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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的饕餮是因父亲从小就鼓励我吃,就算没有“薛仁贵立功名”这一思想,还有一条“穿在身上不算你的,吃进肚里才是你的”的道理管着。但有的人禀赋薄,天生吃不下去,再鼓励也没有用。我能吃,和胃口胃消化力这些胃功能大有干系。不但北京湘蜀饭店那些小姐们新奇,就是在部队与那些农村来的棒小伙比赛,我也是个“七把叉”(外国一位豪吃客),吃得他们目瞪口呆。为吃的事,母亲没有“嚷过”我,但她不止一次笑说,“解放是个吃僧”,是个“吃谷堆嘴”,虽说是批评我能吃不能干,但似乎对父亲“尽量吃”的指示有所保留。
只有一次,她是很温善地与其说是批评——更像是告诫我“吃”的问题。我们住在羊角山下时,有一天上午,我到街上玩,听见鼓乐齐鸣,鞭炮响得开锅稀粥一样,信步走过去,原来是斜对门一家街坊“搬亲”(办婚礼)。我站在旁边正发呆,报门的高声喊:“马局长公子到!——”他们当然是认得我的——一群人上来,赔着笑脸,簇拥着我“请进,请进来坐——”我还不足六岁,这种场合浑不知如何应付,犹豫着,左顾右盼不由自主就进了人家门……直领到正室,在中间一桌坐下,和大人们一道吃了一顿,施施然回来了。因为人家结婚的事,在栾川没见过,在陕县也是第一次,没有见过新郎也没见过新娘什么打扮,如何做派,今天统都见到了,又吃得和家里大不一样,人们也把我当大人,这也是头一回,我心里挺兴奋的。但是母亲回来告诉我:“不能这样。你还小,不懂,以后远远地站着看,啊?”她给人家补了一份礼,又谢了人家,这事算拉倒。
母亲的“厉害”是挺出名的,有句话叫“仰脸老婆低头汉”,意思是这两种人难对付,我一直不能认同。因为父亲经常是低着头,走路吃饭都像是寻思事情。但他一生都在躲避别人的无端伤害,他什么过错也没有,却像一只惊弓之鸟;母亲总是平静地注视前方快步走路,她虽不苟言笑,但声音温和平静,不过我觉得公安局的叔叔们对她心存畏惧——站在她面前,这些汉子两只脚来回搓动,手也握得不自然……我当时当然不能理会,但我有了社会阅历,知道这属于小学生见老师的那种味道。
她很少同人发脾气。只有一次,她向人发火,站在旁边的我脸都唬白了——那是一个犯人脱逃,一个警察来报告,母亲勃然大怒,“啪”的一声拍案而起,桌上茶杯都倒了:“你干什么吃的?火车站汽车站渡口路口统统给我封了,你是个混蛋,滚!”那人擦着汗,连声说“是”拔脚便跑了。这件事印象很深,因为那犯人被追得走投无路,逃了回来,竟钻进我家房东的防空地窖里,脚印留着,给发现了,报告了。母亲带着一群警察到了后院,看了脚印问:“有人看见进去了?”
“是,不过有二十分钟了,不会再逃出来吧?”
