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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阿克罗伊德和内莉·阿克罗伊德住在圣约翰树林一座若隐若现、有着干净灰泥墙的爱德华时代样式的别墅里，一座花园直通向运河。这座房子据说是爱德华七世为他的一个情妇建的，内莉·阿克罗伊德从她的一位单身叔叔手中继承了过来。阿克罗伊德三年前和内莉结的婚，之后就从自己在《帕特诺斯特评论报》编辑部楼上的公寓搬了出来，住到了这里，并且很乐意地将他的书、他的物件以及他的生活完全融入到内莉舒适的家庭氛围中。现在，尽管他们有一个仆人，他还是在门口亲自迎接了达格利什，他的黑眼睛亮闪闪的，像孩子一样满怀期待。
“快进来，快进来。我们知道你来这儿想干什么，亲爱的孩子。是关于我在评论报上写的那条小豆腐块的。我很高兴你觉得没必要带一个同伴过来。我们很愿意帮助警方了解情况，就像你们抓住嫌犯，把他的胳膊扭到背后，再关进小黑屋那样。但是我的底线是绝不会为某个大块头下属提供下午茶，他会压坏沙发里的弹簧，还要一手拿着我做的黄瓜三明治吃，另一只手匆匆忙忙记下我说过的所有的话。”
“严肃一点，康拉德。我们说的可是谋杀案。”
“是吗？有传言说——当然，仅仅是传言——保罗·博洛尼也可能是寻求了自我了断。我很高兴这不是真的。谋杀要更有意思，也远没有那么令人沮丧。如果一个人选择自杀，他就太不为朋友着想了，以为给别人树立了一个好榜样似的。但是那些可以等等再聊。先喝茶。”
他抬头冲着楼上喊道：“内莉，亲爱的，亚当已经来了。”
达格利什看着他领着自己一路走到客厅，心想，自从他们第一次遇见之后就没看出来他有任何变老的迹象。他给人的印象非常丰满，也许是因为他有一张圆润的脸和一个像是长了只肉袋的肥下巴。但是他肌肉紧实，积极活跃，像一个舞者一样移动灵活。他的眼睛很小，眼角上挑。当他感到愉快的时候，他会把眼睛眯起来，就像是肉团上的两道细缝。他脸上最神奇的部分应该就是那张不停一张一合、小巧精致的嘴巴了，他把这张湿润的嘴唇当作情感反应中心。他表示不赞同的时候会紧抿双唇，失望或者厌烦的时候会像一个孩子一样噘起下唇，笑起来的时候嘴唇会弯出一道弧形。看起来从来不维持同一个形状，即便是休息的时候他也会做出咀嚼的动作，就像是在品味舌头上的滋味。
内莉·阿克罗伊德和康拉德完全相反——他是个胖子，内莉却非常苗条；他皮肤黝黑，她肤色白皙，并且身高还比他高了3英寸。她像20世纪20年代流行的那样，把金色的长发梳成一条麻花辫，盘在了头上。她的花呢裙子做工精良，但是样式已经过时半个世纪了，上身总是穿一件宽松款羊毛衫，脚上穿了一双尖头带蕾丝边的鞋子。达格利什记得他父亲的一位主日学校老师完全就是她的翻版。她走进房间，有那么一瞬间他仿佛回到了教堂的门厅里，和其他的孩子们围成一圈坐在低矮的木头小板凳上，等着梅因沃林小姐分发那个周日的图印。他会舔一舔那张彩色圣经故事图片的背面，无比小心地将它贴在自己卡片上那个礼拜的空白处。他当时就很喜欢梅因沃林小姐——她已经去世20多年了，是得癌症死的，并被埋在了遥远的诺福克教堂墓地——他现在也喜欢内莉·阿克罗伊德。
