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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h3>
有些读者会把《未来世界》当做一部科幻小说,我对此有些不同意见。写未来的小说里,当然有很多属于科幻一类,比如说威尔斯(Wells, H.G.)的很多长篇小说,但若把乔治·奥威尔的《1984》也列入科幻,我就不能同意。这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在《1984》中并不是主题。我们把写过去的小说都叫做历史小说,但卡尔维诺的小说《我们的祖先》里,也毫无真实历史的影子。有一些小说家喜欢让故事发生在过去或者未来,但这些故事既非对未来的展望,也非对历史的回顾,比之展望和回顾,他们更加关注故事本身。有了这点区别,我们就可以把奥威尔和卡尔维诺的作品从科幻和历史小说中区别出来,这些作品可以简单地称之为小说。我想,这个名称就够了。
我喜欢奥威尔和卡尔维诺,这可能因为,我在写作时,也讨厌受真实逻辑的控制,更讨厌现实生活中索然无味的一面。假如说,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批判现实的话,小说家憎恶现实的生活的某一方面就不成立为罪名。不幸的是,大家总不把小说家看成知识分子。起码,和秃顶的大学教授相比,大家总觉得他们不像些知识分子。但我总以为,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
敏锐的读者可能会说,我写这些无非是要说明,我写的是小说,我是知识分子。我的用意就是如此。有种文艺理论以为,作品应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但我认为,起码现实生活中的大多场景是不配被写进小说里的。所以,有时想象比摹写生活更可取。至于说到知识分子,我以为他们应该有些智慧,所以,在某些方面见解与常人是不同的。我是这样想的。至于《未来世界》能不能使读者体会到这些想法,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
1995年4月27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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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我的舅舅</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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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h4>
一
我舅舅上个世纪(二十世纪)末生活在世界上。有件事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以三十年为极限,我们不可能知道三十年以前的事。我舅舅比我大了三十多岁,所以他的事我就不大知道——更正确的说法是不该知道。他留下了一大堆的笔记、相片,除此之外,我还记得他的样子。他是个肤色黝黑的大个子,年轻时头发很多,老了就秃了。他们那个时候的事情,我们知道的只是:当时烧煤,烧得整个天空乌烟瘴气,而且大多数人骑车上班。自行车这种体育器械,在当年是一种代步工具,样子和今天的也大不相同,在两个轮子之间有一个三角形的钢管架子,还有一根管子竖在此架子之上。流传到现在的车里有一小部分该管子上面有个车座,另一部分上面什么都没有;此种情形使考古学家大惑不解,有人说后一些车子的座子遗失了,还有人提出了更深刻的解释——当时的人里有一部分是受信任的,可以享受比较好的生活,有座的车就属于他们。另一部分人不受信任,所以必须一刻不停地折磨自己,才能得到活下去的权利,故而这种不带座子的自行车就是他们对肛门、会阴部实施自残自虐的工具。根据我的童年印象,这后一种说法颇为牵强。我还记得人们是怎样骑自行车的。但是我不想和权威争辩——上级现在还信任我,我也不想自讨没趣。
