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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82年到1890年间，我为福尔摩斯的探案做了很多笔记和记录，当我再次拿出来翻阅的时候，发现稀奇有趣的案件真的是太多了，我甚至不知道究竟该如何取舍。有的案件，已经通过报纸广为人知了，尽管报上刊登的部分案件，根本没能让我朋友那卓越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但那些报纸还是拿来作了精彩的报道。还有些案子，他分析的技巧和过程确实令人费解，讲起来有可能会虎头蛇尾。也有些案子，他只弄清楚了部分环节，对整个案件情节的分析，只停留在推测或假设的阶段，没有他最看重的可靠准确的证据作为依据。在最后说的这类案子中，有一桩案子的情节非常复杂、结局也是出人意料，让我忍不住想讲述一番。虽然有关这个案子的部分真相还没有弄清楚，不过，或许是永远都弄不清楚的。
1887年，我们接手了一连串的案件，不管是有趣还是无聊，大案还是小案，我都做了详细的记录，而且一直保留到现在。整整12个月，记录的案件标题有如下这些：帕拉多尔会所探险案；业余乞丐协会案，在一个家具店库房的地下室，那些乞丐竟然拥有一个极度奢华的俱乐部；与英国“索菲·安德森”号轮船失事有关的案子；格莱斯·彼特森的乌法岛探险案；还有坎伯韦尔投毒案。据最后一案记载，当福尔摩斯把死者的表重新上发条的时候，发现那块表的发条两个小时以前就已经被上紧了，由此证明，死者那个时间已经上床睡觉了。这个结论对理清整个案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朝一日，我可能会把所有这些案件的梗概都叙述出来，但是，我现在准备执笔叙述的，是所有案件中情节最为扑朔迷离、最荒诞不经的一件事。
那是9月下旬，正值秋分时节，暴风雨异常的猛烈。狂风整日怒吼，瓢泼的大雨击打着窗户。在人类亲手建造的偌大伦敦城里，那样的时刻，无论是谁都会因为日常生活受到影响而变得情绪低落，都必须承认自然界那强大的威力，它透过文明的栅栏对着人类狂吼乱叫，就像铁笼里未被驯服的猛兽一样。随着天色逐渐变暗，暴风雨也更加肆虐起来，风从壁炉的烟囱钻进来，很像是婴儿发出的哭泣声。福尔摩斯在壁炉一边坐着，情绪很不稳定，正埋头整理案件记录摘要卡；我坐在他对面，沉浸在克拉克·拉塞尔写的一本精彩的海洋小说里。当时，外面那咆哮的暴风和瓢泼大雨，正好与小说的主题相呼应，混成一体，雨声似乎也变成了海浪的澎湃声。我妻子那几天正好回娘家探亲了，所以我又成了贝克街故居的房客。
“嗨，”我说着，抬起头看了同伴一眼，“门铃响了。这样的夜晚，还有谁会来啊？可能是你哪位朋友吧？”
“我除了你，哪有什么朋友啊？”他说，“再说，我也不鼓励别人来访。”
“那可能是委托人吧？”
“要是委托人的话，案情肯定非常紧急。否则，谁也不会在这样的天气出来。不过，我感觉来者更有可能是我们房东太太的好朋友。”
福尔摩斯这次猜错了。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然后有人敲门了。他伸着长长的胳膊，把用来给自己照明的那盏灯转向一张空椅子，好方便来客就座，“进来吧。”他说。
进来的是个年轻小伙儿，看着22岁左右的样子，衣服整洁而考究，举止得体，谦恭有礼。借着灯光，他焦急地四处打量着，他脸色苍白，目光沉重，一看就知道他的内心承受着某种难耐的煎熬和折磨。
“真是太抱歉了，”他说，“但愿我没有太打扰您！外面暴风雨很厉害，我身上的泥水，恐怕已经弄脏了您整洁的屋子。”
“把雨衣和伞都给我吧，”福尔摩斯说，“挂到钩子上，很快就干了。我看您应该是从西南方向来的。”
“是的，我来自霍舍姆。”
“因为我看见您的鞋尖上沾了一种很特别的石灰土。”
“我是特意来向您求助的。”
“这个好说。”
