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二次反叛 2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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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不愧是纳扎努丁！我们都想他这次完了。没想到他还能这么热情地谈论他新去的国家，借此让我们振奋，让我们反思他的运气。居高临下的还是他。虽然没有明说，但他看到我们这些人处境危险，那天他是来给我一个机会的。

在原来的国家他还有一些产业——一家商店，几个代理处。在把资产转移出这个国家的同时，他觉得还是审慎一些，继续把商店经营下去，免得人家对他的事情过分关注。现在他给我提供的机会就是这家商店，还有那几个代理处。

“它们现在不值什么钱了，不过会好转的。我真想白送给你，不过这对你对我都不好。你一定要见好就收。生意人可不比数学家。你要记住这一点。不要被漂亮的数字搞昏了头。生意人十块钱买进的东西，到了十二块钱就能出手了。有些人十块钱买进了，到了十八块还不松手，想等到二十块。都是漂亮的数字而已。等他的货跌到十块，他就想等到十八块。跌到两块，又想等到十块。或许最后能回到这个价位吧，但他已经浪费了一辈子四分之一的光阴。最后到手的钱只是聊以自慰的数字。”

我问他：“这店——比方说你是十块钱买的，你说你现在卖给我多少钱？”

“两块。过三四年它能涨到六块。非洲总会有生意做，现在只是暂时中断。对我来说，等着它从两块涨到六块太浪费时间。我在乌干达做棉花生意更有赚头，不过对你来说，资本会翻三番。你要记得见好就收。”

纳扎努丁从我的手相上看到了可信，但他看错了。我接过他的生意时在很大程度上失信了。我接手他的生意只是为了逃离。逃离我的家庭，逃离我们这个群体，这也意味着逃离我对他和他女儿心照不宣的承诺。

纳扎努丁的女儿是个可爱的姑娘。她每年到海岸来和姑姑们在一起住几个星期。她受过比我更好的教育，听说以后要进入会计或者律师行业。论条件，她是个不错的结婚对象，我也挺喜欢她，但只把她当成我的家人一样来喜欢。和她结婚容易得不能再容易，不过和她结婚也会压抑得不能再压抑。我开着我的标致离开海岸，为的就是逃脱这种压抑，逃脱其他的一切。

我失信于纳扎努丁，不过我一直把这个享受生活、喜欢探索的人当作自己的好榜样。我开车去的就是他的小镇。我对这个河湾小镇的全部了解都来自纳扎努丁讲的故事。人在紧张的时候会发生一些荒唐的事情，这趟艰辛的旅程到达终点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着的居然只是纳扎努丁所说的小镇饭店，以及欧洲的食品和葡萄酒。他说过：“那里的葡萄酒是萨科内和斯皮德。”这是一个商人的观察。他的意思是，即便在那里，在非洲的中部，酒也是从我们东海岸而不是另一边运过去的。但在我的想象中，我由着自己把他的话理解成纯粹的愉悦。

我没有去过真正的欧洲饭店，也没有开心地喝过酒——我们那边是禁止喝酒的。我也知道纳扎努丁描述的生活已经结束了。但我仍旧开车穿越非洲前往纳扎努丁的小镇，仿佛那种生活可以为我重现。

到了目的地，我才发现纳扎努丁在他的故事里渲染的小镇已经毁掉了，又恢复成了丛林，就像他决定出卖土地时所想象的丛林。尽管我有所准备，尽管别人给我讲述过最近发生的事件，我还是感到震惊和失望。我的失信似乎不那么重要了。

不要说葡萄酒！连最简单的食物都很难找。要想吃蔬菜，只能买罐头装的，罐子陈旧不堪，而且价格奇贵；要不就自己种。非洲人抛弃了小镇，回到自己的村庄，日子还好过一些。至少他们可以回到传统的生活，或多或少能做到自给自足。镇上剩下的其他人（包括几个比利时人、一些希腊人和意大利人，还有一小群印度人）就很惨了，要商品没商品，要服务没服务。大家一无所有，被迫像鲁滨逊一样艰难度日。我们有车，住的房子也不错。我买了一套公寓，就在一个空仓库上方，价格非常便宜，简直是半卖半送。不过这还不如披着兽皮住在窝棚里，这样日子过起来还不至于显得如此难堪。商店里空无一物，喝水也成问题，供电时有时无，汽油也经常短缺。