我舅舅是个作家,但是在他生前一部作品也没发表过,这是他不受信任的铁证。因为这个缘故,他的作品现在得以出版,并且堆积在书店里无人问津。众所周知,现在和那时大不一样了,我们的社会发生了重大转折,走向了光明。——不管怎么说吧,作为外甥,我该为此大为欢喜,但是书商恐怕会有另一种结论。我舅舅才情如何,自然该由古典文学的研究者来评判,我知道的只是:现在纸张书籍根本不受欢迎,受欢迎的是电子书籍,还该有多媒体插图。所以书商真的要让我舅舅重见天日的话,就该多投点资,把我舅舅的书编得像点样子。现在他们又找到我,让我给他老人家写一本传记,其中必须包括他骑那种没有座的自行车,并且要考据出他得了痔疮,甚至前列腺癌。但是根据我掌握的材料,我舅舅患有各种疾病,包括关节炎、心脏病,但上述器官没有一种长在肛门附近,是那种残酷的车辆导致的。他死于一次电梯事故,一下子就被压扁了,这是个让人羡慕的死法,明显地好于死于前列腺癌。这就使我很为难了。我本人是学历史的,历史是文科;所以我知道文科的导向原则——这就是说,一切形成文字的东西,都应当导向一个对我们有利的结论。我舅舅已经死了,让他死于痔疮、前列腺癌,对我们有利,就让他这样死,本无不可。但是这样一来,我就不知死在电梯里的那个老头子是谁了。他死时我已经二十岁,记得事。当时他坐电梯要到十四楼,却到了地下室,而且变得肢体残缺。有人说,那电梯是废品,每天都坏,还说管房子的收了包工头的回扣。这样说不够“导向”——这样他就是死于某个人的贪心,而不是死于制度的弊病了。必须另给他个死法。这个问题我能解决,因为我在中文系修了好几年的写作课,专门研究如何臭编的问题。
有关历史的导向原则,还有必要补充几句,它是由两个自相矛盾的要求组成的。其一是:一切史学的研究、讨论,都要导出现在比过去好的结论;其二是:一切上述讨论,都要导出现在比过去坏。第一个原则适用于文化、制度、物质生活,第二个适用于人。这么说还是不明白。无数的史学同仁就因为弄不明白栽了跟头。我有个最简明的说法,那就是说到生活,就是今天比过去好;说到老百姓,那就是现在比过去坏。这样导出的结论总是对我们有利的;但我不明白“我们”是谁。
我舅舅的事情是这样的:他生于1952年,长大了遇上了“文化革命”,到农村去插队,在那里得了心脏病。从“导向”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太过久远,故而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后来怀才不遇,作品发表不了。这时候他有四十几岁,独自住在北京城里。我记得他有一点钱,是跑东欧做买卖挣的,所以他就不出来工作。春天里,每天下午他都去逛公园,这时候他穿了一件黄色灯芯绒的上衣,白色灯芯绒的裤子,头上留着长长的头发。我不知道他常去哪个公园,根据他日记的记载,仿佛是西山八大处,或者是香山一类的地方,因为他说,那是个长了一些白皮松,而且草木葱茏的地方。我舅舅的裤子膝盖上老是鼓着大包,这是因为他不提裤子。而这件事的原因又是他患过心脏病,假如束紧裤带就会喘不过气来。因为这个缘故,他看上去很邋遢。假如别人知道他是个大作家,也就不会大惊小怪,问题就在于别人并不知道。他就这样走在山上的林荫道上,并且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来,叼在嘴上。这时候路上没有人,只有一位穿蓝色大褂的男人在扫地。后者的视线好像盯在地上,其实不是的。众所周知,那个公园的门口立着一块牌子,上书:山上一级防火区,禁止抽烟,违者罚款×元。这个×是一变数,随时间增长。我的一位卓越的同事考证过,它是按几何级数增长。这种增长除了体现了上世纪对防火的重视,还给受罚者留下了讨价还价的余地。