船长成君拿纪念册要我写几句，他告诉我这次旅程有不少知名之士同船，我已经见过左舜生先生，和《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他特别指出佛学大家欧阳竟无先生已经写了很长一段文在册上。我先踌躇，他固请，我写了“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他有点惊愕；连下去写：“人人求诸己，尽诸己，与复可期，小挫勿馁”，他始点头同意。成君的夫人姓罗，正由京沪接父母弟妹返赣，罗家几个姊妹都天真活泼，喜与我亲近，临别索通讯地址，我正前路茫茫，答以太平后在莫干山。
汉口新华银行宿舍在租界一所弄堂房子的三楼，我们一群人拥到，颇有难于安置之状，他们分给我们大小空房各一间。仲完处处怕我不安，在人地生疏之际，她立刻到木器店租得用具，把小房间布置得床桌椅柜俱全，安顿我和熙治。她自己与计、楼诸君合住大房，每人一只床，另外只有一张方桌。伯樵住到志莘先生房内，大纲睡在穿堂即吃饭间，白天把帆布床寄在大房。这两间房不久有别处行员来住，我们客又携客，不便久扰，心亦不安，我同仲完四出觅屋，无奈租界早已人满，空屋被捷足先登，或已被机关指定。我们看屋，地点愈看愈坏，租价转身即加，大戏院隔壁、荐头店楼上都去过。为用款问题，我托大纲到浙江兴业银行看看叶揆初先生是不是在汉口，我在上海有点钱在兴业，请在汉口给我支票开用，我务不用超过四千元。这样无凭无据，且我从没有向揆初先生商量过款项的事，竟承他一口答允，如此解决了一部分的困难。揆初先生后来在上海接洽救济莫干山上难民之事，战后又参加我们的莫干农村复兴委员会，那时他已七十多岁。大纲去访他时，他正接到他女儿女婿合家老小逃难在钱塘江覆车不救消息，意态颓丧，而我不知其事，以此相烦，甚为不安。
李晓垣（书城）先生家在武昌，曾有函电劝我下山，我都未收到。他已经为我借到武汉大学教授耿季钊之屋，离他家咫尺可望，耿君之兄伯钊是膺白同学，我亦相识。晓垣夫妇请我们到武昌吃饭，我见他自己之屋甚陋，而耿家之屋甚整齐。朋友之为我谋可谓至矣。我要求到黄鹤楼参拜克强先生铜像而归。此时晓垣先生已觉武汉未必能久守，不劝我住此。
公权先生来，我与商前途去处，他看我念念不忘莫干山，劝我往川滇旅行一周，由海道回上海。我即作旅行计划，拟觅同伴，商之晓垣夫妇，太太因小孩不能远走，先生可以同行。一日黄任之、江问渔等四五位先生同来访，都是新中国建设学会教育组同人，我说到战事势必持久，许多地方将沦陷，必须有人做一种精神工作，团结一般人的爱国心。他们都赞成这意见，但言我们这些人太易受注目，不能当此，劝我同往重庆。这时政府还没有迁重庆之说。
我于是想：我是女子，年已不轻，膺白在时我躲在背后时多，我不致被注意。我又忽然想到，朋友顾我，我如何不顾朋友？同下山的人我未有安排而将漫游？伯樵有糖尿症，饮食特别，针药不可离。他夫妇本极简单，为了我日日变计，无所适从。我正拟取消旅行之计，适逢有英国代使赴香港专车，可以附挂客车一节，倘我不欲，伯樵、仲完亦不走。于是在匆促几小时中决定了搭粤汉车南行，仰先嫂、楼君比我迟一班车走。
