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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这种东西正在中国肆虐。这种病现在还不明白它的“来龙”,因此也就不能果决地预料它的“去脉”,知道它厉害,讲科学、讲卫生,谨慎防护,这都是应该的。我在电话中告诉女儿,“这就是瘟疫,爸爸也没有经历过,现在极老的老人也很少见过,要沉着精心应付……”她天真地反问:“连爸爸也不知道瘟疫吗?”
在女儿的心目中,我应该是什么都知道的。倒很惭愧,事实是知之甚少。
瘟疫是人类早就面临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有一场瘟疫席卷欧洲,死了有一千多万人吧?政治家忙打仗,千万百姓任由疫魔蹂躏;说来也可笑,不过是流行感冒而已。中国的瘟疫记载,那就更早得不知何时起。除了五胡十六国那许多短命王朝,任是哪一代都有,汉、唐、两晋、隋、宋、元、明、清等,都有瘟疫滋扰,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记的就是灾异与人事的“联系”。他想“辩证”,用的却不科学,汉张角、唐黄巢……直到明代的白莲教们用的是“乘时而起”,似乎“天亡一朝”,所以“我朝当立”,是给一些民间野心家提供了造反机会。
我不认为腐败和“非典”有什么超自然的联系,“因为腐败所以非典”,倘这样说,肯定二月河神经有问题。
但是,但是……“非典”不由腐败生,腐败却能助“非典”,这个辩证,怕是无可掩饰。
中国的医生,讲究于病人有“割股之心”,中国的药店,门前挂的招牌是“但愿世上无病人,何愁架上药生尘”。遇到这样的灾异,坐堂的先生有义务,药店里非但不涨价,且多有舍药济民的。《三言二拍》中就不少这类记述,白娘子和许仙就是这样做的。年成收不好,大户人家、庙宇寺院,设棚赈饥的也不乏其人。然而“非典”折腾了这许久,所有舆论媒体开足马力宣教,我们见到的差不多都是“政府行为”。政府忙政府的、我忙我的。政府忙着救人,我忙着挣钱,掏腰包舍钱支援救灾的,除了几户“特大”集团之外,“舍药”的几乎不见,倒是趁危打劫,哄抬物价,卖假药、假防品的。打个比方,一包板兰根冲剂,几毛钱的东西,一下子抬到十几元、几十元——它治病不治病还不见得。甚或有劣质官员设卡收钱,发灾异民难财,打之不尽,报道不完。
缺德的医院、药店,缺德的官员,当此非常时期,应有非常手段,以雷霆之力击之。
天降灾难,对国家民族是一场考验,结局可能有两种,或者激动民族活力,万众奋发,在抗击中生同仇敌忾之心、之情,在患难中,从此凝聚起来,这叫“多难兴邦”;再就是在“祸不单行”中被一击又击,终归颓坍了去。这样的教训,也是史不乏书的。虽无天人感应之事,但忌年“事多”,应是镇定警惕。不见一九七六年?天降陨石雨、唐山地震,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逝,又历粉碎“四人帮”……颇是大事迭起!
“非典”在元月已在世界上发生,三月已是列国哗然,震惊全球,我们的卫生官还在那里“负责任地”胡吹“疫情已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一头是哄骗媒体,剥夺人民的知情权;一头是一群知情不法商贩,甚有药物机关,乘机连送所谓防“非典”药物,发黑心财,反使灾情大作,在我们的“心脏”猖狂。
旧时代祛疫,有请和尚道士设祈祷消灾的,有民间鳏寡孤独跪天哀的,有放爆竹驱魔的,还有“打醋炭”辟邪的——这些花样当然是唯心主义在支配。但我不以为它们全然无效。祈祷,老天爷未必听得见,动心降祥,但是这样的社会行为有稳定人心的作用,放爆竹的硝烟,烧红了的炭淬醋的雾,有消毒的实效(醋场工人不患感冒,是情真的确)。
现在放爆竹烧醋炭恐怕都无效。一点不假,“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就死亡人数看,实际上已超过伊拉克战争中死的美国人。
这“非典”嗅之无味,视之无色,医之无药,治之无术,有点像永州之蛇“以啮人,无御之者”,“对症治疗”是唯一可行之法,那就是说,只能头痛治头,脚痛治脚,且是治疗中医生护士也“成批量”染病,同样只好“对症”——这玩意儿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