那位穿蓝工作服的朋友看到我舅舅掏烟就心中窃喜,因为我舅舅不像会讨价还价的人,而且他交了罚款也不像会要收据。我舅舅叼着烟,又掏出一个打火机。这使扫地工的情绪激动到了极点。但是他打了一下,没有打出火,就把火机放回口袋,把香烟放回烟盒,往山下走去,而那位扫地工则跟在他身后。后者想到,他的火机可能出故障了,就想上前去借给他一盒火柴,让他点着香烟,然后把他捉住,罚他的钱;但是这样做稍嫌冒昧。我舅舅在下山的路上又掏了好几次烟,但是都没打着火。最后他就走出公园,坐上公共汽车,回家去了。那位工友在公园门口顿了顿笤帚,骂他是神经病,他也没有听到。据我所知,我舅舅没有神经病。他很想在山上抽烟,但是他的火机里既无火石,也没有丙烷气。他有很多火机,都是这样的。这都是因为他有心脏病,不敢抽烟,所以把烟叼在嘴上,虚打一下火,就算是抽过了。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又有一个坏处。好处是他可以在一切禁止吸烟的场所吸烟,坏处是吸完以后的烟基本保持了原状,所以就很难说他消费了什么。他每个星期天必定要买一盒香烟,而且肯定是万宝路,每次买新烟之前,旧烟就给我了。我当时正上初一,虽然吸烟,但是没有烟瘾;所以就把它卖掉。因为他对我有这种好处,所以到现在我还记得他。美中不足的是,这个老家伙喜欢用牙来咬过滤嘴,我得用单面刀片把牙咬过的地方切掉,这种短香烟卖不出什么好价钱。他已经死了多年,这种香烟的来源也断绝了很多年。但是我现在很有钱,不需要这种香烟了。
二
以上事实又可以重述如下,我有一位舅舅,穿着如前所述,1999年某日,他来到西山上的一座公园里。当时天色将晚,公园里光线幽暗,游人稀少。他走到山路上,左面是山林,故而相当黑;右面是山谷,故而比较明亮。我舅舅就在右面走着,用手逐根去攀细长的灯杆——那种灯杆是铁管做的。后来他拿出了香烟,叼在嘴上,又拿出了打火机,空打了两下;然后往四下看了看,转身往山下走。有一个穿黑皮夹克的人在他身后用长把笤帚扫地,我舅舅经过他身边时,打量了他一下,那人转过脸去,不让他看到。但是我舅舅嗅到了一股麝香味,这种气味在上个世纪是香水必有的气味。我舅舅觉得他不像个扫地的人,天又晚了,所以我舅舅加快了脚步。但是他听到身后有脚步声,这当然是那位身穿黑皮夹克的扫地工跟上来了。在这种情况下,走快了没有用处,所以他又放慢了脚步,也不回头。走到公园门口时,忽然听到个浑厚的女中音在身后叫道:站住!我舅舅就站住了。那个穿黑皮夹克的人从暗处走了出来,现在可以看出她是个女人,并且脚步轻快,年龄不大。她从我舅舅身边走过去,同时说道:你跟我来一下。这时候我舅舅看了一眼公园的大门,因为天黑得很快,门口已是灯火阑珊。他很快就打消了逃跑的主意,跟着那个女人走了。
刚才的一段就是我给我舅舅写的传记,摘自第一章第一节。总的来说,它还是中规中式,看不出我要为它犯错误,虽然有些评论家说,从开头它就带有错误的情调和倾向。凭良心说,我的确想写个中规中式的东西,所以就没把评论家的话放在心上。众所周知,评论家必须在鸡蛋里挑出骨头,否则一旦出了坏作品,就会罚他们款。评论家还说,我的作品里“众所周知”太多,有挑拨、煽动之嫌。众所周知是我的口头禅,改不掉的。除此之外,这四个字还能带来两分钱的稿费,所以我也不想改。
我舅舅有心脏病,动过心脏手术,第一次手术时,他还年轻,所以恢复得很好。后来他的心脏又出了问题,所以酝酿要动第二次手术。但是还没等去医院,他就被电梯砸扁了。这只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是:因为医院不负责任,第一次心脏手术全动在胃上了。因为这个缘故,手术后他的心脏还是那么坏,还多了一种胃病。不管根据哪种说法,他都只动了一次手术,胸前只有一个刀疤。除了这个刀疤之外,他的身体可称完美,肌肉发达,身材高大,简直可以去竞选健美先生。每个星期天,他都要到我们家来吃饭。我的物理老师也常来吃饭,她就住在我们家前面的那栋楼,在家里我叫她小姚阿姨。这位小姚阿姨当时三十岁刚出头,离了婚,人长得非常漂亮,每次她在我家里上过厕所后,我都要抢进去,坐在带有她体温的马桶上,心花怒放。