“这个地面,”母亲用脚蹬蹬地,“他要出来还会留脚印。”她目光转向地洞:“你听着,我是马局长。告诉你,五分钟之内我们下去搜查,下去之前要投掷三颗手榴弹,你要有种,就挺着!想活,就给我滚出来!”话音刚落,洞里头一个带着哭腔的男人就喊:“别扔,马……马局长,我出来……”他举着手出来了……
然而她平时并不张扬,她有一股豪气,是父亲没有的:刚烈而不失温存,这就是我的母亲。她有时见了叔叔,会拉拉他的衣服:“扣子掉了,军容风纪呢?”“脏死了,臭!快回去换洗换洗!”有时会拍拍叔叔肩头:“俺孩辛苦了,回去好好睡一觉。”这时她又像一个大姐姐,人被她抚慰得眼中放光。只有一次她是抱怨了一个叔叔,且是真的抱怨。那是她一次开会,把我委托一个叔叔管照。那个叔叔就带我到食堂里吃饭。那次吃的是拉面,这是我“年既老而不衰”就爱这一口的饭,平常在家天天都是萝卜白菜,这次口味新鲜,卤子也好,我就放开了吃,一碗两碗三碗……那个叔叔万万想不到小小的我这么能吃,也动了好奇心,想看我“到底能吃多少”,就不停地给我添,“再添一碗”——这么着,我吃撑坏了。说得好听,学名叫“急性胃扩张”,难听点是“撑死了”,住了三天院。
如果说我们家纯净得像蒸馏水,连一点杂质也没有,也不是事实。就父亲来说,他最初工作是在税务上,曾经收了商人一块布,十二尺吧,代税,因为没有换成钱,拖到最后不了了之。还有在栾川剿匪时,从缴获品中取了火柴盒大小一块烟土收起来作为治肚子疼应急药——这两件事也是他老人家告诉我的,他一直唠叨到老,二三十岁时的鸡毛蒜皮,他说到八十岁:“公家的便宜,一分钱也不能占,当时觉得没什么,后来越想越后悔。为什么要做今后后悔的事呢?”受他这个影响,我也是这个原则,不欠别人的账,也不占别人的便宜。我是好睡手,再热闹的环境,躺那里五分钟就“过去”,但如果头天赊了哪个小店几元钱的账,或者哪个人给了我个什么好处,我没有回应,这个觉睡着睡着就会噌地醒来,醒得双眸炯炯,这肯定是父亲给我留下的“基因”作用。
比较父亲,母亲不那么谨小慎微。我们幼时穿的鞋,都是劳改犯做的,我的保姆,也是犯了轻罪的女犯人,我们当然不会白穿白用,但是我想,那应该也是一种优惠,应该和母亲的工作地位有关。母亲有时会在他们公安局食堂打一点饺子馅,或者改善生活时卖的肉菜,打一点回来全家吃,在粮、肉都是限制购买的年代,这也算是一种便宜吧。我们全家一处吃饭很少,有时父在母不在,有时母在父不在,有时两人都不在,吃了也就吃了。只有一次,是1960年冬吧?母亲用小手帕兜了五六个鸡蛋回来,恰被父亲看到:
“老马,哪来的鸡蛋?”
“小刘从乡下回来,带给我的。”
“现在是什么形势?毛主席都不吃肉!”
“……我给过人家钱了。”
“这东西现在给钱也买不到——给人家送回去!”
“小刘——”
“小刘是你的上级,你可以收,下级不行,送回去吧。”
母亲什么也没有再说,默然提着鸡蛋走了。
这些事不需要他们再来说教什么,我们看得明明白白,这是做人的原则,二十年后我写书,创业初期,妻三十多元,我五十多元,合计是个九十元工资,还要吃得相对好一点。领导知道我在做大事,开会不点名批评:“有些同事,上班带孩子,用公家稿纸写自己稿子……”他批评的动机是另一回事,但他批评的是事实。女儿凌晓生下来母亲没奶,我请不起保姆,亲戚有时顾不过来我,上班带孩子的时候确有。用公家的稿纸也确有,每张八开纸写到四千字,但这毕竟是“公家的”。这位领导后来贪污被判十二年徒刑,我在大学讲这件事,同学们哄堂大笑,我说:“他判刑,不能证明我正确。他批评的是对的。我确实出于无奈才占了这点便宜。”
“天下没有吃白食的。”是母亲的话。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是母亲教我的道理。
“天下老鸹一般黑。”也是母亲说给我的。