阿克罗伊德夫妇的婚姻令他们的朋友们震惊，也让他们为数不多的敌人进行了一些下流的推测。但是只要是和他们在一起，达格利什从来坚信他们是真正幸福的结合，他也为婚姻的多种多样而惊叹，这种关系既可以那么私密又可以同时公之于众，充满传统习俗的同时又那么无序、混乱。从私生活方面而言，阿克罗伊德据说是伦敦最善良的丈夫之一。他的受害者们则指出他完全能承受得起这种善良：《帕特诺斯特评论报》任意一期上所包含的恶意就足以满足一个正常人一生的发泄需要了。他对新书和新的剧作进行的评论总是非常睿智、令人愉悦，有的时候洞察深入，偶尔非常残酷，除了受抨击对象之外，所有读者都非常喜欢这种两周一次的消遣。即便《泰晤士报文学增刊》都已经改变做法，《帕特诺斯特评论报》依然选择匿名发表评论者的评论。阿克罗伊德的观点是，任何的评论者，即便是最严谨、最公正的人，只要在自己的评论上署了名，就不会完全说实话。他之所以坚持让所有评论者匿名，也是出于一名编辑正义的热情，他知道这样的话就不太会收到法院禁令。达格利什怀疑那些最恶毒的评论就出自阿克罗伊德本人之手，内莉在一旁煽动、教唆。他让自己想象出一幅画面：康拉德和内莉分别坐在自己的床上，通过两个房间之间敞开的小门向对方喊出自己的得意之作。
他每次和他们在一起，都会觉得他们两人如此幸福的婚姻中肯定有什么阴谋。如果这世界上有那种因为共同的利害关系而走到一起的婚姻的话，这就是其中的一桩。她是个上好的厨子——他喜欢美食；她喜欢照顾人——他每个冬天都会支气管炎复发，鼻炎引起的头疼也会加剧他的忧郁症，这个时候她就会开心地忙前忙后，又是进行胸部按摩又是做雾化。达格利什算得上是对朋友性生活最不感兴趣的人了，但是偶尔也不免猜测在这段婚姻中两人究竟有没有做过爱。总体来说，他觉得应该有过。阿克罗伊德是个固守法律的人，至少在某个蜜月的晚上他也曾闭上眼，想起英国的律法。在对法律和神学要求做出必要的牺牲之后，他们都安顿下来，关注婚姻生活更重要的方面，比如对他们房子的装修，以及康拉德的支气管。
达格利什并非空手而来。他知道女主人乐于收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女子寄宿学校故事集，她收藏的早期的安吉拉·布拉泽尔故事集相当有分量。她的客厅书架上摆放的书堆证明了她对这种强烈怀旧感的痴迷：一系列胸部刚刚成熟的女主角，她们穿着裙子和靴子，名字都叫作多萝西、玛琪、玛乔丽或者埃尔斯佩思，精力旺盛地挥动着曲棍球棒，揭露作弊行为，或者是在撕下德国间谍面具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达格利什几个月之前在马里波恩的一家二手书店找到了第一本初版书。他既不记得具体是什么时候，也不记得书店是在哪里，但这倒是提醒了他已经很久没有见过阿克罗伊德夫妇了。他觉得拜访他们的大部分人都和他自己一样想要获得什么，通常都是想要获取信息。达格利什又一次想到了人类关系当中的奇怪之处：人们会把彼此称作是朋友，但是很多年不见面也没有什么关系，而一旦重逢，又可以马上恢复那种亲密关系，就好像不曾出现间隔。他们之间的相互欣赏是一种比较真实的感情。也许达格利什只会在他有所需的时候拜访，但是他能坐在内莉·阿克罗伊德优雅的起居室里，并透过爱德华时代的窗户远眺波光闪闪的运河也是件非常愉悦的事情。他把目光转向运河，觉得很难相信就在透过花篮、藤蔓和粉色天竺葵看到的这条波纹粼粼的运河的上游处，离这里也就是几英里的地方，它将变成一条流动的危险之物，穿过漆黑的隧道，缓慢地流经圣马修教堂的南门。
他递上自己带来的礼物，礼节性地送上一个吻，这似乎已经成为现在通行的社交习俗，即便是在新近刚结识的朋友之间也沿用不误。他说：“这本书是送给你的。我想书名叫作《达尔西的游戏人生》。”
内莉·阿克罗伊德轻轻欢叫一声，打开礼物。“别淘气，亚当。是《达尔西的游戏》 [1] 。真好!书保存得也很好。你是从哪里找到的？”
“我记得是在教堂街。我很高兴你还没有收集到这本书。”