不知为什么,她竟看上了我舅舅这个痨病鬼——可能看上了他那身块儿吧。我舅舅心脏好时,可以把一副新扑克牌一撕两半,比刀切的都齐,但那时连个屁都撕不开。除此之外,他的嘴唇是乌紫的,这说明他全身流的都是有气无力的静脉血。在饭桌上他总是一声不吭,早早地吃完了,说一声:大家慢慢吃。把碗拿到厨房里,就走了。小姚阿姨举着筷子说道:你弟弟很有意思。这话是对我妈说的。我马上加上一句:他有心脏病。我妈妈说:他准备过段时间去做手术。小姚阿姨说:他一点不像有病的人。要是有机会,想和他聊聊。我妈说:他倒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只是有点腼腆。我说:他没工作,是个无业游民。小姚阿姨说:小鬼,乱插嘴,你该不是嫉妒吧。我妈就笑起来。我就离开了饭桌。后来听见她们嘀咕,我妈说:我弟弟现在恐怕不行。小姚阿姨说:我对那事也不是太感兴趣。我妈就说:这件事你要多考虑。我就冲过去说:对!要多多考虑,最好别理他。小姚阿姨就说:这小子!真的爱上我了!我说:可不是吗。我妈就说:滚蛋!别在这里耍贫嘴。我走开了。这是依据前一种说法,也就是我所见到,或者我舅舅日记里有记载的说法。但是这种说法常常是靠不住的,故而要有另外的说法。
另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小姚阿姨就是那个穿黑皮夹克的女人,但是在这种说法里,她就不叫小姚阿姨了。她在公园里叫住了我舅舅,把他带到派出所去。这地方是个灰砖的平顶房子,外形有点像厕所,所以白天游人多时,常有人提着裤子往里闯。但是那一次没有游人,只有一个警察在值班,并且不断地打呵欠。她和他打过招呼后,就带着我舅舅到里面去,走到灰黄色的灯光里。然后就隔着一个桌子坐下,她问道:你在公园里干什么?我舅舅说:散步。她说:散步为什么拿打火机?我舅舅说,那火机里没火石。没火石你拿它干吗?我舅舅说:我想戒烟。她说:把火机拿给我看看。我舅舅把火机递给她,那是一个很普通的塑料打火机,完全是透明的,而且是空空荡荡的一个壳子。现在好像是没有问题了。那个女人就放缓了声调说:你带证件了吗?我舅舅把身份证递了上去。她看完以后说:在哪儿上班?我舅舅说:我不上班,在家里写作。她说:会员证。我舅舅说:什么会员证?那女人说:作协的会员证。我舅舅说:我不是作协会员。她笑了:那你是什么人呢?我舅舅说:你算我是无业人员好了。那女人说:无业?就站起来走出屋去,把门关上了。那个门是铁板做的,“哐”的一声,然后稀里哗啦地上了锁。我舅舅叹了口气,打量这座房子,看能在哪里忍一夜,因为他以为人家要把他关在这里了。但是这时墙上一个小窗口打开了,更强的光线从那里射出来。那个女人说道:脱衣服,从窗口递进来。我舅舅脱掉外衣,把它们塞了过去。她又说:都脱掉,不要找麻烦。我舅舅只好把衣服都脱掉,赤身裸体站在鞋子上。这时候她可以看到一个男人强健的身体,胸腹、上臂,还有腿上都长了黑毛。我舅舅的家伙很大,但悬垂在两腿之间。这房子里很冷,他马上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于是他把双手交叉在胸前,眯着眼睛往窗口里看。后来他等来了这样一句话:转过身去。然后是:弯腰。最后是:我要打电话问问有没有你这么个人。往哪儿打?平心而论,我认为这种说法很怪。上上下下都看到了,有这个人还有什么问题吗?
三
根据前一种说法,小姚阿姨用不着把我舅舅带到派出所,就能知道他身体是什么模样,因为我们一起去游过泳。我舅舅穿一条尼龙游泳裤,但是他从来不下水,只是躺在沙滩上晒太阳。他倒是会水,只是水一淹过了胸口就透不过气,所以顶多在河里涮涮脚。小姚阿姨穿一件大红的尼龙游泳衣,体形极棒。美中不足的是她不刮腋毛,露出腋窝时不好看。我认为她的乳房很接近完美的球形,腹部也很平坦。不幸的是我那时瘦得像一只小鸡,没有资格凑到她身边。而她总爱往我舅舅身边凑,而且摘下了太阳镜,仔细欣赏他那个大刀疤。众所周知,那个疤是一次针麻手术留下的。针麻对有些人有效,但对我舅舅一点用处都没有。他在手术台上疼得抖了起来,当时用的是电针,针灸大夫就加大电流,最后通的几乎是高压电,把皮肉都烧糊了,后来在穴位上留下了和尚头顶那种香疤,手术室还充满了烧肉皮的烟。