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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轨道车的终点站车站广场下了车，然后飞快地消失在商业区的迷宫之中，因为母亲在等他六点钟回去。而当他从人群的另一头穿出来时，身后传来了女人的高跟鞋踩在石砖上的欢快声响，他回过头去，证实了自己早已猜到的事：是她。她装扮得和版画上的女奴一样，穿一条荷叶长裙，走过街上的水坑时要用跳舞般的姿势提起裙角，领口开得很大，露出了双肩，脖子上戴着一大串五颜六色的项链，头上包着白色头巾。这样的女人他在小旅馆见过。她们常常在下午六点才只吃过早餐，于是别无他法，只能拿色相来充当拦路劫匪的尖刀，把它架在街上遇到的第一个男人脖上：要么一夜良宵，要么性命不保。为了做最后的验证，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掉转方向，钻进了空无一人的麦仙翁巷，而她仍旧跟着他，且越跟越近。于是，他停下脚，转过身，双手拄着雨伞，在人行道上挡住了她的去路。她在他面前站住了。
“美人儿，你弄错了，”他说，“我是不会就范的。”
“您一定会，”她说，“从您脸上就看得出来。”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想起了从小听家庭医生，也就是他的教父，就他的长期便秘发表的一句言论：“世上的人分两种，大便通畅的和大便不通畅的。”在这一信条的基础上，医生提出了一整套关于性格的理论，自认为比星象学还要准确。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随着阅历的丰富，从另一角度改写了这个理论：“世上的人分两种，会勾搭的和不会勾搭的。”他不信任后面这种人：他们一旦越轨，便觉得这件事太不可思议，于是四处炫耀爱情，就好像那是他们刚刚发明出来的似的。而经常做这种事的人恰恰相反，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这个。他们感觉良好，也守口如瓶，因为知道谨言慎行是性命攸关的大事。他们从不谈论自己的丰功伟绩，也不向任何人吐露秘密，反而装出一副对这种事漠不关心的样子，以致常常招来性无能、性冷淡，甚至不男不女的名声，就像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这样。但他们乐意将错就错，因为这种误解同样也能保护他们。他们是秘而不宣的共济会组织，全世界的成员都能认出彼此，根本不需要讲同一种语言。因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姑娘的回答并不惊讶：她是他们中的一员，而她也很清楚，他知道她知道。
这是他一生的错误：他的良心在此后每天的每时每刻都这么提醒他，直到他生命的末日。她想向他恳求的不是爱情，更加不是用金钱来交换的爱情，而是加勒比河运公司里的一份工作，不管做什么，也不管工资如何，随便什么样的工作都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自己的行为万分羞愧，于是把她带到了人事部门的头儿那里。头儿在总务处给她安排了一个最低等的职位，而她却抱着严肃认真、谦卑奉献的态度，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三年。
从创建之日起，CFC的办公室就位于内河码头的对面，那里与海湾另一侧的远洋轮船港口截然不同，也不同于灵魂湾的市场泊船处。那是一座木制楼房，双坡锌顶，只在正面有一个用石柱支撑的长长的阳台。房子四面都有装着铁丝网的窗子，从屋里就能看到码头上停着的所有船只，与看挂在墙上的图表无异。当初建造房子时，德国先驱们把锌顶漆成了红色，四周的木墙则涂了耀眼的白，为的是让整座楼看上去就像一条内河船。后来，人们又把它整个儿漆成了蓝色，而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进公司时，这座楼已变成了一个落满灰尘、说不清是什么颜色的棚屋，生锈的屋顶上，补丁摞补丁。楼后是一个砂土院子，围着鸡笼用的那种六角网眼铁丝网，里面有两个较新的大仓库，仓库后面则是一条堵死了的下水道，又脏又臭，半个世纪的河运垃圾都在那里腐烂：各种古旧船只的残骸，从西蒙·玻利瓦尔剪彩下水的原始单烟囱船，到舱室装有电风扇的较新的船。其中大部分已被拆散，零部件用到了其他船上，但也有不少还相当完好，似乎只要动手刷刷漆，便可以下海航行，都用不着吓跑船上的鬣蜥，或除去那些让这一条条旧船看上去更加伤怀的茂盛的大黄花。
