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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达尔说：“别瞎说了，雷蒙德。像您这样的人得到认可是需要时间的，但最终人们会认可您的。您研究的领域不热门。”
耶苇特插话说：“麻烦你替我跟他好好说说，开导开导他。”
站在边上的一个人说：“新的发现让我们不断修正对过去的看法，不过真相会一直在那儿，是可以掌握的。这项工作总得有人去做，就这样。”
雷蒙德说：“时间最终会把真相暴露出来。这我也知道，它是传统的也是宗教的想法。不过有时候我禁不住怀疑，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罗马帝国的历史？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征服高卢那段时期都发生了什么？我坐在房间里，想到没有被人记录的事情，心里感到很悲伤。你们认为我们能够了解过去一百年甚至五十年里非洲真正发生了什么吗？所有那些战争、反叛、领袖和失败？”
屋里鸦雀无声。我们看着提出这个话题的雷蒙德。屋子里的气氛好像只是琼·贝兹歌曲气氛的延续。音乐停了，我们思考了一会儿这片大陆的可悲。
因达尔问：“您有没有读过穆勒写的文章？”
雷蒙德问：“你是说关于巴蓬德起义的文章？他给我送来了一份清样。听说这文章挺火的。”
带着姑娘的小伙子说：“听说德克萨斯要请他去教一个学期书。”
因达尔说：“我觉得这文章是一堆垃圾。明明是一堆陈词滥调，却搬出来当成新智慧。阿赞达起义是部落起义，而巴蓬德起义完全是经济压迫造成的，和橡胶生意有关。它们要同布德加和巴布瓦起义放在一起看。而且你得降低宗教问题的分量。正是宗教问题让巴蓬德的骚乱火起来的。人们要是想借非洲题材发学术财，就会干这些事。”
雷蒙德说：“他来见过我。我回答了他所有问题，还让他看了我所有文章。”
那小伙子又插话说：“我觉得穆勒有点神童的味道。”
雷蒙德说：“我挺喜欢他。”
耶苇特说：“他来吃过午饭。雷蒙德刚离开饭桌，他就把巴蓬德抛到一边，问我：‘你想不想和我出去？’就这样子。好家伙，雷蒙德刚一转身他就这样。”
雷蒙德笑了笑。
因达尔说：“我告诉过萨林姆，说总统只看您写的作品。”
雷蒙德回答：“我想他现在没多少时间看书了。”
小伙子又说话了，他的女友紧挨着他：“您跟他是怎么认识的？”
雷蒙德说：“这事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恐怕现在没时间谈。”他看了看耶苇特。
耶苇特说：“我看大家现在都不赶时间。”
雷蒙德于是说道：“那是很久以前，还是殖民时代。当时我在首都一所大学里教书，同时在写一本历史书。当然，那时候出版是不可能的。尽管一九二二年颁布了一项广受欢迎的反审查法令，但审查制度还是没有断根，只是大家装作看不见。此外，在当时，非洲也不是大众关心的话题。不过我从来不掩饰自己的感受和立场，我想外面肯定有关于我的传言。有一天我在学校里，有人来通报说有位非洲老妇要见我。是一个非洲仆人给我报的信，他没有把来客太当一回事。
“我让他把人请进来。原来是一个中年女人，没那么老。她在首都一家大宾馆当女佣，是为自己的儿子来找我的。她来自一个比较小的部落，部落里的人人微言轻，我想他们没办法帮她。女人的孩子离开了学校，起初参加了一个政治俱乐部，打过各种零工。但后来他把这些事都丢到一边。无所事事，天天待在家里，不出门见任何人，还头痛，不过他并没有生病。我本以为她是来求我给她的孩子找份工作。其实不然，她只是想让我去看看那孩子，和他谈一谈。
“那女人给我的印象很深。那种大宾馆女佣的自尊非常引人注目。换了别的女人，肯定会觉得孩子中邪了，会采取相应的驱邪措施。她虽然没多少文化，却认定儿子的毛病是教育造成的。所以她来找我帮忙。我是大学的老师嘛。
“我让她把儿子带过来。那孩子不怎么赞成母亲和我谈论他的问题，但最终还是来了。他很紧张，像只小猫似的。这孩子不寻常（甚至可以说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有一种深切的绝望。这不只是贫穷和缺乏机遇的问题，他的绝望要比这些更深沉。确实，你要是按照他的方式来看世界，你也会头痛。在这个世界上，像她母亲这样的贫苦非洲妇女忍受了太多屈辱，他无法面对这样的世界。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一切。没有什么能让这个世界好起来。