到香港又经一番觅屋程序；高贵之区不敢去问，便宜之处亦已人满。逃难尚只几星期，经验增加不少，把钱看得重起来。大家已注意到币值，这时港币与国币还是同价，伯樵、仲完有闻必告，一日叫我把国币全拿出来换成港币。他们在旅馆的房间从大搬小，从有浴室搬无浴室，电车必坐三等，点菜扣得甚紧。伯樵不能吃淀粉质，要以菜肴饱腹，我叫熙治坐车跟黄伯伯，吃菜要让，熙治回来总嚷饿，我叫她吃块糖，不许响。伯樵、仲完在港熟人比我多，饭时总回来带我们，不放下我们一次。我估着计嫂、楼君等将到，我长此为朋友累如何？于是写信给在上海的舅舅葛运成（敬中），与商我返沪的意见，请其电复。我所以请教他，因他自己是个农业专家而又热心农村工作的人，他知道我对莫干山的痴心。膺白去世，他每日早晚来看我两次，一日，我同他谈到庾村的教育办到职业中学，生产配得上学生出路，他才放心下来，知道我已转念向积极处，这仅是一年前的事。所以我第一个想着去问他，他回电以为我可以回沪。仲完偕行，她送我到后，收十剩留的行李再到香港居家，直到香港沦陷，他夫妇回沪，在吾家做客至战事终了。运成舅则在我返沪后不久，到昆明植桑去了。
二十年来，我的弟妹中，很巧总有一人或一家与我同住一城，我那时还没有感觉手足相需之必要。不幸在膺白去世以后，不久战事爆发，我需要他们，而他们都不能不远走。我返沪时，性仁、性元和弟妇懿凝都将动身。性仁行时甚踌躇，我说：“弟妹安，我即安。”力劝其行。性元有一病孩，后曾与我同住一时。懿凝陪我看得麦尼尼路之屋，此屋三楼三底，我们四姓——计嫂家、性元家、大纲、我和熙治——同住过。懿凝家、仲完家都有家具借给我用。到上海后。熙治回允中读书，楼君回允中任课，德容到东吴借读；借读是战时各大学相通的办法。初几个月我们局促在赛伏公寓，搬家后生活渐渐定下来。第一件事我写信到莫干山通知性白，从此之后，性白、雪钧每年总到沪一二次。我搬家后，每次他们都住吾家，有一段紧张时期，他们两个孩子念祖、忆祖送在我处代为照管。在上海租界被占以前，山上莫干小学书籍文具都由上海采办，水运可到三桥埠。商人来沪办货，款由我处划，只凭性白字据，彼此省汇兑之烦，免携带之险。这些都由大纲接洽，没有误过事。
我在赛伏公寓的几个月，只有一间卧室，一间坐起间。我与德容、熙治同住一室，她们分睡一只两用沙发，我睡一只小铁床。计嫂住在性元家，大纲住公寓配膳室。我忽然想起西藏路的中国书店，相距不远，是老交易，请大纲去问问可否借点书看。我其实不想再买书，只想借看，使亲友知我有得消遣，不必要常来看我。书店的伙计真好，不厌烦的一大包一大包背来，我没有书架，铺上报纸着地沿墙摆，我看得愈快，他们送得愈勤，使我不能不再买些，后来我在上海添出十来箱书，即从此时而起。几种大部的日记，如《越缦堂》李慈铭，《缘督庐》叶昌炽都看了又买的。我想收集地方志，数量太多，未曾着手。把洪杨时代集子收得很多，不著名的我亦要。到我搬麦尼尼路时，书已是一大件的行李了。
