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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后，我最切心而亦最不容缓的一件事，是庾村工作的复兴。我对莫干小学校长郑性白君说，复员必继之以复兴，仅仅维持现状是不够的。我已经看出人民所仰望的胜利复员，轰轰烈烈一时的接收，接收后不进而退，一般国家事业均在走下坡路趋势，心中栗栗危惧。我们这点私人志愿工作，是只可向前，不容停滞的。爱护我的亲友为我担忧；同情这个工作意义的，指导我支持我。由民国卅四年（一九四五）至卅八年（一九四九），庾村从屋破场荒，到有桑有蚕有牛，不但陆续修葺破屋，还添设六间蚕种室，一座牛舍。若做下去，我们的生产所入已足够维持教育，我的农村职业中学计划当能实现。现在不论谁做，事业若存在，心力总不白费。我感谢支持我的亲友们热情、同仁们的努力，琐琐记其事。
民国卅四年的十月，莫干小学在门窗不完的庾村老校舍中复课，昔年干部只剩性白一人。校董会议决慰劳抗战中久于其事的同仁共五人：校长郑性白，教员李雪钧、陈元城，事务员王绍纶，校工江腾才。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因陋就简，学校已经搬回原址，可以象征旧业，其他暂置不问；另一条是急速并加紧生产事业，为学校谋久远之计；我取的是第二条路。第二条略亦有两个方式：其一以依赖当时所谓“善后救济”为主；其二以“自力更生”为主，倚赖救济居次；我取的是后者。换言之，我采用积极以自力推动，由生产以复兴农村，教育亦在其内的方法。
我做这个决定时，并非急遽武断，亦非纯为感情所牵。曾筹之甚久，思之再三。第一，我们这个工作开始时一个宗旨是“报答社会”，我还有可报答的一点凭借，故用自力为先。但我的能力已大非当年可比，不用作生产而只消耗，不过几时，将欲热心而未能。且农村亦急待有活气，故着手不可稍怠。第二，战后福斯生活愈窘，求差谋职更加集中于政府机构，只见“攘攘”，不见“熙熙”。我愈觉得膺白的“人才疏散”“自由职业”的宗旨是对的。他当年以代人谋官为苦事，以助人在社会自谋生活为乐。做农村工作亦带点这个意思，庾村最早三个工作干部都是小机关职员。农村地广，不像都市中“有”与“无”的对比甚显，正是应该及时努力的地区。第三，抗战后常听人“谋安全”，一部分人“安全”，而更多人“不安全”；这安全是不可靠的。我常常说，只有在前进中谋安全，无有在安全中求安全。人心都在思动思变，不变不动只有随着狂澜，或被狂澜倒。我对政治看法如此，对庾村小范围看法亦如此。曾向性白解说再三，维持消极的现状，以一二人为中心是不可能的。他听我言，未尝不以为然。我们蹉跎时间甚多，他不知外面纵有助力，一切须待我们先有其“事”。我此时又常常想起膺白，他在，一定比我做得起主。
我曾做了一件对不起莫干小学的大错，没有考虑一位校董的提醒，将学校基金换成外汇以保值。莫干小学的基金是公债，是膺白所定，含义甚重，我不忍改。又国家危急之际，我正在劝人买救国公债，岂有将已买之国债悉数出脱之理？这意思曾告之性白，且自壮而壮他曰：“有国家当有莫干小学，有我亦定有莫干小学。”我不是骗他，我有二件准备：其一，袭膺白原议，晚年以家用为校用，曾指爱棠路住宅说：“此屋不知谁是主？”我的意思必要时，我卖屋以供校用。其二，学校有三百亩田，是抗战前最后一年所买，是我一个人争持而得。