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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再叫我老爷，这是梅迪给他带的头。梅迪喜欢叫我“恩主”，如果有外人在，他的口气会显得很有讽刺意味。梅迪这天也在。费迪南说我不必给他看这些东西，他的口气中并无讽刺意味。他说话从来不带讽刺意味。
有天下午，我正在看杂志，突然费迪南来了。我打了个招呼，然后接着看杂志。这是一本通俗科学杂志。我最近迷上了这种读物，喜欢吸收一些零碎的知识。看杂志的时候我常在想，杂志里面谈到的这些学科和领域其实我应该花时间去钻研，拓宽知识面，发现新事物，成就一番事业，发挥自己的才干。这也就等于在过一种有文化的生活了。
那天下午，梅迪去海关给一批货报税，这批货是两个礼拜前用汽船运过来的，这里的速度就是这么慢。费迪南说过我不必让他看一些东西，这话我到现在还记恨，我不想主动挑起话题。他自己在店里转悠了一会儿，最后走到桌子跟前问我：“萨林姆，在看什么啊？”
我无法控制自己，又拿出了教师和监护人的身份来。我告诉他：“你应该看看这篇文章。他们在设计一种新电话，不用电流，用光脉冲。”
在这些杂志上看到的新奇玩意儿我自己也不是很相信，不指望它们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中。不过这些东西的魅力也就在这里：自己用不起不要紧，关于它们的文章，可以一篇接一篇地往下看。
费迪南问：“他们指谁？”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是问在设计新电话的‘他们’是谁？”
我心里寻思：他来公立中学才这么几天，我们之间就到这种地步了！他离开丛林还没多长时间！我认识他的母亲！我把他当朋友！可我们已经开始在说这种政治废话了。我想我知道他指望我说出什么样的答案，但我没有这样说。我没有说“白人”。说实在的，我心里很想这么说，好让他知道自己的位置。
但我给出的回答是：“科学家。”
他没再说什么。我也没再说什么，故意继续埋头看书。小小一段对话就这么结束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想当老师，再也不想把自己和自己的东西展示给他看。
费迪南问我设计新电话的“他们”是谁，我没有说“白人”，这事让我寻思良久。我发现，虽然我不想满足他的政治心理，但实际上我把我真正想说的说出来了。我说的“他们”不是指白人，不是，也不可能是指镇上的熟人，也就是独立后留下来的那些白人。我确实想说科学家。我想说在各方面都和我们判若天壤的人。
他们！要是我们想谈论政治，想在政治上骂谁或者赞美谁，我们会说“美国人”、“欧洲人”、“白人”、“比利时人”这样的话。我们要是谈论做实事的人、制造东西的人或搞发明的人，则不论自己是什么种族，一概说“他们”。这样就可以把他们同他们所处的群体和国家区别开来，和我们自己联系起来。“他们在制造能在水上开的车。”
“他们在制造火柴盒一样小的电视机。”我们说的这些“他们”都遥不可及，无所谓是不是白人了。他们是公正的，高高在上，端坐云端，如同神仙一般。我们盼着得到他们的赐福，得到了就四处炫耀——比如我向费迪南炫耀廉价的双筒望远镜和高级相机——仿佛这些东西的设计发明也有我们一份功劳。
我给费迪南看我的东西，好像是让他进入我生活的深层奥秘，进入我生活的本质，好像这本质被乏味平淡的日子掩盖住了。但事实上，我自己也好，镇上的其他人也好——亚洲人、比利时人、希腊人——同“他们”之间都如隔天堑，我们和费迪南并没有两样。
我从此不再想充当费迪南的老师。我只想听之任之，和以前一样。让他到我的店里和家中走动走动，就足以向他的母亲交代了。