楼顶层是管理处，一间间的办公室都很小，但很舒服，设备齐全，就像轮船上的舱室，因为它们并非由城市建筑师而是由造船工程师设计的。走廊的尽头，莱昂十二叔叔就像一名普通员工，在一间和所有人的办公室相同的屋里办公，唯一的区别，就是他每天清早都能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看到一束插在玻璃瓶里的随便什么种类的芳香四溢的鲜花。底层是旅客接待处，先是一间摆放着粗糙板凳的候船室，以及一个售票和行李托运的柜台。再往里才是混乱的总务处，单是这名字就给人一种职能模糊的感觉，那些其余部门无法解决的问题最终就送到这里来不了了之。那天，莱昂十二叔叔亲自来此，想看看到底能不能想出什么见鬼的办法，好让总务处起点作用，而当时，莱昂娜·卡西亚尼就默默地坐在一张堆满了玉米袋和无法处理的文件的小桌后面。在对满屋子全体职员进行了三个小时的询问、理论假设和具体调查后，莱昂十二叔叔懊恼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因为这一趟不仅确定了那种种问题根本找不到解决方案，而且雪上加霜，又发现了各种无法解决的新问题。
第二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走进办公室，看见了莱昂娜·卡西亚尼提交的一份备忘录，请求他研究一下，如果觉得合适就转呈他的叔叔。在前一天下午的视察中，她是唯一个一言未发的人。她心里始终清楚自己是因他人的施舍而受雇，在备忘录中，她表明自己没有发言并非因为漠不关心，而是出于对本部门领导的尊重。她的建议之坦率令人惊讶。莱昂十二叔叔本是想将总务处彻底改组，但莱昂娜·卡西亚尼的想法恰恰相反，理由很简单，那就是事实上总务处根本不存在：它不过是个垃圾站，收容了其他部门推卸掉的各种麻烦而又无关紧要的问题。因此，解决办法就是撤销总务处，将问题返回原部门解决。
莱昂十二叔叔完全不知道莱昂娜·卡西亚尼是谁，也记不起前一天下午的会议中见过的哪个人可能是她。但看完备忘录后，他把她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和她闭门交谈了两小时。他们天南地北地什么都聊，这是他了解人的一贯做法。那份备忘录显露了质朴的常识，解决方案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但这些对莱昂十二叔叔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本人。最引起他注意的，是她小学毕业以后，就只在制帽学校学习过。但在此之外，她正用一种速成法在家自学英语，三个月前还开始上夜校学习打字，这可是一门大有前途的全新职业，就像从前的电报业和更早时期的蒸汽机行当一样。
等她谈完话走出去时，莱昂十二叔叔已经开始叫她“同名人莱昂娜”了，后来就一直这样称呼她。根据莱昂娜·卡西亚尼的建议，他决定当机立断撤销使人头疼的总务处，把问题交回那些制造问题的人去解决。他为她专门设立了一个既无名称也无具体职能的岗位，实际上就是当他的私人助理。那天下午，总务处被无声无息地埋葬后，莱昂十二叔叔问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是从什么地方把莱昂娜—卡西亚尼找来的，他据实做了回答。
“那么你就再到轨道车上去，把所有像她一样的姑娘通通给我带回来。”叔叔对他说，“再有两三个这样的，我们就能把你那艘大帆船捞上来了。”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以为这只是莱昂十二叔叔的一句典型的玩笑话，但第二天他便发现六个月前指派给自己的那辆车不见了，就为了让他继续在轨道车上寻找隐藏的人才。至于莱昂娜·卡西亚尼，则很快放下最初的顾忌，把前三年深藏不露的所有本领都拿了出来。又一个三年过后，她已掌控了一切，再过四年，她与总秘书的位置就只一步之遥了，但她拒绝接受这个职位，因为那只比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低一级。到那时为止，她一直都听命于他，她愿意继续这样下去，尽管真相并非如此：就连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自己也没有注意到，其实是他在听命于她。事实上，他在董事会中不过是依照她的建议行事，完全是她帮他战胜了隐藏的敌人设下的种种圈套，节节高升。
