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岳飞必须死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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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27年，岳飞二十四岁，时任东京留守司七品统制，用现代语言描述，大约相当于帝国首都留守军事管制委员会下属部队的团职军官。十五年后，公元1142年初，岳飞被杀死在帝国临时首都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时年三十九岁。死前，他刚刚被解除帝国最大一支部队的统帅职务不久，时任枢密副使。
说岳飞必须死，并不意味着赵构与秦桧合谋冤杀岳飞是可以原谅的，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寒心的一桩罪行。事实上，从世界范围来看，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上，只要曾经发生过一次这样的罪恶，就值得这个民族永远反省自己所拥有过的那份政治遗产。
岳飞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统帅。他的故事，成为后代中国人许多民间传奇中经久不衰的主题。唯一能够与他相提并论的武士，大概只有一位三国时代的关羽。如果说在武艺高强、忠肝义胆上二人不相上下的话，在文化素养上，岳飞可能就要高出一筹了。今天杭州西湖边上的岳王庙里，那一幅“还我河山”，据说就是出自岳飞的手笔。那四个字所表现出来的气势、功底和代表的意思，让人觉得只有岳飞才配得上写它。而那首壮怀激烈的《满江红》词，人们也普遍愿意相信是岳飞所填。八百年后，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岁月里，许多中国青年就是吟唱着这首词，走上抗击倭寇的战场的。直到今天，它仍然会在许多场合，让那些具有正直信念的人们热泪盈眶热血沸腾。
据说，有一本以岳飞的名义撰写的军事著作，名叫《武穆遗书》,是一本可以让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军事圣经。在中国的传奇文学中，为了得到这本书，江湖上的各种人物展开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争斗，掀起一阵阵血雨腥风。最后，终于由代表正义的一方得到了它，并通过学习它，将邪恶势力一网打尽。
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这种美好的想象，常常会在现实面前被击打得粉碎。
我们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特别容易看到一个景象：年长的人们，时常用他们阅尽沧桑所悟出的人生智慧与政治智慧，满怀忧虑地告诫那些初出茅庐血气方刚的年轻一代人。代表这些智慧的古老格言在中国特别多，雅致一些的比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众必毁之等等之类。市井气息浓厚一些的比如：人怕出名猪怕壮，出头的椽子先烂等等。假如不怕武断的话，大约没有哪个中国人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没有接受过这样的劝告。
可以肯定，这种文化现象是中国人所独有的。许多来自其他民族与文化背景的人们，完全无法理解中国人特别是汉族人的这种智慧。在他们看来，这种所谓人生智慧恰恰刚好是反人生的。在这种智慧指导下的生活，不太可能是明朗的健康的有活力的；结出的果实，必定压抑而郁闷，阴冷柔滑，带有浓厚的阴谋气息。事实上，即便是在现代，中国人许多阴郁的挫折感和烦闷不安，都与此干系甚深。奇怪的是，这个优秀的民族很少有人去探究，事情何以竟会如此？
与此相关，中国人以很高的频率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然而，在长达四千年的漫长岁月里，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一套实现它的机制。于是，这个民族中那些最优秀的人物，便常常面临极端悲惨的命运。
