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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只知道是在莱登霍尔街。”
“那么，你把信寄到哪里去呢？”
“寄到莱登霍尔街邮政局，他本人会亲自到哪里领取。他说，要是把信寄到办公室去，其他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会讥讽他和女人通信。因此，我提议用打字机把信打印出来，像他寄给我的信那样，但是他还是不同意。他说，看到我亲笔写的信就像见到了我本人，而用打字机打印出来的信，就像我们俩中间隔着一台机器一样。福尔摩斯先生，这说明他是非常喜欢我的，即便是一些很小的事情他也能想得非常细致。”
福尔摩斯说：“这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事情了。长期以来，我一直这么认为，小事情是最重要的。你还能想起来关于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其他小事情吗？”
“福尔摩斯先生，他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人。他喜欢与我一起在晚上散步，而不愿在白天散步，因为他说他不喜欢引起别人的注意。他温文尔雅，很有绅士风度，甚至说话的声音都非常温柔。他对我说，他小时候曾患过扁桃腺炎和颈腺肿大，从那以后嗓子一直不大好，说起话来声音嘶哑。他穿衣服总是很得体，非常淡雅、简约，但是他的视力较差，和我一样，所以戴着遮光眼镜来遮挡强烈、刺眼的光线。”
“那么，你继父温迪班克先生第二次去法国以后，事情又怎样呢？”
他信誓旦旦，让我把手放在《圣经》上发誓：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必须永远对他忠诚。
“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又到了我家里，并且提议，我们应该在我继父回国以前就结婚。他信誓旦旦，让我把手放在《圣经》上发誓：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必须永远对他忠诚。母亲对我说，他让我发誓是十分正确的，这足以证明他对我的感情。从一开始，母亲就对他非常有好感，甚至比我还喜欢他。这样，我在他们说要在一星期内举行婚礼时，提起了我继父。但是他们俩都认为，只要事后给他说一声就行了，不用在乎他的意见。母亲还说，在这件事情上她会替我把我继父摆平的。福尔摩斯先生，我并不赞成这种做法。虽然他只比我大几岁，却一定要得到他的允许，听起来有些好笑，但是我不愿意偷偷摸摸地做任何事情。因此我给继父写了一封信，寄到了他的公司驻法国办事处所在地波尔多。但是就在我结婚那天早上，这封信又被退了回来。”
“那么，这封信没有寄到他手里？”
“没错，先生。他在这封信寄到以前就已经起身回英国来了。”
“哈哈！真是不巧啊。那，你的婚礼是安排在星期五，在教堂举行的吗？”
“是的，先生。静悄悄的，没有张扬。我们决定在位于皇家十字路口的圣救世主教堂举行婚礼。婚礼后到圣潘克拉饭店吃早餐。那天早上，安吉尔乘了一辆双轮双座马车来接我们娘俩。但是我们是两个人，他就安排我们两个坐上了这辆马车。当时街上恰好过来一辆四轮马车，他自己就坐上了那辆马车。我们提前走到了教堂，他所乘坐的那辆四轮马车随后也到了，我们等着他下车，却始终没见他从车厢里下来。那辆车的车夫从赶车的座位上下来，发现乘客已经没了踪影！车夫说他也不知道人到底去哪里了，因为他亲眼看着他坐进车厢的。福尔摩斯先生，那是上星期五，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他失踪了。”
福尔摩斯说：“在我看来，他这么对待你，是对你的极大侮辱。”
“哦，不，不，先生。他是个好人，对我非常好，不会就这么离开我的。您看，他早上就对我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要对他忠诚；哪怕是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把我们分开了，我也要永远遵守我对他的誓约。我相信，他迟早会来实现他的保证的。在结婚当天早上，说这样的话好像有点令人疑惑不解，但是从以后发生的事情来看，其中的含义已经不言自明了。”
“这肯定是有特殊含义的。那么，你本人也认为他遇到了料想不到的灾难？”
“一点没错，先生。我想，他可能预感到了某些危险，要不然他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然后，我想他所预感的事情就发生了。”
“那么，你有没有想过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
“再问一个问题。你母亲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她非常愤怒，叫我永远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那么，你的继父呢？你把这件事告诉他了吗？”
