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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后,我最切心而亦最不容缓的一件事,是庾村工作的复兴。我对莫干小学校长郑性白君说,复员必继之以复兴,仅仅维持现状是不够的。我已经看出人民所仰望的胜利复员,轰轰烈烈一时的接收,接收后不进而退,一般国家事业均在走下坡路趋势,心中栗栗危惧。我们这点私人志愿工作,是只可向前,不容停滞的。爱护我的亲友为我担忧;同情这个工作意义的,指导我支持我。由民国卅四年(一九四五)至卅八年(一九四九),庾村从屋破场荒,到有桑有蚕有牛,不但陆续修葺破屋,还添设六间蚕种室,一座牛舍。若做下去,我们的生产所入已足够维持教育,我的农村职业中学计划当能实现。现在不论谁做,事业若存在,心力总不白费。我感谢支持我的亲友们热情、同仁们的努力,琐琐记其事。
民国卅四年的十月,莫干小学在门窗不完的庾村老校舍中复课,昔年干部只剩性白一人。校董会议决慰劳抗战中久于其事的同仁共五人:校长郑性白,教员李雪钧、陈元城,事务员王绍纶,校工江腾才。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因陋就简,学校已经搬回原址,可以象征旧业,其他暂置不问;另一条是急速并加紧生产事业,为学校谋久远之计;我取的是第二条路。第二条略亦有两个方式:其一以依赖当时所谓“善后救济”为主;其二以“自力更生”为主,倚赖救济居次;我取的是后者。换言之,我采用积极以自力推动,由生产以复兴农村,教育亦在其内的方法。
我做这个决定时,并非急遽武断,亦非纯为感情所牵。曾筹之甚久,思之再三。第一,我们这个工作开始时一个宗旨是“报答社会”,我还有可报答的一点凭借,故用自力为先。但我的能力已大非当年可比,不用作生产而只消耗,不过几时,将欲热心而未能。且农村亦急待有活气,故着手不可稍怠。第二,战后福斯生活愈窘,求差谋职更加集中于政府机构,只见“攘攘”,不见“熙熙”。我愈觉得膺白的“人才疏散”“自由职业”的宗旨是对的。他当年以代人谋官为苦事,以助人在社会自谋生活为乐。做农村工作亦带点这个意思,庾村最早三个工作干部都是小机关职员。农村地广,不像都市中“有”与“无”的对比甚显,正是应该及时努力的地区。第三,抗战后常听人“谋安全”,一部分人“安全”,而更多人“不安全”;这安全是不可靠的。我常常说,只有在前进中谋安全,无有在安全中求安全。人心都在思动思变,不变不动只有随着狂澜,或被狂澜倒。我对政治看法如此,对庾村小范围看法亦如此。曾向性白解说再三,维持消极的现状,以一二人为中心是不可能的。他听我言,未尝不以为然。我们蹉跎时间甚多,他不知外面纵有助力,一切须待我们先有其“事”。我此时又常常想起膺白,他在,一定比我做得起主。
我曾做了一件对不起莫干小学的大错,没有考虑一位校董的提醒,将学校基金换成外汇以保值。莫干小学的基金是公债,是膺白所定,含义甚重,我不忍改。又国家危急之际,我正在劝人买救国公债,岂有将已买之国债悉数出脱之理?这意思曾告之性白,且自壮而壮他曰:“有国家当有莫干小学,有我亦定有莫干小学。”我不是骗他,我有二件准备:其一,袭膺白原议,晚年以家用为校用,曾指爱棠路住宅说:“此屋不知谁是主?”我的意思必要时,我卖屋以供校用。其二,学校有三百亩田,是抗战前最后一年所买,是我一个人争持而得。