岳飞和秦桧的命运，典型地表现了上述文化与社会机制，是如何实现善有恶报、恶有善报的。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在南宋初年的“中兴四将”里，岳飞出身农家，年纪最轻，资历最浅。他比张俊小十七岁，比刘光世和韩世忠小十四岁。1129年，就是建炎三年，平定护卫亲军叛乱时，韩世忠与张俊已经官拜节度使，成为相当于大军区司令一级的人物；岳飞则是正七品的东京留守司统制。如果硬要比喻的话，那么大体相当于正团级军官。而且，张俊还曾经是岳飞的老领导，多次重用、提拔、奖励过岳飞。刘光世则是将门之后，其家世背景、资历和经历都是岳飞所不能比拟的。
到绍兴六年，即公元1137年时，八年左右时间，岳飞已经官拜太尉，担任宣抚使兼营田大使。太尉是宋代武将的最高头衔，宣抚使则是仅次于宰相的执政级实职差事，一般情况下，要由现任执政官充当。至此，岳飞成为与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并驾齐驱的高官。
而且，由于在一系列军事行动中，岳飞艺高胆大、敢打会拼，且治军严谨、身先士卒，富有军事洞察力，从而数次创下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辉煌战例。因此，他的声望后来居上，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几位。
这一切，大约使上述几位的心头相当不舒服。
为此，岳飞曾经给他们写了数十封信，殷勤致意，联络感情，均没有得到响应。平定杨幺之后，岳飞特别将缴获的大型战船配备好全套人员和装备，赠送给韩世忠和张俊。韩世忠毕竟是一个坦荡磊落的人，他相当高兴，与岳飞尽释前嫌；而张俊则认为岳飞是在向自己炫耀，反而更加嫌恶起来。
假如用今天人的语言形容，很有可能人们会说岳飞是个性情中人。若用民间的说法形容，大概会说他相当“一根儿筋”。
<blockquote>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blockquote>
倘不是至情至性之人，断然写不出如此壮怀激烈之词。而纵观岳飞一生为人行事，又与这首词惊人地吻合。因此，尽管学术界对这首词是否为岳飞所作尚有争议，学术界之外的人们却大多不由分说地愿意相信这首词就是出自他的手笔。
公元1127年，也就是建炎元年，赵构称帝不久，岳飞前去投效。当时，岳飞二十四岁，只是一个低级军官，相当于如今的营连长之类。他满怀热情地给皇帝写了一封信，指名道姓地建议这位时年二十一岁的皇帝，不要受黄潜善、汪伯彦之流的影响，要锐意恢复，不辜负中原人民的希望，等等。这里提到的两个人，正是刚刚帮助赵构当上皇帝的两位宰相。若干年后，在二十四史的《宋史》中，这两位宰相都被列进了奸臣的行列。不过在当时，他们还算宽大，没有灭掉岳飞，只是下令把这个年轻人遣送回老家。
岳飞很郁闷。他转了一圈，又去投奔河北招讨使张所。这一次，张所相当欣赏他，让他以中军统领的名义，隶属王彦领导，渡河抗金。
这位王彦很有可能是建炎初年最了不起的将领。此人素有名将之称，并且也确有名将之实。他在金国骑兵围攻首都汴京之际，慨然弃家从戎，奔赴战场。河北招讨使张所“异其才”，就是惊异于他的才华，委任他为都统制，担任当时的前敌总指挥。他出手不凡，率领岳飞等十一员将领和七千士兵，屡破大敌，威震当时。致使金兵把他们当成了宋军主力部队，调动大军前来对决。当时，金兵重金悬赏要王彦的脑袋，搞得他很难受，连晚上睡觉都要一夜换好几个地方。他的部下们了解了这种情形后，相率在脸颊刺上了“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大字，表示愿意不留退路地追随他，决无异心。这就是当时极其有名的八字军的来历。没有多久，中原地区各义军首领纷纷归附，一时间，八字军达十余万人众，绵延数百里，“皆受王彦约束”。为此，王彦成为金兵的心头大患。金军专门召开军事会议，准备集大兵攻打王彦的营垒。结果，一位剽悍的金兵首领居然跪在地上哭泣着说：“王都统的营垒坚如铁石，实在是不太好办。”
遗憾的是，岳飞与这位王彦对不上眼，二人发生冲突。而且一气之下，岳飞拂袖而去。按照大宋军法，凡部属擅自离开主将，均以逃兵论处，罪当斩首。岳飞不可能不知道这条军律。但是宁愿顶着如此重大的罪名离去，很有可能是这两个人同性相斥、实在是互不相容的结果。
