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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条上,父母亲可以说是十分默契。我在邯郸大姑姑家,见过姑父打孩子,他打的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寄养在他家的大表姐的儿子。他一边打,大姑姑在旁哭着拉。大姑父是出了名的“不怕老婆”的,被她劝得恼了,回身怒视大姑。很像要给她一巴掌似的,转眼看见我在旁边,狠狠出一口粗气,一屁股坐了抽烟——我家绝无此事。父亲对我们的管理主要是说理。他从不打人,但他哼一声,脸上稍微带一点“不愉”之色,我们兄妹个个都会屏息、蹑脚、递眼色说悄悄话。
父亲的教育思想是,一、子女要独立;二、子女不能在政治上出问题;三、身体健康;四、不谈恋爱。他期望我们子女成才,然而他的这个期望值愈来愈萎缩。
父亲给我的第一课是《西汉演义》,第二课是《东周列国志,接着鼓励我读《史记》。他从没有让我读《红楼梦》,更没有谈过《水浒传》、《西游记》这些书。如果说“红学观点”,他倒是个“薛宝钗”派。
“薛宝钗健康,上下左右关系处理得好。”
“找媳妇要薛宝钗这样的。她懂得别人,能将心比心。”
兄妹四人,左一为二月河,依次凌建华、凌卫萍、前骑车为凌玉萍。
“薛宝钗聪明,是领导干部的材料。”
“不能学林黛玉,她谁也团结不住。”
“吃饭吃得像猫儿那么少,林黛玉能做什么事?”
“林黛玉是饿死的。”
我告诉他,我同情林黛玉。父亲想都没有想,说:“同情是一回事,相处又是一回事。一个人要让别人同情,说明这个人社会生存能力有问题。”父亲对贾母有好感,对贾政也是正面印象,“一个家庭的主要支柱,他要在外面站起来。”
很明显,父亲压根就不指望我能从文学作品中汲取什么,即使《西汉演义》这些书,他也不是欣赏其中的文学性,而是“大丈夫建功立业,轰轰烈烈一世英雄”。我们很明显地能感到他的期望,没有哪个子女敢于叛逆,做与他期望不一致的事,我在初中就想读《封神演义》、《三言二拍》这些书。试了几试,看他的脸色,还是把话吞了回去。我读红楼、水浒、三国、聊斋都是在学校“违父兄之命,背师长之教”,在破课桌缝隙一行一行偷偷看下来的。
“吃供给制”的干部子弟是很牛的。我听父亲和母亲说:“对解放学习不要逼得太紧,我们的子女该有工作时还能没有个工作?”
但后来的情势和他原本的料想很有距离,当我面临能不能考上初中时,我认为父亲已经觉到了紧张:“初中不毕业能做什么工作?”他这样问母亲,“当工人?”母亲沉默不语。
随着他的胆愈来愈衰,我的“工作”问题变得愈来愈令他焦心,气愈来愈短。
“考不上正规的,上个民办的(毕业)出来当个工人就好。”
“当干部恐怕解放不行,他学习不行。”
他对我说:“你能有个工作,有个好身体,就应该满足。”
从“学薛仁贵,顿餐斗米建功立业”这一心胸逐步下滑到“有个工作就行”。
然而到1968年,有了一个机会。这年大征兵,仅仅南阳一地区就征兵数千。一时,军分区和各县武装部来来往往的都是陌生面孔的军人红领章、红帽徽——他们是各地部队来南阳接兵的。这一年上山下乡的运动也已如火如荼地拉开。我时年二十三岁,已经超了应征年龄一岁。军分区首长都是好人,他们同情也关怀父亲这位不得意的少校,按军分区党委的意见,是努力把我“送出去”,然而接兵部队却更喜爱我的二妹妹凌卫萍,她聪明、漂亮,口才也不错,干净利索。和一向马虎,大大咧咧不懂人事交往世情过从的我一比,她的优势是明显的。
一边要接妹妹,一方要送哥哥,发生了矛盾。军分区来“征求老凌意见”,父亲从不在个人私利上有所计较的,这次非常坚决:“请首长考虑,我革命一辈子,没有任何个人要求。我希望两个孩子都走——他们应该到部队上锻炼。”军分区首长作了指示,办事的同志竭力工作,我和二妹妹凌卫萍同时参军。记得父亲是这样,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坐倒在我家唯一的竹躺椅上,以手加额:“这件大事办下来了。”
没有走的是大妹妹。她身体弱是一个原因,以她的个性,是一热血性情,激昂慷慨的青年。她坚持说要下乡,在广阔天地大显身手。相信报纸,相信当时铺天盖地的宣传——因为她压根不知道“上山下乡”口号的具体落实对个人的命运有什么样的影响。父亲对这件事有口难言,因为要从他的口中说出任何与政策不符的话比登天还难。他不接受任何异端,而现在这“异端”却是从他不能冒犯的地方发出来的。他心里沉重,脸色也阴沉,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告诫大妹妹:“要考虑困难。道路曲折、艰难、复杂……千万千万不要在农村谈恋爱,千万千万不要随便对人付出感情……”——他说这话时,大妹妹未必懂。但她很快就懂了。她在这段时间,身上长了牛皮癣,本来就弱,更赢弱了。又黄又瘦。这个时期我在军队,我想妹妹恐怕一下乡就懂了,尤其是当返城时,父亲三番五次宴请他们的大队支书,她已是彻底懂了。大妹妹凌建华是个个性开朗、豪爽、开放型的孩子,围棋下得好,朋友多,心绪容易调整,而且她听话,始终没有在农村对谁“付出感情”谈恋爱。不然,后果真的难以想象了。
