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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往纳伊的市内小火车过了马约城门,正沿着林荫大道驶向塞纳河畔。小车头拉着一节车厢,用汽笛声赶走路上的障碍。它喷着蒸气,呼哧呼哧喘息,真像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一个人;活塞里发出急速的咚咚声响,又好似铁腿在奔跑。傍晚,大道上溽暑熏蒸,虽然没有一丝风,路面上却扬起粉笔末似的白色尘土,密密麻麻,又呛人又滚热,粘在你汗湿的皮肤上,眯你的眼睛,一直钻进你的肺里。
大街两旁,有许多居民在门口透空气。
车上的玻璃窗都放下来了;所有窗帘在疾驶带起的风中飘动。车厢里只有少许几位乘客,只因天气太热,大多乘客爱待在顶层和外面平台上。有一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胖太太,是住在郊区的小市民,她们不懂得高雅,就拿装模作样来充数。还有一些坐腻了办公室的先生,由于长期伏案工作,他们脸色蜡黄,弯腰驼背,一边肩膀显得高些。他们那愁苦惶遽的面容,表露他们有家庭烦恼,经常拮据,也表露彻底化为泡影的早年的希望,加入了衣衫褴褛的穷鬼大军:他们在巴黎边缘辟垃圾场安家,住在刷白灰的破房子里,过着紧巴巴的日子。
紧挨车门坐着一个又矮又胖的男人,他的脸膛虚胖,便便大腹垂到叉开的双腿之间,那身黑色服装上佩戴着勋章绶带。同他聊天的人又细又高,衣冠不整,穿了一套极脏的白色斜纹布服装,戴着一顶破旧的巴拿马草帽。那个矮胖子说话吞吞吐吐,犹犹豫豫,有时真像个结巴,他就是海军部主任科员卡拉望先生。那个瘦高个儿从前在商船上当卫生员,后来到弯路圆点广场附近定居,用他海上生涯仅余的一点模糊的医学知识,为当地的穷百姓治病。他叫舍奈,要别人称呼他“大夫”;关于他的品行也有不少传言。
卡拉望先生始终过着规范的机关职员的生活。三十年来,他一成不变地上班,每天早晨走同一条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遇到同样去上班的人,傍晚下班还是走同一条路,又遇到眼看着衰老的同样的面孔。
每天,他到圣奥诺雷郊区大街口,花一文钱买份报纸,再买两个小面包,然后走进部里大楼,那神态活像个投案自首的犯人,急匆匆地赶到办公室,心里惶恐不安,总担心自己的工作有什么疏漏而遭训斥。
他这种单调的生活规律,从来没有发生任何变故;因为,除了办公室的事务,除了升级和奖金,任何事件都与他无关。他早已不在乎嫁妆,娶了一位同事的女儿,但无论在部里还是在家里,他只谈公事。他那头脑在日常办公中逐渐萎缩而愚钝了,除了与部里有关的事情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念头,没有其他希望和梦想了。不过,他的科员生涯的满足感,总掺杂一种扫兴的苦涩滋味:那些海军军需官,因为军装上的白条纹而得了“白铁匠”诨号的家伙,一调进部里就当副科长或科长;他和妻子都同样愤愤不平,每天吃晚饭的时候,他就大谈特谈,摆出种种理由证明,让那些命该在海上漂泊的人到巴黎来任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极不公道的。
不知不觉中一生度过去了,现在他年事已老。他出了校门,就跨进机关门,从前他见了就发抖的学监,如今换成了他怕得要死的上司。他一到那些室内暴君的门口,就从头到脚打哆嗦;由于长期处于这种惶恐不安的状态,他就形成了一种笨拙的举止,见人低声下气,说话也神经质似的口吃。