他们都自视甚高，个性都很倔强，军事才华不相上下，同样是坚定的主战抗金派，两个人对当朝的两位宰相黄潜善汪伯彦同样不以为然，同样当面言辞激愤地忤逆过两位宰相。王彦领导八字军抗金，威震河朔，并屡屡冒犯当朝权贵，于是，很早就犯了忌讳，被剥夺兵权转成文职官员，成为治理一方的地方大吏。当时的舆论相当为他不平和惋惜。但是王彦却由于事亲以孝、居官清廉兼才干出众而很快在文官的职位上也享有了很高的声望。就这样，他们本来应该是相当志同道合惺惺相惜的同志和战友。结果，极其可惜地却反目成仇。我们只能用一句俗不可耐的成语来形容，就是一山难容二虎。而且，二人之间的嫌恶如此之深，以至于七八年以后，岳飞成为方面大军统帅，驻屯在襄阳；王彦也成为声名卓著的文职大吏，被委派为知襄阳府、京西南路安抚使。这时，已经年届知命的王彦，宁肯辞职，也不愿和岳飞同处一地共事。这真的令人十分惋惜。
就这样，岳飞离开王彦的八字军，辗转来到京城开封。结果，在开封街头，真的被人认出，当作逃兵给抓了起来。就在即将被砍头的危急时刻，岳飞碰上了当时京城的最高负责人——开封府尹兼东京留守宗泽，这个职位大致相当于首都的市长兼军管会主任。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一眼看出这个小伙子不是凡俗之辈，喝令刀下留人。交谈之下，宗泽认定这是个有出息的年轻人，将他收留在自己帐下。当时，正值金兵来犯。宗泽令岳飞率五百名士兵出战。岳飞勇猛善战，以少胜多，大捷而返。从此深得老人的喜爱，被破格提拔为正七品的东京留守司统制，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团级干部。岳飞一战成名，就此进入人们的视野。
宗泽当时年届七十，威望极高，连金兵都很敬畏，每每提到他时，必定称呼他为“宗爷爷”。老人家爱人以德，正确地指出，岳飞虽然具备了不亚于任何古代良将的优秀资质，但自恃勇力武艺过人，太喜欢野战，忽略行军布阵，缺乏兵法造诣。因此，倾己所学，教授岳飞阵图兵法，为他成为一代名将打下基础。
不久，宗泽老人在忧愤之中去世。临死时连呼三声“过河！过河！过河！”意思是，打过黄河，收复失地。可惜，这个愿望历南宋一百五十二年都没能实现。
接手宗泽职位，成为岳飞顶头上司的是杜充。此人特别地残暴，特别喜欢以微小的过失杀人立威。谁知，在赵构眼中，居然认为这一点表明此人果决有为，拥有大才。于是，连连委以重任。最后，拜他为宰相，将十余万大军交给他，令其负责南宋长江防线中最紧要的建康一线的防守。建炎三年六月，金兵大举，直下江南。在杜充的指挥下，宋军长江防线全线崩溃。赵构君臣被追杀得在茫茫大海上奔逃飘荡了四个多月。而杜充也成了南宋第一位叛国投敌的宰相。现在，这位宰相终于有机会用自己的无耻，来证实赵构皇帝的嘴上无毛，办事不牢了。
直到这时，岳飞终于获得了一个独当一面、施展才华的机会。他收拢溃散的兵马，带领他们转战于宜兴、常州一带。黄天荡一战，是韩世忠创下的虽败犹荣的辉煌战例。倘若不是几个小汉奸见利忘义，这一仗很有可能会使后来的历史重新写过。令人回肠荡气的巾帼英雄梁红玉“击鼓战金山”的故事，讲的就是这次战役。岳飞配合韩世忠，设伏于牛头山，也参与了是次大战。这一年，岳飞二十六岁。
建炎四年，即公元1130年春天，金兵北撤。他们错过了消灭南宋政权的最佳时机，从此再也没能渡过长江。南宋帝国利用这宝贵的喘息机会，下力气平息疆域内几股叛乱、割据巨患，稳定政权，渡过了风雨飘摇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张俊的推荐、重用下，岳飞在一连串恶仗、硬仗中，以少胜多，连战连捷，迅速脱颖而出，成为整个帝国最为耀眼的一颗将星。1133年秋天，皇帝赵构将他召到首都，亲自书写“精忠岳飞”四个大字，制成锦旗赏赐给他。同时，要在京城为他建造府第。岳飞辞谢说：“敌未灭，何以家为？” ——大敌未灭，要家干什么？这情形，很像汉代名将霍去病的故事——“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为此，皇帝赵构相当喜悦，很亲切地征求岳飞的意见：“你觉得天下什么时候可以太平？”岳飞回答道：“文臣不爱钱，武将不怕死，就可以天下太平。”据说，赵构很吃惊，没有想到一介武夫能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不久，刚过三十而立之年的岳飞便被授清远军节度使，封武昌县开国子，成为整个长江中游的最高军事指挥官。