据我妈说,动过了那次手术之后,他就不大爱讲话。小姚阿姨说,我舅舅很cool,也就是说,很性感。但是我认为,他是被电傻了。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是吗?这话傻子也会说。那时候小姚阿姨快决定嫁给他了,但我还没有放弃挑拨离间的打算。等到我和她在一起时,我说:我舅舅毛很多。你看得见的就有这么多,没看见的更多。他不是一个人,完全是张毡子。小姚阿姨说:男子汉大丈夫,就该有些毛。这话伤害了我的自尊心,我当时没有什么毛,还为此而自豪,谁想她对这一点评价这么低。我就叹口气说:好吧,你爱和毡子睡,那是你的问题。她听了拧了我一把,说:小鬼头!什么睡呀睡,真是难听。这件事发生在上世纪末,用现在的话来说,叫做万恶的旧世纪。不管在什么世纪,都会有像小姚阿姨那样体态婀娜、面目姣好的女人,性情冲动地嫁给男人。这是人间最美好的事。不幸的是,她要嫁的是我舅舅这个操蛋鬼。
谈到世纪,就会联想到历史,也就是我从事的专业。历史中有一小部分是我经历过的,也就是三十年吧,占全部文字历史的百分之一弱。这百分之一的文字历史,我知道它完全是编出来的,假如还有少许真实的成分,那也是出于不得已。至于那余下的百分之九十九,我难以判断其真实性,据我所知,现在还活着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判断,这就是说,不容乐观。我现在正给我舅舅写传记,而且我是个有执照的历史学家。对此该得到何种结论,就随你们的便吧。我已经写到了我舅舅被穿黑皮夹克的女人带进了派出所,这个女人我决定叫她F。那个派出所的外貌里带有很多真实的成分,这是因为我小时候和一群同学到公园里玩,在山上抽烟被逮住了,又交不出罚款来,就被带到那里去了。在那里我掏出我舅舅给我的短头香烟,对每一个警察甜蜜地说道:大叔请抽烟。有一个警察吸了一根,并且对我的前途做了一番预言:“这么点年纪就不学好,长大了一定是坏蛋。”我想这个预言现在是实现了,因为我已经写了五本历史书。假如认为这个标准太低,那么现在我正写第六本呢。那一天我们被扣了八个钟头,警察说,要打电话给学校或家长让他们来领我们,而我们说出来的电话号码全是假的。一部分打不通,能打通的全是收费厕所——我把海淀区收费厕所的电话全记住了,专供这种时候用。等到放出来时,连末班车都开走了,就叫了一辆出租回家。刨去出租车费,我们也省了不少钱,因为我们五个人如果被罚款,一人罚五十,就是二百五,比出租贵二十五倍,但是这种勤俭很难得到好评。现在言归正传,F搜过了我舅舅的衣服,就把它们一件一件从窗口扔了回去,有的落在我舅舅怀里,有的落在地上。但是这样扔没有什么恶意。她还说:衬衣该洗了。我舅舅把衣服穿上,坐在凳子上系鞋带,这时候F推门进来。我舅舅放下鞋带,坐得笔直。除了灯罩下面,派出所里黑色很多,F又穿了一件黑夹克。
纳博科夫说:卡夫卡的《变形记》是一个纯粹黑白两色的故事。颜色单调是压抑的象征。我舅舅和F的故事也有一个纯粹黑黄两色的开始。我们知道,白色象征着悲惨。黄色象征什么,我还搞不大清楚。黑色当然是恐怖的颜色,在什么地方都是一样的。我舅舅坐在F面前,不由自主地掏出一支烟来,叼在嘴上,然后又把它收了起来。F说,你可以抽烟。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盒火柴扔给了他。我舅舅拿起火柴盒,在耳边摇了摇,又放在膝盖上。F瞪了一下眼睛,说道:“哞?”我舅舅赶紧说:我有心脏病,不能抽烟。他又把火柴扔回去,说了谢谢。F伸直了身子,这样脸就暴露在灯光里。她化过妆,用了紫色的唇膏,涂了紫色的眼晕,这样她的脸就显得灰暗,甚至有点憔悴。可能在强光下会好看一点。但是一个女人穿上了黑皮夹克,就没有人会注意她好看不好看。她对我舅舅说:你胸前有块疤。怎么弄的?我舅舅说:动过手术。她又问:什么手术?我舅舅说:心脏。她笑了一下说道:你可以多说几句嘛。我舅舅说,十几年前——不,二十年前动的心脏手术。针刺麻醉。她说,是吗?