我们从北方回到山中,常常提到两个题目:一件是战事如不可免,我与膺白将做些什么?上章已述及。另一件是如何维持庾村事业?这时庾村工作已到第四个年头,除学校有足够基金,公共仓库有一笔押米本钱,生产之事都未有出息。我们顾虑这点工作,更顾虑同人的生活。膺白曾想到为同人储蓄,那时我们都未见到社会保险制度,他所想者有类于此。何所依据?目的若干?我不详知。不久他病,此事未曾实现。当我们讨论战事及同仁生活时,我心中比膺白实更多一层隐忧,我看到他的健康一天一天在下去;他死,我还没有把握如何活下去,万一我亦顾不到同仁时则如何?我忽然想到买“学田”。黄家的祖先虽曾富有田产,膺白手里没有一亩田,原则上我们都反对买田收租。我提议买“学田”,膺白不赞成;自有庾村工作以来,他诫不与乡民争利,我们的宗旨想造福,如何先夺人有用之物?可笑之至,我们要办农场,而所购尽荒山瘠地。这点,性白很同情膺白的主张。我在膺白自己写的书里看到了:战事一起,交通阻、物资缺、币值跌的情形。亦亲眼见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重货不重币状况。我说:吃得饱然后站得起,三百亩田不算大地主,而十几个同仁以米计薪,可不忧冻馁。就地有粮,减我们后顾之忧,教育乡人下一代,即是为他们,而不是争利。议既定,由性白零星收购,皆入莫干小学户。最后一笔田价,膺白已病重,我在医院开支票,袁文钦先生适至,说:“一个小学的开销如此!”我告知他这个就里。我随时准备膺白死而我亦不能活,尽可能的安排。开始一件事,而不谋“继后”之计,是膺白所最警诫的事。
这件将功抵过之事,在抗战中维持莫干小学五六个年头。手边还有关于此事的信底,我致性白信曰:“学校倘实在困难,只好再紧缩,量入为出,数年来弟与云均问心不愧矣。弟尚忆当年膺公病前病中,云万忧百忙,必欲促成买田之事否?盖早料基金不能用,汇兑不能通,云力不逮之万一也。(卅二、六、二)”性白来信曰:“基金债券尚存原行至慰,惟全部券值已不敷一年开支矣。买田事为弟在校中对人乐道者,岂能忘怀?若非吾姊用心久远,则弟虽欲守此不去亦不可得。(卅二、六、十七)”
八年之战,性白在山上维持莫干小学到七年半,白云山馆作了校舍。最后有军队上山,他停课离去,学校积存米谷,我个人留山衣箱,被劫一空。我的私物,当时比较值钱者,有一箱皮货,一箱老式缎匹在北京旧货摊所买,曾几次请他卖去以充校用,而他不肯做。他在桐庐得讯甚懊恼,我请大纲去函慰他,他回信说:“在桐接肖才兄转来大札,承云公嘱勿懊恼,但七年来仅存什物,今见其尽入人手,且若秋收前不得返山,则本年及去年所存米谷损失,岂能无动于衷耶?云公能忍痛相慰,感也何如!惟弟不知何以慰云公也。绍纶来时,谓兄寄山一函,告云公有返山意,肖才兄处环境尚幽美,有来此小住意否?内子颇思来沪相迎也。(卅四、七、十二)”此距美军在广岛投原子弹,日本全面投降,不过月余,亏一篑之功,他更为懊丧。此非他责任所能及,在浙西自由区前线一个山头,很少有人像他那样长期努力的了。他的太太雪钧之勇敢,助成其毅力,尤不可及。我欲返山,非为避地,想接他力,支持此工作。
我个人,尤其感激他夫婿一件大功德,保存我的文件。这文件后来又经一次不得已之淘汰,由仲完带至香港。当我匆匆整理,每弃去一份,念念对不起性白夫妇。我今写稿所凭一点信证,都是他姊弟夫妇之力。民五(一九一六)黄克强先生一封信,则战后我与熙治第一次到山,她收十残书,我在地下破堆中发见此信,真劫剩也。
