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亦云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2.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我在一日之内决定离莫干山,离山之前,闻讯者识与不识,纷来看我。有的想留我,请共患难,有事必先顾我。有的要搭车同走。我自己本有小车,可容计嫂、楼君、德容、熙治和我。大纲坐卡车,我们的行李很简单,遂以剩余座位请先接洽者先坐。蒋益之先生一家是日与我们一同到南京,说明到了南京,他们自有办法。说到这辆卡车,我又要想着伯樵、仲完,他们得此不易,而且车顶装有树叶之网,以作掩护,车上坐着两个路警,原是膺白的卫队。这些安排,使我触动旧情,不感生疏,而不得不走。
计仰先嫂为每人缝一布袋,分藏现款,挂在贴身,相约倘遇警报,各顾自己,分散而不集中。我们黑夜行车,车行甚慢,时时停车让兵车先过。京杭路上所遇小队士兵,大都身材短小,神气镇定,据说系广西兵。对这些以血肉性命捍卫国家的同胞,我们贡献甚少而期望甚大,每次低头默致敬意。进南京市,天尚未明,路上车辆纵横,已不如平日之有秩序。这是我最后一次到南京,以后十余年至我出国,没有再到其地。
我们的车直驶上海路我的妹妹性元家,性元已带着孩子们到上海,她家里住有过路客人甚多,伯樵、仲完亦在那里。乙藜让自己卧室给我,我们五个人只有一张床;仰先嫂辛苦又晕车,她与楼君年纪都比我大,我请她二人睡床,楼君谦让,计嫂知我脾气,在吾妹家,请从我意;我与熙治、德容打开铺盖睡地板。这几日乙藜家外户不闭,人出人进,似一家没有账房的饭店,这风格我很合意。楼君本吃净素,我们劝以前路正长,请随缘便人便己,她从言开荤。
乙藜指衣橱书架,叫我要什么取什么。我离山时弃一切如敝屣,与熙治各穿着黑哔叽棉袍,我们还都在丧中,御寒有物,除铺盖外只携短期替换衣衫。我看书架,取《苏长公诗集》一部,《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一部,后者在汉口看毕留下,前者带到上海,战后仍还之乙藜。仲完见橱内有羊皮统两件,口中念念嫌我行李单薄,取了一件,到汉口即为购料做成皮袍。这是抗战期中我惟一裘衣,后来常在大冷天穿到“南屏”上课。
江浙不守与首都撤退之事,以中日军事实力比较,原非意外,但不料如此之速。大家以为修筑有年的“兴登堡线”上,至少可支两三个月,岂知这条线未曾用着。我身逢过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南京开国之盛,亦略知民国十六年(一九一七)国民政府再建都南京曲折。民元南北和议告成,中山先生已在南京辞职,让位袁氏,袁借口兵变不肯南来就任。我在学校曾参加过一次辩论,题目是:“首都应在南京抑北京?”我是在主张南京的一边。我的理由之一:海通以来,中国与国际关系海上多于陆上,建都东南,风气早开。我是被“祭明陵”“昭告光复”的一股兴奋空气所影响,实际所知道的南京比北京更少。有人说历史上南都往往是短局,我以历史并无重演,冀其不中。亦有人言“九一八”沈阳之变,政府若在北方,不至于事先茫然不察,而事后犹视作边患,不以为心腹之忧。事后先见,言之者易。然民国二十六年长长岁月,勇于内争,各不相让,致招外侮,无可讳言。今南京又是仓皇辞庙之日,不能不令人回忆当年,伤心不已。我没有在南京住过家,每去都不久留,常比膺白先走,似与南京少缘。此次京沪沪杭铁路皆中断,我之逃难初步,偏要到“与历史有关,而人事无缘”的南京开始,实始料所不及,情怀至苦。仲完和我,都是民元参加祭明陵典礼的。