节度使，是北周到隋朝时期开始设置的官职，唐朝沿袭下来，是镇守地方的最高官职，常常总揽一个大地区内的军政、民政与财政，辖二、三州到十数州不等，所辖区域内的各州刺史均为其下属。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变成一种针对将相与皇室成员的荣誉和待遇，受封者并不赴任，或者赴任后没有实权。“武昌县开国子”则是一个贵族称号，子爵是五等贵族封号中的第四等，低于侯爵，一般用来封赏那些立有出色军功的军人和皇室成员。这个称号表明，岳飞一家从此进入了帝国的贵族行列。事实上，到此时，已经开始有人称呼岳飞为“岳侯”或“侯爷”了，这可能是当时一种略带恭维性质的叫法，和今天我们称呼副首长时常常略去那个“副”字的作用一样。
公元1137年，即绍兴七年二月，岳飞奉命进京述职。在此之前，曾经发生了一件对赵构影响不小的事情：稍早一点，正月里，皇帝两年前派到金国去的一位使者返回，带来了发自金国最高决策层的信件通知：赵构被掠到金国的父亲宋徽宗，已经在两年前即1135年去世；宁德皇后则是在九年前即1128年，就已经去世。得此凶问，赵构“号恸擗踊”，捶胸顿足号啕痛哭，连续几天不吃不喝，表现得相当悲痛。平心而论，金国的做法的确挺野蛮，即便是敌对双方，也不必在亲生父子的骨肉之情上如此不通人性。这常常可能激起人们的同仇敌忾。事实上，先皇帝惨死异乡，怎么说也是这个国家的奇耻大辱。
这件事情很有可能给赵构的刺激很深。于是，他召岳飞进京，除多次讨论北伐中原恢复故土的各种可能外，还为岳飞加官晋爵，在职权上做出了一系列安排。
就在这一次，赵构对岳飞褒奖有加，授予了岳飞太尉的头衔。太尉是个很古老的官衔，大约自秦汉时期开始设置，为全国的军政首脑，与丞相、御史大夫并称三公，地位尊崇，权力很大。汉武帝时改称大司马。东汉时与司徒、司空并称三公。从此以后历朝历代大多都曾设置，但渐渐虚化，变成荣誉性的加官，没有实际权力。从宋徽宗的时代起，太尉并不是实职官衔，却是军人官职级别中的最高一级，“同二府之列”，“崇以辅臣之礼”。就是说，官拜太尉，就已经可以享受与宰相同样崇高的待遇了。同时，赵构将岳飞的实职晋升为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成为仅次于宰相，与执政同级，与韩世忠、张俊平行的大将。这一年，岳飞还不满三十五岁。
随后，赵构前往建康府，命岳飞扈从。三月初到达丹阳县，韩世忠率亲兵朝见。四日，赵构在镇江府单独召见岳飞。九日到达建康府后，赵构又一次单独召见岳飞，而且是在皇帝的“寝阁”就是卧室里召见的。皇帝对岳飞说：“光复国土，中兴大宋这项事业，我就托付给你了。从今以后，除了韩世忠、张俊之外，其余的军队都交给你节制。”古代汉语中，“节制”一词带有约束、指挥、管辖的意义，相当于今天归岳飞领导的意思。这相当不寻常，其意味深长之处在于：这个作法与宋朝的帝国传统相去甚远。与皇帝素无渊源的岳飞，得到了皇帝的高度信任。大宋开国一百七十多年，对军人深切忌讳与防范，还没有哪一个将领得到过这样的信任与权力。这道命令一下，岳飞就将是全国大部分军队的实际统帅。以岳飞所表现出来的军事才能，统领这样一支称得上强大的军队，大举北伐，其成功的可能性并非没有。如果真的能够这样，很可能将深刻地改写中国历史；赵构也将以雄才大略的一代伟大君主的形象，出现在史册之中。可惜，假设对历史毫无意义。事情毕竟发生了变化，而且变化得一塌糊涂。
从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开始，各地的节度使们逐渐演变成军阀藩镇，成了一群不受节制的骄兵悍将，叛乱、割据、混战层出不穷，导致大唐帝国的衰微与灭亡。其后的五代十国，是典型的有奶便是娘，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时代。弱肉强食是为时代规则。在这个规则之下，兵连祸结，上演了不少“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悲喜剧，成为一个个短命帝国。宋太祖赵匡胤以此黄袍加身夺得帝位之后，为了避免重蹈覆辙，立即执行了罢功臣、释兵权、制将帅、立兵制等一整套政策，从而形成有宋一朝根深蒂固的帝国传统。
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如今已经演变成为中国人政治智慧的一部分。解除节度使的行政权、财权与兵权，使之成为一种崇高的荣誉和待遇，是赵匡胤一项意义深远的设计。为了从体制上限制军人武夫有可能造成的危害，使兵权完全集中到皇帝手中，宋朝开国之初就确立了枢密院——三衙——皇帝的统兵体制。