一个大队支书有多大权力?你进了他的一亩三分地就明白了——比总理大十倍。父亲(后母)心眼用尽,反复送礼,希图大妹妹招工,最终也是镜花水月。直到“运动后期”别人纷纷回城,大妹妹还滞留在那里。当时是家中来了一位不知哪个县里的领导。他是父亲的旧部,父亲向他诉苦:“建华还没有回来,没有一点办法。”那领导从兜里掏出个烟盒子,在上头写了几行字,给父亲,“你带这个条子去见×××(支书),他不放人,我剥了他的皮。”这样,妹妹才得以回城。
二月河在香严寺坐禅谷。
大妹回城后变得很顺利,她属于先天厚福的那种人,她兜里只要有两元钱,就会用来买吃的,花光为止,没钱再想办法,没有当官的念头,也不求有什么大的建树,对任何人不设城府,有话就说,有泪就流,流着泪一句逗笑她会破涕而笑。下棋输了会哭,边下棋边哭,赢了又嘻天哈地——一句话,她“没有心机”。她被安排在“晶体管厂”,而后又随丈夫去了油田,日子过得潇洒自在。
问题倒是出在我和二妹身上。我们两个“争一口气”的心太重了。我1968年入伍,1967年底集中在新兵连。军籍还没定,已经定了入党重点发展对象。到施工连,连长指导员都看重我,几个月的时间又再度确定我为“发展重点”,连里的大批判稿子,黑板报,连里组织宣传队,都由我负责撰稿创作。正准备填写《入党志愿书》,且是要任命连“统计员”的时候,团政治处一个电话,调我去“帮助工作”。
这样,重新来。反复了几次,1968年入伍,1969年下半年还是让我填了《入党志愿书》。这似乎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外公,地下党;伯伯,烈士;父亲母亲、姑父、舅父、三姨夫、四姨父都是共产党员,我入党有什么问题。我没想到的就是父亲把家史的阴暗部分长期对我有所回避。这就发生了“谈话”的事。要交代姑姑被斗致死的“历史问题”,还要谈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父亲极为看重这件事。为了这件事,他写了一封长信给部队党委——这封信写了些什么?他怎样表述事情的经过与性质以及他对“问题”的认识,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出差南阳我们父子见面,他也没有谈及这封信是怎样写的。我1971年春节至今都想知道他是怎样行文说明的。我为此事入党时间整整推迟了半年。1971年他说,自从接到我的信,直到我入党,他本来就严重的失眠症加倍地严重,“根本无法入眠,睡去半小时就会猛地醒来……”直到我向他报告,我已入党,没有预备期,现已是正式党员,他才一口气松下来。他告诉我:“你立了一大功。这不仅是个你入党的问题,而是你们兄妹是否有入党资格的问题,是整个社会对你们地位的观察角度问题。你是你这一代第一个入党的。妹妹们就好办了。”——他全心全意,终夜辗转不能成寐,希望的也就是“整个社会”能不再把我们兄妹像他一样地作为“富农”歧视冷落。他的这个话有道理。二妹随之很快也入党了。但她那个单位是个高级保密单位,人人“根红苗正”三代无瑕疵,二妹本来是决定要提干的,因为有此“瑕疵”而复员回宛。二妹凌卫萍的个性与她姐姐不同,细致、精明、有内涵而不外露,心事重。她入党时与我有同样的经历。“红色家庭”的概念一下子出现了故障,提干的事也泡汤,她郁郁地回到了南阳。子女的择偶,父亲也是同样的标准。我1971年出差连同探家,总共是二十天时间。他和继母昼夜不停地为我物色对象,邻居们笑:“老凌现在是栓保爹,老安(我的继母)是栓保妈。”二十多天时间,介绍了将近四十个“朋友”。绝大多数是女方不同意,理由是,一、我的部队离得远;二、我本人提干年龄偏大,前途没保证(这一条没人说,是我感觉到的);三、家庭复杂;四、我的牙不好。对象家的政治问题由我父亲审评,对象本人的“艺术标准”则是由继母观察——我本人似乎完全是局外人,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是出于对父亲的信任和依赖,认为我既在外,根本无条件谈恋爱,“是个女人”,“下雨知道赶快回家”就可以了。在我心底深处,还有一个思想,“大丈夫事业为重,妻子何足为患”——这是个潜意识,是父亲早期给我的影响所在。总而言之,我找对象,我没操心,只有一家,人家愿意,我也同意“谈”,父母亲都很高兴,但第二天又有消息,女方父亲“一个学校校长”有历史问题,是个“国民党”,父亲像被开水烫了一下,倏地站起身来:“不能考虑!”他的“政治标准”是决定性的,只要有历史问题的一律“不行”,只要是党员,或贫农,全都“可以”。在政治上要合他的格,是空军飞行员的标准。他说:“她要跟你一辈子,她的一切都要跟你,包括她的负担也是你的,有些事,你负不起责来。”
