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颗橘核 (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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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接管霍舍姆的房子以后，听从我的建议，把阁楼里长年上锁的那间房认真地检查了一遍。黄铜匣子还在那里，不过里面的东西早就被毁掉了。匣盖内侧有个写着‘K.K.K’的纸标签，标签下面还有‘信件、备忘录、收据和一份名单’等字样。据我和父亲猜测，那应该就是伯父毁掉的文件所剩下的。我们只找到了很多散乱的纸张，和记录我伯父在美洲生活的笔记本，再没有别的重要的东西了。笔记本上记载的有关于战争的情况，有他尽忠尽职获得‘英勇战士’称号的事情，还有关于战后南方各地重建期间的有关政治记录，那些记录明显表明，我伯父当时曾极力反对那些由北方派来投机政客，因为他们身无分文，只随身携带一个手提包，就闯入南方进行搜刮。

“我父亲搬去霍舍姆居住是在1884年初的时候，在那里，我们过得一直都很平安顺心。可是，1885年元旦过后，新年的第四天，我跟父亲坐在餐桌边吃早饭的时候，父亲突然惊叫一声，只见他一手拿着刚拆口的信封，另一只手的掌心有五颗干瘪的橘核。平日里，我跟他说伯父的遭遇时，他总嘲笑我是无稽之谈。等他也遇上这种事情时，却也吓得惊慌失措，精神恍惚。

“‘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约翰？’他结巴地问我。

“我的心一下子像坠了铅块似的变得沉重起来。‘上面有K.K.K。’我说。

“他看了看信封口的内侧。‘真的有啊，’他嚷道，‘正是这几个字。可上面还有字呢。’

“‘把文件放到日晷仪上。’我站在他身后盯着信封念道。

“‘什么文件？什么日晷仪啊？’他又问。

“‘是花园里的日晷仪，别的地方没有，’我说，‘文件肯定就是被销毁的那些。’

“‘呸！’父亲壮着胆子说道，‘我们这儿是文明国家，绝不允许他们这样乱来！这东西是从哪儿来的？’

“‘敦提。’我看着邮戳说。

“‘这恶作剧简直太荒唐了，’他说，‘什么日晷仪，什么文件，跟我有关系吗？我根本就不屑于理会这些无聊的事情。’

“‘如果是我，会立刻报警的。’我说。

“‘他们会把我当成笑柄轰回来的，我才不去呢。’

“‘那就让我去吧？’

“‘不行，你也不许去。没必要为这种无聊的事情庸人自扰。’

“跟我父亲争辩根本没用，他是个很固执的人。可是，我内心充满了不安，总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

“收到信的第三天，父亲出门去拜访他的老朋友，弗里博迪少校，那个少校当时在波斯陶山的一个堡垒当指挥官。他的出访让我觉得庆幸，因为我一直觉得，好像只要他离开家就能躲开危险一样。但我想错了。他走的第二天，我就接到了少校发来的电报，让我立刻赶去他那里。我父亲掉进一个很深的白垩矿坑里了，那个地方周围有很多那样的矿坑。等我急忙赶到的时候，看见他还在里面躺着，头骨摔碎了，永远地离开了。很明显，他天黑前从费勒姆回家，因为不熟悉乡间小路，加上白垩坑周围又没有护栏，验尸官很快就判定为‘意外死亡’。我仔细检查了与他死亡可能有关的事实，但没发现一点与谋杀相关的证据。没有施暴痕迹，没有脚印，没有被抢劫，也没找到见过陌生人的证人。但是，您应该知道，我的内心是无法平静的。我甚至敢肯定：绝对有人围绕着他策划了一个卑劣的阴谋。

“我就是在这样的凶兆之下继承了遗产。您可能会问我，为什么不干脆卖掉它。我的答案是：因为我深信，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家的灾难应该跟我伯父生前做过的什么事情有关，所以，无论是住在这栋房子，还是别的房子，危险肯定紧跟着我的。

“我父亲是1885年1月遇害去世的，距今已经两年八个月了。这段时间，我在霍舍姆的日子还算平静。我甚至以为灾难已经远离我家了，已经随着上辈人的离去而结束了。可谁能想到，我的希望过于乐观了。昨天早上祸害又敲门了，具体情况，跟当年发生在我父亲身上的一模一样。”

那个年轻人，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走到桌边，抖落出五个干瘪的橘核。

“就是这个信封，”他接着说，“伦敦东区的邮戳。上面的字，跟我父亲接到的那封信上的一样：‘K.K.K’，和‘把文件放到日晷仪上’。”

“您有没有采取什么措施？”福尔摩斯问。

“没有。”

“什么都没有？”

“说实话，”他垂下头，用那双瘦削而苍白的双手捂住脸，“我真是害怕极了，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可怜的兔子似的，眼睁睁地看着爬过来的毒蛇把自己缠住，就像被无情的恶魔牢牢地抓在手心里，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

“啧！啧！”福尔摩斯嚷道，“您必须采取行动，先生。要不然，您可就真有危险了！现在，要想挽救自己，只能打起精神，没有时间在这里唉声叹气了！”

“我去找过警察。”

“哦！”

“但是，他们都把我说的话当笑话听了。我知道，那警长肯定想当然地认为那些信都是恶作剧，而且，就像验尸官说的那样，我那两个亲人完全死于意外，与警告信没有关系。”

福尔摩斯紧攥拳头挥舞着。“简直是愚蠢至极！”他叫道。

“他们派了一个警察，在那栋房子里陪着我。”

“他今天晚上和您一起来的吗？”

“没有。他奉命只在房子里待着。”

福尔摩斯再次愤怒地舞着拳头。

“那您还来找我干什么？”他嚷道，“最关键的是，您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来找我啊？”

“我不知道。直到今天，我跟普伦德加斯特少校说起我的处境的时候，他才建议我来找您的。”

“您都收到信两天了，我们本应该在这两天就采取行动的。除了您刚才说的那些情况之外，还有别的或许能对我们的侦查有用的细节吗？”

“还有一样东西，”约翰·奥本肖说着，摸索着上衣口袋掏出了一张已经褪色的蓝纸，摊放到桌上。“我还记得，”他说，“我伯父那天烧毁文件的时候，纸灰堆里留了一点没烧着的小纸片，那纸片也是这种特殊的颜色。这张纸，是我在伯父房间的地板上发现的。我猜想，可能是从一沓纸中掉出来了，所以就没被烧毁。这纸上只提到了橘核，我看不出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我想这可能是伯父的日记，因为上面的字迹确是他的。”

福尔摩斯移了一下灯，我俩俯身去看那张纸。纸的边缘参差不齐，确实像从本子上撕下来的。顶端写着“1869年3月”的字样，下面就是些令人费解的记录：

4日：哈德森来。还是那套旧政见。

7日：把橘核交给奥古斯丁的麦考利、帕拉诺尔和约翰·斯温。

9日：麦考利已除。

10日：约翰·斯温已除。

12日：拜访帕拉诺尔。一切顺利。

“谢谢您！”福尔摩斯说着，叠起那张纸还给来客。“现在，您一分钟都耽搁不得。我们甚至连讨论案情的时间都没有。您得立刻回家，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