我们从北方回到山中，常常提到两个题目：一件是战事如不可免，我与膺白将做些什么？上章已述及。另一件是如何维持庾村事业？这时庾村工作已到第四个年头，除学校有足够基金，公共仓库有一笔押米本钱，生产之事都未有出息。我们顾虑这点工作，更顾虑同人的生活。膺白曾想到为同人储蓄，那时我们都未见到社会保险制度，他所想者有类于此。何所依据？目的若干？我不详知。不久他病，此事未曾实现。当我们讨论战事及同仁生活时，我心中比膺白实更多一层隐忧，我看到他的健康一天一天在下去；他死，我还没有把握如何活下去，万一我亦顾不到同仁时则如何？我忽然想到买“学田”。黄家的祖先虽曾富有田产，膺白手里没有一亩田，原则上我们都反对买田收租。我提议买“学田”，膺白不赞成；自有庾村工作以来，他诫不与乡民争利，我们的宗旨想造福，如何先夺人有用之物？可笑之至，我们要办农场，而所购尽荒山瘠地。这点，性白很同情膺白的主张。我在膺白自己写的书里看到了：战事一起，交通阻、物资缺、币值跌的情形。亦亲眼见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重货不重币状况。我说：吃得饱然后站得起，三百亩田不算大地主，而十几个同仁以米计薪，可不忧冻馁。就地有粮，减我们后顾之忧，教育乡人下一代，即是为他们，而不是争利。议既定，由性白零星收购，皆入莫干小学户。最后一笔田价，膺白已病重，我在医院开支票，袁文钦先生适至，说：“一个小学的开销如此！”我告知他这个就里。我随时准备膺白死而我亦不能活，尽可能的安排。开始一件事，而不谋“继后”之计，是膺白所最警诫的事。
这件将功抵过之事，在抗战中维持莫干小学五六个年头。手边还有关于此事的信底，我致性白信曰：“学校倘实在困难，只好再紧缩，量入为出，数年来弟与云均问心不愧矣。弟尚忆当年膺公病前病中，云万忧百忙，必欲促成买田之事否？盖早料基金不能用，汇兑不能通，云力不逮之万一也。（卅二、六、二）”性白来信曰：“基金债券尚存原行至慰，惟全部券值已不敷一年开支矣。买田事为弟在校中对人乐道者，岂能忘怀？若非吾姊用心久远，则弟虽欲守此不去亦不可得。（卅二、六、十七）”
八年之战，性白在山上维持莫干小学到七年半，白云山馆作了校舍。最后有军队上山，他停课离去，学校积存米谷，我个人留山衣箱，被劫一空。我的私物，当时比较值钱者，有一箱皮货，一箱老式缎匹在北京旧货摊所买，曾几次请他卖去以充校用，而他不肯做。他在桐庐得讯甚懊恼，我请大纲去函慰他，他回信说：“在桐接肖才兄转来大札，承云公嘱勿懊恼，但七年来仅存什物，今见其尽入人手，且若秋收前不得返山，则本年及去年所存米谷损失，岂能无动于衷耶？云公能忍痛相慰，感也何如！惟弟不知何以慰云公也。绍纶来时，谓兄寄山一函，告云公有返山意，肖才兄处环境尚幽美，有来此小住意否？内子颇思来沪相迎也。（卅四、七、十二）”此距美军在广岛投原子弹，日本全面投降，不过月余，亏一篑之功，他更为懊丧。此非他责任所能及，在浙西自由区前线一个山头，很少有人像他那样长期努力的了。他的太太雪钧之勇敢，助成其毅力，尤不可及。我欲返山，非为避地，想接他力，支持此工作。
我个人，尤其感激他夫婿一件大功德，保存我的文件。这文件后来又经一次不得已之淘汰，由仲完带至香港。当我匆匆整理，每弃去一份，念念对不起性白夫妇。我今写稿所凭一点信证，都是他姊弟夫妇之力。民五（一九一六）黄克强先生一封信，则战后我与熙治第一次到山，她收十残书，我在地下破堆中发见此信，真劫剩也。