除第一句话我改成“没有免费的午餐”。三句我都照搬讲给乐于听我唠叨的青年学子。我认为,我所领受到的其中的哲理,比我有能力讲给他们的表述不知要充沛多少倍。现在想起陕县生活场景印象:有点像万花筒。栾川感受到的是“风萧萧”,大风整天呼呼地吹,形势紧迫,连群众开会都架着机关枪,支起“小钢炮”(迫击炮),我看见战士往机关枪上撒尿给它降温,打得挂了花的人血肉模糊被拖着拉下来,子弹打在铁水槽上叮叮当当地响……还有夜里那风,那狼,还有去野地吃饭,母亲把她碗里的土豆给拨到我碗里的场景,我饿得大哭,母亲指着天上的风筝唤我:“解放,你看你看那是什么?五角星怎么飞到天上啦?”……等等,栾川给我留下的味道,是火药味。
陕县不一样。一、与四喜、黑喜、申学、铁蛋、疙瘩姐这群小朋友的逃学史开始创作;二、太阳渡的晚阳,长河上的暮日辉煌,织成我心中永远的黄河风光;三、吃撑死过去;四、抓逃犯的故事。那苍凉指天的白杨,绒花树,和闹狼的满城恐怖,还有牛老师愤怒的红扑扑的脸,在我脑海中不停地幻化流移。
还有陕县的监狱,也让我追忆难忘。
这个公安局的院子很大,贴城北墙东西约有近二里左右,南北浅一些,东部有半里,西部约一里,是个西头大东头小的葫芦形,连旧城楼都囊括了进去。小小县城这么大公安局院子,今天看是不可思议,但这肯定是“历史遗留”问题。我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也算我的经验:大致革命沿变,只会变了个人命运,贫富打乱,和了麻将一样稀里哗啦一顿“洗牌”,然后重新组合,你这个二饼原本挨着五饼的,忽地撞成白板什么的……原可到甲手中却变成了丙,但牌却还是那些张,一样的红中东西南北风,一样的万饼条,赢输仍旧靠手气,技术或圈套。倘是一成不变的规律,比如说这个地方是县政府,革命前大致就是县衙门,再前就是知县府衙。打个比方说,南阳知府衙门,革命后就是南阳行署,现在恢复了,往下刨刨,一直到元代,它都是“衙门”。这陕县的公安局、监狱院落,应该就是从民国、前清“沿”下来的革命成果。
院子大,是三个部分两个组合,东边和正门是公安局办公院,旧城门洞封了口,是审讯室,西边部分是两个监狱,重犯监和轻犯监。重犯监不大,是以黄土地切豆腐一样“切”下去的一个四方块院子,四周是岗楼,岗楼外则是凹凸起伏的小丘陵,长的有棘、荆条,还有密不透风的野花,黄蒿、灰条菜、笤帚苗……说起来叫人吃惊,这些荒榛蛮草,能长得像房子一样高,我们小孩子看去,简直就是树林。里边还深藏着一个废了的庙,一排空房子边和院落,也都是长着这样的树林。这地方在公安局大院之内,又在警戒线之外,狱上持枪站岗的哨兵隐约可见。这里头绝对没有狼,倒是有不少黄鼠狼、兔子、獾、狐狸什么的,公安局的子弟小孩,有七八个吧?有这个特殊条件,能在这里边玩捉迷藏,我身上剐的三角口子,多数是在这“抓特务”时留下来的——这不需要解释,母亲也“不嚷”,晚上脱下来往床边一甩,第二天早上自然就“好了”——捉迷藏呀、打野仗呀、逮特务呀、摘酸枣呀、吃桑葚、构桃呀……玩是玩够,一个个嘴唇乌黑,灰头土脸“到东院去”,现在回想,有点像——孙悟空从火云洞里赶出来的一群小妖怪。
从那边回东院,必须穿行轻犯监,从女监房再穿男监房,女犯们干的活是纳鞋底子,满院晾晒的都是洗干净的布匹,很多女人不言声蹲在那里梳洗,晒太阳,很平静的。男犯们干的活是染布、种菜、挑水浇粪、刷脏桶,各忙各的。我们这一队过来过去,他们都认识了,习惯了,没人看守时偶尔还笑话我们几句,颇友善的。
有时他们还演戏,台上演员是犯人,下头观众也是犯人,看去和外头野台子演戏无甚不同,没有台子,平地演,演员都没女的,角儿需要,也是男扮女装。我们就擦“台场”过,有时也站下来看一会儿,如演梁祝:
梁山伯唱“梁山伯与祝英台”。[(小声)——日你老娘!]