“我告诉他说：‘你说的这些我都听进去了。我知道你这种绝望的情绪迟早会消失，你迟早会想要采取行动。到那时候，你不要把自己扯进现在这种政治。这些俱乐部和协会只会空谈和辩论，是非洲人在给欧洲人作秀，希望他们看到自己好像也很进步。这些地方会吞噬你的激情，毁掉你的才华。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些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不过这就是我要说的。你必须参加国防军。在军队里你不会爬得很高，但你至少能学会一门实实在在的本领。你会学会如何使用武器，如何开车运输，你也可以研究人。一旦你搞清楚怎样把国防军拢在一起，你就会知道怎样把整个国家拢在一起。你或许会说：我可以做个律师，让别人叫我阁下，不是更好。我会回答：不，当个下士，见到中士喊长官对你更好。这种建议不是随便给任何人的，我只给你一个人。”
所有人都听得聚精会神。他停下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说话，都沉默着，继续看着他。他坐在餐椅上，身上穿着狩猎夹克，显得卓尔不群，头发梳向后面，眼睛有些疲惫，有那么一点儿花花公子的派头。
最后还是雷蒙德打破了沉默，他像是在评论自己讲的故事，用一种轻松的口吻说：“他真是了不起。他为大家做了不少事，但我想大家没有给予他充分的认可。我们认为那些事情是他应该做的。他把军队管束住了，给这片各民族混居的土地带来了和平。现在大家又可以在国境之内到处旅行了——这种事过去殖民国家以为只有他们自己能办到。更了不起的是，他并不是用胁迫的手段做到的，而是得到了人民的同意。你们在街上看不到警察，看不到枪支，也看不到军队。”
因达尔就坐在笑眯眯的耶苇特身边，似乎想要把腿换个姿势，准备开口发言。但是雷蒙德摆了摆手，因达尔于是没有动。
雷蒙德接着说：“还有自由。不管是何种思想，也不管它来自何种体制，在这里都能兼容并蓄。我认为，”他看了看因达尔，仿佛是在为不让他说话做出弥补，“这里没有人告诉你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因达尔说：“我们在这里可以天马行空，无拘无束。”
“我想他不会想到搞什么审查。他觉得所有思想都可以为他的事业所用。可以说，他对思想是绝对渴求的。他以自己的方式运用这些思想。”
耶苇特说：“但愿他把男仆的制服给换掉。换成殖民时代的样子，短裤子，长罩衫，要不就是长裤子，夹克衫。就是别搞成现在这样，短裤子，夹克衫，就像狂欢节穿的服装。”
大家哄堂大笑，连雷蒙德也笑了，大家似乎都为打破了严肃的气氛而感到高兴。耶苇特的大胆就像是对雷蒙德所说的自由的证明。
雷蒙德说：“耶苇特老是说男仆的制服。但不要忘了他的军队背景，也别忘了他母亲的宾馆女佣背景。她母亲一向穿着殖民时代的女佣制服工作。所以领地的男仆必须穿制服。不过不是殖民时代的制服，这很重要。如今所有穿制服的人都应该理解这一点。穿制服的人都应感到自己和总统之间有份私人契约。别指望这些男仆脱掉那身制服，你不会成功的。耶苇特尝试过。他们喜欢穿那身制服，不管在我们看来有多荒唐。这就是这个非洲人了不起的地方——他知道人民需要什么，什么时候需要，这是他的能耐。
“现在，到处都张贴着总统身穿非洲服装的肖像。这些肖像大批量出现的时候，老实说，我也看不习惯。有一天我在首都和他谈起这个问题。他给了我一个极富洞察力的回答，我一下子就被说服了。他说：‘雷蒙德，换作五年前，我也会同意你的话。五年前，我们非洲人会用他们那种残酷的幽默来嘲笑你，在当时，国民的团结程度不堪一击，这种嘲笑能够把这个国家毁掉。但时代变了，人民过上了太平日子。他们想看点儿别的东西，不再想看军人的照片。他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非洲人的照片。那可不是我的照片，雷蒙德，那是所有非洲人的照片。”
这一席话和我的感觉非常贴近，所以我说：“一点儿不错！我们镇上的人都不喜欢挂旧照片。而看新照片的感觉就有些不一样，特别是在领地这里。”
雷蒙德让我把话说完。但随后就抬起右手，示意我让他说下去。然后他接着说了起来。
“我想我要核实一下这个问题。事实上，就在上周我这么做了。我在主楼外边遇到我们的一个学生。为了勾他说话，我故意说总统的照片挂得太多了。那小伙子断然予以否定。于是我问他看到总统的照片有何感受。这个年轻人的回答你们听了可能会感到吃惊。他像个预备军官一样，站得笔挺。‘那是总统的照片。在领地这里，作为学院的学生，我也把它看作自己的照片。’听听这些话吧！这就是伟大领导者的素质——他们能预知人民的需求。非洲需要由非洲人来统治——殖民国家从未真正了解这一点。不管我们对非洲有多少研究，不管我们的同情有多深刻，我们终归都是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