社旗山陕会馆春秋楼遗址。
也许吧,现在已经不能问他了,1955年的“审干运动”是条杠杠。这个界定年过后,他的神经衰弱变成了“官能症”,在有毒的空气的漫淫下,他有了条件反射式的过敏。小妹妹凌玉萍是1954年生于陕县。母亲因工作忙,无奶,时年父亲也调洛阳,在洛阳郊区菜农家,寻了一个奶娘,她也就因此成了农村户口。对此,我的小妹妹是颇有意见的。“哥和大姐二姐都是城市户口,为什么让我一人留农村?你们知道1960年我在乡里怎么过的吗?”其实这件事父亲多次说过:“跟着我有什么好?奶妈一家待她很亲。”——这时我们已有了继母,且继母又生了一个小弟弟。继母安红军很贤惠,她在真正了解了这个家庭之后,也同样介入了这个家的忧患阴霾——“咱们一家人走路都和别人不一样,是双着趣着(摸索着)走的。”但她和弟弟来到这家庭,使父亲觉得关系处理变得比过去复杂了点,在此情形下,他没有急于让三妹回家。但到了玉萍十六岁时,是“政策界限”——再不回家,就会真正变成农业户口。父亲非常迅速地为她办理了回城手续。
父亲一生都在告诫我们,“走,是原则。三十六计,走为上——这不是一句空话,是值得奉行终身的。”我的记忆中,是在大哥1964年夏“走”(到武汉上学)时他犯过犹豫,因为这时母亲的病重垂危殆。本来让大哥和爱明姐来宛,就是想身边有人照应的。但母亲从口中迸出一个字“走”,他立刻释然放大哥去了武汉。小妹妹参军的事从她到南阳第一天,父亲便已作出了决定。
这是1970年。这时的军分区,已不是他离休初的情形,老熟人、老首长垮台的垮台,打倒的打倒,纷纷卸职离任,新的领导不熟悉,且“后门”入伍之风大炽。父亲挨个回忆自己的首长“还在位的”,他想到了王维国——林彪事件中的著名人物,空四军政委,他带了小妹妹赴郑州,准备转道上海去见王维国。
假如这件事“办成”,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再假如王维国喜欢聪敏、机智、泼辣的小妹,选进“小分队”,那是不堪设想的又一情势。
但上苍对父亲的惩治已经厌倦了,也许它觉得已经是太过分了。父亲走到郑州,突然头疼,不是失眠,而是尖锐性的那种疼痛,他实在无法再继续“走”了。住在军队一个招待所,恰又逢到他的一个旧部,在省军区是处长,很当权,且又负责着“后门”,一夜之间,一切问题全部解决,妹妹参了军——一并——在驻马店159医院当了卫生兵。
就我自身的感觉,参军入伍之前,除了觉得父亲过于细致周到,过得太拘谨小心,没有觉到他的病态。他是我们家族的太阳,这太阳不够温暖,但这太阳灿烂,他的光荣照耀着我们每一个人,他是包括亲戚朋友都在心理上敬畏敬崇的神灵。谁也不曾怀疑我们的家史上空笼罩着这么厚重的阴云。父亲在我入党后,才对我讲:“真实的情况是,我们是一个光明磊落的家庭。家史上有些事长期没有告诉你们,是有些历史谈不清楚。你们还在上进,我不愿你们有任何阴暗心理。”然而他没有想到,这个社会的情态,偏偏不能满足他的这点希冀。小姑姑的死“曝光”,奶奶移居邯郸,哥哥在学校受到的歧视待遇,随着“入党”的事一件一件“东窗事发”。原先很多想不懂的事,渐渐拂去了尘埃。父亲虽绝口不作解释,我们却愈来愈明白自身的“社情”——阴极的电流和阴极一样强大。
这种有毒的氛围对家庭的每个人都有决定性的影响:一旦明白了自己其实是个弱者,相应的人格格局就会变成这样:我们兄妹个个都是谨慎有余,进取不足。人人不敢杀鸡宰兔,绝不惹是生非(我的小妹妹幼在洛阳,十六岁才返回家中,她是例外)。吃了亏没有人敢说一句“报复”的话。一个个都练成了“打太极拳”,柔和而防卫周到。每个人都随时注意自己的任何言行,学会了审时度势。绝没有人说大话,帮助别人也是量力而行,努力去帮,帮成了你不用感谢,帮不成也请不要抱怨——这样一种帮法,绝无“后顾之忧”。父亲把聪明、睿智,心灵的周密防卫术,与人为善的心地,连同他对社会的病态畏惧,都传给了我们兄妹。我们祖训中说的“退一步想”,做到了淋漓尽致,“夫然后行”却是“行不得也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