“告诉他了。他跟我想的一样，认为肯定是发生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但是迟早会有安吉尔的消息的。就像他说的那样，把我带到教堂门口就离开了，会得到什么好处呢？如果他借了我的钱，或者同我结了婚而将我的财产转移到了他的名下，也许还能讲得通。可是安吉尔在钱这个问题上是完全自立的。我的钱，哪怕是一个先令，他都从来不看一眼的。既然这样，还会有什么事可能发生呢？为什么连信都不给我写一封呢？唉，这事都快把我逼疯了。我晚上都睡不着觉。”她从皮袖筒里掏出一块手帕，捂着脸开始抽泣起来。
福尔摩斯站起身来，说：“我来办你的这件案子。请放心好了，我们一定会把问题搞清楚的。现在让这副担子从你肩上卸下来，挑在我肩上吧。总而言之，让安吉尔先生从你的记忆中抹掉，是他先离你而去的。”
“那么，您认为我再也见不到他了吗？”
“恐怕是这样的。”
“那么，他到底出了什么事呢？”
“你把这个问题交给我就行了。请你保留关于他的信件，我需要得到关于这个人形象的准确的描述。”
她说：“在上星期六的《纪事报》上，我登过寻找他的寻人启事。就是这则寻人启事。这里还有四封他写来的信。”
“谢谢。你的通信地址是什么呢？”
“坎伯韦尔区，里昂街31号。”
“我知道你没有安吉尔先生的地址。那么，你父亲的公司地址在哪里呢？”
“他是芬丘奇街的法国红葡萄酒大进口商韦斯特豪斯·马班克商行的推销员。”
“谢谢你。情况你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请你留下这些信件，记住我给你的忠告：这件事件已经结束了，不要让它影响你的生活。”
“福尔摩斯先生，我知道你这是对我好，可是这个我做不到。我必须对安吉尔忠诚。不管他什么时候回来，我都等着他。”
我们的这位客人，虽然戴着一顶不太合时宜的帽子，还满脸的迷茫和不知所措，但是她的淳朴、她的痴心、她的高尚情操，令我们油然起敬。她把一小沓信件放在桌子上就离开了。临走时，她说如有需要她会随叫随到。
福尔摩斯手指尖仍然顶着手指尖，两腿向前伸直，目不转睛地盯着天花板，好几分钟没有说话。然后，他从架子上取下那个使用多年、通体油腻的陶制烟斗。这烟斗好像能给他出谋划策。烟丝点着以后，他朝后靠在椅子上，吐出浓浓的蓝色烟圈，一脸愁容，神情恍惚。
他说：“那个姑娘非常有趣，值得去研究一下。我发现她本人比她的案件更有意思。说实话，她的案子不过是小菜一碟。如果翻阅一下我的案例索引的话，你就能找到许多类似的例子，如1877年安多弗案、去年发生在海牙的一个案件等。案情基本一致，只有其中一两个情节比较新鲜。倒是这位姑娘给人很多启发呀。”
我说：“在她身上，很多我看不出来的东西似乎被你看出来了。”“不是看不出来，华生，而是不注意。你不知道该注意哪里，所以很多重要的东西你没有看出来。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所以你也不会想到：袖子非常重要，从大拇指指甲中也能看出问题，在鞋带上也能有大发现。好了，从这个姑娘的外表上，你能看出些什么呢？你描述一下吧。”
“哦，她头上戴着一顶蓝灰色的宽边草帽，帽上插着一根砖红色羽毛。她穿着深灰色的短外套，上面缝缀着黑珠，边缘镶嵌乌黑贴边流苏。比咖啡色还深的褐色上衣，领部和扣子是窄条紫绒。浅灰色的手套，右手食指已经被磨破。我没有留意她穿什么样的鞋。她微胖，戴着小小的金耳坠。整体来看这个人是相当富裕的，神态是舒适、惬意的。”
福尔摩斯轻轻地鼓了鼓掌，抿起嘴笑了笑。
“华生，我这不是在恭维你，你的确有很大长进。你的描述真是太精彩了。虽然你忽略了很多重要的东西，但是已经掌握住了方法。你对颜色的观察倒是很精准。华生，决不能依靠粗略的印象，而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细节上。看一个女人，我总是从她的袖子着眼。看一个男人，我们应该首先观察他裤子的膝部。就像你看到的那样，这个女人的袖口是长毛绒做的，这是最能透露案件线索的一种布料。在手腕往上一点有两条纹路，这是打字的人胳膊压在桌子上的痕迹，能够很清楚地看出来。用手摇式的缝纫机也能留下类似的痕迹，不过痕迹是在左臂上，离开大拇指最远的一边，而不是像打字员的痕迹那样整条横穿过手臂。然后我看了一下她的脸，发现鼻梁两边都有夹鼻眼镜留下的凹痕，于是我就大胆提出她是近视眼，还是个打字员。她好像对我的判断感到非常奇怪。”
“这也使我感到非常惊诧。”
“可是一点不错，这很容易就能看出来。接着我向她的脚看去，惊奇地发现，她所穿的两只靴子，粗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仔细一看原来根本就不是一双。一只靴尖上是花纹皮包头，另一只却不是。一只有5个扣子的靴子只扣了最下面的两个，而另一只则扣上了第一、第三和第五个扣子。是这样，如果你看见了一位穿戴得很整洁，却穿着不配对的靴子，靴上的扣子只扣上了一半的时尚女郎，那她离开家时一定非常匆忙。这不是一个有很大难度的推论吧。”
“还有呢？”我问。我的朋友精辟的推理，常常激发起我浓厚的兴趣。
“对了，我还注意到她在穿戴好了之后准备走出家门的时候写了一张字条。你看见了她右手套的食指那个地方破了个洞，但是很明显你没有观察到她的手套和食指都沾了紫色墨水。她一定是写得非常匆忙，蘸墨水时笔插得很深了。这种事情一定是在今天早上发生的，要不然她的手指上不会现在还清晰地保留着墨迹。这些东西虽然推理起来并不难，但却非常有意思。闲话少叙，言归正传，华生，把寻找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那个寻人启事给我读一读好吗？”
我把那一张小小的打印稿拿到灯光前，念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