莫干小学校董会本为庾村工作的发动机与负责中心，战时，性白在山，我在沪，校董会实际只我和他二人。他为前站，我作后台，他的助手是他太太李雪钧，我这边帮着奔走调度者是王大纲。有在战时病故的几个校董缺额须补，我即请大纲、雪钧加入。膺白始终要本地的人参加本地的事，他请过三位村长，一位本村读书人为校董，四人都已去世。我亦欲渐渐将事业交给本地年轻一代的人，第一步延揽校友参加校董会，使校友参加所喜欢的工作。第一个在大学毕业而已经任事的陈秀达应首有资格，经同仁商讨后，决定再待一年，迨其更为成熟；秀达在战后第二年参加校董会。
我在校董会提出一项原则的改动：以前是“通过学校以提倡生产”，今后要“着重生产以维持教育”。战后农村凋敝，必须从生产恢复元气，为莫干小学本身，亦不得不以生产为基金所寄托。币不如货，大家已得到经验。我的力量非可源源不绝，亦深自感觉，这点最后有限之力，必须用在生生不已的事业上，方不落空。此时恃租米度日，米且极吃香，然只能作过渡之计。收租原非心之所安，土地改革实行终有其时。田归耕者，专家所拟有七年办法，我校董会亦曾草拟五年还田方法：五年内请佃户交足租额，可能则多交一定的量，至其他生产足以维持学校，则学校不再收租，亦即不再有田。以上这些，不仅是我心里急切的盘算，亦属时势所必至和必要。我疏忽了一件事，没有顾到性白的辛苦。
我同性白恳谈：复兴必须有计划，而首在于得人；生产事必须访求专家，留得住专家同我们在一起。生产事业我完全外行，将仰赖吾舅葛运成（敬中），听其指示，此时尚在昆明未归。我们讨论到吸收新同事，亦提议请得力的旧同事回来，他都同意。旧人中杨肖才、祝书霖、张竞心都对工作有志趣，我们一一提到。最后以为竞心最可能亦最适当，若竞心回来，则学校内部之事，可以举重若轻。而性白得分身为全盘之设计，修葺旧物，整备新事。庾村每一片场、一所屋、一个人，他无不熟悉，多所经手。
竞心是性白以外惟一膺白所物色的同事，在同事中最喜读书，自他到校，同事的读书兴趣都增加，我们办临时中学，多半是他的力。抗战前一年，浙江省政府拟仿广西乡村政教合一办法，委托莫干小学校长兼莫（干山）庾（村）区区长。性白兼了区的事，即由竞心代校内的事，当时尚系膺白主持校董会而如此决定。竞心随临时中学到武康后，在战事末期任浙西行政公署秘书，曾函大纲，介绍一条水路，必要时我可坐船离沪，转往西南。胜利后，行署接收嘉兴，是我故乡，他亦来信，知其将往福建救济分署任事。我与性白商定请他回庾，即由我写信邀他，他立即答允。竞心与肖才均系莫小干部，曾告我随时可应召而归。肖才的太太，离庾村时不甚愉快，故我与性白决定邀竞心时，性白尚以其不受家庭影响，为容易相处一个理由。我们初办乡村工作，为使家庭能常住乡间，发生同样兴趣，且裕收入，故鼓励家眷同做事；这个想法后来事实是失败的。膺白去世，战后我亦不能常住乡间，少调剂之力，提醒之功。适因诸事紧缩，人事简化，故无有困难。
以下是膺白延揽竞心时的两封信：
镜心世仁兄如晤：昨日由杭返沪，得读四日发手教，拜悉种切。弟于廿九日到莫干山麓校内过年，三日午后到杭，昨晨车返沪。此次在杭，寓亲戚家，未到西冷，临行时本欲电约阁下一谈，竟因时促事多，未能如愿。日内不他行，如能于本月十六七号来沪一叙，至深盼企，并盼赐复为幸。耑复，顺颂大安！弟郛顿首。（廿二、一、七）