他对巴黎的了解,多不过每天由狗领到同一门檐下讨饭的一个瞎子。他在小报上看到什么事件和伤风败俗的社会新闻,也认为是编造的离奇故事,专供小职员消遣。他一贯奉公守法,是个没有明确见解的保守派,但敌视“新事物”,凡遇政治新闻,他都略过去,不过他那小报刊载政治新闻时,总要被某一方收买而歪曲事实。每天傍晚,他沿着香榭丽舍大街回家,望着熙来攘去的行人和川流不息的车马,那神态就像一位游客穿越遥远而生疏的异域。
就在这一年,规定的三十年服务期满,一月一日那天,他得了一枚荣誉团勋章。须知在这种军事化的机关里,那些被锁在绿皮卷宗上可悲的苦役犯,经过长期而惨苦的劳役(即所谓“竭诚效力”)之后,就会得到这种奖赏。这一出乎意料的荣誉,使他对自己的才干有了更高的新看法,同时也彻底改变了他的习俗。从那以后,他不再穿杂色裤子和奇装异服,换上黑色裤子和礼服,这才配得上勋章的宽宽绶带,同时,他每天早晨刮脸,更加仔细地修指甲,隔一天就换一次衬衣,总之,转瞬之间,卡拉望换了一个人,衣冠整洁,有了威仪,又能谦和待人,他这样注意风度礼仪,尊重他所跻身的国家“勋位团”,也是理所当然的。
他回到家里,总把“我的勋章”挂在嘴边,这种自豪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简直不能容忍别人的扣眼上挂别的勋章,见了外国勋章更是火冒三丈:“不能让他们在法国佩戴出来。”他尤其恨每天傍晚在小火车上遇见的舍奈大夫,怪他戴一枚白不白蓝不蓝、黄不黄绿不绿的什么勋章。
从凯旋门到纳伊门这段路,他们俩的谈话也总是相同的。这天同往日一样,先谈到他们俩都憎恶的本地的种种弊端,而区长却尸位素餐。继而,卡拉望就把话题转到疾病上来,这是同一位大夫在一起所必然谈到的,他指望借闲谈之机,能免费捡到一点小教益,如果不动声色,问得巧妙,说不定还能得到一次诊断。况且,近来他母亲的状况令他担心,时常昏厥,许久才醒来,年已九旬却不肯求医。
母亲高寿,卡拉望说起来总要动情,一再对舍奈大夫说:“你能经常见到这样长寿的人吗?”他喜滋滋地搓着双手,这倒不见得他盼望老太太永远活在世上,而是因为母亲长寿对他是个好信号。
他还说道:“唔!我们家的人寿命都很长,因此,我敢肯定,如果不出意外,我会活到很老。”
卫生员以怜悯的目光看了看身边这个人,打量一下对方红赤赤的脸庞、肥嘟嘟的脖颈、垂到肌肉松懈的胖腿之间的大肚子,以及这个老科员容易中风的软塌塌的圆身材,这才掀了掀扣在头上的那顶灰不溜秋的草帽,嘿嘿一笑,答道:“不见得吧,老兄,令堂身体精瘦,而您却胖得像个皮球。”卡拉望心里一阵慌乱,便不做声了。
这时,小火车到站了,两个伙伴下了车。舍奈先生提议到对面环球咖啡馆,请喝一杯苦艾酒。他们俩常去那里,同老板挺熟。老板从柜台的酒瓶上面伸出两根手指,他们俩握了握,又走过去,瞧瞧从午间起就坐在那儿打多米诺骨牌的三位牌友。彼此亲热问候,也少不了打听一句:“有什么新闻?”然后,打牌的人又接着打牌,等这两位告辞的时候,他们头也不抬,只伸出手来;这两位握手告别,就各自回家去吃晚饭了。
卡拉望住在弯路圆点广场附近,是一座三层小楼,楼下开了一家理发店。
这套住宅有两间卧室,有餐室和厨房、几把重新胶合的椅子,按照需要从这间屋拖到那间屋。卡拉望太太的全部时间,都花费在打扫这套房子上;而十二岁的女儿玛丽——路易丝和九岁的儿子菲力浦-奥古斯特,则在大街的阳沟里,同本街道的所有顽童追打嬉戏。
卡拉望的母亲安置在楼上,她在这一带是出名的小气鬼,而她这人也精瘦,因此有人说,上帝把她精打细算的原则用到她本人身上了。她总好发脾气,没有一天不吵架,不大发雷霆的。她从窗口骂站在门口的邻居,骂蔬菜小贩、清道夫和孩子。孩子要报复,就等她出门的时候,远远跟着她,边走边喊:“老——妖——精!”