祝英台:“——山上草桥来结拜”。[(小声)——肯定你妹子想我了。]
梁山伯:“只知你是男子汉”。[(小声)——放你姐的屁。]
祝英台:“哪知我是女扮男”。[(小声)——是男是女你妈知道。]……
演员们在戏台上还有这些花样,是我六岁之前便知道了的,这以后看了不计其数的戏,再也没有见过这“戏中戏”的对骂,在四十二岁写《康熙大帝·惊风密雨》(第二卷)时这件事一下子跳出来衍化成了如下情节:
说的是吴三桂堂会,两个小戏子,一个扮诸葛亮,一个扮马谡,演着演着在台上打起来了,吴三桂问原因:
……这场闹剧是姬妾“八面观音”指示着诸葛亮演出来的,故意让他们把戏做砸,来取笑儿。《失街亭》中有一段,诸葛亮向马谡授计道:“马谡——附耳过来!”
马谡按规定出班躬身附耳静听,不料台上的诸葛亮却向他耳语:“叫你妈在列云轩后耳房等着,晚上起更我去。”扮马谡的茄官,新得“四面观音”的宠爱,哪肯平白吃这个哑巴亏?偏他下一句台词该是“妙计”,便一边说词儿,一边朝文官脚上狠狠一跺。“诸葛亮”立刻泪流满面,“啪”地打了马谡一记耳光……
看《桑园令》,“薛平贵”和“王宝钏”,在台上也玩这游戏,看《柜中缘》,“岳雷”和个什么“小姐”也在台上夹着台词玩笑,台下观众哪里知道,打鼓板的、演戏的都有他们永远听不到的“双台词”,恐怕戏的走向灭亡,也就因为它太老,戏之。观众欣赏水准都固定了,演员油滑得不需要任何感情的投入,倘罗密欧和朱丽叶也在台上弄这个,莎士比亚也得完——但这已离题了,我是说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的戏中戏谜底。
我敢肯定这些轻犯的日子是比较惬意的,起码比外头有些过得苦的人要舒适些,因为每隔一段日子会发生这样的事,有叔叔送母亲一张名单,说:“这几个犯人是这次刑满,不愿意出去的,请求留用……”母亲一般都同意了的,他们留用,实际上是监狱工厂的工人,已不再是犯人,我穿的鞋、棉袄,大约就是这些人做的,用的保姆也是女犯人,我认为我母亲这班人,对犯人是人道主义管理的,不然不会有这些事。
二月河在家中客厅。
我在写《乾隆皇帝》时写到一个事件,直接移植了陕县的重犯牢房,书中的表述和我见到的基本一致,不过“公安局长”换成了“阿桂”。解放初,这里是发生过一次小规模的越狱事件的,像我前段记忆的那次,肯定是重犯雾里逃脱。因为轻犯们过那样日子,再越狱不合算了。
犯人都那样快活?不见得。说到重犯,就无法轻松了。
建国初期,最初是剿匪反霸,到1953年,镇反运动开始。蒋介石在台湾喊的口号是“毋忘在莒”“反攻大陆”。毋忘在莒说的是齐公子小白最初窘困,在莒国做人质,后来返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的掌故,和“反攻”是一码事,也还不停地向内地派遣特务。
有一天,我们到西院去玩,回到办公大院,碰到一位叔叔,他笑说:“小特务队回来啦!告诉你们,今天我们真的捉到一个特务,从飞机上跳下来的!”这恐怕是他们很得意的一件事,因为局里的人尽管和我们很亲热,公事上的事从来没人说过。我们整天玩“捉特务”(那时还没有看过电影),听有“真特务”,嗷嗷大叫问:“叔叔,在哪里,我们能看不能?”那叔叔指了指城门洞说:“你们现在可以看,审过关起来就不行了。”我们一阵欢笑,又换了小心,蹑着脚溜到审讯室玻璃窗户外偷看。果然见两个“叔叔”正在审一个中年人。