有一次，我们接连几个星期弄不到煤油，两条空油船在河下游被人劫走，当成大河的馈赠拖走，停放到一条秘密的溪流上，改装成住人的地方。这里的人为了防蛇，喜欢把院子刮得干干净净，一直刮到红土层，所以驳船的钢甲板就成了理想的地板。

在这些没有煤油的早上，我只好用木炭生火烧水。生火的器皿是一只英国造的铸铁火盆，是我商店里的存货，本来是卖给当地的非洲人的。我把火盆搬到屋子后面楼梯的中间平台上，蹲在那里用扇子扇。周围的人在做同样的事，炊烟四处升起，把这一带都染蓝了。

还有废墟。码头大门外有一块面目全非的纪念碑，上面只剩下几个拉丁词语Miscerique probat populos et foedera jungi，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这几个词我是牢牢记住了，我按自己的发音来念，它就像一句没有意义的小诗铭记在我的脑海中。这些字母刻在一块花岗石顶端，花岗石的其他部分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文字下方的铜像被扒掉了，花岗石上还残存着一些锯齿状的铜片，从图样看，雕刻者在顶上雕刻了一些香蕉叶和棕榈枝，衬托主体雕塑。我听说纪念碑落成就是前几年的事，殖民地时代行将结束之际，为的是纪念此地和首都之间开通汽船六十周年。

汽船纪念碑刚竖立起来就被摧毁了。而在落成典礼上肯定有人发表演讲，祝愿汽船业务迈进新的六十年。其他殖民时期的雕塑和纪念碑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底座被破坏，围栏被推倒，泛光灯被敲碎，上面锈迹斑斑。废墟就保持着废墟的样子，没有人来收拾。所有主要街道的名称都改掉了，粗糙的木牌上歪歪斜斜地写着新的名字。没有人使用新的名字，因为大家都不太喜欢。改名字的人只是想把旧名字废掉，消除人们对入侵者的记忆。非洲人深沉的愤怒，他们不顾后果的破坏欲望，都让人毛骨悚然。

但最让人毛骨悚然的莫过于急流附近沦为废墟的郊区。那里一度是房地产的宝地，现在又成了丛林，而且按照非洲习惯变成了公共地界。那里的房子被一间一间烧掉，放火前和放火后，本地人需要的东西被洗劫一空：一张张锡皮、一根根管子，还有浴缸、洗碗池、抽水马桶（这些容器不渗水，他们可以拿回去泡木薯）。广阔的草坪和花园又恢复成丛林；街道不见了；水泥或者空心土坯造的墙东倒西歪褪了颜色，上面爬满了藤蔓植物。灌木掩映中不时露出饭店（啊，那些萨科内和斯皮德葡萄酒）或夜总会的水泥框架。有家夜总会叫作“那波利”，这名字现在已经毫无意义，仍留在水泥外墙上，颜色快褪尽了。

经过雨淋日晒和灌木的摧残，这地方看上去已经很古老了，仿佛是一个已经消失的文明留下的遗址。废墟绵延很多公顷，仿佛在诉说一场毁灭性灾难。不过这文明仍未消失。这种文明就是我的生存环境，事实上，也是我仍在追求的文明。它能让我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处在废墟之中，你的时间感错乱了。你感觉自己像是个幽灵，来自未来而非过去。你感觉自己的生活和野心都已经实现，你所看到的是那种生活的遗迹。在你所处的地方，未来出现过，又消失了。

纳扎努丁的小镇满目疮痍，物资匮乏，形同鬼域。对我这样初来乍到的人来说，这里根本就没有社交生活。这里的外国人也没有向我表示欢迎。他们经历太多事了，也不知道事态会朝什么方向发展，一个个都非常紧张。比利时人，尤其是年轻的，都满腹牢骚，怨天尤人。希腊人都很顾家，就像其他顾家的人一样，他们咄咄逼人但又失意落魄，在这时候和家人好友守在一起。在周末，我轮流拜访三户人家，在他们家吃午饭，这顿午饭成了我的正餐。我拜访的全是亚洲人或印度人家庭。