我要顺便提起一个读书朋友黄绍兰，她又名朴，号君素，湖北蕲春人，与黄季刚（侃）婚一年而仳离，有女名珏，号允中。绍兰在上海法租界办博文女学，博文租校舍两宅，临街相对，暑期屋空，常出租一宅。我最近见某种记载，说早期共产党开会在博文女学，大概为博文暑假出租之屋。绍兰与季刚同为章太炎先生弟子，季刚死后，太炎先生记其事略，未提及她。我慰之曰：“季刚入赘君家，当俟君百年，记其事。”绍兰殁后，允中拟刻其诗集，要我写其生平为序，告我绍兰患神经错乱之原因，为季刚死前嘱小儿女事二姊如大姊，二姊者允中。季刚之子远来认母，行大礼，绍兰泣如雨下，自此爱子甚于爱允中，所喜书籍图章皆送于子，而精神恍惚遂病，则以此病死。我与绍兰交久，“百年”之约，又承允中之托，不幸不久世又乱，我需要允中的详细世系未至，无从下笔。而所存绍兰诗词稿拟交允中亦未果。负此良友，不胜惭愧。绍兰系北京女师第一期学生。读书出自家学，曾示《自述》七律如下：
当年诗酒作生涯，洁膳晨昏负玉阶。居业每从惠姬志，从征深契木兰怀。蓼莪废诵成长恨，风雨教吟忆旧斋。一线传经期赎罪，天行恒渐应和谐。
每年我的生日她必有诗，一次集《诗经》句为长歌，尤天衣无缝。风雨之夕，有诗，辄令女仆持以送我，有时带点糖果；我责之曰，君有雅兴，女仆何辜？然我偶有句，亦必送去。以下是她和韵答我之诗：
春回雪霁旅怀开，拨闷殷勤鸿去来。九品难量人似海，一麾曾共子登台。如今薄俗贪齐偶，自古多情属楚才。且喜夭夭桃李盛，相逢莞尔便衔杯。
她四十岁生日，适值淞沪之战，我请她到吾家为寿，或送酒菜邀友到校相叙，均不欲，遂送笔墨一包，以句代简曰：“四十年来霜雪姿，东风无奈岁寒枝。匈奴未灭家何为？鼙鼓声催祝寿诗。时难年荒礼意虚，未容樽酒扰清居。湖毫宣纸黄山墨，佐述胸中五斗书。”
她在京师女师时原名学梅，绍兰是字，见“东风无奈岁寒枝”句，深为高兴。
下附其“蝶恋花”“临江仙”“卜算子”三首，并七绝。词中汤君影观乃章太炎夫人。允中若见我稿，恕我以此塞责也。
与云妹畅谭归途作
雄辩清谭张一军，廿年瀛海更逢君，搴裳独向斜阳路，回首高楼隔暮云。
蝶恋花汤君影观邀赏牡丹作此谢之
驿亭执手丁宁语，宝马香车纷似风前絮，朝夕往还轻举步，门前记取相携处。绿暗红稀春欲暮，载酒看花忍踏当时路，天若有情深看觑，明年颜色应如故。
临江仙
花事一春开已遍，楼头杨柳飞绵，杜鹃啼澈奈何天，别愁浓似酒，长日静如年。陌上玉骢留不住，沟前流水潺湲，云囊心影记婵娟，断肠原已久，极目渺无边。
卜算子
怕别怯相逢，小聚如初见，花落花开独往来，也似辞巢燕。月缺盼重圆，花谢期还艳，杨柳无情不绾春，化作牵愁线。
云妹吟政君素倚声
绍兰从太炎先生学文字学——朴学后，改名为朴而号君素。她的欧体字很有功夫很美，我处有她不少的诗、词和字。她能背全部《易经》，亦懂卦理。这些我都不能。她论我写字性急，意在笔前，我的诗做不好，她说读史者一字不能无据，而美文常寓意于可解不可解之间。我初回上海，她有诗曰：“小隐同居市，书城且作侯。”我答言：“持节怀苏子，种瓜比故侯，死生凄以厉，天地肃然秋。”她说我从前无此意境，二诗今已不能全忆。她的诗常源源向我处来，她长我两岁而自居为姊，她谈卦理时絮絮不休，我笑说：你的吾道“易”以贯之，是对牛弹琴。我的读书方法在她看来是离经叛道的，我对她说：生今之世，服古之服，徜徉通衢，以为如何？终承她谬许我。她对男性社会不平，有时表露，一次谈到古制：妃嫔原是皇后的女官，上古原是男女平等。我说：如今民主之国，男的总统以外应有一女总统，各部部长亦然，但不知这些女总统女部长，是否即是男总统男部长的太太。抑另行男女分治之制。她知我在讽刺，大笑后默然无言。她出口成诗，仲完给她绰号“诗囊”，叫她刻诗集，让我等在她诗集里亦成诗人。仲完自称“李逵”，她们给我绰号“太史”。一次仲完从香港来信问绍兰生日，想来沪看她，我亦不记得，要问绍兰自己，写一便条送去曰：“香江昨夜雁书来，问是仙桃几日开？我说‘诗囊’正萧索，君其禅语解徘徊！会看秋九‘旋风’至，且待春三逸舆催，知否‘子长’意致好？清歌檀板正悠哉！”这首打油诗里，三个绰号都在内了。
