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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当学生出身的人,谁没有母校呢?但我的母校和我的经历一样,显得……有点复杂罢。我父母都是军人,他们从山西昔阳1948年渡河南下,父亲在野战部队,母亲在公安部队,他们在栾川,我就在栾川,他们到洛阳我就在洛阳……在邓县(今邓州市)、在南阳……他们频繁调动,我便随队搬迁,不知道到底迁了几所学校。因为辗转不定,这个学校与那个学校教学进程又都不相同,教学质量也各有异样,因此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都是“臭”——除了语文。语文这玩意儿不需要教学的严密连贯性,它大致的架势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博士后都是一致连贯的。数理化、生物、外语就另是一回事了,我从来在哪个学校里也不曾辉煌过。在学校,老师们也悄悄议论,“这孩子资质看上去很好,也不像是个花花公子,怎么学习就搞不上去”……他们之间背地里言语——大约因为都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是相当的文明,但是一到课堂上,那就变了脸,又像个受过教育的乡村干部,他们绝不当面破口痛骂,而是有点指桑骂槐那样,“有的同学条件很好,怎么就不肯用功?我看他像个大烟鬼子遛街狗!别人学习,他吊儿郎当——你转悠能转出个大学生?”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富家子弟!”
“别看你家条件好,父母都是领导干部,你照样是个饭桶,垃圾!”
“废物一个!”
……诸如此类的话,在课堂上铁青着脸教训人,透过闪着窗子光亮的近视镜片冷冷地瞪着你——他根本不会想讲台下的我是什么感受。我的母亲在家里,也训我是“吃僧”。这是昔阳话,大约也是饭桶的意思——和老师的看法一致,也许吧!她晓得我功课不好的一些原因,吃僧归吃僧,到该吃饭时,她仍端着最好的饭菜送到“饭桶”面前。
每年到暑假放假前,是我最困难的时光。因为要向家里缴“学习手册”,我就千方百计地拖拉、回避,不是说还没有发下来,就说在同学那里没有取回来,我知道他们拖一拖就“忘了”,或者就拉住。父母开始时还很认真,后来每次这样,成绩就那样,都是勉强及格甚或不及格,品德考语也差不多,说了许多模棱两可的鼓励话,再加上一句,“希望加强督促学习,争取较好成绩。”年年如此,像一本不变的旧挂历,父母每次都一样的失望。也许是忙,也许是怕自己给自己添烦恼,常常也就撂开手。1957年我十二岁,舅舅从广西来家,他执意要看我的学习手册。我说在学习小组长(同学)手里,还没有发给我。他不信,就翻我的书包,翻我的抽屉,结果在我的褥子下面翻出来,“啊哈!这不是嘛!你还骗我!”——他一下子眼中放光了,迫不及待地站在窗前就翻阅我那本倒霉的册子,母亲侧在门口,尴尬地看着这一幕。舅舅的脸色也慢慢地凝注,变得肃穆,眼神也有点黯淡呆滞了,慢慢放下手册,对妈妈说:“解放学习不行,这将来不得了。”他们姐弟俩出去,我则如同被雷轰了一样,脑子里一片空白站在那里许久没动。
谈母校,似乎说这些有些离题,但这是我所有学校千篇一律的遭遇。我的第一个母校在陕县。如今我们看电视,三门峡市的天气预报常有宝轮寺塔的伟姿,高高地矗立在晚霞里——那在当地叫蛤蟆塔,寺院好像被飞机炸碎了,独独的一座塔,若在塔前无论远近敲击两块石头会发出“咯哇咯哇”的声音,和池塘里雨前青蛙叫声一样。彼时我没有这样的知识——这塔是我国四大回音建筑之一,它就在我们小学对门,不到一百米。我常和小伙伴一道来这里玩,敲石头,捉迷藏。我小学一年级的班主任叫牛转娣,这个名字很好理解,是她的父母希望她有个弟弟的意思罢。她个头不高,比我们平常人的脸红一些,很精神,只是放了足,显得脚还是小一点,走路略有点拧着脚的样子,第一堂课她一上台,一手执教鞭,一手掠一把乌鸦一样黑的秀发,脸通红,眼中闪着光,要多精神有多精神,对我们说:“同学们,今天我们上第一课:开学了!”