有个女用人干家务活,她是矮小的诺曼底人,粗心大意得令人难以置信。她睡在三楼上,挨着老太太,怕老太太有个三长两短。
卡拉望回到家中时,他那患有洁癖的妻子,正在用一块法兰绒擦拭几把散放在空荡荡几间屋里的红木椅子。她总是戴着线手套,脑袋扣一顶便帽,帽上缀饰的五颜六色缎带时时滑落到一侧耳朵上。她打蜡,擦拭或者洗刷,让人撞见时就总是这么说:“我不是富人,我家里整个陈设很简单,而我的豪华就是洁净,这也不亚于别种豪华。”
她天生就务实,有了准主意绝不改变,在大小事情上都是她丈夫的向导。每天夜晚,先是在餐桌上,然后又到床上,夫妻要长时间议论办公室的事情。丈夫虽然比妻子大二十岁,但是就如同向神父忏悔一样,什么事情都要告诉妻子,都要听从妻子的主意。
卡拉望太太从来就谈不上姿色,她又矮又瘦,现在可以说相貌丑陋了。这也怪她不会打扮,总是抹煞她那微弱的女性特征,如果穿戴得巧妙得体,本来应该突显出来。她的裙子似乎总扭向一边;她还爱在身上东抓抓西搔搔,也不管在哪儿,不管有什么人在场,这种习惯几乎成为怪癖了。在家里,她通常戴着自以为很漂亮的软帽,帽顶缀饰一大簇丝绸彩带,这是她想到的唯一装饰物。
她一瞧见丈夫回来,立刻直起身,亲了亲他的颊髯,说道:“亲爱的,你想着去波坦店了吗?”(这是他答应过的事。)他吓坏了,一下子倒在椅子上:这是他第四次忘记了。“真糟糕,”他说,“太糟糕了。这件事,一整天我都想着,可是没用,一到晚半晌总要忘掉。”看他那样子很难过,于是妻子安慰道:“明天想着就是了。部里没有什么新情况吗?”
“怎么没有,有一条大新闻:又有一个白铁匠当上了副科长。”
妻子的神情变得十分严峻,问道:
“到哪一科?”
“国外采购科。”
她立刻发火:
“这么说,是接替拉蒙的职位啦?这正是我想要你得到的位置。那么拉蒙呢?退休了吗?”
卡拉望讷讷答道:“退休了。”
妻子怒不可遏,软帽滑到肩头上:
“完啦,瞧吧,那个鬼地方,现在一点指望也没有了。你说的那个军需官叫什么?”
“博纳索。”
她查阅一向放在手边的海军年鉴,念道:
“博纳索。——土伦。——1851年生。——1871年任见习军需官,1875年任助理军需官。”
“他出过海吗?”
卡拉望听这一问,情绪就平静下来,同时萌生一阵喜悦,乐得肚子直颤动:“同巴兰一个味儿,同他的上司巴兰完全一个味儿。”
接着,他提高了笑声,又提起全部人都拿来开心的老笑话:“派他们去视察黎明军港,千万别走水路,乘小火轮去,他们要晕船的。”
不过,妻子仍然板着面孔,仿佛没有听见;继而,他缓慢地搔着下颏儿,咕哝道:“若是跟一名议员有关系就好啦!一旦议会了解那里发生的一切,部长就非下台不可……”
楼梯上响起一阵吵闹声,打断了他的话。玛丽-路易丝和菲力浦-奥古斯特从阳沟里回来,姐弟俩每上一级,就你扇我一个耳光,我踢你一脚。母亲大为光火,冲了过去,揪住每个人的胳膊,狠劲摇晃着,将姐弟俩丢进屋里。
两个孩子看见父亲,立刻扑上去;父亲久久地搂着亲他们,然后让他们坐在他膝上,同他们谈心。
菲力浦-奥古斯特是个丑孩子,头发像一堆乱草,从头到脚脏乎乎的,而且一脸呆相。玛丽-路易丝长得像母亲,说话也像母亲,重复她的话,甚至模仿她的动作。小姑娘也问道:“部里有什么新情况吗?”父亲快活地回答:“丫——丫头啊,你朋友拉蒙,就是每月都要来吃饭的那位,要离开我们了,一位新任副科长接替他的职位。”女儿抬眼看着父亲,以早熟的孩子那种同情的口气说道:“这么着,又有一个踏着你的后背上去了。”
父亲止住笑,没有回答;接着,他要转移话题,就问正在擦窗户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