镜心世仁兄大鉴：顷奉到廿五日发手教，拜悉。大驾已由莫干归杭，学校事亦已与郑、杨二君接洽妥当，至为快慰。此后得兄加入工作，学校前途必更有望。到校后，对于各项施设，如有高见，仍盼随时指示为幸。复颂大安！弟郛顿首。（廿二、一、廿七）
战后庾村当地的准备工作是垦地、修屋，需性白主持。我把这些工作配合在生产计划，即须用哪一间屋，先修哪一间。其他接洽之事都在上海，要我自己注意，一步不能放松，放松即永不能进行。自卅四年（一九四五）九月，我开始设计，直至卅五年（一九四六）清明，始亲自到庾村。我在上海最要紧是等候两个人：吾舅运成在昆明，吾弟君怡在重庆又在长春。吾舅是农业专家，除教过书，他没有做过农业以外的事，运成舅自己对农村有抱负，他的理想“家给户足小康合作农村”与膺白和我的想象目标正同。他在昆明写信给我说：“我是志愿农人，希望‘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我回答说：“甥系家传书痴，觉得‘民无信不立’。”舅年只长我三岁，这是我在南屏教《孟子》《论语》时候，故引二书句会意。庾村复兴应走之途径，应取之方法，在我，除开他没有第二人可以请教。有他这样一个人而不请教，亦是错过的。
君怡对农业和农村都无关系，为我与膺白，他在重庆时已经替我想到运成舅是惟一助我的人，他们已经谈过庾村的事。在中国社会，许多地方我不能自己跑。老朋友家换了门房或接电话的人，我可能被挡驾或几次电话难通，而主人并未知道；到机关里请教事情，更非有熟人不可。有些事大纲难以替我，央君怡代我跑，我可以不拘束不客气。吾舅吾弟自己都有甚忙的职务，亦不定时时在上海，只能由我凑机会、候时间。庾村同仁不能想到此。
运成舅和舅母胡咏絮同致力于改良蚕种有年，复员后他担任中国蚕丝公司总经理，是政府的事，因此他不再复业他们自有的镇江四摆渡“明明农场”。我请问他庾村植桑制蚕种之事，他最初似乎迟疑，我不问其理由，但问庾村土质宜否种桑，和天然丝的前途。战前，我们农村改进会曾劝告蚕农，弃“旧种”而用“改良种”，第一年请先试用而后付价，若成绩不如旧种，则补偿其所损失。蚕农用改良种而产量大增，从此每年到学校预定，称为“学堂里蚕种”。有此信用，打动我设场制种之念。有些蚕商，不定自有桑园，购叶饲蚕，易多病害，损及蚕农。“蚕商”指制种者，“蚕农”系养蚕制丝者；我们是制种。庾村系山乡，有自然隔离，我们垦地植桑，土质虽差，而病害少。蚕与桑二项技术人手，舅之经验甚多，有时还可以请教舅母；事遂决定。由大纲向中蚕公司定购日本密集种桑秧。这种桑树干少而叶多，需耕地较少，一年后即可采叶。
“莫干蚕种场”即在卅五年（一九四六）成立，以藏书楼及莫干小学一部分校舍为制种杨，请吕秀梅为技术主任，沈春富管桑园。运成舅送其“明明农场”一部分遗留的旧用具。卅六年（一九四七），我们的“天竹牌”蚕种已经上市。关于蚕种场的一切，我请秀梅、春富听运成舅指导，不必问我。“天竹牌”蚕种，到一九五〇年我出国时，已成浙江省第二号牌子，仅次于在江浙两省有数十年历史之“老虎牌”。
卅四年（一九四五）年底的一日，运成舅及舅母同来吾家，告我“联总”（联合国救济总署）将有乳牛运到中国，这是复兴农业很重要的一件事，庾村应有资格申请，由我自向当局请求，则知道庾村历史，获准较易。“牛”比“蚕”我更不了解，知非轻而易学。到此时止，我还没有向膺白的朋友作过任何请求，如何拿这件小事相烦？我踌躇不决。其时垦地植桑之事，因性白迟疑，还未决定，我正在焦虑和茫茫。为庾村必须有一“远景”，以打开“窄路”，我起了得失心。终于将乳牛的事，写信给在重庆的张岳军先生。岳军先生是胜利后第一个函电频来探问我的朋友，上面《分手与身后》章中曾附录其来信之一，他对南屏亦曾赠款。