我仍在转念头要回莫干山,山村角角落落容身之处甚多,已经着手之事多做一天是一天。终以德容尚在大学,熙治还只高中,莫干山与庾村不可能有其读书长久之计,而他们亦决不肯让我一人回山。仲完告诉我,他们已拟之计划,铁道部名下一条江轮,他们和我各得到一间舱房,不日西行。此事得之不易,出自张公权先生好意,公权先生时为铁道部长。朋友们临难不遗我,使我感动,然增加我心上的困难。这预定的一间舱房是两个铺位,显系为我与熙治,我母女弃同行者于半途而走乎?与我相处者一向以我为可靠的人,我良心能如此?我在山时,见报载杭州省当局谈话:敌人决不能来杭州,当局必与杭州共存亡。后来敌未至而省政府仓皇撤退,船车俱受统制,老百姓欲走不能,望钱塘江而兴叹。此种不负责任之壮语,与临难不顾人民的行为,我曾愤慨痛心。今事未兼旬,我得到公家的方便,易地而即忘怀一切乎?我终于谢却已得之舱位。伯樵、仲完因我而亦留在南京不走。
许静芝君系大纲的姊夫,第一个知道我到京。我因不愿烦有责任朋友的神,尚未通知岳军先生。静芝见他还在设法叫莫干山的电话而接不通,代我报告已经到京之事。战事起后,岳军先生曾与我通过长途电话,叫我安居在山,候他指示。膺白在时,我们没有通过长途电话的。岳军先生到乙藜家看我,见面彷徨,不知语从何起。辛亥以来,我们失败而共患难之事不止一次,这次是大大不同。我问起蒋先生,知蒋先生时时叫人请他,到后又无话说。谈到行程,他劝我到重庆,四川是岳军先生家乡。公权先生来,我谢他好意,我知道为我留这间舱房是不容易的,我有点不受抬举。
我决定买着一般人可以购票之船,即搭以动身。初拟到重庆,算账时始觉携款不够。我离山时尽量留给学校,各人身上究有多少,至此方才明白。款不足,改计到汉口,伯樵、仲完跟着我伸缩。仲完看我算账犹豫样子,急急塞五百元钞票在我手里。新华银行王志莘先生是他们的朋友,我亦相识,请我们到汉口住新华银行行员寄宿舍,于是住的问题亦暂时解决。一天,我们买到了民生公司的“民俗”轮船舱位,岳军先生派副官杨守茂送我上船,杨副官系膺白旧人,在船上数日,候至“民俗”开行始别去。
“民俗”船泊南京江边久不开行,为被几处机关要扣用。此时虽有新设之船舶管理处,并不能指挥如意,各机关不相为谋,所派的人各自坐在船上不许开行,最后一次是军政部要用作长官办公用。此事我后来知道杨副官每日报告岳军先生。我们获准放行之日,乘客人人称庆。“民俗”此次上驶,系规定装政府的疏散物资而售普通客票。这次乘客比平常加倍拥挤,一个铺位有两个人日夜分用者,王大纲即与沈来秋君分一个铺位。许多平日坐头等舱的人都坐了统舱,我和熙治仍分得一间两个铺位的房。从我们到南京,以至船到芜湖,天一直阴或雨,敌机未来。舟抵芜湖,奉令停船候装兵工署之货。船停在江心,不能靠岸,靠过一次,散勇纷拥而上,向行李堆中藏躲,呼之不出。沿江和沿粤汉线所见散兵,与在京杭国道上所遇小队,情形大不相同。
