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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
您好!自六岁起我就从家里走近您的身边,离开您的时候我已是青年,其间总有几十位老师为我“传道、授业、解惑”。现在,我是写了几百万字的“作家”了,你们那一双双焦灼、期待、喜悦,有时有点憎恶的目光,还总在我的脑海里闪过。
但我这封信不想说一些你们已经听腻了的恭维话。
相反的,我是想……怎么说呢?严酷一点,是要刺一下您。您的血和我的血都是一样的颜色,我想证明这一点。
假若因为我驾驭语言的能力而使您觉得我对您的感情有所伤害,那绝非我的本意,“国有诤臣不亡其国,家有诤子不败其家”,我相信有“诤生”然后才能师道昌明。
您总是蹙额沉思,总是执鞭踌躇。黑板前的他或她,都是那样的文质彬彬,或潇洒徐步于课堂,或频频垂教于课桌,时而傲然扫视着教室里的一切。是的,您是这里的皇帝,其实在学生心目中,您的话比诏书还要具有权威性。我知道,您的清苦使您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干净的人。您的知识又常使您觉得您的富有,而您在点燃自己时是否有恩赐别人光明的骄傲,我就不知道了。但我自入学到离校,始终都觉得是在仰视您。在小学,如同僧侣注目佛院;在中学,又似基督徒面对上帝。但在写这封信时,暂时平视一下,像正常朋友那样,可否?
时任郑州大学校长申长雨校长向作者(右一)颁发聘书
“作家”这个词儿听来蛮气派。也许正为此,我的许多同窗现在见面,都说我“当年”怎么刻苦,怎么肯读书。您为什么不言语?因为您知道,我曾是您心中的废物,您用尽了文明人的刻薄话来伤害我,那时您总是谆谆复恳恳地教诲,读书上学即是最幸福的事。反之,我认为上学乃是人生一大难受。诚实地说,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挖过煤,盖过房,修过河堤,打过坑道,从军十年,“夏练三伏,冬练三九”……也算尝过人世艰辛的。但“上学苦”这点想头却从未动摇过。过去人们说“十年寒窗”,既然“寒”,大约就是不暖和的意思吧!我不知道您为什么偏要把虚假的“快乐”感硬塞给学生?逃学才快乐。逃学真妙不可言,算得人生一大幸福!我居然想,一个人要乖乖地从小学升到大学,直至毕业,居然不曾有过逃学史,那简直可以说是无可挽回的遗憾与悲哀——早晨吃饱了饭,背起书包堂而皇之地去“上学”。行至中途,你像兔子一样隐到一个旮旯里,待同学们都不见了,走出来,然后到卖花生的老头儿那儿花一百元(旧币,相当于现在一分钱),买一把炒得发黑的花生;你站在溢着香气的肉铺门口发一会儿呆,和“逃友”打雪仗,到土坡上摘酸枣,进庙里偷老和尚的梨……痛痛快快地吃,钻天入地地玩。待到那传得很远、悠扬而又沉重的放学钟响,怅怅地背起书包,随众入俗下学“还家”了——想想吧,一个混沌未凿的顽童,天不拘兮地不束,独往而独来,想吃桑葚便爬树,去溪边摘野草莓,到塘里摸螃蟹,捉了金牛儿一一用线缚起,让它们嗡嗡叫着绕着脑袋飞,或者撒尿浇出屎壳郎用火烧了吃……那紧张、兴奋、快乐的忘乎所以和惧怕暴露的愚蠢的天真、率性的淋漓酣畅都交织在一颗并不邪恶的童心里,仅此已够已过中年的人回味无穷了。
但您压迫这快乐。唉……您不喜欢的就是坏的!您喜欢聪明的神童,恭顺而温良,好学且“懂事”,即使是天真,也有您的规范与雷池,必须是“文明”的天真。老师,我真难讨您的欢心。现在我们文明富有,连儿童的游戏都毫无阳刚之气,充满了女人味。丢手帕、跳皮筋、击鼓传花、诗朗诵、弹琴、跳集体舞……一、二、三、四,啊——唱!于是一帮蝴蝶样的小天使,在伊甸园般的校园,在鲜花丛中唱出了极为合乎语法、却永远也记不住的那些作家创作出来的“儿歌”。而您,站在一边便欣慰了。但那种孩子王一声令下,野马一样追逐、翻滚着、打斗着“消灭白匪”、“捉特务”的场面您见过吗?这种培育阳刚之气的文明,能有几个老师垂青赐爱地给予过孩子呢?
还有,您喜欢打小报告的学生吗?我的老师里很有几个爱来这一手,用一批学生监督另一批,用“听话的”好学生压制“调皮的”。从小就让他们灌注了高人一等的心思,“明白”依附于威权的人,可以摆弄和欺负另一些人的意识。我始终弄不明白,这些连天真儿童都觉得厌恶的行为,您怎么就乐此不疲地经营?
老师,我半点也不怀疑您的用心,知道您耗尽心血地想教好学生。但我不明白,您为什么那么喜欢临摹而不喜欢创造,爱“范性”而不爱“弹性”,愉心温柔的灯光而讨厌野性的爝火。您对好坏的标准就是听话与否和分数的高低,不太枯燥了点?您能不能更豁达、清新、宽容一点呢?敬颂教祺!
永远是您忠实的学生二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