“开学了!”那时语文课叫《国语》。第一课就这么三个字。
“我们上学”——第二课。
“学校里有老师同学。”
“学校里有教室、桌椅和黑板。”
……第三课。第四课。
那是一段终生难忘的学校生涯,除了因为我的顽劣、旷课、逃学、偶尔挨母亲的揍,几乎没有什么痛苦。牛老师似乎挺喜欢我,因为我虽然调皮,但我活泼、天真,老师和同学没有嫌憎我的。
但这样的日子并不长久。父亲调到了洛阳,母亲还留在陕县,他们似乎商量过,谁有空谁带我。这么着,在陕县、洛阳之间来回流动上学,频繁转学。这当然只能算客观上的原因,我确实是一个不能静下心,动脑子踏实研究数理化的孩子,对外语单词更是深恶痛绝,不屈不挠地坚决抵触——明知它有用,至少是敲门砖,就是死不背诵。
像织布机上的纺锤,我在洛阳之间穿梭了四五次。母亲调到了洛阳,她在郊区公安分局当副局长,我又跟定了她。四年级之后又有了一段稳定,我在洛阳西南隅小学上学,徐思义是我的班主任老师。
他是个男的,从外形到内质和牛老师全然不同。徐老师清癯,个子高,肤色极为白皙,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他讲语文,课本本身似乎讲的不多,给我们讲莎士比亚、莫里哀,讲历史、讲故事。他年纪比牛老师要大许多——我现在猜想,牛老师可能是个初级师范学生,徐老师学历高,可能是个大学生。
洛阳是个大城,西南隅小学是个老校,分着两个大院落。四年级以下一个院。五六年级的院子就大一些。设着各种锻炼身体的体育器械:格子爬、单双杠、秋千、跳远、跳高、沙坑……有一种游戏器械叫“巨人步”——四个带腿套的绳子总攒在矗在中央的杆顶,四个学生各套左腿,反时针方向旋转跳动,一步可以跳跃七八尺。我自小有晕车症,这玩意儿一会儿就叫人头晕恶心玩不得。想想不能闲着,我便站在旁边帮同学起步,接扶头晕下来的同学。徐老师不知怎么瞧见了,在班里大事表彰:“同学们,我们每天讲共产主义精神。什么叫共产主义精神?凌解放这样,自己放弃娱乐,专门帮助别的同学,这就叫共产主义精神。”
但他不久便被打成了右派。我们那时当然不能明了这是一种多么惨苦的事。反而觉得好玩:老师也会犯错?也会像违反课堂纪律的坏学生那样,也会站在讲台上受羞辱,低下头,由着大人小孩——不,任何人的唾骂和质问?我平时多爱他啊,可是,我太不懂事了,随同学们一道起哄。到他的宿舍里起哄。随便翻他的书和生活用具。在课桌上和别的老师一块“斗争”他。平心想想,放学回家的路上也有隐隐的愧疚和刺痛。但十二岁的少年太容易思路转移——校长让斗他,总不会错的吧?这样,自我原谅了许多许多的年头。
我们在陕县小学,有一次修操场,工人们清理出一具死人白骨,很完整。学校老师们小心地把骨骼接对起来,做成了一人体骨骼标本。白森森地矗立在语文教研室。同学们有点怵那东西,有一次我问牛老师:“那副骨头有什么好看的?我害怕。老师为什么还把它放在办公室里?”
“解放,每个人都是这样的,都有这样一个骨架,放在办公室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
一个人了解自己的白骨像,实在太困难了。过了中年,经历了千山万水的跋涉,读了成捆的书,才多少知道了一点自己——有的人可能终生都看不到白骷髅的本相。
我和陕县小学一别就是五十余年。离开陕县后,多少年只是梦中忆起。每当心中受委屈,每到人间冷暖炎凉,牛老师、李老师、徐老师——他们的影子就会出现在我枕边,走马灯那样在暗中旋转往返,凄清的泪会湿了我的枕头。到中年时遇到一个旧时同学,我问及牛老师,他说:“牛老师死了,她是地主(出身)。”再下来的话题便无法继续了。我常作这样的幻想,我的牛老师乌鸦般黑的秀发在黄河的浊浪里随浪散漾着消逝,消逝在水天相接的地方……
徐老师在一次周末郊游时讲了这么一段故事:有一个人,从小在老师和父母亲人旁边,感到很无聊,枯燥,没意思,读书没意思,工作也无趣,和人交往也没有兴味,整个也累。人生都是很庸俗,没有快乐和欢乐。便祈求上帝让他摆脱这种痛苦。上帝满足了他,把他带到了天堂。那里有华美的宫殿,黄金和美玉雕成的园林,琼浆玉液流满的泉池。每天随时观赏仙乐和宫娥的舞蹈和歌声。心中想要什么立刻就会有天使用金盘献给他——这样无忧无虑过了三年,他所希望的一切美好事物都拥有了。他得到了最大的满足。有一天,他去天上云山上玩,突然被书上的针刺了一下,他的手指滴出一滴血,他一下子省悟到,所有的一切都错了,自己原来的穷乡僻壤,父母的温存和教诲,师长的批评训责,生活的艰难奔波——所有原来所厌倦的事物,原来都是最美好的东西……
这个故事不知他从哪本书上读到的。我以后读了许多书,一直留意寻找,但浩如烟海的书籍里我始终没有找到这一根针,但我有一次读《楚辞》,想到了屈原。他驾着云龙回日的云车遨游在广袤绚丽的天国。在心满意足的得意中,偶然一个回眸,从云隙中他看到了自己苦难的楚国,这一针刺下去,他的心立刻滴出了血,一下子跌落到那个令他受尽折磨的故乡。
小学、初中、高中,我各留级一次。陕县的、洛阳的、南阳的、邓州的老师们,有的亲我,有的嫌憎我,没有人打过我,也有人骂过我。不论怎样,这是我脚下曾经走过的热土,我是在天堂上被荆棘刺了一下的那个孩子,心中只记得牛老师讲的那具骷髅和茫然无知的那个愚人——我知道他们都是我的最亲的人,他们爱我。心灵的熬煎是最珍贵的财富。
所以,当我成了所谓名人,我的一个母校请归来游子颂词,我写下了这四个字:吾师,吾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