如此船泊江中,日日用小驳船到芜湖候消息,而货并不至。“民俗”不是一条大船,在南京已经装了载重量三分之二的物资,只余三分之一容量,而乘客则已倍于平时。在芜湖江中几日,天气放晴,敌侦察机不时在空中盘旋,乘客起慌,船上执事亦出怨言。乘客说:千余人的生命不及未准备之物资。执事说:如果政府办事划一,多少物资限多少日子装到目的地,与船公司合作,诸事要合理快当得多。即如“民俗”停南京江岸码头,与停芜湖江心之日,多过于在长江行驶之时。倘不硬扣而早放行,则已装之货早经到达,而船亦已作第二次之上驶矣。
我与伯樵、仲完商,如何将这些情形报告有关的机关,和我们所认识的朋友,请求准船早开早回,不误公事,实际有效而怨望可平。目标是军政部兵工署一个方向,我们同时发函发电,都签了名。并声明:发出函电将不待回音而开船;因此时政府各机关已都在移动,函电何时到达与能否到达,均不可知,故不得不如此。从商酌、定议、起稿,以至送信人登陆,再回船,天已黎明。四时顷,船身开动,我们始休息。此事经过,除船上执事外无人深知,惟一夜出入上下人声,而忽开船,人知有异。次日我们进饭厅时,有人高声言:代表全船难友向昨夜为福斯努力的人致谢,我们的一桌都低头不语。据闻后来汉口报纸传说其事,或谓有人出头,或说有人发脾气,则皆似是而非,有错误。三人中起稿是我,仲完甚性急,赶出赶进。伯樵有病,疲乏而不肯先睡,则系事实。
舟抵汉口以前,船长成君拿纪念册要我写几句,他告诉我这次旅程有不少知名之士同船,我已经见过左舜生先生,和《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他特别指出佛学大家欧阳竟无先生已经写了很长一段文在册上。我先踌躇,他固请,我写了“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他有点惊愕;连下去写:“人人求诸己,尽诸己,与复可期,小挫勿馁”,他始点头同意。成君的夫人姓罗,正由京沪接父母弟妹返赣,罗家几个姊妹都天真活泼,喜与我亲近,临别索通讯地址,我正前路茫茫,答以太平后在莫干山。
汉口新华银行宿舍在租界一所弄堂房子的三楼,我们一群人拥到,颇有难于安置之状,他们分给我们大小空房各一间。仲完处处怕我不安,在人地生疏之际,她立刻到木器店租得用具,把小房间布置得床桌椅柜俱全,安顿我和熙治。她自己与计、楼诸君合住大房,每人一只床,另外只有一张方桌。伯樵住到志莘先生房内,大纲睡在穿堂即吃饭间,白天把帆布床寄在大房。这两间房不久有别处行员来住,我们客又携客,不便久扰,心亦不安,我同仲完四出觅屋,无奈租界早已人满,空屋被捷足先登,或已被机关指定。我们看屋,地点愈看愈坏,租价转身即加,大戏院隔壁、荐头店楼上都去过。为用款问题,我托大纲到浙江兴业银行看看叶揆初先生是不是在汉口,我在上海有点钱在兴业,请在汉口给我支票开用,我务不用超过四千元。这样无凭无据,且我从没有向揆初先生商量过款项的事,竟承他一口答允,如此解决了一部分的困难。揆初先生后来在上海接洽救济莫干山上难民之事,战后又参加我们的莫干农村复兴委员会,那时他已七十多岁。大纲去访他时,他正接到他女儿女婿合家老小逃难在钱塘江覆车不救消息,意态颓丧,而我不知其事,以此相烦,甚为不安。
李晓垣(书城)先生家在武昌,曾有函电劝我下山,我都未收到。他已经为我借到武汉大学教授耿季钊之屋,离他家咫尺可望,耿君之兄伯钊是膺白同学,我亦相识。晓垣夫妇请我们到武昌吃饭,我见他自己之屋甚陋,而耿家之屋甚整齐。朋友之为我谋可谓至矣。我要求到黄鹤楼参拜克强先生铜像而归。此时晓垣先生已觉武汉未必能久守,不劝我住此。