“福尔摩斯先生，我久闻您的大名。我从普仁德加斯特少校那里，听说了您是怎么在坦克维弗尔俱乐部的丑闻案件中把他救出来的。”
“哦！是的。他被别人诬告玩牌时行骗。”
进来的是个年轻小伙儿，看着22岁左右的样子，衣服整洁而考究，举止得体，谦恭有礼。
“他告诉我说，不管是什么问题，您都能解决。”
“他言过其实了。”
“他说您是不败将军。”
“我有过四次失败的经历——三次败给男人，一次败给一个女人。”
“但是，与您无数次的胜利相比，这些是微不足道的。”
“也是，总的说来，我还是成功的多。”
“那我的这件事情，您也应该会成功的。”
“请您靠近壁炉一点，把案子的细节说一下吧。”
“这个案子简直太不寻常了。”
“来我这儿谈的，都不是一般的案子。我这儿都快成最高上诉法院了。”
“但是，先生，我想知道，在您遇到的所有案子中，有没有比我说的这一连串神秘费解的事件更为离奇的？”
“您这么说，让我很感兴趣，”福尔摩斯说，“您还是先讲讲主要的事实吧，然后，我会问您一些细节问题，都是我认为非常关键的。”
年轻人把椅子往前挪了挪，把那双湿漉漉的脚伸到炉火旁边。
“我的姓名，”他说，“约翰·奥本肖。我感觉，我自己跟这可怕的事情并没什么关系，这都是上一辈人留下来的。所以，为了让您对整件事情有个总体把握，我得从事情的开头说起。
“我祖父有两个儿子——伯父伊莱亚斯和我父亲约瑟夫。我父亲在考文垂开了一家小工厂，自行车发明以后，他扩建了原来的小工厂，还拥有奥本肖优质车胎的专利，所以，生意一直都很红火。后来，他把工厂卖了，得了一笔巨款，过着优裕的退休生活。
“我的伯父伊莱亚斯，年轻的时候一直居住在美国，他在佛罗里达州拥有自己的种植庄园。听说他的庄园经营得相当不错。南北战争爆发以后，他加入了杰克逊的部队，后来又归到了胡德部队，荣升为上校。南军统帅罗伯特·李投降以后，他重返庄园，又在那里住了三四年。1869年或者是1870年的时候，他回到欧洲，在霍舍姆附近的苏塞克斯郡买了一小块地。他在美国的时候发了一大笔财，只是因为他厌恶黑人，又不满共和党赋予黑人的选举权利，才离开那里回英国来的。他这个人性格孤僻怪异，容易急躁，生气的时候脏话连篇。他在霍舍姆居住的这些年，深居简出，很少与人来往，我甚至怀疑他有没有进过城。他有一个小花园，房屋周围还有两三块空地，可以让他锻炼身体，但他经常好几个礼拜都不出门。他不只酗酒，烟瘾也很大；还不喜欢参加社交活动，几乎没有一个朋友，甚至和自己的亲弟弟都不怎么来往。
“不过，对我比较例外，他很喜欢我。他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我还只是个十一二岁的孩子。记得那是1878年，他那时已经回国八九年了。他请求我父亲允许我跟他住一起，对我很是疼爱。他清醒的时候，喜欢陪我斗双陆棋、下国际象棋。他还让我代表他管理佣人，跟那些生意人打交道。所以，我16岁的时候，俨然是那个家的小主人了。所有的钥匙都是归我管的，我在家里行动自由，只要不影响到他的隐居生活就行。但是，有一个地方例外，家里的阁楼有很多房间，其中有一间堆满了破旧的杂物，但长年都上着锁，不管是谁，就连我都不能进去。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曾经从钥匙孔窥视过里面。但是，里面除了一大堆破烂的箱子和包袱之外，也没看见有其他东西。
“1883年3月的一天，伯父餐盘的前面，放着一封信，还是外国的邮票。对伯父而言，有来信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因为都是现金支付，不可能是账单，他也没有任何朋友。‘印度来的信！’他拿着信，惊讶地说，‘邮戳是本地治里的！会是什么呢？’他慌忙拆信封的时候，五个橘核突然掉到盘子里。我正想张嘴大笑呢，看见他突然变了脸色，我的笑容顿时僵住了。他张着嘴，瞪着眼，面如土色，直直地盯着发抖的手中的信封。‘K.K.K！’他嚷叫起来，‘天啊，天啊，在劫难逃啊！’