上海是畸形地方，亦有畸形命运。有租界时，靠欧美人势力，如同化外。租界被占领后，日军主力已在太平洋对美作战，无暇顾及中国一般居民，除物资渐缺，生活日紧，其他不受影响。车子我早已不用，司机仍留吾家，吾家一向只有佣人辞我，我不辞他们，尤其在患难时候。性元、懿凝走时，都留一个老佣人给我。这时水电都已有限制。我们晚上很早休息，饭菜从四菜一汤减至一荤一素，最后每餐只用一盘炒酱，荤素俱在其中。我向厨子解说，得家人同意，并非刻薄自苦，是对一般人的同情，厨子是抗战胜利后第一个辞我而去的人。司机张子翔识字最多，能读报，常在厨房读报给众人听。他会在字里行间，找出国军胜利和敌人崩溃情形，他解说“崩溃”就是“哗拉拉”，照他的说法，战事似已早该结束。我常觉得愈简单的人愈爱国，他们的爱国是无条件的。
我初到上海时，人心正在惶惶。传说北火车站大厦是日军最作恶的地方。这次的日军军纪非常不好，比传说中的庚子时代不相同。同时各处伪组织纷起，许多人认识不清起来。在国军节节败退，而国际轴心国闪电战成功的一段，是最可怕时期。一个很粗心的人来看我，他说：“黄夫人！你住在高楼不知外面情形，政府已经完全失去人心。”我说：“人属于国家，不属于政府，尽管不满于政府，不可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国家，亦将对不起自己，千万小心，勿听邪说！”我请此人说话留心，可能暗杀之风将开。暗杀是我们最反对的事，尤其出于政府，我们不要忘记二次革命，因何而起。我说此话，非有预闻，不过一种猜度，不久果有陆（伯鸿）案、唐（少川）案、周（恭先）案，后来正伪对杀，不知究有多少人。一个忧国而愤无处效力的人，我怕他彷徨，说“扶持正气即是报国，未有失人格以求国格者”。君怡曾受我请托，对进入内地的人曲意联欢，多给面子，我亦受他的托，婉转劝人定心，勿因甘言摇惑。我甚至诵花蕊夫人口占答宋太祖诗“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把“男儿”两个字说得很重。变态的人我都不再相见。有两个人使我十分痛苦，其一隔了五年，入而复出，忽然送信给我说，出处问题不欲有所争辩，一日突然而至，自述经过，我不发一言。此人述毕问我近状，我取一页我的《半生杂记》序文示之，文曰：“虽渺渺之身，沧海一粟，然为正为负，无不影响斯世之盈亏，能不悚然恐而懔然惧耶？”他看后起身告辞，说不来这一次心不能安，我请留得与国人相见之地，他说不再求谅解矣。此人困于色，至此，万想不到。又一人老实来告诉我要到北方去，他先述开战后一段经过，两国既作战，认识的日本人概不往来，首都将撤退前，日使馆的清水去找他，请再为万一之和平努力，即将其所说之点，写信送京晤王芃生君。王已赴汉口，乃求晤另一人，此人言某君亦认识当局，何不自达？他说国家紧急关头而乃如此！又说战事必延长，政府用焦土政策，不恤人民，人民何辜？