公权先生来,我与商前途去处,他看我念念不忘莫干山,劝我往川滇旅行一周,由海道回上海。我即作旅行计划,拟觅同伴,商之晓垣夫妇,太太因小孩不能远走,先生可以同行。一日黄任之、江问渔等四五位先生同来访,都是新中国建设学会教育组同人,我说到战事势必持久,许多地方将沦陷,必须有人做一种精神工作,团结一般人的爱国心。他们都赞成这意见,但言我们这些人太易受注目,不能当此,劝我同往重庆。这时政府还没有迁重庆之说。
我于是想:我是女子,年已不轻,膺白在时我躲在背后时多,我不致被注意。我又忽然想到,朋友顾我,我如何不顾朋友?同下山的人我未有安排而将漫游?伯樵有糖尿症,饮食特别,针药不可离。他夫妇本极简单,为了我日日变计,无所适从。我正拟取消旅行之计,适逢有英国代使赴香港专车,可以附挂客车一节,倘我不欲,伯樵、仲完亦不走。于是在匆促几小时中决定了搭粤汉车南行,仰先嫂、楼君比我迟一班车走。
到香港又经一番觅屋程序;高贵之区不敢去问,便宜之处亦已人满。逃难尚只几星期,经验增加不少,把钱看得重起来。大家已注意到币值,这时港币与国币还是同价,伯樵、仲完有闻必告,一日叫我把国币全拿出来换成港币。他们在旅馆的房间从大搬小,从有浴室搬无浴室,电车必坐三等,点菜扣得甚紧。伯樵不能吃淀粉质,要以菜肴饱腹,我叫熙治坐车跟黄伯伯,吃菜要让,熙治回来总嚷饿,我叫她吃块糖,不许响。伯樵、仲完在港熟人比我多,饭时总回来带我们,不放下我们一次。我估着计嫂、楼君等将到,我长此为朋友累如何?于是写信给在上海的舅舅葛运成(敬中),与商我返沪的意见,请其电复。我所以请教他,因他自己是个农业专家而又热心农村工作的人,他知道我对莫干山的痴心。膺白去世,他每日早晚来看我两次,一日,我同他谈到庾村的教育办到职业中学,生产配得上学生出路,他才放心下来,知道我已转念向积极处,这仅是一年前的事。所以我第一个想着去问他,他回电以为我可以回沪。仲完偕行,她送我到后,收十剩留的行李再到香港居家,直到香港沦陷,他夫妇回沪,在吾家做客至战事终了。运成舅则在我返沪后不久,到昆明植桑去了。
二十年来,我的弟妹中,很巧总有一人或一家与我同住一城,我那时还没有感觉手足相需之必要。不幸在膺白去世以后,不久战事爆发,我需要他们,而他们都不能不远走。我返沪时,性仁、性元和弟妇懿凝都将动身。性仁行时甚踌躇,我说:“弟妹安,我即安。”力劝其行。性元有一病孩,后曾与我同住一时。懿凝陪我看得麦尼尼路之屋,此屋三楼三底,我们四姓——计嫂家、性元家、大纲、我和熙治——同住过。懿凝家、仲完家都有家具借给我用。到上海后。熙治回允中读书,楼君回允中任课,德容到东吴借读;借读是战时各大学相通的办法。初几个月我们局促在赛伏公寓,搬家后生活渐渐定下来。第一件事我写信到莫干山通知性白,从此之后,性白、雪钧每年总到沪一二次。我搬家后,每次他们都住吾家,有一段紧张时期,他们两个孩子念祖、忆祖送在我处代为照管。在上海租界被占以前,山上莫干小学书籍文具都由上海采办,水运可到三桥埠。商人来沪办货,款由我处划,只凭性白字据,彼此省汇兑之烦,免携带之险。这些都由大纲接洽,没有误过事。
我在赛伏公寓的几个月,只有一间卧室,一间坐起间。我与德容、熙治同住一室,她们分睡一只两用沙发,我睡一只小铁床。计嫂住在性元家,大纲住公寓配膳室。我忽然想起西藏路的中国书店,相距不远,是老交易,请大纲去问问可否借点书看。我其实不想再买书,只想借看,使亲友知我有得消遣,不必要常来看我。书店的伙计真好,不厌烦的一大包一大包背来,我没有书架,铺上报纸着地沿墙摆,我看得愈快,他们送得愈勤,使我不能不再买些,后来我在上海添出十来箱书,即从此时而起。几种大部的日记,如《越缦堂》李慈铭,《缘督庐》叶昌炽都看了又买的。我想收集地方志,数量太多,未曾着手。把洪杨时代集子收得很多,不著名的我亦要。到我搬麦尼尼路时,书已是一大件的行李了。