“‘伯父，你怎么了？’我吓得也喊了起来。
“‘要出人命了！’他说着，就起身回房间去了，留下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吓得直哆嗦。我拿起信封，在信封口抹胶水上面的那层，看见了三个K字，用红墨水写的，而且字迹潦草。除了那五个干小的橘核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伯父为什么会吓成这样呢？我离开餐桌上楼的时候，他正好从楼上下来，一只手拿了把生锈的钥匙，毫无疑问，肯定是阁楼那间屋子的，另一手拿着一只钱盒状的小黄铜匣。
“‘随便他们怎么做吧，可最后还是我赢了他们，’他像在赌咒一样地说，‘今天，让玛丽把我房间的壁火生着，再命人去把霍舍姆的福德姆律师请来！’
“我按他的要求去办。律师来了以后，他把我也叫进了他的房间。壁炉的火烧得很旺，靠近炉栏的位置，有一堆蓬松的黑色纸灰。那小黄铜匣子，敞开着放在旁边，里面什么都没有。我看了一眼那小匣子，又吓了一跳，因为匣子盖上也印着三个K字，和我上午在信封上看见的一模一样。
“‘约翰，我希望，’伯父说，‘你能当我遗嘱的见证人。我把我的家产，连同它所带来的所有的好处和坏处，全都留给我的弟弟——你的父亲，其实，也等于说是留给你的。你要是能平安享用，当然是最好的；可是，孩子，你如果发现不能的时候，我劝你最后把它全都交出去，至少能保住性命。我非常抱歉留给你这样一份家业，它就像把双刃剑一样，我不知道事情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你在我的遗嘱上签个字吧，福德姆律师会告诉你签到哪儿的。’
“我在律师指定的地方签上了名字，然后，他就带着遗嘱走了。您可以想象一下，这件奇怪的事情，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我思前想后，反复琢磨，仍旧弄不清楚其中的奥妙。可是，这件事情带来的那种恐怖的阴影，我一直无法摆脱。幸运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种不祥的感觉慢慢淡了下来，而且，我们周围似乎也没有发生什么异常的事情。可是，从那以后，我伯父的行为举止更加异常了，喝酒比以前更凶了，更加抵触与外界接触了。他整天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消磨时光，而且还从里面上了锁。有时候，他又会像发酒疯一样，拿着手枪冲出屋子，在花园里疯狂地乱跑，还尖声地喊叫着，说他谁都不怕，谁都不能像圈禁绵羊一样约束他。一阵疯乱过后，他又失魂落魄地慌忙跑回房间，锁上门，还把门闩也插上，就像一个内心充满恐惧的人，再也硬撑不下去了一样。他每次发狂的时候，那张脸总是汗涔涔的，就算是天寒地冻，也是湿漉漉的，就像刚从脸盆里出来一样。
“哦，福尔摩斯先生，还是直接说事情的结果吧，您已经听得不耐烦了。有一天夜里，他又发酒疯了，突然就冲了出去，可是这次再也没有回来。我们出去寻找，在花园角落的一个绿色的脏水坑里找到了他，他脸朝下趴在那里。周围没有任何施暴的痕迹，那水坑只有两英尺深。鉴于他平时行为古怪，陪审团就判他是‘自杀’。但是，我一向都很清楚，伯父这个人非常怕死，要说他跑出去寻短见，无论如何我是无法相信的。这件事情过去以后，我父亲继承了他的地产，还有他在银行里的14000英镑的存款。”
“打断一下，”福尔摩斯插话道，“我有一种预感，您说的这个案子，将是我所见过的最离奇的一桩。请告诉我，您伯父收到那封信的日期，和他自杀的日期，当然，这自杀是别人说的。”
“收到信的时间是1883年3月10日。他是在7个礼拜之后的5月2日夜间去世的。”
“谢谢。请您接着往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