枢密院与中书省“对持文武二柄”，就是说，枢密院是全国主管军政事务的最高机关，中书省是主管全国行政事务的最高机关，并称东西二府。其长官有枢密使、副使、签书枢密院事和同签书枢密院事。大约相当于今天的首长、副手、助理等等。有时以知枢密院事代替枢密使和副使。枢密院的职责是掌管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命，以及侍卫诸班直、内外禁兵的招募、阅视、迁补、屯戍、赏罚等等。尚书省设有一个兵部，在理论上讲，兵部的权力很大，差不多相当于国防部的样子，掌管兵卫、仪仗、卤簿、武举、民兵、厢军、土军、蕃军、舆马、器械等等。但实际上，宋代的兵部形同虚设，顶多是个文书转移上通下达的文牍机关而已，大权掌握在枢密院。
三衙的全称是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其职能是“掌殿前诸班直及步骑诸指挥之名籍，凡统制、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皆总其政令”。实际上，是负责管理全国军队。
而全国军队中各部队的统兵首长，并不是由固定的将领担任，而是由皇帝临时委派，称“率臣”。率臣无定制，品级高低不同，管辖地区大小不同，所辖兵力的多少也不同。通常情况下，是有事时委派率臣，事毕后率臣则要离开部队，交出兵权。
对于完全不懂军事的人，想必也能看出，这套纵横交错的指挥系统和统辖体制，事实上是把兵权一分为三：枢密院有调兵权，没有管辖权；三衙有管辖权，没有调兵权；最后，对部队有实际指挥权的统兵官由皇帝临时任命。于是，实现了“发兵之权”、“握兵之重”与“统兵之威”的彻底分离。在这种体制之下，如果还有哪位将军想要不听招呼拥兵自重的话，他所需要克服的困难就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大宋帝国执行得相当彻底的重文轻武、偃武修文基本国策。直到岳飞生活的时代，重文轻武早就已经成为帝国社会生活的一个风尚，从欧阳修、苏东坡、辛弃疾、陆游、李清照这些名字里，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这种时尚的魅力。可以说，宋朝经济文化的辉煌灿烂，丝毫不逊色于汉唐明清任何一个伟大帝国，甚至可能还要更好。
仔细观察赵匡胤开创的帝国传统，真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这位纯粹赳赳武夫出身的皇帝，为自己的整个朝代，建立起来一个偃武修文的坚定信念，那就是：必须彻底地防范、裁抑、限制军人武夫们的权势，否则，他们就会骄横跋扈，尾大不掉，为害国家。为此，他的做法称得上是不惜代价。比如，北宋一百七十年间，枢密院长官基本是由文臣担任的。个别武将出掌枢密院，很快就会受到猜疑而去职。最有名的当数宋仁宗朝的一代名将狄青。此人出身行伍，担任执政后，遭到文官普遍的、极力的反对，曾经为此掀起过一场真正的轩然大波。而其中反对最力者，就是今天中国人最崇拜、最敬爱的包拯包公包青天。尽管这位狄青人品正直高尚，几乎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名将。但是不行！武将们耀武扬威为非作歹的时日太久了，给人们留下的恶劣印象太深了。他们必须受到裁抑。他们不但在皇帝面前要俯首帖耳，就是在文臣面前也必须保持恭敬。
于是，宋朝的第三位皇帝宋真宗时，继续贯彻以文制武的方针。“祖宗之法，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听指挥。”就是说，全国各部队的第一把手都由文臣出任，武将的出入战守必须在文臣的督率节制之下行事。这一制度立即成为帝国传统与惯例，这就相当令人不安了。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毕竟是要伐谋伐智也要伐勇伐力的。不习战阵的文臣甚至要来指挥一场战役乃至战斗，这就未免有点过分了。
这还不算。大宋帝国的赵家天子沿着真理的道路继续前进，使真理不止走过了一步，而且是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谬误。如宦官督责监军与阵图钳制既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