莫干小学校董会本为庾村工作的发动机与负责中心,战时,性白在山,我在沪,校董会实际只我和他二人。他为前站,我作后台,他的助手是他太太李雪钧,我这边帮着奔走调度者是王大纲。有在战时病故的几个校董缺额须补,我即请大纲、雪钧加入。膺白始终要本地的人参加本地的事,他请过三位村长,一位本村读书人为校董,四人都已去世。我亦欲渐渐将事业交给本地年轻一代的人,第一步延揽校友参加校董会,使校友参加所喜欢的工作。第一个在大学毕业而已经任事的陈秀达应首有资格,经同仁商讨后,决定再待一年,迨其更为成熟;秀达在战后第二年参加校董会。
我在校董会提出一项原则的改动:以前是“通过学校以提倡生产”,今后要“着重生产以维持教育”。战后农村凋敝,必须从生产恢复元气,为莫干小学本身,亦不得不以生产为基金所寄托。币不如货,大家已得到经验。我的力量非可源源不绝,亦深自感觉,这点最后有限之力,必须用在生生不已的事业上,方不落空。此时恃租米度日,米且极吃香,然只能作过渡之计。收租原非心之所安,土地改革实行终有其时。田归耕者,专家所拟有七年办法,我校董会亦曾草拟五年还田方法:五年内请佃户交足租额,可能则多交一定的量,至其他生产足以维持学校,则学校不再收租,亦即不再有田。以上这些,不仅是我心里急切的盘算,亦属时势所必至和必要。我疏忽了一件事,没有顾到性白的辛苦。
我同性白恳谈:复兴必须有计划,而首在于得人;生产事必须访求专家,留得住专家同我们在一起。生产事业我完全外行,将仰赖吾舅葛运成(敬中),听其指示,此时尚在昆明未归。我们讨论到吸收新同事,亦提议请得力的旧同事回来,他都同意。旧人中杨肖才、祝书霖、张竞心都对工作有志趣,我们一一提到。最后以为竞心最可能亦最适当,若竞心回来,则学校内部之事,可以举重若轻。而性白得分身为全盘之设计,修葺旧物,整备新事。庾村每一片场、一所屋、一个人,他无不熟悉,多所经手。
竞心是性白以外惟一膺白所物色的同事,在同事中最喜读书,自他到校,同事的读书兴趣都增加,我们办临时中学,多半是他的力。抗战前一年,浙江省政府拟仿广西乡村政教合一办法,委托莫干小学校长兼莫(干山)庾(村)区区长。性白兼了区的事,即由竞心代校内的事,当时尚系膺白主持校董会而如此决定。竞心随临时中学到武康后,在战事末期任浙西行政公署秘书,曾函大纲,介绍一条水路,必要时我可坐船离沪,转往西南。胜利后,行署接收嘉兴,是我故乡,他亦来信,知其将往福建救济分署任事。我与性白商定请他回庾,即由我写信邀他,他立即答允。竞心与肖才均系莫小干部,曾告我随时可应召而归。肖才的太太,离庾村时不甚愉快,故我与性白决定邀竞心时,性白尚以其不受家庭影响,为容易相处一个理由。我们初办乡村工作,为使家庭能常住乡间,发生同样兴趣,且裕收入,故鼓励家眷同做事;这个想法后来事实是失败的。膺白去世,战后我亦不能常住乡间,少调剂之力,提醒之功。适因诸事紧缩,人事简化,故无有困难。
以下是膺白延揽竞心时的两封信:
镜心世仁兄如晤:昨日由杭返沪,得读四日发手教,拜悉种切。弟于廿九日到莫干山麓校内过年,三日午后到杭,昨晨车返沪。此次在杭,寓亲戚家,未到西冷,临行时本欲电约阁下一谈,竟因时促事多,未能如愿。日内不他行,如能于本月十六七号来沪一叙,至深盼企,并盼赐复为幸。耑复,顺颂大安!弟郛顿首。(廿二、一、七)