我要顺便提起一个读书朋友黄绍兰,她又名朴,号君素,湖北蕲春人,与黄季刚(侃)婚一年而仳离,有女名珏,号允中。绍兰在上海法租界办博文女学,博文租校舍两宅,临街相对,暑期屋空,常出租一宅。我最近见某种记载,说早期共产党开会在博文女学,大概为博文暑假出租之屋。绍兰与季刚同为章太炎先生弟子,季刚死后,太炎先生记其事略,未提及她。我慰之曰:“季刚入赘君家,当俟君百年,记其事。”绍兰殁后,允中拟刻其诗集,要我写其生平为序,告我绍兰患神经错乱之原因,为季刚死前嘱小儿女事二姊如大姊,二姊者允中。季刚之子远来认母,行大礼,绍兰泣如雨下,自此爱子甚于爱允中,所喜书籍图章皆送于子,而精神恍惚遂病,则以此病死。我与绍兰交久,“百年”之约,又承允中之托,不幸不久世又乱,我需要允中的详细世系未至,无从下笔。而所存绍兰诗词稿拟交允中亦未果。负此良友,不胜惭愧。绍兰系北京女师第一期学生。读书出自家学,曾示《自述》七律如下:
当年诗酒作生涯,洁膳晨昏负玉阶。居业每从惠姬志,从征深契木兰怀。蓼莪废诵成长恨,风雨教吟忆旧斋。一线传经期赎罪,天行恒渐应和谐。
每年我的生日她必有诗,一次集《诗经》句为长歌,尤天衣无缝。风雨之夕,有诗,辄令女仆持以送我,有时带点糖果;我责之曰,君有雅兴,女仆何辜?然我偶有句,亦必送去。以下是她和韵答我之诗:
春回雪霁旅怀开,拨闷殷勤鸿去来。九品难量人似海,一麾曾共子登台。如今薄俗贪齐偶,自古多情属楚才。且喜夭夭桃李盛,相逢莞尔便衔杯。
她四十岁生日,适值淞沪之战,我请她到吾家为寿,或送酒菜邀友到校相叙,均不欲,遂送笔墨一包,以句代简曰:“四十年来霜雪姿,东风无奈岁寒枝。匈奴未灭家何为?鼙鼓声催祝寿诗。时难年荒礼意虚,未容樽酒扰清居。湖毫宣纸黄山墨,佐述胸中五斗书。”
她在京师女师时原名学梅,绍兰是字,见“东风无奈岁寒枝”句,深为高兴。
下附其“蝶恋花”“临江仙”“卜算子”三首,并七绝。词中汤君影观乃章太炎夫人。允中若见我稿,恕我以此塞责也。
与云妹畅谭归途作
雄辩清谭张一军,廿年瀛海更逢君,搴裳独向斜阳路,回首高楼隔暮云。
蝶恋花汤君影观邀赏牡丹作此谢之
驿亭执手丁宁语,宝马香车纷似风前絮,朝夕往还轻举步,门前记取相携处。绿暗红稀春欲暮,载酒看花忍踏当时路,天若有情深看觑,明年颜色应如故。
临江仙
花事一春开已遍,楼头杨柳飞绵,杜鹃啼澈奈何天,别愁浓似酒,长日静如年。陌上玉骢留不住,沟前流水潺湲,云囊心影记婵娟,断肠原已久,极目渺无边。
卜算子
怕别怯相逢,小聚如初见,花落花开独往来,也似辞巢燕。月缺盼重圆,花谢期还艳,杨柳无情不绾春,化作牵愁线。
云妹吟政君素倚声