我拜访过一对印度夫妇。他们住在一间狭小的公寓里，里头充满了阿魏胶的气味，装饰着纸花和颜色鲜艳的宗教画。这家的男人好像是个联合国专家什么的，合同到期后不想回印度，留在了这里，做些零工谋生。这对夫妇很客气，他们总是强调自己有义务款待受到惊吓或者处境窘迫的外国人（我想这可能是出于宗教原因）。不过老是这么说，热情好客的形象就大打折扣了。他们的食物汤汁太多，太辛辣，我有点受不了，我也不喜欢男主人吃饭的样子。他低下头，鼻子离食物只有一两英寸，吃东西的声音很响，总是喜欢咂巴嘴。男人吃饭的时候，妻子在边上给他扇扇子，眼睛一直盯着他的盘子看。她用右手扇扇子，左手托着下巴。尽管这样，我还是一周到他们家跑两趟，并不是看中他们的食物，只是想找个地方去罢了。

我去的另外一家房子很简陋，简直像个农场，里面住了一对老年印度夫妇。老人的子女们都在动乱中离开了。老人的院子很大，积满了灰尘，到处都是废弃的轿车和卡车，看样子是殖民时代某个运输公司的旧址。这对老夫妇似乎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他们的院子外边就是非洲的丛林，但他们不会说法语，也不会说非洲土语。看他们的样子，你会觉得路边的大河就是恒河，边上有印度寺庙，有沐浴的台阶。不过和他们在一起很舒心。他们不会刻意找话，要是你什么都不说，闷头闷脑地吃了就走，他们也会很开心。

让我感到最亲近的人是舒芭和马赫什，我不久就把他们当成了朋友。他们开了一家店，正对着凡·德尔·维登旅馆，这里本应是做生意的黄金地段。和我一样，他们也是从东海岸来的，逃离了自己的家乡。这对夫妻都长得非常漂亮。在这个小镇上，难得见到这样讲究仪表和穿着的人。不过他们离开家人的时间太久了，都不大想得起来打听他们了。和其他离群索居的人一样，他们沉浸在自己的天地里，不大关心外边的事。不过这对美丽的夫妇也有紧张的时候。女主人舒芭爱虚荣，神经质，马赫什要质朴一些，经常为她感到焦虑不安。

我在纳扎努丁的小镇上就过着这样的日子。我本来是想跑出来开辟一片新天地。不过凡事都有个度，这里日子的无聊让我不堪忍受。现在的生活可以随心所欲，但却没有以前丰富。夜晚孤寂难熬，让我如坐针毡。我觉得我撑不下去了。聊以自慰的是，我觉得我还没有失去太多，只是浪费了一些时间。要是我愿意，还可以继续往前走，至于走到哪里，我现在还不知道。后来我又觉得自己不能走。我必须留下来。

我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在海岸发生了。那里发生了起义，非洲人终于把阿拉伯人（其实他们和服侍自己的非洲人已经没什么两样了）打倒了。

这消息我最早是从舒芭和马赫什那里听到的，而他们是从收音机里听到的。这里的外国人喜欢听BBC的新闻，我一直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我们捂住这消息，不让当地人知道。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为当地没有自己的报纸感到庆幸。

后来，欧美的报纸陆陆续续送到小镇，落入各种人手中，传来传去。我觉得很惊讶，有些报纸竟然为海岸的屠杀说好话。不过，人们对自己并不真的感兴趣或者不必亲身生活的地方就是这样的态度。有些报纸吹捧那里的起义结束了封建主义，开启了新纪元。不过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并非破天荒第一次。弱肉强食的情况在非洲并不新鲜。这是这片土地上最古老的法则。

最后，海岸那边来信了，一来就是一批，是我家里人写的。信写得很谨慎，不过里面传达的信息却明白无误。海岸那里已经没有我们的地盘了，我们在那里的生活结束了。家里人正在各奔东西。只有老人还住在我们那个大院——那里终于平静点儿了。家里的仆人到最后还是缠着我们，不肯走掉，在这个革命的时代还坚持自己的奴隶身份，最后家里每人分了几个。来信的目的之一是叫我也收容几个。

我不能随心所欲地选择，显然，别人已经给我选好了。仆人家有个孩子或小伙子想离开海岸，跑得越远越好，他坚决要求“跟随萨林姆”。这孩子说他“对萨林姆特别有好感”，为此一直纠缠不休，最后他们决定把他送到我这里来。那种场景我可以想象。我完全能想象他如何吵闹、跺脚、怄气。我们家的仆人就是这样放肆，比小孩还要麻烦。我父亲不知道家里其他人写给我的信上是怎么说的，来信说他和母亲决定送一个人过来照顾我——当然，他真正的意思是送个孩子来让我照顾，让我提供衣食。

