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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几乎是被人流冲出检票口的。火车奔跑了三十八个钟头，这里是它的终点。乔怡替徐教导员拎着手提包，闷闷地走着。达娅东张西望，一会儿说车站牌楼比过去高了，一会又说他们走时没这么多的花。人熙熙攘攘，乔怡任他们挤来撞去。下了车，她感到更茫然了。
他们走向车站广场。广场四周依然聚着卖竹器的乡下人，各种竹篮被涂得花红柳绿，有人走过时，他们便齐声叫卖。桉树下停着三轮货车，上面码放着诱人的柑子子。初夏是有花无实的时节，达娅上前看了看，就伸着舌头跑回来了。那价钱显然吓着了她。但她依然频频回顾，一面毫无指望地看看爸爸。再往前走，街两边横满竹竿，上面飘飘洒洒尽是些应时服装，小贩们口惹悬河地推销着商品。只是近年来，这些人才获得如此磊落的神态；又自女排蜚声全国，他们得了个颇光彩的名字，叫“二传手”。
到了五路汽车站，徐教导员对乔怡说：“我们得分手了，我亲戚家就在前面不远。”他执意不让乔怡送，将两只手提包一前一后搭在肩上，蹒跚走去。达姬跟在他身后，不时被街景吸引，停下脚呆看，老头儿不得不几番回头呼唤……
车还没有来。乔怡一直目送着他们。她突然感到一阵心酸——徐教导员变得多厉害呀，背驼了，步子碎了，连动作表情也显得委琐了。过去以干练著称的体态，现在竟显出几分龙钟。最可怕的是一种无形的变化，过去那种近乎蛮不讲理的自信不见了。
七十年代初，乔怡和十几个上海新兵在这个广场上集合。他们你推我搡，为一点点磕碰尖声抱怨着，列好了很不象样的队伍。一个瘦高身材的军人走过来，他的步伐似乎用测距仪量过，显得那么平稳均匀。他穿着洗白的人字呢军装，膝盖上有两块精致的补丁。奇怪的是，他往队前一站，这群穿着军装的大孩子大气也不吭了。
“立正——”他不知从哪里迸出一种金属撞击似嗓音，随后行了个漂亮的军礼。这过分庄重的礼节使大孩子们傻里傻气地鼓起掌来。
“肃静！”他对这捧场毫不领情，膀子短促有力地一挥，有点凶，“稍息。”
面对十几张肃然起敬的面孔，他把双手卡在亮锃锃的腰带上。
“同志们！你们是干什么的？是战士！从今天起，你们和他们（指指围观的老百姓〉是军民关系！对不对？”
新兵们又犯傻了，一齐开心地笑起来。
“笑什么？！从现在起，你们要逐渐缩短老百姓到军人的距离！懂不懂？”
“懂——”这次大伙接受了教训：军人是不能随便笑的。
他满意地欠了欠脚跟，接着谈起解放军是个怎样的大学校，大家庭。不作美的天在这个最庄严的时刻下起雨来。队伍里的桑采伸出舌头去接雨点，身材最矮小的黄小嫚缩得更矮了，还有两个姑娘掏出花手帕顶在头上。乔怡更是骚动不安，她军帽下拖了一根长长的辫子，听外婆说，淋了雨，长头发非生虱子不可。而这个穿人字呢军装的人眼皮也不眨，仍笔直地站在那里，讲着“大学校、大家庭”。雨下大了，队伍开始骚乱，新兵们都缩起脖子，表情又可笑又可怜。十三岁的桑采终于耐不住叫道：“下雨了呀……”
“徐教导员，”将要任女兵班长的田巧巧站出来替大家请愿，她是有一年军龄的老兵了，“是不是先上车？……”
徐教导员阴沉沉地看着这个不象样的队伍。
“立正——！向右看——齐！”
新兵们看见右边停了一辆红白相间的大轿车，只等一声“解散”，他们就准备逃到那里面去。二月的雨，淋在身上不怎么带劲儿。可徐教导员毫不动心，把身板挺得更直了：“你们虽是文艺兵，但首先是个兵！是野战军的文艺兵！所以要象个兵样！”