他将尽保护之力。又对我说：“黄夫人！你研究历史，当向远处看。”于是我开口说：“天下岂有失去人敬意而能救人者！正因历史，一失足遗恨千古，虽孝子慈孙不能敢也。”连下去我说了些当年膺白期望之意，维护惟恐不足，拳拳之诚当有所知？膺白论此人为对日人才第一流，惟尚须多认识本国与世界。惜其不久即病，无此机会。我说到此，他闭目默坐，极感动之状，这感动是个人知己之感，对政府似更怨望。我又说：“我能继黄先生，效他掬诚苦口之言，而不能像他荐贤报国；虽然，报国岂必从政？途径正多，而叛国千万不可。”最后我说得几乎泪下，我说：“黄先生的政治生涯随其生命而终，他的风骨我将继之，有误传其主张者，我必声明。”次日，我心仍不死，再邀之，谓时间甚促，但必遵邀而来；再尽忠告，已经不及。闻此人后来做不少建设工作，病终前，犹言不得我谅解为憾。呜呼，此何能谅解耶？惜哉！
我斟酌甚久而后记此事，心甚痛。当时不入于杨，则入于墨，有被暗杀，有被政府买回，有的间接取利。政府派出地下工作之人，亦有黑地昏天生活。我曾为黑白分明，大义所在，而和极好的朋友争执，争执得几乎绝交。我们的正气何在？我归罪于“政治”和“内争”。“内争”忽友忽敌，不惜结外援，夷夏之防甚疏。“政治”则得之者排斥异己，不得者不择手段，如吸鸦片欲罢不能。许多人的牺牲是可哀的，可警的。我大声疾呼“报国不必从政”，以中国而言，无宁“不从政”是报国，应之者很少的人。
我的心时时在莫干山，我放不下膺白遗给我的乡村工作。终抗战八年，莫干山是自由区，庾村是阴阳交界无人管，武康沦为伪县。原来的武康县政府迁在山后办公，我们的莫干小学搬在山上，与临时中学都受其管辖。性白第一次到沪，我与商定，小学是义务的，且膺白所倡，我们尽可能维持私立。“临中”本系应一时需要，如地方政府要办，即交出，我们作客不作主，减少麻烦。归县立后，我仍有一个时期的按月捐助，张竞心跟了“临中”迁徙，为“临中”校长。我这推让，为见到小器风气，有好事必攫为己有，不然即加以麻烦。弄得全社会活力毫无，生气窒息，这是为国家我不能恕的一件事。
莫干山难民最多的时候，为数约三四千人，曾有一个“中外难民救济会”施粥。参加者三个方面：苏州、湖州来的几个教士，在上海的莫干山公益会董事长叶揆初，和莫干小学校长郑性白；而性白实董其成。我对他说，教育的事我们独任，救济的事我尽居民一份之责，不得已时他可代我作些主。由公益会、莫干小学这些民间组织看来，保全莫干山大半由此。我后来看见一份教会的报告书，亦有山上办教育的事。有益于人，功不必谁居，我们都不在乎的。几个热心的教士，尤其一位明小姐，年事已高，最后离山，至可感佩。苏州的许攸之教士，往来沪与山之间次数甚乡，到沪常来访我，谈所见乡间情况，对游击队感想极坏，逼迫乡人钱财，至以蜡烛烧人臀部，为几斗米而伤人性命。他写了一封信给他们的大使詹森，中有很着重的一句：“如果人民不被爱护，战争不会胜利。”这封信不但先给我看，而且托我投寄，这时各国驻使正跟着中国政府迁移，我寄到汉口请外交部长张岳军先生转交。