镜心世仁兄大鉴:顷奉到廿五日发手教,拜悉。大驾已由莫干归杭,学校事亦已与郑、杨二君接洽妥当,至为快慰。此后得兄加入工作,学校前途必更有望。到校后,对于各项施设,如有高见,仍盼随时指示为幸。复颂大安!弟郛顿首。(廿二、一、廿七)
战后庾村当地的准备工作是垦地、修屋,需性白主持。我把这些工作配合在生产计划,即须用哪一间屋,先修哪一间。其他接洽之事都在上海,要我自己注意,一步不能放松,放松即永不能进行。自卅四年(一九四五)九月,我开始设计,直至卅五年(一九四六)清明,始亲自到庾村。我在上海最要紧是等候两个人:吾舅运成在昆明,吾弟君怡在重庆又在长春。吾舅是农业专家,除教过书,他没有做过农业以外的事,运成舅自己对农村有抱负,他的理想“家给户足小康合作农村”与膺白和我的想象目标正同。他在昆明写信给我说:“我是志愿农人,希望‘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我回答说:“甥系家传书痴,觉得‘民无信不立’。”舅年只长我三岁,这是我在南屏教《孟子》《论语》时候,故引二书句会意。庾村复兴应走之途径,应取之方法,在我,除开他没有第二人可以请教。有他这样一个人而不请教,亦是错过的。
君怡对农业和农村都无关系,为我与膺白,他在重庆时已经替我想到运成舅是惟一助我的人,他们已经谈过庾村的事。在中国社会,许多地方我不能自己跑。老朋友家换了门房或接电话的人,我可能被挡驾或几次电话难通,而主人并未知道;到机关里请教事情,更非有熟人不可。有些事大纲难以替我,央君怡代我跑,我可以不拘束不客气。吾舅吾弟自己都有甚忙的职务,亦不定时时在上海,只能由我凑机会、候时间。庾村同仁不能想到此。
运成舅和舅母胡咏絮同致力于改良蚕种有年,复员后他担任中国蚕丝公司总经理,是政府的事,因此他不再复业他们自有的镇江四摆渡“明明农场”。我请问他庾村植桑制蚕种之事,他最初似乎迟疑,我不问其理由,但问庾村土质宜否种桑,和天然丝的前途。战前,我们农村改进会曾劝告蚕农,弃“旧种”而用“改良种”,第一年请先试用而后付价,若成绩不如旧种,则补偿其所损失。蚕农用改良种而产量大增,从此每年到学校预定,称为“学堂里蚕种”。有此信用,打动我设场制种之念。有些蚕商,不定自有桑园,购叶饲蚕,易多病害,损及蚕农。“蚕商”指制种者,“蚕农”系养蚕制丝者;我们是制种。庾村系山乡,有自然隔离,我们垦地植桑,土质虽差,而病害少。蚕与桑二项技术人手,舅之经验甚多,有时还可以请教舅母;事遂决定。由大纲向中蚕公司定购日本密集种桑秧。这种桑树干少而叶多,需耕地较少,一年后即可采叶。
“莫干蚕种场”即在卅五年(一九四六)成立,以藏书楼及莫干小学一部分校舍为制种杨,请吕秀梅为技术主任,沈春富管桑园。运成舅送其“明明农场”一部分遗留的旧用具。卅六年(一九四七),我们的“天竹牌”蚕种已经上市。关于蚕种场的一切,我请秀梅、春富听运成舅指导,不必问我。“天竹牌”蚕种,到一九五〇年我出国时,已成浙江省第二号牌子,仅次于在江浙两省有数十年历史之“老虎牌”。
卅四年(一九四五)年底的一日,运成舅及舅母同来吾家,告我“联总”(联合国救济总署)将有乳牛运到中国,这是复兴农业很重要的一件事,庾村应有资格申请,由我自向当局请求,则知道庾村历史,获准较易。“牛”比“蚕”我更不了解,知非轻而易学。到此时止,我还没有向膺白的朋友作过任何请求,如何拿这件小事相烦?我踌躇不决。其时垦地植桑之事,因性白迟疑,还未决定,我正在焦虑和茫茫。为庾村必须有一“远景”,以打开“窄路”,我起了得失心。终于将乳牛的事,写信给在重庆的张岳军先生。岳军先生是胜利后第一个函电频来探问我的朋友,上面《分手与身后》章中曾附录其来信之一,他对南屏亦曾赠款。