队伍里有人斗胆发议论，说他“比郭建光还郭建光”，“比杨子荣还杨子荣”。他让大家披上雨衣。而等新兵们将周身裹严实后发现他那发白的军装颜色变深了，被雨淋湿的部分在迅速扩大版图。他毫不在乎，嗓门依然发出金属之声。新兵们不再有想逃的了。看着这个“兵”，他们开始玩味“兵”的含义。刚才围观的老百姓一转眼全逃到有屋檐的地方去了。只有“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逃。仿佛他们顿生一种“兵”的意识，顿悟一种“兵”的骄傲。他们学他的样，都把腰挺得直直的……
那一天，他们步行进入军营，在徐教导员带领下，一路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桑采嗓子唱劈了，黄小嫚在雨里直吸溜鼻涕，乔怡的背包不久就到了田巧巧肩上。多数人走得歪歪趔趔，哼哼唧唧。事后他们才知道，这位教导员领着他们几乎绕城走了一周。
五路汽车来了，乔怡最后一个上车。她对任何事情都显得缺乏热情，或者叫心不在焉。
她的心不在焉曾惹恼过不少人。徐教导员头一次就发现了她这个特点：“大家都唱歌，你为啥不张嘴？”
“……对不起，”她大吃一惊，“每个人都必须唱吗？”
“部队嘛，不管干什么都应该步调一致。懂吗？”
“懂了……”她赶紧唱起来。可她始终没弄懂进食堂干吗非唱歌不可。
新兵的第一顿饭给乔怡留下极深的印象。其一是唱歌，其二是年龄最小的桑采大闹一场。她首先对食堂没桌没椅抱怨不迭。八个新兵围成一圈，一个挨一个蹲在一只铝盆周围。
桑采往盆里瞅一眼便嚷起来：“我不要吃两种混在一块的菜！”没人理她。因为饭前宣布了纪律，吃饭时不许说话。她说了几遍觉得无趣，便抹起泪来。女兵班长田巧巧赶来，问清原由，“嗬”的一叉腰：“你们家是地主老财吗？这菜不吃想吃啥？”她一句话就让桑采止住了泪，不过嘴巴仍在不服输地直撇。
等田班长一转身，她便“呜”的一声嚎啕起来。一面哭一面喊：“姆妈！姆妈……”
从上海来的新兵都记得她那位姆妈：在火车站搂着女儿几乎哭瘫了，一面还要颠三倒四地抱怨：“要不是怕你将来要去插队落户，姆妈哪里舍得你走……当兵到底比黑龙江好多啦！”当时的桑采倒毫无悲色，并不时怨怪母亲哭得她好难为情。
徐教导员赶来时，桑采已哭出一头汗，鞋也蹬掉了。
第二天，新兵教育的第一课就是“忆苦思甜”。班长田巧巧先发言。她尚未开口，泪水已淌下来，全体新兵陡然肃穆了。接着，田班长语不成句地讲起爷爷——一个板胡老艺人的惨死。她那喑哑的噪音、质朴的语言，把一种凝重的气氛笼罩在这群不谙世事的新兵蛋儿周围。桑采从田巧巧掉泪时就开始哭，最后哭得衣襟也湿了。几乎每个新兵都发了言，有的叙述父辈的童年，有的在新旧对比中反省自己。最后，桑采在徐教导员的目光鼓舞下，忸忸怩怩掏出一张纸，上面只有寥寥数行字，并且字都象五香蚕豆那样大。
“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爸爸小时候常常饿肚子，连一个大饼也买不起。以后我坚决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完了。”
会后，徐教导员单独留下乔怡。
“今天就你一个人没发言。我敲了你好几次警钟，你还是好跑神。能和我谈谈，你在想什么吗？”
乔怡吓坏了，雪白的脸顿时涨得通红。
“没想什么。我……”她为难地咬住嘴唇。怎么讲呢？她的家庭有什么值得炫耀呢？听见桑采说到“大饼”，她跑神了。那年她刚上学，考试得了“双百”。外婆很郑重地从外面拎回一个盒子，盒子用几层报纸包裹着。打开一看，她惊叫：“栗子蛋糕！”
“奖给你的。”外婆垂着眼皮，和她祷告时的表情别无二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