莱昂娜·卡西亚尼具有一种魔鬼般的才能，能够操控秘密，总是在合适的时机出现在合适的地方。她精力充沛，沉默寡言，温柔聪慧。但在必要的时候，尽管要忍受灵魂的痛苦，她也会放任自己施展铁腕。然而，她从不会为了自己这样做。她唯一的目的，是不惜一切代价扫清障碍，别无他法时甚至不惜流血，好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扶摇直上，坐到他自不量力想要坐到的位置上去。当然，出于一种无法控制的权力欲，她无论如何也会这么干，但事实是，她有意识地做这一切，纯粹是为了报恩。她的决心之坚定，就连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也一度认不清她的意图。曾有那么一个不幸的时刻，他试图挡她的路，因为他认为是她在挡自己的路。莱昂娜·卡西亚尼让他重新清醒过来。
“您别弄错了，”她对他说，“只要您愿意，我随时可以退出，但您可要想清楚。”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确从未想过，这个时候他尽可能清醒地想了一想，于是向她缴械投降。事实上，在一直危机四伏的公司里那场肮脏残忍的内斗中，在他战战兢兢却又一发不可收拾的猎捕行动中，在对费尔明娜·达萨越来越渺茫的幻想中，面对这个勇敢的黑女人所做的壮举，面对她在那白热化的斗争中惹上的一身污秽又一身情爱，表面上无动于衷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内心不曾有过一刻平静。很多时候他都暗自伤心，只为她当真不是他认识她的那天下午所想象的那种女人，不然他早就把自己的原则抛到脑后，哪怕要付出实打实的金疙瘩，也要去和她做爱。莱昂娜·卡西亚尼依旧和那天下午在轨道车上时一模一样，穿着那身叛逃奴隶似的俗丽衣服，裹着疯狂的头巾，戴着骨头耳环和手镯，还有那一大串项链和满手的假宝石戒指：完全是个街头荡妇。岁月在她的外表没有刻下多少痕迹，反而适当地增添了她的姿色。她正值成熟丰润的年龄，散发出的女性魅力比以往更令人躁动，那热情似火的非洲女人的身体也更显丰满结实。十年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没有再向她示过好，以此为他最初犯下的过错赎罪，而她帮他做了一切，却唯独没在这件事上帮他。
一天晚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工作到很晚——母亲去世后，他常常如此——正要回家时，他看见莱昂娜·卡西亚尼办公室的灯还亮着。他没有敲便推开了门。她果然在那里：独自一人坐在办公桌前，神情严肃，陷人沉思，新配的眼镜让她看上去像个学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又惊又喜地发现这座房子里只有他们两人，码头上也空无一人，城市在沉睡，无尽的黑夜笼罩着阴郁的大海，一艘一小时后才能到达的轮船发出悲凄的哀号。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双手拄着雨伞，就像当年在麦仙翁巷挡住她的去路时一样，只不过现在他这样做是为了掩盖自己膝盖的颤抖。
“请告诉我，我亲爱的母狮，”他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种困境？”
她没有惊讶，神情自若地摘下眼镜，阳光般的笑声使他头晕目眩。她还从未用“你”称呼过他。
“唉，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她对他说，“十年来，我一直坐在这里等你问我这句话。”
已经太迟了：机会曾经就在那辆骡子轨道车上，后来也一直在她所坐的这把椅子上，而现在却已一去不复返了。事实上，在为他干了那么多见不得人的卑鄙事，为他忍受了那么多肮脏的勾当之后，她的生命已经走到了他的前面，尽管他原本比她年长二十岁：她为他衰老了。她是那么地爱他，她愿意继续爱他而非欺骗他，但她不得不以一种残酷的方式点醒他。
“不，”她对他说，“那样我会觉得我是在和自己的儿子睡觉，虽然这个儿子并不是我生的。”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如鲠在喉，因为最终的拒绝竟不是出自自己之口。他一贯以为，当一个女人说“不”的时候，是在等待对方的坚持，然后再做出最后的决定，但事情到她这里就完全不同了：他不能冒险再犯第二次错误。他很有风度地退了出去，甚至还带着一点儿实属难得的优雅。从那晚起，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任何一点阴影都不费吹灰之力地消散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终于明白，不跟女人睡觉，也能成为她的朋友。