报载蒋夫人回沪,我已八九年未见她。膺白丧中承她几次见访,我搬杭州,她还来过。抗战后,只通过捐屋一个电和对游击队意见一次信。我急想见她,送函请约期往晤。阴历正月初十我的生日,中午有几家亲友来同吃面,上海市政府送来纸条,叫我到贾尔业爱路见蒋夫人,时距约期极促,幸路不甚远,我亦整装可发,遂向客人告罪而行。我告诉蒋夫人已吃过饭,她如未吃,愿陪坐多谈一会。在一顿饭工夫,我陈述所拟的庾村复兴计划。我希望两项“联总”的救济品:乡村医院设备和乳牛。她告我医院设备不需代价,只须自有房舍,但已分完,有机会再为留意。乳牛须价购,尚在分批运来,叫我回家写一申请节略,她派人来取,代为送去,不必问价,说定给庾村乳牛五十头,种牛二头。我知道是她所送,兴奋告谢而归。后来蒋先生到沪,离沪前送给我一张支票,抬头是莫干小学,叫我作一部分牛价之用。
于是“莫干牧场”亦有了憧憬。我即速函告岳军先生免其再劳。并通知庾村同仁,以资兴奋。“联总”的牲畜转运站在上海江湾,卅五年(一九四六)春,头几批乳牛已到,他们分配的方法是先远后近,故上海附近之处得到最迟。莫干牧场之牛是最后一批,由南京遗族学校名下转拨乳牛卅一头,公牛五头,已在卅六年(一九四七)的夏季。公牛逾量甚不经济,“联总”之牛在定期内不许转卖。运成舅自己带我到江湾看牛,第一次在卅五年春一个大雪天之后,大纲同行。在无径可寻的冰雪泥泞中,一所临时屋内先找着转运站主任徐尔基君,陪同参观一座座的临时牛舍。“联总”的乳牛都是初次带胎,须一年后始全产乳,故设备以外,要赔一年饲养的本。据运成舅看。这些牛在欧美只能算中下级,但在战后的中国亦属难得之物,饲养得法,当可有成绩。这次以后,我们后来又到过江湾几次。为庾村工作,运成舅忙里抽暇带我奔走,而我这不辨菽麦见动物而却步的人,亦不怕臭气,不怕污秽。我们开始实际的研究养牛的计划,作整个预算,知道负担极为沉重。这一年中,时局不见好转,经济甚不景气,币值日跌。我曾几次要谢绝不受赠牛,亦一再请仍照原议,患得患失,生平未有如此次之犹疑不决者。
农林部在江湾有一“经济农场”,他们已经得到了“联总”的牛,我们去参观过,认识了场长张彬忱和主任范宝华。他们闻知莫干牧场的事,甚热心同情。运成舅为我设计,先派几个学生到经济农场实习,张、范二君都答允,即由性白在校友中选择有志畜牧的徐杰、严久林、沈志英三人到沪。这几个校友在江湾,常常屈指盼望“自家的牛”到来,是鼓我勇气最有力的方面。于是运成舅又想出向经济农场借用一部分牛舍之法。经济农场本是租地,牛舍亦有空余,由“莫牧”向之借用,而分担租金、水电,得使用其不用时之牛奶消毒机,如此使“莫牧”在庾村有个准备期间。得张、范二君同意后,由岳军先生及君怡在南京商之周寄梅(诒春)部长,许先订合同一年。寄梅先生后来闻到庾村工作宗旨,甚为热心,代为请得制罐机器一套。惜庾村发电机已毁,后来我在“联总”价购小发电机一具,终以柴油价贵,洋铁更难得,未曾动用。
租用牛舍问题解决,我始能安心接受赠牛,用全力在牛的如何饲养上。后来“莫牧”之牛,在江浙几处所得“联总”乳牛中最有成绩,不枉这许多朋友的热心。膺白在时,曾与湛侯舅几次讨论过养牛之事,战前庾村已试养过羊,即湛侯舅所赠。湛侯舅是一个自我成功的种植与牲畜饲养家,他家在杭州阐口的“五云农场”,瓜果皆甜,牛羊茁壮,都以很小成本,参考著书,从苦工而得。膺白每与他谈,由军用的马、犬、鸽,到营养牛、羊、鸡,常久而不厌。膺白以为北方人比南方人强壮为多食牛羊肉,他常常有愿:下一代的人都有牛奶喝。