中国的老百姓——尤其平常与政治无关的老百姓，无不赤子般的爱国，他们既不能远走他徙，亦没有资本逃避，他们是最对得起国家的澈底中国人。我寄出了许君的信，还念念不能忘此事。那时还有人视沦陷区的人为亡国奴，未沦陷的人亦无人管。我不得已写了一信，信致蒋夫人，要点有二：一、勿视沦陷区人民为甘心亡国，他们是被弃，而不是弃国，要维持其向心力；二、对游击队纪律之宜注意则更露骨言之。数月后接到回信说“完全赞同，后者尤当努力”云云。这些信都不曾留稿保存。我为许君的话所先入，此后数年每遇与游击队有关或可通之人，必恳恳为民请命。一个较熟的人告我，无饷故不能不就地筹，则亦惟有望其“得人钱财，与人消灾”而已。
性白遇过几次险难：一次被土匪绑架，轿子到学校门口等他，他中途跳几丈石砌，受伤久而始愈，因他的机警报告公安派出所，匪亦破案。一次他下山查田，被敌军拘禁，幸他夫人镇定，代理校事。我得讯请甘可权君辗转到武康探望，时性白已由乡民保在伪县政府幽禁，待遇甚宽，他暗示可权叫我勿急，被拘四十五日而出。我闻讯时，大纲先告奋勇，我未知性白被拘的原因为何。恐系为吾家农村工作之代表，则大纲去多一人投罗网。可权在乡间系生脸，而关系与大纲同，二人皆勇于为友可感。性白的两个孩子在沪，念祖入院割盲肠，计嫂住院陪，大纲代表签字。忆祖患中耳炎，大纲每次抱同就医。
最可气的一次是我们的武康县政府派人捉拿郑性白，搜查其寓所，他的寓所即是吾家“白云山馆”。其时他正离山到沪，他到沪为接洽救济难民捐款，与我接洽教育经费。这两件在莫干山均是大事，在武康县下亦不算小事。性白动身，县长吴君知其事且促其行，嘱其速去速归。捉拿与搜查的消息到沪，性白在吾家，他将如何回去？不回去则工作交与何人？以后与当地政府如何相处？他的罪名为“态度灰色”，这有关人格的事我有义务为他澈底求个清楚。我自己写信给浙江省主席，那时已不是朱主席（家骅）而是黄主席（绍竑），我再申述我们的农村工作经过，郑性白是膺白请来办农村义务教育，爱国不后人，我以身家人格担保他，请指示以后办事方针；又请程远帆先生写信给教育厅长许绍棣；二函都由性白持以面呈。他坐海船到浙东，转丽水方岩——省政府所在地。战时浙江省有临时参议会，我被派为参议员之一，但未到差出席，曾由议长徐青甫代陈，亦由他告知开会情形。
事后查得山馆被搜查之故，为有人眼红性白有枪械。战前庾村工作中有两个小单位用枪，一是壮丁训练，一是“骑射分会”。前者属于我们的“乡自卫”，在保甲制度下；后者属于省。浙江省规定每县有一“骑射会”，因经费关系，应者寥寥，庾村有马有场有枪，故特准设立“莫干山骑射分会”，成立于廿四年（一九三五）九月十五日。那日杭州总会来的代表是航空署长周至柔，主任蒋坚忍，教育厅长许绍棣，公安局长赵龙文等，膺白带病出席，故我亦陪同参加。会里有向南京国术馆请得的弓箭，枪支系与壮丁班合用，山凹里有一打靶场，学校里有几辆脚踏车，还有膺白的四匹马：“苍松”“白鹿”“武康”“安吉”。莫干小学同仁都能骑能射，我与膺白都参加过打靶。枪十二支为“汉造七九步枪”，是蒋先生所送，向军政部领得，手续均合法的，膺白去世，我为郑重再呈报一次。抗战开始，性白得我同意，为国家有用，为地方免忧，将这批枪支呈缴政府。枪是战时内地最值钱宝物，有人以为性白手中定还有不少，故借题乘其离山之际，猝然来搜查，小人并无所得而去。这件事使我神经极不愉快，更加努力做得处处天日可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