莱昂娜·卡西亚尼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曾试图向其透露费尔明娜·达萨秘密的唯一一人。由于不可抗力，为数不多的几个知情人都已经开始淡忘这件事了。毫无疑问，他们中的三个已把它带进了坟墓：一是他的母亲，她在去世前很久就把这件事从记忆中抹掉了；二是加拉·普拉西迪娅，她服侍着像自己孩子一样的女主人，直至善终；三是令人难忘的埃斯科拉斯蒂卡·达萨，是她把他人生中收到的第一封情书夹在一本弥撒经书中带给他，而如今过去了那么多年，她不可能还活在世上。此外还有洛伦索·达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他当年为了避免女儿被开除，或许曾将此事透露给弗兰卡·德拉路斯修女，但由此再往外传的可能性不大。再者就是伊尔德布兰达·桑切斯所在的遥远省份的十一位电报员，他们发报时是知道他们俩的全名和准确地址的。最后，就是伊尔德布兰达·桑切斯和她那帮桀骜不驯的表姐妹了。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知道，其实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也应该算在其中。伊尔德布兰达·桑切斯在最初几年对本城的频繁拜访中，曾有一次向他透露了这个秘密。但她是偶然且在一个不适当的时候说起的，乌尔比诺医生甚至不是如她所想象的那样左耳进右耳出，而是压根儿就没从任何一个耳朵听进去。原来，伊尔德布兰达是在讲到可能在花会上夺魁的诗人时提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她认为他是被埋没了的诗人之一。乌尔比诺医生怎么也想不起这人是谁，而她则毫无必要却也没有半点恶意地告诉他，那是费尔明娜·达萨婚前的唯一一位恋人。她告诉他，是因为她相信这件事是那么的纯真而且短暂，以至于它所激发的情绪不过是令人感动罢了。乌尔比诺医生看都没看她就答道：“我倒不知道那家伙还是个诗人。”随即，他便从记忆中将他同其他事情一起抹掉了，因为他的职业早已让他形成了某种道德准则，那就是适时地选择忘记。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发现，这些秘密的保管人中，除了自己的母亲，其余都属于费尔明娜·达萨的世界。他这方只有他一人，孤独地背负着这个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包袱，多少次都想与人分担，但至今还没有人值得他如此信任。莱昂娜·卡西亚尼是唯一可能的人选，只不过他需要找到合适的方式和机会。那个闷热的夏日午后，他正想着这事，可巧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竟爬上了CFC陡峭的楼梯。为了克服三点钟的炎热，他每爬一级便停下来歇一会儿，最终气喘吁吁地出现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办公室时，裤子都被汗水浸湿了。他用尽最后一口气说道：“我相信一场飓风就要刮过来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曾在这里接待过他好几次，都是来找莱昂十二叔叔的，但从没有像此时这样清晰地感觉到这位不速之客与自己的生活有着某种联系。
那时，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已经度过了自己的职业难关，正像个乞丐一样，手里拿着帽子，挨家挨户地为他的艺术事业寻求资助。一直以来，他最长久也最慷慨的资助人之一便是莱昂十二叔叔。而此刻，莱昂十二叔叔正坐在书桌前的弹簧靠背椅上，刚开始睡他那每日十分钟的午觉。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请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稍等片刻，这里与莱昂十二叔叔的办公室相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叔叔接待访客的前厅。