我不能拒绝：这孩子已经上路了。他说对我“特别有好感”，对我来说这倒是新鲜事。他选择我的真正原因可能是我只比他大三四岁，未婚，更有可能容忍他四处闲晃的行为。他永远在闲晃，以前我们送他到古兰经学校上学，他总是逃学，为此可没少挨他妈妈的揍，不过丝毫不改。（我还记得他在院子里尖叫，他母亲则在大喊。两人都竭尽表演之能事，想吸引院子里所有人的注意。）这孩子谁看也不像家奴的样子，他从来不愁吃住，更像是个花花公子。他待人友好，但不可靠。他朋友众多，总是愿意帮助人，总是答应帮助人，不过许诺的事情一件也做不到。

收到告知他被送来的信件之后不久，有天夜里，他坐着道莱特的一辆卡车到了。不过一见到他，我就心疼不已：他模样大变，看起来非常疲倦，非常惊恐。他还没有从海岸杀戮事件带给他的震惊中恢复过来，而且横贯非洲的旅程也够他受的了。

旅程中前面一半路他坐火车，以每小时十英里的速度前进。然后转公共汽车，最后上了道莱特卡车。战火连绵，路况很差，而且车辆破旧，来自于我们家乡的道莱特居然还能在小镇和东部边界之间跑运输。道莱特的司机帮助这孩子穿过重重哨卡。他虽然是个见过世面的东海岸混血儿，却像个真正的非洲人一样，被路上遇到的内陆陌生部落的人吓得心惊肉跳。他不敢吃他们的食物，所以饿了好几天。他不知不觉地走过他的祖先一个多世纪前走过的路，不过是反其道而行之。

他一见到我就扑进我怀里，这不是一般的穆斯林式拥抱，而是像孩子一样紧抱着不放。我拍拍他的肩膀，他顺势哭号起来，声音大得简直能把屋顶掀掉。他一边哭号，一边向我诉说他在家里那边集市上目睹的杀戮。

他说的话我没有全部听进去，我为邻居感到着急，想叫他不要这么大声，想让他知道这种炫耀式的奴隶行为（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可以这么说）在海岸那里无所谓，但这里不会有人理解。但他接着又讲了一会儿“卡法尔”（也就是非洲人）的野蛮，好像我这公寓是东海岸那个院落，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大声说外边的任何人。道莱特的非洲搬运工很友好，一直从外边的楼梯往上搬运行李。行李并不多，但散成好多件，小小的，令人尴尬：几个包袱卷，一个柳条编的洗衣筐，几个纸箱子。

我从这个哭闹不休的孩子边上走开。要是我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就等于怂恿他继续这样。我去找搬运工，走到街上给他小费。不出我所料，楼上的哭闹终于停住了。公寓的安静和陌生影响了他。回到楼上，我不愿意再听他说话，只叫他吃东西。

他安静下来，规矩了。我给他准备烤豆子和奶酪吐司，这都是他用那些包袱卷和纸盒子装着带过来的。家里人还委托他带来其他一些东西，比如母亲捎来的生姜、调料、香料，父亲捎来的两张全家福。还有一张画在廉价纸张上的贴画，画的是古吉拉特老家的一处圣地，不过画家把它画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地方，附近的街道上有汽车、摩托车、自行车，甚至还有火车，一片混乱。父亲总是说，不管我多么现代，最终都会回归信仰。

那孩子吃完后说道：“出事的时候我在集市上，萨林姆。一开始我还以为只是有人在米安的小摊旁吵架。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一个个凶神恶煞，好像刀子砍不死人，好像人不是肉长的一样。我真不敢相信。到后来，就好像是一群野狗冲进肉铺子一样。我看到好多胳膊啊，大腿啊，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血不住地流。的的确确。第二天它们还在那儿，那些胳膊和腿。”

我想让他打住。我不想再听下去了。不过让他住嘴没那么容易，他继续描述那些断胳膊断腿。他说的受害者都是我们从小就认识的人。他目睹的一切真是惨绝人寰。我开始觉得，他本来已经不想哭了，但好像又想让自己激动起来，多哭一会儿。他说着说着，就有点什么东西记不起来了，思想又开小差了，我感觉这让他挺苦恼。我也苦恼。

