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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母亲,我们家兄妹四人,是和谐家庭。我们挨母亲的巴掌,比较起来,我最多。大妹妹其次,二妹更少,三妹是不在身边,在身边的话,我估计要比大妹多一点。母亲打我们,打得很认真,但并不多,她不轻易打人。说实在的,虽然她“认真”,她的身体状态一直弱,她有心脏病,还受过跌伤,认真打也不怎么痛,使用的是巴掌,打的部位是千篇一律的屁股。我们家的保姆每见她发火,从来是不敢劝阻她的,只是在旁边喊:“还不快跑!”但无论我还是大妹妹,谁也没有“跑过”,而是红头涨脸憋着和她犟——打就打,你也就是那么一点劲!
父亲和母亲关系怎样?没有见过他们闹过别扭,别说拌嘴,就连重一点的话也极少听到。就这么一个组合,到1958年之后,我们全家在邓县安顿,多数星期天,母亲能回来和我们吃一顿饭。她基本不做家务,话也不多,只在吃饭时稍有交流,吃过就走,父亲和家务更不沾边,也是吃过就走。即使如此,也比在陕县、洛阳四零五散的样子,略约地像个家了——每个人都在家的庇荫之下,每个人都有异乎寻常人家那样的跳脱自由,比起平常人家好像是缺了一点烟火情味,又多了一点自己个性独立的方寸天地,就是我的家了。
二月河与妹妹在马来西亚。
母亲在时,这个家的经济是由她主持的,因为每个月的保姆费,都由她支付。我们的零用钱、学费诸项开支也都是“找妈要”,父亲不管这些事。但偶尔母亲不在,你找他要“急需”的钱,他给你的可能比你要的还要多个五角、一元的,这在当时已经算是令我们窃然欣喜的事了。你找母亲要钱,五角就是五角,两角就是两角,她不会随便多打发你一分钱。
1958年,我小学毕业,父母齐调邓县,因为考中学的结果没下来,他们也许是出于“洛阳比邓县好”,把我留在了洛阳。我当时并不觉得很留恋她,在陕县她经常不在家,到洛阳没有用保姆,和她睡一起,我反而不习惯,现在她又要走,我甚至想,我可以好好玩,再也不听你“晚上九点钟前睡觉”的瞎指挥了,我理所当然搬出了梧桐树院子,和公安局门卫小李住进了门房。
那年“大跃进”,洛阳城也一样,到处都是“超英压美赶苏联”,“钢铁元帅升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男的女的都打赤膊,或穿着“苏联花布衫”,拉着胶皮轮子大车,大呼大喝着,满街乱跑……还有除四害,苍蝇,我们同学们要每人每天交二十只蝇蛹,或打死二十只苍蝇,尸体要交作证据,蚊子不说,老鼠是要见一只打一只,鼠尾交上报功。麻雀则是全民战,所有的屋顶都有人举着小红旗,敲锣打鼓大声呼叫,可怜小麻雀蒙混,个个被赶得走投无路,想落一下就有瞭望哨看见,高音喇叭喊:“×胡同号注意,×胡同号注意——有一只麻雀落下去了,立刻捕捉,立刻捕捉报指挥部!”……如此,麻雀被赶得几年绝迹天下。但房上天天上人,有时还是三五个人一起上房,我住的那门房承受不得,终于坍塌了。
这是我第三次和房塌遭遇。前两次都在陕县,当夜迁人当夜房塌,是一次;一次是房屋漏雨,炕上睡不得,同一个房间我从炕上挪到床上,炕上那边坍塌了。这一次连人带蚊帐,像裹在鱼网里的鱼一样,被死死地焖在了里头。我睡得死死的觉得身上猛地一沉,醒来一摸,手脚被什么缠住了,听见外头乱喊:“快救人!”知道是房子塌了,用手摸索一下,思量形势,是这样的——那房子有个竹顶棚,这玩意学名叫承尘,也有叫“天棚”的,房顶下来,这天棚顺墙擦下,在墙角留了个三角口小洞,这肯定是上天觉得我死期未至,特为留情之作。我的第一感觉是那灰尘,带着洗不清的霉臭味直呛人脑,呼吸也很困难。我的心思却十分清晰,知道外头人正在救我,就大声喊道:“叔叔,我在这里!”外头人也是大喜若惊,喊着:“解放活着,快!”——我被他们连蚊帐带人拽了出来,一根汗毛也没伤。