我竟大胆养起牛来,从第一次到江湾看牛以后,大纲到处学习,实地研究养牛成本,他老早提醒我,在湛侯舅家听到过徐尔基名字,我们必须请到一个好的场长。湛侯舅不在沪,我去问君辉舅母,果属相识,且言徐君是理想中之莫干牧场场长,遂请介绍。经几次接洽,徐君了解庾村工作意义,允俟“联总转运站”任务结束,即来“莫牧”。民国卅六年(一九四七),莫干牧场成立,卅七年(一九四八)“莫牧”的牛奶和白脱油都应市。“莫牧”始终有个分场在上海,我们看到牛奶的销路必须近市,而我们的宗旨不仅保一牛奶房,故拟在都市近郊有一牛奶房,而育种场则设在庾村。我出国时,庾村的牛舍已经盖成。在徐场长未到以前,三个实习生受指导在自己的场上管自己的牛,每次报告一头犊牛诞生,比人家添一孩子更为兴奋。“莫牧”运气甚好,第一批产生的大半是母牛,牛重女不重男。我家里的人在必要时须全部动员,参加工作。大纲的辛苦最多,从购储饲料,到接洽饮户,保持供求平衡。我家里在战时每人有一辆脚踏车,都送到牧场上,供送牛奶的人使用。送牛奶时在黎明,天寒手冻,所用棉手套都熙治自做。记账开发票,接定户电话,亦由熙治。许多饮户真捧我们场,文化界的朋友都定“莫牧”的奶,送到迟早,风雪延期,从不计较。去参观牧场,实习生拿出牛奶供饮,有时请带一罐回家。主客得意之情,均难言状。熙治由大纲教得新式簿记,她的账目明确快当。有收不到的账,我总说:“马虎点,不要再收。”她至今以此讲给精明的美国生意人听。大纲白天做运成舅的秘书,周末和晚间都为庾村工作。因为他在中蚕公司,认识了很多蚕业和农业界人士,常常讨教,这些人知道庾村工作的趣旨,亦都不吝指教。当币值日跌,粮价日涨,生活指数常变中,大纲调度出入,以少数钱做多数事。每隔二三星期,牧场上的吉普车送大桶牛奶到我家里,在我家一间平厅里摇白脱油,其装置和纸包工作,连我亦参加。在我家做,有冰箱可以存放。近市,定户可得到最新鲜之品。这辆吉普车是我见报而申请价购的,经过修理始能使用。还想为庾村买一辆,兼拖拽耕种,后来没有机会。
朋友们见我参加工作,不轻视而都欣赏。我们的理想:每个人都是主人,亦每个人都是工人。日子甚快,莫干蚕种场制种到一万五千张的时候,我问运成舅:我们最后目标是多少?他计算在三万到五万张之间,则维持种场与桑园而外,足以贴补学校经费,不再增产。同时我们讨论到庾村其他事业亦然,维持本身工作,贴补教育费,即止。如再有增产力量,则入合作社,我们这团体为合作社之一员。我们不但不含私人企业意义,亦不拟成一公益财团。蚕种在战前每张价一元,战后约值米一斗。
这里我要述一件与我工作略有关系,在我迹近虎头蛇尾,在人未曾成美的事,是抗战初我捐献作抗敌用之杭州住宅,在前章《抗日战起》中曾记当时往来电报。胜利那一年的十二月,是膺白逝世十周年纪念,我将所作《家传》定稿付印,蒋先生亲作序文,政府于是日又下一次褒扬令,令文末段有“原籍祠宇,着地方官查明修复”等语。我不明指意,函问岳军先生,得复:“一为所捐住宅改作膺白纪念祠堂,二为莫干山上下公益用的房舍修葺事。”我又去信:一不赞成作个人纪念祠堂,二莫干公益之事不敢累省库。下附岳军先生抄示所致浙江省主席黄季宽(绍竑)函稿:
季宽主席吾兄勋鉴:和平启运,岁序更新,辰维浙水宣勤,仁施广被,遥企嘉谟,忻祝无已。兹有陈者,追崇黄膺白先生勋业永留遗爱一节,前议以其生前自建之西湖庐舍,改为纪念祠宇,曾肃一电,并托朱惠清兄倾陈私臆,计已早荷鉴察。嗣因此事上闻于元首,亦蒙欣然示可,是以客冬国府明令复有“原籍地方纪念祠馆,着由浙江省政府查明修复,妥为维护”之语,原令应已由行政院录转到省,兹谨抄附备查。寻绎文意,所望于贵省政府查明修复妥为维护者,似系膺白先生原籍杭州府属之纪念祠馆为范围,其在杭垣湖滨之馆舍似亦在内。此外莫干山上下,膺白先生手建之住屋设备,曾经化私为公,捐入庾村小学,昔为黄舍今已颓废者,尚有多处,皆其毕生心力所萃,最足以纪念哲人,拟请指定干员与黄沈亦云夫人(上海爱棠路一七七号)面商决定,何者列为纪念祠馆,何者不入葺护范围,借便施工兴复,护持始终,以符府令。至湖滨之纪念祠宇,应如何被公益于群众,避作官厅接待之所,期有合于创建人捐拨之初衷,当已仰邀察及,敢再附陈末见,用资参考。素仰吾兄与膺白先生公义私情,契合至深,琐琐陈恳,诸祈衡夺,即饬洽办,并赐复示为祷。耑此,敬请勋安,并祝年厘,弟张群敬启。
下面节录我复岳军先生的信:
十二月廿九日、一月十五日两次赐书,先后领悉。关于膺兄纪念祠宇及修葺莫干山一部分住屋,云以为(一)山中建筑虽为公益,但决不愿累及省库,此例不可由我开,俟有复兴计划,当逐渐自加修理。(二)杭州捐屋作消极的纪念祠,非膺兄平生之志,亦非云毁家纾难之心。抗战以前,云对此屋,原有一愿,欲以作一活动博物馆。德国某博物馆,其倡始乃一私人,向各方零星丐乞而成,所陈列许人动手,机件许装拆。曾与君怡讨论,并拟过名称曰“天生博物馆”。此外,浙江省有“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历史,忠义之士,发扬民族精神者,代不乏人。闻战前曾有搜集乡邦文献之举,所得材料尚有存者,若以“纪念祠”之意,改作“两浙文献馆”,则性质大不同,作用亦大不同,云尚可以省民资格,贡一得之愚,私人亦有文件可以转赠。(卅五、一、廿四)
岳军先生对文献馆之议甚为赞成。俞寰澄先生由渝返沪告我,他们曾谈过如何及由何人进行此事,岳军先生笑向他说:“你们浙江还怕缺少此项人才?”我见蒋夫人时,亦向她谈到不作祠堂而作文献馆的意见。在蒋先生到沪请父老茶会席上,我的席次在蒋夫人邻座,她说蒋先生对文献馆之议,十分赞成,可即进行。并言:日内赴杭,因澄庐未曾修好,将借住此屋。过几日,他们返沪,蒋夫人在离沪前又电话告我速进行,我问如何进行,她一时叫不出黄主席的号,我说出季宽主席,她曰然。蒋先生到杭州后,将这屋所在的“南山路”改称“膺白路”。
我一不欲因这所捐屋而加公家以负担,二自己应该避嫌。作祠堂我且谢却,岂有插手之理,故只作建议,建议亦偏重于不作消极之用。君怡见我苦得无头无脑,建议文献馆请浙江大学史学系办,庾村之事请浙大农学院办。他知我怕对不起性白和同仁们,告我浙大如接受,必仍请性白。后来浙大校长竺藕舫见“莫牧”出品牛奶与白脱油,问我用多少工人,我据实告诉了他,他称赞“莫牧”成本轻而出品好,批评他们的农场用工人太多,减少则又工作懈肆。我于是心平下来,自己做下去。