不过没几天，他就镇定下来了，再也不提海岸发生的事。他适应得比我想象的还要快。我以为他会从此消沉下去，我以为他跋山涉水跑到这个落后的小镇会心怀怨恨。我万万没想到，他居然喜欢小镇。他之所以喜欢，是因为他在这里颇受欢迎，这和以前大不一样。

他的长相和体形和本地人差别很大，他比他们个头更高，更结实，行动更放松，更有活力。他受到人们的仰慕。本地女人本来就很随便，她们毫不掩饰对他的喜爱，在大街上叫住他，用那种坏坏的、半笑半嗔的眼神打量着他，好像是在说：“你当我是在开玩笑，那就笑吧。要不你就当真吧。”我对他的看法也变了。他不再是从仆人屋子里出来的孩子。当地人对他的看法，我全看在眼里。在我看来，他比以前更帅气，更出众。在当地非洲人眼里，他不是地道的非洲人，不会引起种族间的不安。他是一个异乡人，但和非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想同他套近乎。他交上好运了。他学当地语言学得很快，还有了新名字。

在家里的时候，我们都叫他阿里，要是我们想暗示他特别放肆、特别不可靠的本质，我们就喊他“阿里娃”。“阿里！阿里！这个阿里娃跑哪儿去了？”他现在拒绝使用这个名字，他更愿意人们叫他“梅迪”，当地人就是这样叫他的。后来我才明白，“梅迪”不是一个真正的名字，而是法语“métis”，意思是混血儿。不过我用“梅迪”的时候没有这层意思。对我来说，“梅迪”只是个名字而已。

和在海岸的时候一样，梅迪还是爱四处闲晃。他的卧室从厨房过去穿过走道就是；从外面楼道上到二楼的平台，右边第一个房间就是他的卧室。我经常听到他深夜才回来。他本来就是为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投奔我的，这下子该满意了。就是这个梅迪，刚来的时候还是个又哭又闹的孩子，一举一动都像是仆人屋子里出来的，你看他现在那自由自在的样子！真是叫人刮目相看。原来的举止他很快就摆脱了，他对自己的价值有了新的想法。他成了店里的好帮手。因为他喜欢游荡（这是我担心的一点），所以在公寓里不大能见到他。不过他一般不会跑远。在这个小镇上，他就像是我的家人。他的出现冲淡了我的孤独，使得空虚的日子不再那么难受——有好几个月，我苦苦等待着贸易的复苏。渐渐地，生意开始缓慢复苏。

一切都在恢复常规：早晨在公寓喝咖啡，然后采购，中午单独吃饭，然后接着采购，到了晚上各自回家。我们主仆两人有时会遇到，大家平起平坐，带着同样的需求，跑到黑黝黝的小酒吧。这些小酒吧又开始出现在镇上，这是生活复苏的迹象。酒吧就设在简陋的小屋子里，屋顶是皱纹铁皮，没有天花板，墙是水泥的，漆成深蓝色或者绿色，地板是红色的水泥地板。

在这样一个地方，梅迪给我们的新关系烙上了印记。我进去的时候，发现他正在跳舞，跳得好极了——细腰窄臀，体形几近完美。出于仆人的本能，他一看到我就停了下来。他向我欠身鞠躬，做出欢迎的样子，好像他是这里的主人。他用刚学来的法国腔说道：“我不能在恩主面前做不恰当的事情。”但接下来举止照旧。

就这样，他学会了大胆。但我们没有闹过不快。他对我越来越有用，成了我的报关员，很善于和顾客打交道，为我和小店赢来不少好感。作为一个外乡人，一个仆人，他居然是镇上唯一敢同兼任巫师的小贩扎贝思开玩笑的人。

我们就这样生活在一起。这时小镇逐渐恢复生机，汽船又从首都往这里开了，先是一周一班，后来增加到两班，人们又从村子里出来，回到镇上。随着贸易的发展，按照纳扎努丁的说法，我的生意也从原来的零爬到了二。我甚至暗暗地盼着它升到四了。

<hr/><ol><li>[2]印度西南部港市。&#8203;</li><li>[3]那不勒斯的意大利语名称。&#8203;</li></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