绍兰从太炎先生学文字学——朴学后,改名为朴而号君素。她的欧体字很有功夫很美,我处有她不少的诗、词和字。她能背全部《易经》,亦懂卦理。这些我都不能。她论我写字性急,意在笔前,我的诗做不好,她说读史者一字不能无据,而美文常寓意于可解不可解之间。我初回上海,她有诗曰:“小隐同居市,书城且作侯。”我答言:“持节怀苏子,种瓜比故侯,死生凄以厉,天地肃然秋。”她说我从前无此意境,二诗今已不能全忆。她的诗常源源向我处来,她长我两岁而自居为姊,她谈卦理时絮絮不休,我笑说:你的吾道“易”以贯之,是对牛弹琴。我的读书方法在她看来是离经叛道的,我对她说:生今之世,服古之服,徜徉通衢,以为如何?终承她谬许我。她对男性社会不平,有时表露,一次谈到古制:妃嫔原是皇后的女官,上古原是男女平等。我说:如今民主之国,男的总统以外应有一女总统,各部部长亦然,但不知这些女总统女部长,是否即是男总统男部长的太太。抑另行男女分治之制。她知我在讽刺,大笑后默然无言。她出口成诗,仲完给她绰号“诗囊”,叫她刻诗集,让我等在她诗集里亦成诗人。仲完自称“李逵”,她们给我绰号“太史”。一次仲完从香港来信问绍兰生日,想来沪看她,我亦不记得,要问绍兰自己,写一便条送去曰:“香江昨夜雁书来,问是仙桃几日开?我说‘诗囊’正萧索,君其禅语解徘徊!会看秋九‘旋风’至,且待春三逸舆催,知否‘子长’意致好?清歌檀板正悠哉!”这首打油诗里,三个绰号都在内了。
上海是畸形地方,亦有畸形命运。有租界时,靠欧美人势力,如同化外。租界被占领后,日军主力已在太平洋对美作战,无暇顾及中国一般居民,除物资渐缺,生活日紧,其他不受影响。车子我早已不用,司机仍留吾家,吾家一向只有佣人辞我,我不辞他们,尤其在患难时候。性元、懿凝走时,都留一个老佣人给我。这时水电都已有限制。我们晚上很早休息,饭菜从四菜一汤减至一荤一素,最后每餐只用一盘炒酱,荤素俱在其中。我向厨子解说,得家人同意,并非刻薄自苦,是对一般人的同情,厨子是抗战胜利后第一个辞我而去的人。司机张子翔识字最多,能读报,常在厨房读报给众人听。他会在字里行间,找出国军胜利和敌人崩溃情形,他解说“崩溃”就是“哗拉拉”,照他的说法,战事似已早该结束。我常觉得愈简单的人愈爱国,他们的爱国是无条件的。
我初到上海时,人心正在惶惶。传说北火车站大厦是日军最作恶的地方。这次的日军军纪非常不好,比传说中的庚子时代不相同。同时各处伪组织纷起,许多人认识不清起来。在国军节节败退,而国际轴心国闪电战成功的一段,是最可怕时期。一个很粗心的人来看我,他说:“黄夫人!你住在高楼不知外面情形,政府已经完全失去人心。”我说:“人属于国家,不属于政府,尽管不满于政府,不可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国家,亦将对不起自己,千万小心,勿听邪说!”我请此人说话留心,可能暗杀之风将开。暗杀是我们最反对的事,尤其出于政府,我们不要忘记二次革命,因何而起。我说此话,非有预闻,不过一种猜度,不久果有陆(伯鸿)案、唐(少川)案、周(恭先)案,后来正伪对杀,不知究有多少人。一个忧国而愤无处效力的人,我怕他彷徨,说“扶持正气即是报国,未有失人格以求国格者”。君怡曾受我请托,对进入内地的人曲意联欢,多给面子,我亦受他的托,婉转劝人定心,勿因甘言摇惑。我甚至诵花蕊夫人口占答宋太祖诗“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把“男儿”两个字说得很重。变态的人我都不再相见。有两个人使我十分痛苦,其一隔了五年,入而复出,忽然送信给我说,出处问题不欲有所争辩,一日突然而至,自述经过,我不发一言。此人述毕问我近状,我取一页我的《半生杂记》序文示之,文曰:“虽渺渺之身,沧海一粟,然为正为负,无不影响斯世之盈亏,能不悚然恐而懔然惧耶?”他看后起身告辞,说不来这一次心不能安,我请留得与国人相见之地,他说不再求谅解矣。