他们两人在很多不同的场合见过，但从未像这样面对面坐在一起。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又一次感到自卑得恶心。在这仿佛无穷无尽的十分钟里，他三次起身，盼望叔叔提前醒来，还喝了整整一保温瓶的苦咖啡。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连一杯也没接受。他说：“咖啡是毒药。”接着便聊起一个又一个的话题来，根本也不管对方是否在听。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无法忍受他那种与生俱来的出众。他用词精准流畅，身上散发出隐隐的樟脑味，魅力独特，风度翩翩，谈吐高雅，就连最为轻浮的言词，只因从他口中说出，也变得精妙无穷。突然，医生一下子转换了话题：
“您喜欢音乐吗？”
这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有些意外。事实上，城中举办的所有音乐会或歌剧演出他都会前往，但他自觉并没有能力进行一番批评式的或全面的讨论。他对流行音乐情有独钟，尤其是伤感的华尔兹，很显然，它们和他年轻时作的曲子以及他那些秘密诗句异曲同工。他只需随意地听上一遍，接下来的整整几夜，就连全能的上帝也无法将旋律从他的脑海中抹掉。但这不是一个对专家提出的严肃问题的严肃回答。
“我喜欢加德尔。”他说。
乌尔比诺医生明白了。“嗯，”他说，“他现在正流行。”接着就巧妙地把话题转到自己那许多新计划上去了：像往常一样，这些计划将在没有官方资助的情况下实现。他向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强调，现在能拉来的演出质量低劣，令人泄气，与上世纪能欣赏到的那些节目简直有云泥之别。的确如此：他花了一年的时间预售门票，就为了能把柯尔托、卡萨尔斯和蒂博的三重奏搬上喜剧剧院的舞台，可政府里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三位是谁，而就在眼下这一个月中，拉蒙·卡拉尔特的侦探剧团，马诺罗·德拉普雷萨先生的小歌剧和说唱剧团，洛斯·圣塔内拉剧团（那些难以形容的、善于模仿和表演幻术的小丑们能借着磷火闪动的瞬间在舞台上换衣服），丹妮塞·达尔泰内（据广告称她是牧羊女游乐园的老牌舞蹈演员），甚至还有那个令人厌恶、敢跟斗牛近身搏斗的巴斯克疯子乌尔苏斯，所有这些人的演出票竟然都销售一空。不过，这没什么可抱怨的，因为就连欧洲人自己也又一次做了坏榜样，正进行着野蛮的战争，而我们倒已经在连绵半世纪的九次内战后，开始过上太平日子了。仔细算算，其实那九次内战完全可以视作一次：自始至终不过是同一场战争。这场令人陶醉的演说中，最引起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注意的一点就是花会有可能重开，这曾是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发起的活动中最轰动、也最持久的一项。阿里萨不得不咬住舌头，以免说出自己曾经是它的执著参与者，那项一年一度的比赛吸引了很多大名鼎鼎的诗人，不仅有来自国内其他地方的，还有来自加勒比其他国家的。
谈话刚刚开始，热腾腾的空气就骤然凉了下来，一阵四处乱窜的狂风把门窗摇晃得噼啪作响。办公室连同房子的地基都咯吱咯吱地响起来，仿佛汪洋中的一叶孤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似乎没有觉察到这些。他随便提了几句六月肆虐的飓风后，出其不意地谈起了他的妻子。他不仅视她为最热情的合作者，还把她视作自己一切倡议的灵魂。他说：“没有她，我会一事无成。”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无动于衷地听着他的话，微微点头表示赞同，他不敢开口说话，因为害怕声音会背叛自己。但再听了两三句话后，他便明白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在那么多耗费精力的应酬之余，仍有富裕的时间去仰慕自己的妻子，而且程度几乎与他不相上下。这个事实令他茫然。但他没有做出自己本想做出的反应，因为此时，他的心对他耍了一个只有心才能耍出的婊子花招：他的心告诉他，他和这个他一直视作死敌的男人是同一命运的牺牲品，遭受着同一种激情带来的厄运——是两头套在同一架轭上的牲口。在二十七年无休止的等待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头一次无法承受这种内心的剌痛：眼前这个令人钦佩的男人必须死掉，只有这样他才能幸福。