报载蒋夫人回沪，我已八九年未见她。膺白丧中承她几次见访，我搬杭州，她还来过。抗战后，只通过捐屋一个电和对游击队意见一次信。我急想见她，送函请约期往晤。阴历正月初十我的生日，中午有几家亲友来同吃面，上海市政府送来纸条，叫我到贾尔业爱路见蒋夫人，时距约期极促，幸路不甚远，我亦整装可发，遂向客人告罪而行。我告诉蒋夫人已吃过饭，她如未吃，愿陪坐多谈一会。在一顿饭工夫，我陈述所拟的庾村复兴计划。我希望两项“联总”的救济品：乡村医院设备和乳牛。她告我医院设备不需代价，只须自有房舍，但已分完，有机会再为留意。乳牛须价购，尚在分批运来，叫我回家写一申请节略，她派人来取，代为送去，不必问价，说定给庾村乳牛五十头，种牛二头。我知道是她所送，兴奋告谢而归。后来蒋先生到沪，离沪前送给我一张支票，抬头是莫干小学，叫我作一部分牛价之用。
于是“莫干牧场”亦有了憧憬。我即速函告岳军先生免其再劳。并通知庾村同仁，以资兴奋。“联总”的牲畜转运站在上海江湾，卅五年（一九四六）春，头几批乳牛已到，他们分配的方法是先远后近，故上海附近之处得到最迟。莫干牧场之牛是最后一批，由南京遗族学校名下转拨乳牛卅一头，公牛五头，已在卅六年（一九四七）的夏季。公牛逾量甚不经济，“联总”之牛在定期内不许转卖。运成舅自己带我到江湾看牛，第一次在卅五年春一个大雪天之后，大纲同行。在无径可寻的冰雪泥泞中，一所临时屋内先找着转运站主任徐尔基君，陪同参观一座座的临时牛舍。“联总”的乳牛都是初次带胎，须一年后始全产乳，故设备以外，要赔一年饲养的本。据运成舅看。这些牛在欧美只能算中下级，但在战后的中国亦属难得之物，饲养得法，当可有成绩。这次以后，我们后来又到过江湾几次。为庾村工作，运成舅忙里抽暇带我奔走，而我这不辨菽麦见动物而却步的人，亦不怕臭气，不怕污秽。我们开始实际的研究养牛的计划，作整个预算，知道负担极为沉重。这一年中，时局不见好转，经济甚不景气，币值日跌。我曾几次要谢绝不受赠牛，亦一再请仍照原议，患得患失，生平未有如此次之犹疑不决者。
农林部在江湾有一“经济农场”，他们已经得到了“联总”的牛，我们去参观过，认识了场长张彬忱和主任范宝华。他们闻知莫干牧场的事，甚热心同情。运成舅为我设计，先派几个学生到经济农场实习，张、范二君都答允，即由性白在校友中选择有志畜牧的徐杰、严久林、沈志英三人到沪。这几个校友在江湾，常常屈指盼望“自家的牛”到来，是鼓我勇气最有力的方面。于是运成舅又想出向经济农场借用一部分牛舍之法。经济农场本是租地，牛舍亦有空余，由“莫牧”向之借用，而分担租金、水电，得使用其不用时之牛奶消毒机，如此使“莫牧”在庾村有个准备期间。得张、范二君同意后，由岳军先生及君怡在南京商之周寄梅（诒春）部长，许先订合同一年。寄梅先生后来闻到庾村工作宗旨，甚为热心，代为请得制罐机器一套。惜庾村发电机已毁，后来我在“联总”价购小发电机一具，终以柴油价贵，洋铁更难得，未曾动用。
租用牛舍问题解决，我始能安心接受赠牛，用全力在牛的如何饲养上。后来“莫牧”之牛，在江浙几处所得“联总”乳牛中最有成绩，不枉这许多朋友的热心。膺白在时，曾与湛侯舅几次讨论过养牛之事，战前庾村已试养过羊，即湛侯舅所赠。湛侯舅是一个自我成功的种植与牲畜饲养家，他家在杭州阐口的“五云农场”，瓜果皆甜，牛羊茁壮，都以很小成本，参考著书，从苦工而得。膺白每与他谈，由军用的马、犬、鸽，到营养牛、羊、鸡，常久而不厌。膺白以为北方人比南方人强壮为多食牛羊肉，他常常有愿：下一代的人都有牛奶喝。