此人困于色,至此,万想不到。又一人老实来告诉我要到北方去,他先述开战后一段经过,两国既作战,认识的日本人概不往来,首都将撤退前,日使馆的清水去找他,请再为万一之和平努力,即将其所说之点,写信送京晤王芃生君。王已赴汉口,乃求晤另一人,此人言某君亦认识当局,何不自达?他说国家紧急关头而乃如此!又说战事必延长,政府用焦土政策,不恤人民,人民何辜?他将尽保护之力。又对我说:“黄夫人!你研究历史,当向远处看。”于是我开口说:“天下岂有失去人敬意而能救人者!正因历史,一失足遗恨千古,虽孝子慈孙不能敢也。”连下去我说了些当年膺白期望之意,维护惟恐不足,拳拳之诚当有所知?膺白论此人为对日人才第一流,惟尚须多认识本国与世界。惜其不久即病,无此机会。我说到此,他闭目默坐,极感动之状,这感动是个人知己之感,对政府似更怨望。我又说:“我能继黄先生,效他掬诚苦口之言,而不能像他荐贤报国;虽然,报国岂必从政?途径正多,而叛国千万不可。”最后我说得几乎泪下,我说:“黄先生的政治生涯随其生命而终,他的风骨我将继之,有误传其主张者,我必声明。”次日,我心仍不死,再邀之,谓时间甚促,但必遵邀而来;再尽忠告,已经不及。闻此人后来做不少建设工作,病终前,犹言不得我谅解为憾。呜呼,此何能谅解耶?惜哉!
我斟酌甚久而后记此事,心甚痛。当时不入于杨,则入于墨,有被暗杀,有被政府买回,有的间接取利。政府派出地下工作之人,亦有黑地昏天生活。我曾为黑白分明,大义所在,而和极好的朋友争执,争执得几乎绝交。我们的正气何在?我归罪于“政治”和“内争”。“内争”忽友忽敌,不惜结外援,夷夏之防甚疏。“政治”则得之者排斥异己,不得者不择手段,如吸鸦片欲罢不能。许多人的牺牲是可哀的,可警的。我大声疾呼“报国不必从政”,以中国而言,无宁“不从政”是报国,应之者很少的人。
我的心时时在莫干山,我放不下膺白遗给我的乡村工作。终抗战八年,莫干山是自由区,庾村是阴阳交界无人管,武康沦为伪县。原来的武康县政府迁在山后办公,我们的莫干小学搬在山上,与临时中学都受其管辖。性白第一次到沪,我与商定,小学是义务的,且膺白所倡,我们尽可能维持私立。“临中”本系应一时需要,如地方政府要办,即交出,我们作客不作主,减少麻烦。归县立后,我仍有一个时期的按月捐助,张竞心跟了“临中”迁徙,为“临中”校长。我这推让,为见到小器风气,有好事必攫为己有,不然即加以麻烦。弄得全社会活力毫无,生气窒息,这是为国家我不能恕的一件事。
莫干山难民最多的时候,为数约三四千人,曾有一个“中外难民救济会”施粥。参加者三个方面:苏州、湖州来的几个教士,在上海的莫干山公益会董事长叶揆初,和莫干小学校长郑性白;而性白实董其成。我对他说,教育的事我们独任,救济的事我尽居民一份之责,不得已时他可代我作些主。由公益会、莫干小学这些民间组织看来,保全莫干山大半由此。我后来看见一份教会的报告书,亦有山上办教育的事。有益于人,功不必谁居,我们都不在乎的。几个热心的教士,尤其一位明小姐,年事已高,最后离山,至可感佩。苏州的许攸之教士,往来沪与山之间次数甚乡,到沪常来访我,谈所见乡间情况,对游击队感想极坏,逼迫乡人钱财,至以蜡烛烧人臀部,为几斗米而伤人性命。他写了一封信给他们的大使詹森,中有很着重的一句:“如果人民不被爱护,战争不会胜利。”这封信不但先给我看,而且托我投寄,这时各国驻使正跟着中国政府迁移,我寄到汉口请外交部长张岳军先生转交。