这可能是个高级特务,三十岁上下吧,瘦点,看去很清秀,眉毛有点“倒八字”形,嘴角稍有点上翘,个子不算高,端端正正坐在板凳上,上身确实是飞行装那种皮夹克,除了这身衣服,和小人书上的“特务”无一似处。抽着烟,操一口洛阳话和审讯员对话。双方都似乎相当客气,也没有平时审案拍桌子喝骂那凶煞样子。我们这一群你看我,我看你,都有点失望:特务原来是这样的?后来听说他落网,是破译了敌方的电报密码,指挥敌机空降地点就在公安局附近,落地同时落网——长这一说,又让我们对“局里”神往了一阵子。
形势骤然间变得紧张起来,第一,我们不能再穿越轻犯监狱“过西边去玩”。第二,公安局从审讯室到监狱加派了岗哨,最初是三个,后来到五个,再后来是一个班,枪上都上了刺刀,公安局的叔叔都随身挎上了驳壳枪。母亲的枪连在皮带上,也随身在腰间——即使在栾川,她也没有把枪亮出在外面的。第三,往日轻犯们抬土,刨地,出入监狱,现在他们被封了,满院都是公安干警,个个神色庄重,真枪实弹气氛严肃。轻犯都这样,可想而知重犯监那边如何了。
这种情势,根本不可能在大院里边玩了。我们就到羊角山去玩。但羊角山上的庙却封了,白纸打“×”盖着公章,问了问,说老和尚是特务,头几天要抓他,他自杀了,这件事又让我目瞪口呆了好一阵子——不信?没人不信政府。
接着的形势愈来愈让人透不过气来,开始“枪毙反革命”。再没有比公安局这地方更能体味此类情状的了,几个脸色灰败的犯人铐着链子,锒锒铛铛被押到审讯室外,小公安们早已准备好铁锤、砧子、钳子等,给他们叮当叮当开镣子,街上叫来的剃头师傅准备好,给他们剃头……再接着会给他们送一顿好饭,白面馒头、酒和四个菜——我后来才知道,这也是一成不变的千古规矩,叫“辞世饭”,确实有点人道主义的情味在内的——再接着,就不和他们客气,五花大绑起来,脖子插上亡命牌子,冲锋枪押着就走了,门外有那种朝鲜战场上缴获的美国道奇车,哼哼几声开去,世界上从此就没了这几个。
这样的事那阵子几乎天天有。重犯监那边关了多少反革命?我不知道。天天三个五个,有时多的有十几个,开镣、吃饭、上绑、登车——去西天。这就是镇压反革命那阵子的情况。我们已经不能再出去玩了,因为气氛不对了,小朋友有的爹或叔也被镇压了,这时的母亲也临时住在公安局,我就整日闷在她房间里看小人书,看院里的梧桐树。
我在过几年懂事后,父母闲时对话,我旁听,“杀的都是县团级(伪人员)”。我又在过了几年懂事后,知道还有战犯一事,我弄不懂为什么国民党的高干都好好的,这些下级却得剃头吃饭上车……不懂了好多年。又再过了若干年,读了些书明白了,这其实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是人文心理的政治反映,大人物,杀一个便会有人说你“凶狠好杀”。由此可知,官,要么就不做,要么就做大官,背上靠旗的大将军,可以尽情做,打着号旗的喽啰“校尉们”,你别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