杭州市长周象贤始终封禁这所屋。君怡时为南京市长,蒋先生见他总问起我有否到庾村上坟等事,知道那时过杭州无耽搁处,问为何不住自己之屋。君怡写信问周市长,周回信说:“只有保管之责,无使用之权。”我第一次到庾村,杭州旅馆称好者都为盟军包用,素识的本地亲友皆未归里,不得已由大纲向中南银行朋友借住其行员宿舍,以后每次都住旅馆。岳军先生为行政院长时,知我为庾村复兴工作之艰难,这时正复员后住屋缺少,京沪杭各大埠住屋租卖价值俱高。他与君怡想到此屋,公家既未利用,文献馆之议亦不再提起,不如交给庾村公益事业,则庾村经济困难大半解决。其时庾村已组织“莫干农村公益事业复兴委员会”,岳军、君怡都参加,即由岳军先生签呈,蒋先生立即批准。公事到浙江省政府,经过阮毅成、杜伟两任民政厅长,都催我派人接收。莫干山管理局王正谊局长知此屋将用以壮莫干山色,亦愿代为一行。我不愿虎头蛇尾,婉言谢却。然几次与周市长接洽,不言公事未到,即言行辕尚未着落。岳军、青甫二位,一次在杭与面谈,周言以公地若干亩交换此屋,亦终未实行。蒋先生最后一次离杭州,在笕桥飞机场上,后任的任显群市长当面请示交屋,始无人再加拦阻。最后一批居住的人为由南京总统府撤退之乐队,时已在卅八年(一九四九),大局又已剧变。我们拿到一所糟塌后的空屋,租与卖均已失去机会,曾问中国旅行社要否租用,亦以时局艰险而推却不要。
卅五年(一九四六)五月,我提议组织“莫干农村公益事业复兴委员会”,有内外两层不得已之苦衷。请的委员有三个方向:膺白的朋友如岳军、青甫;我的亲戚能助我且了解工作宗旨如湛侯、运成两舅及君怡、乙藜;朋友而在山热心有产业如揆初、寰澄诸先生。这几位或在政府或在社会均极忙的人,听我请求都毫不迟疑而允诺,我不胜感激。对外我需要帮助是“农贷”,农民银行贷款辅助生产之事,第一个帮我向农民银行李叔明先生陈说庾村工作的是乙藜。李先生后曾枉谈,农民银行对庾村农贷是热心的。我们得到农贷,仍须先自投资。农业有时间性,错过机会,事要隔一年。农贷须凭生产计划,经过审查核灭,公事甚慢,往往后时。上面下面都须有人了解,下面不了解不呈上去,上面不了解不批下来。很惭愧的一事,因申请至核准时币值之不同,我们不得不将生产计划做得夸大,预备削减,预备耽搁。然一念及还款时币值之更落,则吾虽敝帚自珍,负国民实大矣。
我留不住性白夫妇,迁延两年仍看他们走,是我终生内疚的一件事。性白在乡间十年,与外界隔膜,辛苦使他更保守而固执。庾村最理想之办法,是竞心管学校之事,性白为全部生产教育事业之总干事,莫干小学校董会仍为工作中心。在村的性白、雪钧、竞心,在外的大纲,都已在校董会,校董是自己人,职务可伸可缩。为生产我们必须请新的人,为教育亦然。以生产为先,时势不能不如此,此为农村,亦为学校,我无不一再解说。竞心到庾,派不着事做而回沪。莫小十五年纪念刊上之文,一篇我做,一篇他做,无不推性白夫妇之功。我很少以人事托我弟妹,这次为竞心托了君怡。生产工作者忙时日夜不息,闲时生活轻松。性白夫妇生活皆严肃,雪钧尤甚,此甚可敬,然过分严肃之结果,难容不同性格之同事,亦减少天然活气,而趋重于形式。形式化是我们倡始时最切忌之事,有关教育精神,膺白当年对此甚认真。我对性白夫妇的工作精神,始终敬信,后来在必须要性白担任校外的事一个时期,请雪钧代理校长,以雪钧对学校的历史和她的能力,这并非难事。然战后的人事复难,在乡村不比都市,私生活亦在一起,种种都不容易讨好的。
组织莫干农村公益事业复兴委员会,有点请朋友们来证明我这复兴计划“可行”和“必要”之意。我现在回想,还觉这个急急向前的做法是对的,最少这个精神没有错。性白的慎重亦是对的,他没有看整个大局,每个角落需要“活气”,则我有日见到他,还要与之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