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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赫斯特花园49号二层靠后的一间小小卧室里，沃顿小姐僵直地躺着，她没有睡着，双眼盯着那一片黑暗。她紧紧贴在硬邦邦的床垫上，感觉自己身体不同寻常地滚烫，而且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即便是想要更舒服一点而转个身都会让她觉得更加疲惫。她没指望自己能睡个好觉，尽管如此也还是走完了晚上日常的流程，侥幸地盼望着只要坚持了这些细小又安抚情绪的日常仪式就能够瞒过自己的身体，进入睡眠状态，或者至少能够平复下来。她的祈祷书里面抄下来的《圣经》选段、热牛奶、一片膳食纤维饼干，这是一天当中最后的一点享受，却没有一个有效果。《路加福音》里面的选段讲的是善良牧羊人的寓言，这是她的最爱之一，但是今晚她阅读的时候是带着一颗格外敏锐、充满质疑的头脑。牧羊人的工作究竟是什么？仅仅是照看羊群，确保它们不会逃跑，好给它们打上烙印，剪掉毛，然后进行屠宰。如果不是需要它们的羊毛和羊肉，牧羊人就会失业了。
她合上《圣经》之后很久都还僵直地躺在床上，长夜似乎漫漫无边，她在头脑里不断地挖洞、狂奔，就好像一只深受折磨的小动物。达伦在哪里？他怎么样了？是谁在确保他躺着的时候不会不舒服，也不会难过？他看起来并没怎么受到那糟糕场面的冲击，但是孩子的事情永远也没办法说清楚。而他们现在被分开都是她的错，她本来应该坚持询问他的住址，并且与他的妈妈见面。他从未提及自己的母亲，她问起来的时候他总是耸耸肩，并不作答，她也不想逼他回答。也许她应该通过警方联系他，但是达格利什总警司手头上有两起谋杀案要侦破，她应该在这个时候打扰他吗？
而“谋杀”这一字眼又带来了一种新的焦虑。有些事情她本应该记得，本应该告诉达格利什总警司的，但是却想不起来了。他和她一起坐在教堂角落里给孩子准备的小椅子上，很简洁、很温柔地询问了她，就好像完全不在意，甚至是没有注意到这小椅子和他高大的身材有多么不搭配。她曾试着冷静、精确、实事求是地陈述，但是她知道自己的记忆里出现了断层，可怖的现场让她瞬间忘掉了一些事情。但会是什么事情呢？一定是很细小、也许不怎么重要的事情，但是他曾告诉她，要说出一切的细节，不管有多么微不足道。
但是现在，另外一个更为急迫的问题浮出水面。她需要去用洗手间。她扭开床头灯的开关，摸索着找到她的眼镜，瞥了一眼床头柜上轻声迈步的旅行钟。才2点10分，她不可能憋到早上的。尽管沃顿小姐有属于自己的客厅、卧室和厨房，她却要和楼下公寓里的麦格拉斯夫妇共用一个洗手间。因为下水管道都是老式的，所以如果她半夜使用厕所，第二天早上麦格拉斯太太就会抱怨。另一个选择就是使用夜壶，但是用了夜壶就需要清理，第二天一整个早上她就都得焦虑地侧耳聆听，以等到最安全的时刻，确保拿着夜壶去洗手间时不会遇上麦格拉斯太太，也不会看到她凌厉、蔑视的眼神。有一次她手里正拿着盖着盖子的夜壶，正好在楼梯上遇到比利·麦格拉斯。每每想到那次相遇，她的脸颊就不禁发烫。但是这一回她必须得用夜壶，夜深人静，她可不敢蹑手蹑脚走下楼，用像小瀑布一样的冲水声、水管悠长又剧烈的颤动声来打破这份安宁。
沃顿小姐不知道为什么麦格拉斯夫妇会这么讨厌自己，为什么她没有任何冒犯之意的礼貌之举能够极大地刺激到他们。她试着尽量不妨碍到他们，但是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他们共用同一扇大门，同一条门廊。达伦第一次来她家做客的时候，她向他们解释说他的妈妈在圣马修教堂工作。这个在慌乱之中脱口而出的谎言似乎很让他们满意，所以在此之后她也坚定地把这个谎言抛诸脑后，反正她不太可能把这个谎言纳入到每周的忏悔里，况且达伦来去匆匆，他们也不太可能有机会询问他。他好像能感觉到麦格拉斯夫妇的敌意，最好还是不要狭路相逢。她曾试着通过谦恭有礼和一些小小的善举与麦格拉斯太太和解：夏天炎日当头的时候帮他们把牛奶瓶拎进屋，逛完圣马修教堂的圣诞集市之后在他们家门口放一瓶自制果酱或者酸辣酱等。但是这些示弱的表现似乎增加了他们的敌意，而她发自内心地明白对这一切她无能为力。人和国家一样，都需要有一个更弱小、更不堪一击的对手来欺凌、蔑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她轻轻地从床底下把夜壶拿出来，蹲在上面，肌肉紧绷，试图调整并尽量让排泄的声音变小。她又一次想到自己是多么希望能养一只猫，但是那个有着20码野草、隆起很多小丘、周围有零星玫瑰丛和其他不开花灌木的小花园属于楼下公寓所有。麦格拉斯夫妇绝对不会允许她使用的，把小猫终日关在自己的两个小房间里又太不公平了。
沃顿小姐从小就懂得要心怀恐惧，而一旦学会了这一课就很难再忘记。她的父亲是一所小学的校长，让他在学校里能够相对包容的代价就是在家里做一个完完全全的暴君。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都非常害怕他，但是这种共有的恐惧并没有能使三个孩子的关系更为亲密。当他毫无理由发起脾气时，他会单挑出来一个孩子承受这种不快，而另外两个孩子会很羞愧地看出彼此眼中的释然。他们学会用谎言保护自己，但又会因为撒谎而挨打。他们学会了恐惧，但是又会因为胆小而受到惩罚。尽管如此，沃顿小姐还是在靠墙的桌子上摆了一张放在银色相框里的双亲的合照。她从来没有因为过去和现在的不幸而埋怨自己的父亲。她学到的精髓是将一切怪罪到自己的头上。
她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是真真切切的孤身一人了。她和弟弟约翰最亲密，而约翰是三个人当中内心最坚韧的一个，也很有出息。但是就在19岁生日前一天，约翰被他驾驶的兰卡斯特式轰炸机的尾部炮塔活活烧死。还好沃顿小姐对约翰尖叫着承受的那种钢铁熔炉炼狱一无所知，所以在想象他的死亡时默认他是被一颗德国人的子弹射中了心脏，这个年轻、苍白的勇士轻轻地倒向大地，双手仍紧握着自己的武器。她的哥哥埃德蒙德在战后移民到了加拿大，现在已经离婚，没有孩子，在北方的一个小镇当办事员。她一直都记不清这个小镇的名字，也许是因为他极少写信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