那一定很疼的。我舅舅说,是很疼。谈话就这样进行下去。也许你会说,这已经超出了正常问话的程度,但是我舅舅没有提出这种疑问。在上个世纪,穿黑皮夹克的人问你什么,你最好就答什么,不要找麻烦。后来她问了一些我舅舅最不愿意谈的问题:在写什么,什么题材,什么内容,等等。我舅舅都一一回答了。后来她说道:想看看你的作品。我舅舅就说:我把手稿送到哪里?那个女人调皮地一笑,说道:我自己去看。其实她很年轻,调皮起来很好看。但是我舅舅没有看女人的心情,他在想自己家里有没有怕人看见的东西,所以把头低得很低。F见他不回答,就提高了嗓音说:怎么?不欢迎?我舅舅抬起头来,把他那张毫无表情的脸完全暴露在灯光下。他的脸完全是蒙古人的模样,横着比竖着宽。那张脸被冷汗湿透了,看上去像柚子一类的果实。他说自己的地址没有变,而且今后几天总在家。
我舅舅的手稿是什么样子的,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一种说法是用墨水写在纸上的,每个字都像大写的F一样清楚。开头他写简体字,后来变成了繁体,而且一笔都不省。假如一个字有多种变体,他必然写最繁的一种,比方说,把一个雷字写四遍,算一个字,还念雷。后来出他的作品时,植字的老要查康熙字典,后来还说:假如不加发劳务费,这活他们就不接。我给他校稿,真想杀了他,假如他没被电梯砸扁,我一定说到做到。但这只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是他的手稿是用牛奶、明矾水、淀粉写在纸上的,但是这些密写方法太简单、太常见了。拿火烤烤、拿水泡泡就露底了。我还知道一种密写方法,就是用王水溶化的金子来写。但是如此来写小说实在是罪孽。实际上不管他用了什么密写方法,都能被显出来,唯一保险的办法是什么都不写。我们现在知道,他没有采用最后一种办法。所以我也不能横生枝节,就算他用墨水写在了纸上吧。
四
现在传媒上批判《我的舅舅》,调门已经很高了。有人甚至说我借古讽今,这对历史学家来说,是最可怕的罪名。这还不足以使我害怕,我还有一些门路,有些办法。但我必须反省一下。这次写传记,我恐怕是太投入了。但投入的原因可不是我舅舅——我对他没什么感情。真正的原因是小姚阿姨。小姚阿姨当时正要成为我舅妈,但我爱她。
夏天我们到河边去游泳时,我只顾从小姚阿姨的游泳衣缝往里看——那东西实在严实,但也不是无隙可钻,尤其是她刚从水里出来时——所以很少到水里去,以致被晒脱了好几层皮,像鬼一样的黑。小姚阿姨却晒不黑,只会被晒红。她觉得皮肤有点痒时,就跳到水里去,然后水淋淋地上来,在太阳底下接着晒。这个过程使人想到了烹调书上的烤肉法,烤得响或者起了泡,就要拿出来刷层油或者是糖色。她就这么反复炮制自己的皮肉,终于在夏天快结束时,使腿的正面带上了一点黄色。我对这些不感兴趣,只想看到她从水里出来时背带松弛,从泳衣的上端露出两小块乳房,如果看到了就鼓掌欢呼。这使她每次上岸都要在肩上提一把。提了以后游泳衣就会松弛下来,连乳头的印子都没有了,这当然是和我过不去的举动。她走到我身边时,总要拧我一把,说道:小坏蛋,早晚我要宰了你。然后就去陪我舅舅。我舅舅总是一声不吭,有时候她也腻了,就来和我坐一会儿,但是时时保持警惕,不让我从她两乳之间往里看;并且说,你这小坏蛋,怎么这么能让人害臊。我说:我舅舅不让人害臊?她说不。第一,我舅舅很规矩。第二,她爱他。我说:像这么个活死人,你爱他什么?不如来爱我。她就说:我看你这小子是想死了。假如姚老师爱上初一的男生,一定是个天大的丑闻。她害怕这样的事,就拿死来威胁我。其实我也知道这是不可取的事,但还是觉得如此调情很过瘾。
我舅舅被F扣在派出所,在那里坐了很久。值班的警察伸着懒腰跑到这间房子里来了一趟,斜着眼睛打量了他一眼,说道:这家伙干什么了?他以为我舅舅是个露阴癖,还建议说,找几个联防队员收拾他一顿,放走算了。F说:这一位是个作家。警察耸耸肩说:这就不是我们管的事了。他又说:困了,想睡会儿。F说:那就睡去吧。警察说:这家伙块头不小,最好把他铐起来。F说:怎么能这样对待人家呢。警察就说:那我也不能去睡。出了什么事,我可负不起责任。F就从抽屉拿出一副手铐来,笑着对我舅舅说:你不反对吧?我舅舅把双手并着一伸。那位警察拿了铐子,又说:还得把他鞋带松开,裤带抽掉。我舅舅立刻松掉鞋带,抽掉裤带,放在地上。于是那位警察给他戴上手铐,捡起皮带往外走,嘴里还说:小心无大害。F说道:把门带上。现在房间里只剩了他们两个人了。
