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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家报纸前几年来采访，回去写了一篇文章。谈到初见我的印象“好像很易欺侮的样子”，那意思是说我绵善，无横霸之气的吧？这句话混在几百句话中，很容易被读者忽略的。然而到今天，通篇文章已经皆忘，模糊不知所云，唯独这几个字还印在脑子里，铸在心里，想起来滚烫、簇新。因为它真实，记者锐利的目光，只扫了我一眼，就击中了我心灵的这个暗区。
倘注意一下我的小说，凡是欺侮人的地棍、恶霸、流氓，几乎都是在当时现场现世现报，立即倒霉吃亏，甚至丢了性命。我知道，在实际生活中这种情况是极少发生的。“恶有恶报”那是真的，但有个“时候不到”的事。有的欺侮错了物件：比如拦路抢劫拦了泰森，被他一拳打得满地找牙——这种事只是说说而已。有撬门人室的贼，在主人家突发心脏病，反而求主人抢救的事。我还在报纸上看到这么件事——一个梁上君子半夜回宿舍，辛辛苦苦爬到十楼，双手扒着阳台沿喘息未定，谁知这家养了只鹦鹉在笼子里突然发话问：“你是谁？”这位大吃一惊，双手一松直落下去。这都是新闻，之所以是新闻，是因为它发生的少，是奇事，而在我的书中却是频频地，不厌其烦地，变着花样地发生。我也知道这不是“生活的真实”，但这是我的心理状态使然，我仇恨他们——那些仗势、仗权、仗力无缘无故整治压迫人的人。哪怕是这样，车匪路霸上车抢劫，碰上了持枪砸银行的在逃犯——这种事也自有几分舒心的愉快，读来令人解恨。比如一个在逃杀人犯突发“非典”，被隔离，被发现，治好了病再毙掉，也是很教人痛快的。
这样积极地扬善惩恶，和我创作“社会小说”的宗旨是不切当的。这纯是我的个人心理在作用。我的这个家族，是个很易欺侮的家族：我祖父在日寇侵华时，先后把两个儿子送进抗日队伍，一九三七年送一个我伯伯，一九三八年又送一个我父亲。伯伯战死。父亲在空墓穴中藏身，与日本人周旋七年，家中二十四亩地，困乏劳力用了个长工，被划为富农——地富反坏右（派）那是“阶级敌人”，专政对象。我始终认为，祖父是深明大义的，个人却身遭不幸。因了他给我们的这个“成分”，真的对我们贻害无穷。一九四二年我父亲已是县武委会主任，又打仗又立功，样样积极，处处小心，一丁点不敢犯过，辗转到一九五八年，复又到一个县当武装部政委——退是没有退步，然而半步也没进。他一直到死，都是勤谨慎微，小心、亦步亦趋地“照着社论”办事，影响得我们兄妹也都是大晴天出门带伞。我入党那年，志愿书已填，迟迟不见批准。后来组织找我谈话，劈头就问：“你还有个姑姑，是地主，为什么不填？你对土改家中挨斗，是什么认识，什么态度？”家中如此，我在学校功课不佳，也是底子，老师白眼，同学讥嘲的事也自然难免，好在学校还不把我看成是“富农子弟”，不然，真的没法过了。——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小平的话，于国家民族是真理，放在一个团体，一个部落，一个人身上，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贫弱就要挨打，没有理可说。所以邓小平取消成分说，父亲讲“就这一件事，足见他是历史第一伟人”。
他讲的是当代史，是他自己的历史——我是这样理解的，就中国整个历史，何代无贱民阶层？解放贱民这件事，似乎只有雍正做过，且是很不彻底，留着许多尾巴，再就是邓小平，他真的是快手，一刀就劈碎了这玩意儿，于个人“五类分子”是“见了天日”，于国家也不拘一格了，不然我们也就不会有朱镕基这位总理。
这团笼在头上的乌云，在我们家上空盘旋了半个世纪，散去了。但半个世纪了，就是达摩面壁，也只十年，在石头上且印下了影子，何况我二月河，“好像很易欺侮的样子”——不是面壁，是“面人”的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