“我找这本找了很多年了。这样我就集齐了20世纪30年代之前布拉泽尔的全部小说。亲爱的康拉德，看看亚当都带来了什么好东西。”
“亲爱的孩子，你太善良了。啊，茶来了。”
一位年纪不算小的女仆把茶端了过来，用一种几乎是仪式性的小心态度把托盘放在内莉·阿克罗伊德面前。茶点很多。有切掉外皮的面包配黄油，一盘黄瓜三明治，加了奶油和果酱的自制司康饼，还有一个水果蛋糕。这让他回想起孩童时代在教区神父那里喝到的茶，想到了到访的神职人员和教区工作人员在他母亲简陋但舒适的会客室里举着宽边的杯子，他自己则受过精心培养，向众人分发圆盘。他想，这真的很奇怪，看到装在彩色盘子里的薄面包片和黄油居然还能一瞬间让他产生带着锐利刺痛感的悲伤与怀旧情绪。看着内莉小心地把茶杯把手摆正，他猜想他们的一生都被这种日复一日的小型仪式所统治：清早茶饮，睡前的可可或者牛奶，小心铺好的床铺，睡裙睡衣都摆在床边。现在是17点15分，秋日马上就要转入夜晚，这场非常小型的典型英式下午茶旨在安抚下午感受到的愤怒，给一个混乱无序的世界加以秩序、常规、习惯。他不确定自己会喜欢这样的生活，但是作为一名访客，他觉得这一切让人安心，因此并不鄙夷。毕竟他自己也有把现实暂时搁置一边的方式。他说：“《帕特诺斯特评论报》上的那篇文章，我希望你不是在考虑着要把这份刊物变成一份新的八卦杂志。”
“当然不会了，亲爱的孩子。但是人们偶尔也喜欢看这种花边新闻。我在考虑把你纳入到我们的新专栏里，‘他们在一起能说什么’，邀请完全不搭调的人共进晚餐。比如让诗人侦探亚当·达格利什和蒙普拉斯尔的科迪莉亚·格雷相会。”
“如果你的读者们能从我和一个年轻女子端庄地品味鲜橙烩鸭这个过程中获得刺激感的话，他们的日常生活该有多无聊啊。”
“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子和一个比她年长20岁以上的男人共进晚餐总会令读者觉得有趣。这给了他们一种希望。而且你看上去很不错，亚当。这种新的冒险很明显适合你。好吧，我是说，新的工作。你现在是不是负责管理敏感犯罪调查小分队？”
“不存在这个组织。”
“嗯，这只是我给它起的名字。伦敦警方可能把它称为C3A小分队或者类似的无聊名字。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如果首相和社会民主党的党魁在秘密会面协商成立联合政府的时候吸入砒霜，而这个时候威斯敏斯特的红衣主教和坎特伯雷大主教踮着脚鬼鬼祟祟地离开现场，我们可不想让地方警察带着他们的手枪冲进去破坏了现场。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
“是个有趣但不太现实的设想。不如说假设某份文学评论期刊的编辑被人重击致死，而有人发现一位资深警探正踮着脚从现场撤离？康拉德，你的那篇关于保罗·博洛尼的文章，是什么激发你这么写的？”
“一次匿名的信息交换。不要露出那种瞧不起人的表情。我们都知道你们警察坐在酒吧里，把我们纳税人的钱付给最卑鄙的前科犯来获取信息，但是大部分消息也都非常可疑。我认识各种各样的便衣和探子，这一次我甚至没花钱就得到了消息。信是邮寄过来的，完完全全免费。”
“你知道还有谁收到了信吗？”
“三家日报的八卦栏作者。他们打算用之前再等一等。”
“非常谨慎。你也核对过了。”
“我当然核对过了。至少，威妮弗雷德核对过了。”
