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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家报纸前几年来采访,回去写了一篇文章。谈到初见我的印象“好像很易欺侮的样子”,那意思是说我绵善,无横霸之气的吧?这句话混在几百句话中,很容易被读者忽略的。然而到今天,通篇文章已经皆忘,模糊不知所云,唯独这几个字还印在脑子里,铸在心里,想起来滚烫、簇新。因为它真实,记者锐利的目光,只扫了我一眼,就击中了我心灵的这个暗区。
倘注意一下我的小说,凡是欺侮人的地棍、恶霸、流氓,几乎都是在当时现场现世现报,立即倒霉吃亏,甚至丢了性命。我知道,在实际生活中这种情况是极少发生的。“恶有恶报”那是真的,但有个“时候不到”的事。有的欺侮错了物件:比如拦路抢劫拦了泰森,被他一拳打得满地找牙——这种事只是说说而已。有撬门人室的贼,在主人家突发心脏病,反而求主人抢救的事。我还在报纸上看到这么件事——一个梁上君子半夜回宿舍,辛辛苦苦爬到十楼,双手扒着阳台沿喘息未定,谁知这家养了只鹦鹉在笼子里突然发话问:“你是谁?”这位大吃一惊,双手一松直落下去。这都是新闻,之所以是新闻,是因为它发生的少,是奇事,而在我的书中却是频频地,不厌其烦地,变着花样地发生。我也知道这不是“生活的真实”,但这是我的心理状态使然,我仇恨他们——那些仗势、仗权、仗力无缘无故整治压迫人的人。哪怕是这样,车匪路霸上车抢劫,碰上了持枪砸银行的在逃犯——这种事也自有几分舒心的愉快,读来令人解恨。比如一个在逃杀人犯突发“非典”,被隔离,被发现,治好了病再毙掉,也是很教人痛快的。
这样积极地扬善惩恶,和我创作“社会小说”的宗旨是不切当的。这纯是我的个人心理在作用。我的这个家族,是个很易欺侮的家族:我祖父在日寇侵华时,先后把两个儿子送进抗日队伍,一九三七年送一个我伯伯,一九三八年又送一个我父亲。伯伯战死。父亲在空墓穴中藏身,与日本人周旋七年,家中二十四亩地,困乏劳力用了个长工,被划为富农——地富反坏右(派)那是“阶级敌人”,专政对象。我始终认为,祖父是深明大义的,个人却身遭不幸。因了他给我们的这个“成分”,真的对我们贻害无穷。一九四二年我父亲已是县武委会主任,又打仗又立功,样样积极,处处小心,一丁点不敢犯过,辗转到一九五八年,复又到一个县当武装部政委——退是没有退步,然而半步也没进。他一直到死,都是勤谨慎微,小心、亦步亦趋地“照着社论”办事,影响得我们兄妹也都是大晴天出门带伞。我入党那年,志愿书已填,迟迟不见批准。后来组织找我谈话,劈头就问:“你还有个姑姑,是地主,为什么不填?你对土改家中挨斗,是什么认识,什么态度?”家中如此,我在学校功课不佳,也是底子,老师白眼,同学讥嘲的事也自然难免,好在学校还不把我看成是“富农子弟”,不然,真的没法过了。——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小平的话,于国家民族是真理,放在一个团体,一个部落,一个人身上,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贫弱就要挨打,没有理可说。所以邓小平取消成分说,父亲讲“就这一件事,足见他是历史第一伟人”。
他讲的是当代史,是他自己的历史——我是这样理解的,就中国整个历史,何代无贱民阶层?解放贱民这件事,似乎只有雍正做过,且是很不彻底,留着许多尾巴,再就是邓小平,他真的是快手,一刀就劈碎了这玩意儿,于个人“五类分子”是“见了天日”,于国家也不拘一格了,不然我们也就不会有朱镕基这位总理。
这团笼在头上的乌云,在我们家上空盘旋了半个世纪,散去了。但半个世纪了,就是达摩面壁,也只十年,在石头上且印下了影子,何况我二月河,“好像很易欺侮的样子”——不是面壁,是“面人”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