1970年的二月河。
这件事让公安局的人一惊。因为不久母亲就从邓县赶来了。她也可能是故作镇静,也可能见我无恙想着别人大惊小怪,显得相当轻松。她带我上街,给我买了很多学习用具,还有换洗衣服,鼓励我:“不要淘气,好好学习,考上中学以后咱们转学过去。”但公安局的叔叔们却不敢再等以后了,对她说:“解放这孩子想你。有几个夜里他出去梦游,找金叔叔,‘我要见我妈’。”我看就是这话打动了她,她决定立刻带我走。
但是,(计划是不带我走的)买这买那的,她身上带的钱花光了,算了算,刚够买到南阳的车票钱,路上吃饭都要“节约着点”。我想,她无论如何都会借点钱的,她不,她说:“借得多了没必要用,借得少了还钱不还钱都不好,将就点吧。”——她开始计算这次来看我的花销,打开箱子一件一件地登记价目,让我在一起运用加法。算来算去,和她从邓县来时带的钱无论如何都“对不上”,差七角钱!她坐在床上看着眼前的墙,还在回忆那七角钱的去向,我指着柳条箱说:“妈,这个箱子六元钱,没记在账上。”她一下子笑了,说:“骑驴找驴——这就对了,我还贴进去五块三毛呐。”她摸摸我的头——这是她对我的最佳状态。
这件事我后来和父亲提起过,我说:“我以前认为你们大人是不算钱账的。”父亲说:“怎么不算,要算到每一分钱。但是我们有约定,不在孩子们面前算账。”这个传统我家还用,我们夫妇也不在凌晓面前算账。我对女儿说:“你记两条,第一不在人面前算钱账;第二不当众数钱。”——我有点“发展”。
有一个朋友,儿子和他闹别扭,他儿子平日很服气我的,于是打电话来告诉我“你教训教训他”。我和他的孩子通电话,听了听他的道理,然后说:“你有很多理!但家庭这个单元,不是讲理的地方,是要讲‘情’的,一个星期讲六天理,回到家还要讲理,你累不累呀?回去给你老爸捶捶背、捏捏腰去!”儿子恍然大悟,说:“凌叔,我这就回去!”
其实我家和谐是和谐,差就差在阿猫阿狗在老爸老妈跟前殷勤撒娇这些事没有。我到姨姨家、姑姑家。品尝到他们的“家庭味道”,常欣羡不已,自动就融进了那气氛之中,和他们一道买菜、切肉、点火扇炉子,兴致勃勃地弄吃的,姐妹几个挤在老人跟前唧唧哝哝说家常……这类事在我家绝对没有。整个初中暑假我全部下乡过,也为贪恋同学家中那点伦常之乐——回到家里,晒得像条黑不溜秋的鱼,父母都笑了:“行!比在家还结实。健康就好!”
我的心理状态,就这样双重感受:我有一双了不起的爸妈,我为拥有而自豪。同时,带来的不满又是:他们不大管我,没有人家爸妈亲热……实际上据我后来观察,愈是家庭“政治化”了的,愈是家人理性思维能力强,个人独立性也强,而家庭的亲情相对就愈少,随着“阶梯”的上升,到了紫禁城,皇帝,他们那里的亲情减缩到接近零。然而父亲不过一少校而已,母亲也不过是个“科级”,对应起来看,比我们这个“阶次”上应该拥有的亲情许是薄少了一点。
话是这样说,我们兄妹心里明白,我们没有怨言,也没有更高的要求。他们是职业革命者,已经以身许国,确实是忙,忙得职业化地顾不上一切了。就我们兄妹自身而言,个顶个的身体健康,智能健全,比起别家子女,似乎还要出息一点。父亲晚年一次吃饭时,弟弟说起“邯郸姑姑家”怎么怎么好,怎么家庭团结,妹妹们怎样亲亲热热过星期天……父亲静了一会儿,脱口给我背了几句庄子:“涸辙之鲋,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