现在该说说我自己长大以后的事了。出于对未遂恋情的怀念(小姚阿姨是学物理的),我去考了北大物理系,并且被认为是自北大建校以来最具天才的学生,因为我只上到了大学二年级,就提出了五六个取代相对论的理论体系。当然,让不让天才学生及格,向来是有争论的。等到本科毕业时,我已经不能在物理学界混了,就去考北师大的历史研究生。众所周知,时间和空间是理论物理研究构想的对象,故此学物理的人改行搞历史,也属正常。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或者按师姐师兄们的话来说,掉进了屎(史)坑,后来以一篇名为《始皇帝嬴政是阴阳人》的论文取得了博士学位,同时也得到了历史学家的执照,一张信用卡,还有一辆新车的钥匙。除了那张执照,其他东西都是出版公司给的,因为每个有照的历史学家都是畅销书作家。这时候小姚阿姨守了寡,每个周末都给我打电话,让我去,还说:阿姨给你做好吃的。我总是去的,但不是去吃东西(我正在减肥),也不是去缅怀我舅舅,而是给她拿主意。第一个主意是:你的弹性太差了,去做个隆乳手术吧。第二个主意则是叫她去整容。每个主意都能叫她痛哭一顿,但是对她有好处。最后她终于嫁到了一个有钱的香港商人,现在正和继女继子们打遗产官司。不管打赢打输,她都将是个富婆。这个故事的要点是:学物理只能去当教师,这是世界上最倒霉的差事;当商人的老婆就要好得多。当小说家也要倒霉,因为人家总怀疑你居心叵测;当历史学家又要好得多。还有一个行当是未来学家,不用我说你就能想到这也是好行当。至于新闻记者,要看你怎么当。假如出去采访,是坏行当。坐在家里编就是好行当。用后一种方法,最能写出一片光明的好新闻。
我舅舅和F在派出所里。夜里万籁无声,我舅舅没有了裤带,手又铐在一起,所以衣服松塌塌的,像个泄了气的皮球或者空了一半的布口袋。F往后一仰,把腿跷到桌子上,把脸隐藏到黑暗里,说道:别着急。现在公园关了门,放你你也出不去。等明天吧。我舅舅点点头,用并在一起的手从口袋里掏出烟来,叼在嘴上,想了一想说:我想抽支烟。F说:抽吧。我舅舅说:没有火。F用脚尖踢踢桌上的火柴,说:自己拿。我舅舅把烟取下来,放到手里一握,烟变成了碎末。F见到后,想道:我忘了他没有裤带;然后起身拿了火柴走过去,从他口袋里取出香烟,自己吸着了,放到我舅舅嘴上,说道:你不要急躁嘛。我舅舅应道:是。然后她手里拿了那盒烟说:我也想抽一支。有没有你没咬过的?我舅舅双手捧着烟,摇了摇头。这个样子像只耍把戏的老狗熊。F看了笑了一笑,伸手揪揪他的头发,说道:头发该理了。然后挑了一支我舅舅咬得最厉害的烟来吸。这种情况说明,她问我舅舅有没有没咬过的烟,纯粹是没话找话。
现在我想到,这个女人为什么要叫F。F是female之意。同理,我舅舅应该叫做M(male)。F和M各代表一种性别取向,这样用恰如其分。F穿了一双鹿皮的高跟靴子,身上散发着香水味,都是取向所致。我舅舅坐在凳子上像只耍把戏的老狗熊,这也是取向所致。包围着他们的是派出所的房子,包围着派出所的是漫漫长夜。我所写到的这些,就是历史。
五
我说过,我写的都是历史,历史是一种护身符。但是每一种护身符用起来都有限度。我必须注意不要用过了分。小时候我和小姚阿姨调情(现在看来叫做调戏更正确),觉得很过瘾;这是因为和女同学约会、调情都很不过瘾。那些人专会说傻话,什么“上课要认真听讲”,“互相帮助共同进步”之类,听了让人头大如斗,万念俱灰。我相信,笼养的母猪见了种猪,如果说道“咱们好好干,让饲养员大叔看了高兴”,后者也会觉得她太过正经,提不起兴致来;除此之外,我们毕竟还是人,不是猪,虽然在这方面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小姚阿姨比她们好得多,游泳时,她折腾累了,就戴上太阳镜,躺下来晒太阳,把头枕在我舅舅肚子上。看到这个景象我马上也要躺倒,把头枕在她肚子上,斜着眼睛研究她饱满的胸膛,后来我就得了很严重的内斜视,连眼镜都配不上。我们在地下躺了个大大的Z字。有时候有位穿皱巴巴游泳衣的胖老太太经过,就朝我们摇头。小姚阿姨对此很敏感,马上欠起身来,摘掉眼镜说:怎么了?对方说:不好看。她就说:有什么不好看的?他们都是男的嘛。这当然是她的观点,我认为假如有三位女同性恋者这样躺着就更加好看——假如她们都像小姚阿姨那么漂亮的话。