我竟大胆养起牛来，从第一次到江湾看牛以后，大纲到处学习，实地研究养牛成本，他老早提醒我，在湛侯舅家听到过徐尔基名字，我们必须请到一个好的场长。湛侯舅不在沪，我去问君辉舅母，果属相识，且言徐君是理想中之莫干牧场场长，遂请介绍。经几次接洽，徐君了解庾村工作意义，允俟“联总转运站”任务结束，即来“莫牧”。民国卅六年（一九四七），莫干牧场成立，卅七年（一九四八）“莫牧”的牛奶和白脱油都应市。“莫牧”始终有个分场在上海，我们看到牛奶的销路必须近市，而我们的宗旨不仅保一牛奶房，故拟在都市近郊有一牛奶房，而育种场则设在庾村。我出国时，庾村的牛舍已经盖成。在徐场长未到以前，三个实习生受指导在自己的场上管自己的牛，每次报告一头犊牛诞生，比人家添一孩子更为兴奋。“莫牧”运气甚好，第一批产生的大半是母牛，牛重女不重男。我家里的人在必要时须全部动员，参加工作。大纲的辛苦最多，从购储饲料，到接洽饮户，保持供求平衡。我家里在战时每人有一辆脚踏车，都送到牧场上，供送牛奶的人使用。送牛奶时在黎明，天寒手冻，所用棉手套都熙治自做。记账开发票，接定户电话，亦由熙治。许多饮户真捧我们场，文化界的朋友都定“莫牧”的奶，送到迟早，风雪延期，从不计较。去参观牧场，实习生拿出牛奶供饮，有时请带一罐回家。主客得意之情，均难言状。熙治由大纲教得新式簿记，她的账目明确快当。有收不到的账，我总说：“马虎点，不要再收。”她至今以此讲给精明的美国生意人听。大纲白天做运成舅的秘书，周末和晚间都为庾村工作。因为他在中蚕公司，认识了很多蚕业和农业界人士，常常讨教，这些人知道庾村工作的趣旨，亦都不吝指教。当币值日跌，粮价日涨，生活指数常变中，大纲调度出入，以少数钱做多数事。每隔二三星期，牧场上的吉普车送大桶牛奶到我家里，在我家一间平厅里摇白脱油，其装置和纸包工作，连我亦参加。在我家做，有冰箱可以存放。近市，定户可得到最新鲜之品。这辆吉普车是我见报而申请价购的，经过修理始能使用。还想为庾村买一辆，兼拖拽耕种，后来没有机会。
朋友们见我参加工作，不轻视而都欣赏。我们的理想：每个人都是主人，亦每个人都是工人。日子甚快，莫干蚕种场制种到一万五千张的时候，我问运成舅：我们最后目标是多少？他计算在三万到五万张之间，则维持种场与桑园而外，足以贴补学校经费，不再增产。同时我们讨论到庾村其他事业亦然，维持本身工作，贴补教育费，即止。如再有增产力量，则入合作社，我们这团体为合作社之一员。我们不但不含私人企业意义，亦不拟成一公益财团。蚕种在战前每张价一元，战后约值米一斗。
这里我要述一件与我工作略有关系，在我迹近虎头蛇尾，在人未曾成美的事，是抗战初我捐献作抗敌用之杭州住宅，在前章《抗日战起》中曾记当时往来电报。胜利那一年的十二月，是膺白逝世十周年纪念，我将所作《家传》定稿付印，蒋先生亲作序文，政府于是日又下一次褒扬令，令文末段有“原籍祠宇，着地方官查明修复”等语。我不明指意，函问岳军先生，得复：“一为所捐住宅改作膺白纪念祠堂，二为莫干山上下公益用的房舍修葺事。”我又去信：一不赞成作个人纪念祠堂，二莫干公益之事不敢累省库。下附岳军先生抄示所致浙江省主席黄季宽（绍竑）函稿：