学校的雨季假期到了，扎贝思到镇上采购，顺带把费迪南带回家。她对费迪南的进步好像还比较满意。费迪南好像也舍得放下学校和镇上的酒吧回到母亲的村子。所以他就回家度假去了。我想着随汽船和独木舟顺流而下的旅程。想着河上的雨。想着扎贝思手下的女人们在漆黑一片的河道上艰难地撑着独木舟，回到隐在暗处的村子。我想着黑漆漆的深夜，想着空荡荡的白天。
现在的天空很少放晴，顶多是从灰色或者暗灰色转为酷热的银色。天上多半时间电闪雷鸣，有时候在远处的森林，有时候就在头顶上方。我从店里往外看，只见雨水噼里啪啦地落下来，打在集市广场的凤凰树上。这样的雨中断了生意，笼罩了小贩们的木头货摊。人们都躲到广场四周商店的雨篷下，人人都在看雨，很多人在喝啤酒。裸露的街道上一片红色的泥泞，是长满灌木的土地那种红色。
有时候，一天的大雨结束，云层中露出落日，美丽无比。我喜欢在靠近急流的地方观赏这美丽的景色。急流附近过去是一个小公园，也有一些便利设施。现在只剩下一条长长的防洪水泥墙，然后就是一大片空地，雨后一片泥泞。渔网挂在光秃秃的大树干上，大树干埋在河畔的岩石中间，岩石造成了河里的急流。空地的一端是一些茅草棚。这地方又恢复成渔村了。落日的光从重重乌云中透射出来，河水从黄褐色变成金色，变成红色，变成紫色。急流声如雷鸣，奔腾不息。岩石上挂起无数个小瀑布。夜幕降临，有时还会下雨，急流声，雨声，混成一片。
河上长满了一丛一丛的水葫芦，如同黑色的浮动岛屿，漂在黑色的河道上。它们从南部漂过来，绕过河湾，又从急流处腾挪跳跃而下。雨水和河流就像是要把树林从大陆的腹地扯走，让它在河上漂流，漂流到海洋，到遥远的地方。水葫芦是河里才有的果实。这种淡紫色的花前几年才出现，本地语言里还没有它的名字，人们仍然称之为“新东西”或者“河上的新东西”。这种植物是本地人的新敌人。坚韧的枝蔓和叶子纠缠成厚厚的一团，黏附在河岸上，堵塞了河道。它们长得很快，人们用尽各种工具想消灭它们，但根本来不及。回村的河道必须不时清理。水葫芦就这样没日没夜地从南部漂过来，一路走一路撒播种子。
我已经决定不再管费迪南。但到了新学期，我发觉他对我的态度起了一些变化。他不再和我那么疏远，到了我的店里，甚至都不急着去找梅迪。我想可能是他母亲教训了他吧。此外，他回村之时虽然比较冷静，但回去后可能会对那里的生活感到震惊——不知他是怎样度过那些日子的。总而言之，他可能不再对小镇和镇上的生活满不在乎了。
事情的真相要更简单些。费迪南开始长大成人，正面临着成长的困惑。他的部落背景混杂，在非洲这个地方他是个陌生人，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群体归属，没有效仿的榜样，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想搞清楚这一切，想通过我来练习。
我能看出他在尝试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行为举止，但他折腾的范围也有限。他母亲扎贝思来镇上采购的那几天，他模仿的是他母亲，扮成小商贩的样子，好像和我是生意上的伙伴，和我平起平坐，向我询问销售情况和价格。接着，他又扮成处于上升期的非洲年轻人，公立中学的学生，现代，冲劲十足。要是扮演这种角色，他就穿上颜色鲜艳的运动夹克，上面绣着校训：Semper Aliquid Novi。他无疑觉得这样有助于显示他从欧洲老师那里学到的风度。有时候，也不知道是从哪个老师那里学的，他会跑到我家的客厅，也就是原来做画室的那间房，背靠着白墙，双腿交叉站在那里，一副要和我高谈阔论一番的架势。有时候，他又模仿另外某个老师，绕着工作台踱步，一边说话，一边拿起这个看看，拿起那个看看。