威妮弗雷德·福赛斯是阿克罗伊德名义上的编辑助理，但是她实际上几乎可以插手评论报的任何工作，还有人说全靠她在金融理财方面的才干，这家期刊才能正常运转。她有着维多利亚时代女家庭教师那种仪表、着装和嗓音，是一个颇为强势的女人，习惯了照自己的一套来。也许是因为遗传下来的一种对于女性权威人士的畏惧，很少有人站出来反抗她，当威妮弗雷德提出问题的时候，她就一定要得到答案。达格利什有的时候甚至希望她能在他的团队就好了。
“她一开始的时候给坎普顿小丘广场的宅邸打电话，询问有关黛安娜·特拉弗斯的事情。一个女人接的电话，并不是博洛尼夫人或者厄休拉夫人。要么是个仆人，要么就是女管家。威妮弗雷德说她听起来不像是女秘书，至少没有足够的权威性，不是那种很干练的声音。再说了，博洛尼也从来没有聘过一位常驻家里的秘书。也许是女管家。她听到这个问题之后沉默了下来，似乎还倒抽了一口冷气。然后她说：‘特拉弗斯小姐不在这里了，她已经离开了。’威妮弗雷德又问他们有没有她的地址，她说‘没有’，然后就相当匆忙地放下了电话。这一点处理得并不好。如果他们想要隐瞒特拉弗斯曾在那里工作过的事，就应该更好地训练一下这个女人。审讯的时候没有提到这个女孩曾为博洛尼工作，似乎也没有别人捕捉到这一点信息。但是看起来我们这位写来恶意匿名信的人至少说对了一点。坎普顿小丘广场的人绝对认识特拉弗斯。”
达格利什问：“在那之后呢？”
“威妮弗雷德又去了黑天鹅餐厅。我得承认她给自己编造的理由并不怎么可信。她告诉餐厅的人我们正考虑做一期有关泰晤士河溺水事件的专题文章。但我们自信没有人听说过《帕特诺斯特评论报》，所以她话里的破绽不太会被人发现。即便如此，每个人仍然是相当小心谨慎。威妮弗雷德拜访的时候餐厅的法国老板不在。但是她接触的其他人明显都统一过了口径。毕竟没有哪个餐厅的老板想让人知道自己店里发生过死亡事件。我们在生活中随时面临着死亡，但没人希望是正在吃晚餐的时候。把不幸的活龙虾扔进开水是一回事，说实在的，人们怎么会觉得龙虾感受不到痛苦？但是一位餐厅的顾客在他的地盘上溺水而死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并不是说泰晤士河就是他的地盘，但是大体上就是这个理论。离得太近，让人不适。从那一伙儿人当中的某一位浑身滴水地走进来说那个女孩死了的时候，他和他的员工们就处在一个需要自卫的位置上了，而且我得说他们处理得非常干净利索。”
达格利什没有说他已经看过了本地警察写的报告。他问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威妮弗雷德打探出来了吗？”
“那个女孩，黛安娜·特拉弗斯，和五个朋友一块儿来的。我想他们大部分都是演戏剧的，最多就是边缘角色。没有什么名气。他们吃完饭之后吵吵闹闹，然后就出去到了河边，在那里各种鬼混。黑天鹅餐厅不鼓励这种行为，除非你是一个年轻又有一定人脉的子爵，但是这一伙儿人既不够富裕，也不够贵族范儿，更不够出名，所以就没资格这么干。老板正考虑派人过去抗议，但是那伙儿人又往下游走了，多少离开了听力所及的范围。”
达格利什说：“假设这个时候他们已经付过账了。”
“哦，是的，都付过了。”
“谁付的钱？”
“这一点可能会让你吃惊：多米尼克·斯维恩，芭芭拉·博洛尼的弟弟买的单。这是他举办的派对，他预订的餐桌，他付的钱。”
达格利什说：“如果他能在黑天鹅餐厅给六个人一桌的晚餐买单，这个年轻人可算是够有钱的了。他为什么没参加他姐姐的生日聚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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