飓风终于扬长而去，但这强劲的西北风在十五分钟内已席卷了沼泽附近的好几个街区，毁掉了几乎半座城市。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又一次对莱昂十二叔叔的慷慨表示满意，没等雨完全停就离开了，还无意中带走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借给他撑到车前的雨伞。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没有介意。甚至刚好相反：他很高兴地想着费尔明娜·达萨知道伞的主人是谁时会作何感想。当莱昂娜·卡西亚尼走过他的办公室，他还沉浸在这次激动人心的会面所带来的恍惚之中。他觉得这是唯一的机会，无需兜圈子便可以向她吐露自己的秘密，就仿佛挑破要命的腌下脓疖似的：要么现在，要么永远都不。他开始问她对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这个人怎么看。她几乎想都没想便回答说：“他做了许多事，或许做得太多了，但我相信没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接着，她思索了片刻，一边想一边用她那只有高大的黑女人才有的又大又锋利的牙齿，把铅笔上的橡皮一块块咬下来，最后，她耸了耸肩，以此结束这个与自己毫不相关的话题。“也许正因为此，他才做那么多事吧，”她说，“这样可以免得去想。”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试图留住她。
“让我难过的是，他不得不死。”他说。
“世上的人都是要死的。”她说。
“是的，”他说，“但他比任何人都更应该死。”
她一点儿也没听懂，又耸了耸肩，没说话便走了。于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知道，在将来的某个晚上，同费尔明娜·达萨躺在一张幸福的床上时，他将会告诉她，他没有把他的爱情秘密透露给任何人，甚至对唯一一个赢得了知情权的人也没有说。不：他将永远不会向人吐露这个秘密，即便是对莱昂娜·卡西亚尼，这并非因为他不想向她打开这只他珍藏了半辈子的宝箱，而是因为直到开启的那一瞬间他才发现，他已把钥匙弄丢了。
然而，那天下午最震撼他的还不是这件事。他沉浸在对青春岁月的怀念当中，一场场花会的情景历历在目。每年的四月十五，喧嚣声都会响彻整个安的列斯群岛，他始终是主角之一，但也和在几乎所有其他活动中一样，始终是秘密的主角。自首届诗赛以来，他参加过好几次，可就连末等奖中也从未出现他的名字。不过他不在乎，因为他参赛并非出于获奖的野心，而是因为这项赛事对他来说别具吸引力：第一次比赛中，负责打开火漆封口的信封并宣布获奖名单的人是费尔明娜·达萨，从那时起，他就注定要在此后的每一年都参加比赛了。
那天夜晚，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躲在前排靠背椅的阴影中，翻领的扣眼上别着一枝娇艳的山茶花，随着他强烈的渴望上下起伏。他看见费尔明娜·达萨站在古老的国家剧院的舞台上，打开三只用火漆封着的信封。他问自己，当她发现金兰花奖的得主是他时，心里会有怎样的波澜？他能肯定她认得出他的笔迹，在那一瞬间，她定会回想起小花园杏树下刺绣的那一个个下午，想起信中那些干枯的栀子花的芳香，想起清晨风中那曲只属于两人的花冠女神的华尔兹。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更糟糕的是：金兰花奖，这个万人渴望的国家诗歌大奖竟授给了一个中国移民。这个不同寻常的决定引起了公众的骚动，甚至令大赛的严肃性受到质疑。但评判是公正的，评委会一致认为那首十四行诗精妙绝伦。
没人相信获奖的中国人是那首诗的作者。上个世纪末，为了逃避修建两大洋铁路时席卷巴拿马的黄热病瘟疫，他和其他很多中国人一起来到这里，到死都没有再离开。他们用中文生活，用中文繁衍后代，彼此间长得十分相像，以至于没人能分得清他们谁是谁。起初，一共也没有十个人，有几个带着妻子儿女和用来食用的狗。但没过几年，他们和那些人境时未在海关留下丝毫记录的不期而至的中国人，已经从港口郊外的四条巷子中满溢出来。一些年轻人在匆忙间变成了令人敬仰的族长，谁都无法解释他们哪里来的时间衰老。人们普遍凭直觉把他们分为两类：坏中国人和好中国人。坏的那些都窝在港口阴郁的餐厅里，面对着一盘葵花子炒鼠肉，或者像国王一样大吃大喝，又或者随时准备在桌前暴毙，大家怀疑，那些餐厅不过是在掩人耳目，里面进行的其实是贩娼之类的勾当。好中国人则是那些洗衣店里的人，他们继承了一门神圣的学问，能让交回的衬衫比新的还整洁，领口和袖口都熨烫得像刚出模子的圣体一样。那位在花会上击败了七十二名有备而来的对手的男人，就是这些好中国人之中的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