他现在想方设法和我谈话，不是和梅迪那种，他想和我进行严肃的谈话。以前他总是等我开口问，现在却主动提出一些零碎的想法，或是抓住一些值得辩论的小话题，像是想要把讨论继续下去。他在磨炼公立中学学生这个角色，在借助我来练习，几乎把我当成了语言教师。不过我还是挺感兴趣的。我开始对学校里的话题有了些了解，我想知道这些。
有一天他问我：“萨林姆，你对非洲的前途有什么看法？”
我没有回答。我想了解他的想法。他的血缘这么复杂，又跑过这么多地方，是不是真的了解非洲呢？我很想知道。我也想知道他和他的同学对非洲的了解是不是从地图集上得来的。梅迪从海岸远道而来，一路上宁可饿死，也不敢吃陌生部落里陌生的食物，在这一点上费迪南是不是和梅迪一样呢？扎贝思知道自己有魔法护身，所以敢从村里跑到镇上，费迪南对非洲的了解有没有超过扎贝思呢？
费迪南只是告诉我非洲以外的地方日渐堕落，而非洲在蓬勃兴起。我问他外边是怎么堕落的，他无言以对。我穷追不舍，他只能重复在学校里听说的只言片语。我还发觉，学校里讨论的话题到了他的脑子里被搅乱了，简化了。对过去的看法和对现在的看法混为一谈。他穿着运动服，就觉得自己成了上等人，成了大人物，就像在殖民时代那样。他觉得自己是非洲的新人类，这让他很自负。出于这种令人惊讶的自负，他把自己和非洲画上了等号；而非洲的未来只不过是他将来从事的工作。
费迪南在扮演这种角色时，和我的谈话总是断断续续，因为他有时候根本讲不清楚。他把讨论带到某个地方，然后就打住了，也不感到有什么难堪，仿佛这只是一次语言练习，这次做砸了，还可以指望下一次。然后，他又恢复老样子，去找梅迪，把我甩到一边。
我对学校里发生的事情有了更多了解（殖民时期的那种市侩风气这么快又重现了！），对费迪南的想法也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但我不觉得和他的距离拉近了。我以前把他看成一个谜，觉得那张面具一般的面孔后面是疏远和嘲讽，即便如此，我仍然觉得他是个实实在在的人。而现在，他不只是做作，他的人格变来变去。我开始觉得他内里空无一物。想到学校里有可能满是费迪南这样的人，我不禁捏了一把汗。
还有他的自负。这让我不安，我觉得这个国家谁也没有安全可言。梅迪也感到不安。没有了酋长和政客的非洲，大家都是村民，这样倒也民主。现在，梅迪不过是店里的伙计，也可以说是个奴仆，而费迪南就不一样了！他可是有着远大前程的公立中学学生！不过这没有妨碍他们的友谊，他们照旧平等相待，相好如初。但梅迪在我家当过仆人，见过玩伴怎样变成主人，所以，尽管重新认识了自己的价值，他肯定还是感到自己又一次落在了后面。
有一天，我正在家里，听到他们走了进来。梅迪在解释他和我在店里的关系，解释他从海岸跑过来的经历。
梅迪说：“我们家和他们家早就认识，他们过去叫我比利，我学过记账。我不会一直待在这里的，你知道。我要到加拿大去，证件什么的都齐了，我现在在等体检。”
比利！嗯，听上去和阿里倒有些相像。加拿大？那是我一个姐夫去的地方；梅迪过来不久，我收到一封家信，信里说全家人都为我这个姐夫的“体检”担忧。无疑，梅迪就是从这封信里捡到了加拿大这个话题。
我弄出点儿声音，让他们意识到我在家里。他们随后进了客厅，我装作什么也没有听到。
不久之后的一个下午，外面下着倾盆大雨，费迪南突然跑到店里来，浑身湿透，身上还在往下滴水。“萨林姆，你必须送我到美国留学。”
他的口气透着绝望。这个想法突然在他心里迸裂开来，显然，他觉得自己如果再不行动，就永远没有机会了。他穿过倾盆大雨，跑过积水的街道，衣服全部湿透了。这么突然，这么着急，这么高的要求，我不禁愕然。对我来说，出国留学是件稀罕事，费用不菲，根本不在我们家承受范围之内。
我问他：“我为什么要送你去美国？我为什么要在你身上花钱？”
他无言以答。别看他不顾一切的样子，也别看他在雨中跑了这么多路，他可能只是想找个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