季宽主席吾兄勋鉴：和平启运，岁序更新，辰维浙水宣勤，仁施广被，遥企嘉谟，忻祝无已。兹有陈者，追崇黄膺白先生勋业永留遗爱一节，前议以其生前自建之西湖庐舍，改为纪念祠宇，曾肃一电，并托朱惠清兄倾陈私臆，计已早荷鉴察。嗣因此事上闻于元首，亦蒙欣然示可，是以客冬国府明令复有“原籍地方纪念祠馆，着由浙江省政府查明修复，妥为维护”之语，原令应已由行政院录转到省，兹谨抄附备查。寻绎文意，所望于贵省政府查明修复妥为维护者，似系膺白先生原籍杭州府属之纪念祠馆为范围，其在杭垣湖滨之馆舍似亦在内。此外莫干山上下，膺白先生手建之住屋设备，曾经化私为公，捐入庾村小学，昔为黄舍今已颓废者，尚有多处，皆其毕生心力所萃，最足以纪念哲人，拟请指定干员与黄沈亦云夫人（上海爱棠路一七七号）面商决定，何者列为纪念祠馆，何者不入葺护范围，借便施工兴复，护持始终，以符府令。至湖滨之纪念祠宇，应如何被公益于群众，避作官厅接待之所，期有合于创建人捐拨之初衷，当已仰邀察及，敢再附陈末见，用资参考。素仰吾兄与膺白先生公义私情，契合至深，琐琐陈恳，诸祈衡夺，即饬洽办，并赐复示为祷。耑此，敬请勋安，并祝年厘，弟张群敬启。
下面节录我复岳军先生的信：
十二月廿九日、一月十五日两次赐书，先后领悉。关于膺兄纪念祠宇及修葺莫干山一部分住屋，云以为（一）山中建筑虽为公益，但决不愿累及省库，此例不可由我开，俟有复兴计划，当逐渐自加修理。（二）杭州捐屋作消极的纪念祠，非膺兄平生之志，亦非云毁家纾难之心。抗战以前，云对此屋，原有一愿，欲以作一活动博物馆。德国某博物馆，其倡始乃一私人，向各方零星丐乞而成，所陈列许人动手，机件许装拆。曾与君怡讨论，并拟过名称曰“天生博物馆”。此外，浙江省有“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历史，忠义之士，发扬民族精神者，代不乏人。闻战前曾有搜集乡邦文献之举，所得材料尚有存者，若以“纪念祠”之意，改作“两浙文献馆”，则性质大不同，作用亦大不同，云尚可以省民资格，贡一得之愚，私人亦有文件可以转赠。（卅五、一、廿四）
岳军先生对文献馆之议甚为赞成。俞寰澄先生由渝返沪告我，他们曾谈过如何及由何人进行此事，岳军先生笑向他说：“你们浙江还怕缺少此项人才？”我见蒋夫人时，亦向她谈到不作祠堂而作文献馆的意见。在蒋先生到沪请父老茶会席上，我的席次在蒋夫人邻座，她说蒋先生对文献馆之议，十分赞成，可即进行。并言：日内赴杭，因澄庐未曾修好，将借住此屋。过几日，他们返沪，蒋夫人在离沪前又电话告我速进行，我问如何进行，她一时叫不出黄主席的号，我说出季宽主席，她曰然。蒋先生到杭州后，将这屋所在的“南山路”改称“膺白路”。
我一不欲因这所捐屋而加公家以负担，二自己应该避嫌。作祠堂我且谢却，岂有插手之理，故只作建议，建议亦偏重于不作消极之用。君怡见我苦得无头无脑，建议文献馆请浙江大学史学系办，庾村之事请浙大农学院办。他知我怕对不起性白和同仁们，告我浙大如接受，必仍请性白。后来浙大校长竺藕舫见“莫牧”出品牛奶与白脱油，问我用多少工人，我据实告诉了他，他称赞“莫牧”成本轻而出品好，批评他们的农场用工人太多，减少则又工作懈肆。我于是心平下来，自己做下去。