小姚阿姨其实是很正经的,有时候我用指尖在游泳衣下凸起的地方触上一下,她马上就说:想要活命的话,就不要乱伸爪子。这种冷冰冰的口气触怒了我,我马上跳到水里去,潜到河底去。那里的水死冷死冷,我在那里伏上半天,还喝上几大口;然后蹿出水来,往她腿上一躺,冰得她惨叫一声:喂!来治治你外甥!那个“喂”,也就是我舅舅,他爬起来,牙缝里还咬着一支烟,一把捞住我,举起来往水里一扔,有时候能丢出去七八米远。在这个混蛋面前,我毫无还手之力。谢天谢地,他被电梯摔扁了,否则我还会被他摔到水里去。
我舅舅在派出所里吸了一口烟,喷出来时眼前是白茫茫的一片。一个长久不吸烟的人乍抽起来总是这样的。他还觉得胸口有点闷。F在椅子上躺好了,说道:我要睡了。天亮了叫我。就一声不吭了。我舅舅吸完了那支烟,侧过手来看表:当时是夜里三点。他长出了一口气,用手把头抱住,直到第二天早上人家把他放出去。那天夜里的事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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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h4>
一
我现在是历史学家了,有关这个行当,还有进一步说明的必要。现在我们有了一部历史法,其中规定了历史的定义:“历史就是对已知史料的最简单无矛盾解释。”我记得这是逻辑实证论者的说法,但是这部法里没有说明这一点。一般说来,贼也不愿意说明自己家里每一样东西是从谁那里偷来的。从定义上看,似乎只能有一部历史,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该失业了。但是历史法接着又规定说:“史料就是:1.文献;2.考古学的发现;3.历史学家的陈述。”有脑子的人都会发现,这个3简直是美妙无比,你想要过幸福的生活,只要弄张历史学家的执照就行了。现在还有了一部小说法,其中规定,“小说必须纯出于虚构,不得与历史事实有任何重合之处”,不管你有没有脑子,马上就会发现,他们把小命根交到我们手里了。现在有二十个小说家投考我的研究生,但我每年只能招一个。这种情况说明,假如我舅舅还活着,肯定是个倒霉蛋。说不定他还要投考我的研究生哩。小姚阿姨至今认为,她嫁给我舅舅是个正确的选择,她说这是因为我舅舅很性感。我说:他性感在何处?她说:你舅舅很善良,和善良的人做爱很快乐。我问:你们经常做爱吗?她说:不经常。想了一下又说:简直很少做。除此之外,什么是善良她也说不大清楚。这种情况说明她智力有限,嫁给商人或者物理学家尚够,想嫁给历史学家就不够了。
F也觉得我舅舅性感,但是这种性感和善良毫无关系。她有时想到我舅舅发达的胸大肌,紧缩着的腹部,还有那个发亮的大刀疤——那个刀疤像一张紧闭着的嘴——就想再见到他。除此之外,她还想念我舅舅那张毫无表情的脸,无声地下垂的生殖器,她觉得在这些背后隐含了一种尊严。这种想法相当的古怪,但也不是毫无道理。在工作的时间里,她见过很多张男人的脸,有的谄笑着,有的激愤得涨红,不论是谄笑,还是激愤,都没有尊严;她还看到过很多男性生殖器,有的被遮在叉开的五指背后,有的则嚣张地直立着;但是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尊严。相比之下,她很喜欢我舅舅那种不卑不亢的态度。所以她常到山道上去等他,但是我舅舅再也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