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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在1972年得知自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时说了一句著名的话：“为什么不是格拉斯？”
尽管很少有人耐心读完《铁皮鼓》和《狗年月》，谈论君特·格拉斯仍是不少人标志个人品位的方式。即便如此，我却宁愿和人谈论另外一些德国作家：我喜欢文字之轻远胜于思辩之重。事实上我读过的德国作家少得可怜，远的除了托马斯·曼和黑塞，近的也就是写《香水》的聚斯金德。当然，德国作家里也有给我影响颇大的，比如西格弗里德·伦茨。我曾经向很多人问起：“你读过《德语课》吗？”大家都茫然不知。小说《德语课》讲的是一个少年犯对父亲的回忆。他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德国人，一个恪尽职守的人。关于责任感，伦茨的小说是颠覆性的。君特·格拉斯的小说《铁皮鼓》实际上很大部分也是在探讨责任感。主角，那个侏儒奥斯卡正是为了逃避所谓责任而不愿长大。我现在仍然认为，一个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的年轻人读《德语课》或者《铁皮鼓》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
责任感是德国人的天性，责任感让德国人疯狂过，责任感也使德国人跪在了波兰犹太人墓前。换句话说，责任感是德国历史的一部分。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人比德国人更纠缠于历史了。在其他国家，历史或许是神话是童谣。而在德国，历史则是睡在枕边的幽灵。
既然命中注定，历史将一直纠缠着德国人，于是几乎所有的德国作家都主动地纠缠上了历史。他们把历史当作一口井，试图从里面打捞出艺术。君特·格拉斯也是这样做的。自《铁皮鼓》之后，《猫与鼠》《狗年月》《比目鱼》都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在经历长期的等待和争议后，因为《我的世纪》一书，君特·格拉斯终于获得了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至此，他的事业达到了顶峰。瑞典科学院称赞格拉斯“在语言和道德受到破坏几十年”之后，为德国文学带来了新的开始。说他在“清醒的黑暗的虚构故事中展示了历史遗忘的一面。”瑞典科学院尤其称赞君特·格拉斯的新作《我的世纪》是“按时间顺序伴随二十世纪的注释，并且对使人愚昧的狂热显示了一种独特的洞察力”。而当我读完《我的世纪》一书时，我感觉瑞典科学院的那些评委们的评价是客观的。只是，我越来越不清楚艺术和历史的距离应该有多远。
尽管君特·格拉斯的文学创作才华早被世人所熟知，但是他终于还是从小说的帷幕中走了出来，开始直截了当地讲述历史。从这一点看，这位老人现在真正爱的是历史，而不是艺术。也许，他一直都是如此。其他作家想从历史这口井里打捞出艺术，而君特·格拉斯爱的是井本身。他不想打捞什么，而是往井里抛几块石头，听听深井中的回声。正如他在《我的世纪》中国版序言中所说，他的目的就是让“历史发出响声”。
《我的世纪》的体裁很难界定，有人说它是散文集，也有人说它是故事集，我认为《我的世纪》却有着报告文学的某些特征，就像冯骥才的《一百个中国人的十年》。《我的世纪》甚至可以说并非个人创作的成果，倒像是一个由君特·格拉斯本人和米舍尔（他的历史顾问）、诺伊豪斯（他的学术顾问）组成的创作小组的作品。《我的世纪》的各国译本也是在这个小组的亲自指导下翻译的，所以中文版的《我的世纪》有着德文版同样的风格：严谨，甚至刻板。字字斟酌，举轻若重。
正是因为《我的世纪》，我决定继续保持对德国文学的敬意，并且继续缅怀我曾经不小心读到的德国作家——他们为数不多，表情严肃。同时我发誓，再也不提起《德语课》和西格弗里德·伦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不重要，就像《我的世纪》之于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