中国的老百姓——尤其平常与政治无关的老百姓,无不赤子般的爱国,他们既不能远走他徙,亦没有资本逃避,他们是最对得起国家的澈底中国人。我寄出了许君的信,还念念不能忘此事。那时还有人视沦陷区的人为亡国奴,未沦陷的人亦无人管。我不得已写了一信,信致蒋夫人,要点有二:一、勿视沦陷区人民为甘心亡国,他们是被弃,而不是弃国,要维持其向心力;二、对游击队纪律之宜注意则更露骨言之。数月后接到回信说“完全赞同,后者尤当努力”云云。这些信都不曾留稿保存。我为许君的话所先入,此后数年每遇与游击队有关或可通之人,必恳恳为民请命。一个较熟的人告我,无饷故不能不就地筹,则亦惟有望其“得人钱财,与人消灾”而已。
性白遇过几次险难:一次被土匪绑架,轿子到学校门口等他,他中途跳几丈石砌,受伤久而始愈,因他的机警报告公安派出所,匪亦破案。一次他下山查田,被敌军拘禁,幸他夫人镇定,代理校事。我得讯请甘可权君辗转到武康探望,时性白已由乡民保在伪县政府幽禁,待遇甚宽,他暗示可权叫我勿急,被拘四十五日而出。我闻讯时,大纲先告奋勇,我未知性白被拘的原因为何。恐系为吾家农村工作之代表,则大纲去多一人投罗网。可权在乡间系生脸,而关系与大纲同,二人皆勇于为友可感。性白的两个孩子在沪,念祖入院割盲肠,计嫂住院陪,大纲代表签字。忆祖患中耳炎,大纲每次抱同就医。
最可气的一次是我们的武康县政府派人捉拿郑性白,搜查其寓所,他的寓所即是吾家“白云山馆”。其时他正离山到沪,他到沪为接洽救济难民捐款,与我接洽教育经费。这两件在莫干山均是大事,在武康县下亦不算小事。性白动身,县长吴君知其事且促其行,嘱其速去速归。捉拿与搜查的消息到沪,性白在吾家,他将如何回去?不回去则工作交与何人?以后与当地政府如何相处?他的罪名为“态度灰色”,这有关人格的事我有义务为他澈底求个清楚。我自己写信给浙江省主席,那时已不是朱主席(家骅)而是黄主席(绍竑),我再申述我们的农村工作经过,郑性白是膺白请来办农村义务教育,爱国不后人,我以身家人格担保他,请指示以后办事方针;又请程远帆先生写信给教育厅长许绍棣;二函都由性白持以面呈。他坐海船到浙东,转丽水方岩——省政府所在地。战时浙江省有临时参议会,我被派为参议员之一,但未到差出席,曾由议长徐青甫代陈,亦由他告知开会情形。
事后查得山馆被搜查之故,为有人眼红性白有枪械。战前庾村工作中有两个小单位用枪,一是壮丁训练,一是“骑射分会”。前者属于我们的“乡自卫”,在保甲制度下;后者属于省。浙江省规定每县有一“骑射会”,因经费关系,应者寥寥,庾村有马有场有枪,故特准设立“莫干山骑射分会”,成立于廿四年(一九三五)九月十五日。那日杭州总会来的代表是航空署长周至柔,主任蒋坚忍,教育厅长许绍棣,公安局长赵龙文等,膺白带病出席,故我亦陪同参加。会里有向南京国术馆请得的弓箭,枪支系与壮丁班合用,山凹里有一打靶场,学校里有几辆脚踏车,还有膺白的四匹马:“苍松”“白鹿”“武康”“安吉”。莫干小学同仁都能骑能射,我与膺白都参加过打靶。枪十二支为“汉造七九步枪”,是蒋先生所送,向军政部领得,手续均合法的,膺白去世,我为郑重再呈报一次。抗战开始,性白得我同意,为国家有用,为地方免忧,将这批枪支呈缴政府。枪是战时内地最值钱宝物,有人以为性白手中定还有不少,故借题乘其离山之际,猝然来搜查,小人并无所得而去。这件事使我神经极不愉快,更加努力做得处处天日可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