杭州市长周象贤始终封禁这所屋。君怡时为南京市长，蒋先生见他总问起我有否到庾村上坟等事，知道那时过杭州无耽搁处，问为何不住自己之屋。君怡写信问周市长，周回信说：“只有保管之责，无使用之权。”我第一次到庾村，杭州旅馆称好者都为盟军包用，素识的本地亲友皆未归里，不得已由大纲向中南银行朋友借住其行员宿舍，以后每次都住旅馆。岳军先生为行政院长时，知我为庾村复兴工作之艰难，这时正复员后住屋缺少，京沪杭各大埠住屋租卖价值俱高。他与君怡想到此屋，公家既未利用，文献馆之议亦不再提起，不如交给庾村公益事业，则庾村经济困难大半解决。其时庾村已组织“莫干农村公益事业复兴委员会”，岳军、君怡都参加，即由岳军先生签呈，蒋先生立即批准。公事到浙江省政府，经过阮毅成、杜伟两任民政厅长，都催我派人接收。莫干山管理局王正谊局长知此屋将用以壮莫干山色，亦愿代为一行。我不愿虎头蛇尾，婉言谢却。然几次与周市长接洽，不言公事未到，即言行辕尚未着落。岳军、青甫二位，一次在杭与面谈，周言以公地若干亩交换此屋，亦终未实行。蒋先生最后一次离杭州，在笕桥飞机场上，后任的任显群市长当面请示交屋，始无人再加拦阻。最后一批居住的人为由南京总统府撤退之乐队，时已在卅八年（一九四九），大局又已剧变。我们拿到一所糟塌后的空屋，租与卖均已失去机会，曾问中国旅行社要否租用，亦以时局艰险而推却不要。
卅五年（一九四六）五月，我提议组织“莫干农村公益事业复兴委员会”，有内外两层不得已之苦衷。请的委员有三个方向：膺白的朋友如岳军、青甫；我的亲戚能助我且了解工作宗旨如湛侯、运成两舅及君怡、乙藜；朋友而在山热心有产业如揆初、寰澄诸先生。这几位或在政府或在社会均极忙的人，听我请求都毫不迟疑而允诺，我不胜感激。对外我需要帮助是“农贷”，农民银行贷款辅助生产之事，第一个帮我向农民银行李叔明先生陈说庾村工作的是乙藜。李先生后曾枉谈，农民银行对庾村农贷是热心的。我们得到农贷，仍须先自投资。农业有时间性，错过机会，事要隔一年。农贷须凭生产计划，经过审查核灭，公事甚慢，往往后时。上面下面都须有人了解，下面不了解不呈上去，上面不了解不批下来。很惭愧的一事，因申请至核准时币值之不同，我们不得不将生产计划做得夸大，预备削减，预备耽搁。然一念及还款时币值之更落，则吾虽敝帚自珍，负国民实大矣。
我留不住性白夫妇，迁延两年仍看他们走，是我终生内疚的一件事。性白在乡间十年，与外界隔膜，辛苦使他更保守而固执。庾村最理想之办法，是竞心管学校之事，性白为全部生产教育事业之总干事，莫干小学校董会仍为工作中心。在村的性白、雪钧、竞心，在外的大纲，都已在校董会，校董是自己人，职务可伸可缩。为生产我们必须请新的人，为教育亦然。以生产为先，时势不能不如此，此为农村，亦为学校，我无不一再解说。竞心到庾，派不着事做而回沪。莫小十五年纪念刊上之文，一篇我做，一篇他做，无不推性白夫妇之功。我很少以人事托我弟妹，这次为竞心托了君怡。生产工作者忙时日夜不息，闲时生活轻松。性白夫妇生活皆严肃，雪钧尤甚，此甚可敬，然过分严肃之结果，难容不同性格之同事，亦减少天然活气，而趋重于形式。形式化是我们倡始时最切忌之事，有关教育精神，膺白当年对此甚认真。我对性白夫妇的工作精神，始终敬信，后来在必须要性白担任校外的事一个时期，请雪钧代理校长，以雪钧对学校的历史和她的能力，这并非难事。然战后的人事复难，在乡村不比都市，私生活亦在一起，种种都不容易讨好的。
组织莫干农村公益事业复兴委员会，有点请朋友们来证明我这复兴计划“可行”和“必要”之意。我现在回想，还觉这个急急向前的做法是对的，最少这个精神没有错。性白的慎重亦是对的，他没有看整个大局，每个角落需要“活气”，则我有日见到他，还要与之讨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