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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大人物的风格。他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他能把威胁自己权威的事情扭转过来，并借其突出自己的权威。通过这件事，他再一次表明自己是人民——他称之为“小人物”——的朋友，对压迫者毫不手软。
但是大人物没有到我们镇上来过。或许，如雷蒙德所述，他听到的汇报不准确或者不完整。而这次，这里出事了。我们都把青年卫队看成一大威胁，看到他们离开，大家都很开心。但是，青年卫队解散后，小镇的局势恶化了。
警察和官员们变得很难缠。梅迪每次开车出去，哪怕只是到海关这么一小段路，他们都要为难他。这些人一次次挡住他的车子——有的是梅迪认识的人，有的是以前就拦过他的人——检查车子的证件和梅迪个人的证件。有时候，梅迪没把证件或者执照带在身边，就不得不把车子停在路上，步行到店里去取。有时候什么证照都齐全，也无济于事。
有一次，他们莫名其妙地把梅迪带到警署总部，让他打指纹，没等他洗掉手上的墨污，就把他，连同其他一些被扣押起来的无精打采的人关进了一个房间。里面有几条没有靠背的长凳。水泥地破破烂烂，墙壁刷成了蓝色，由于有很多脑袋和肩膀在上面磨蹭过，早已脏得发亮。
下午晚些时候，我去那里营救梅迪，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地方。这个房间在一栋水泥和波纹铁皮搭建的小房子里面，位于殖民时代的政府大楼后头。地板只比地面高几英寸；门开着，小鸡在光秃秃的院子里四处找东西吃。这屋子简陋、平常，装满下午的阳光，但还是让人想起监牢。屋子里唯一的办公桌和椅子是给负责的警官用的。这两件破破烂烂的办公家具凸显了其他人的一无所有。
警官穿着洗得发白的警服，手臂下面全是汗水。他正在本子上写字，写得很慢，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描，显然是在抄录脏兮兮的指纹记录纸上的细节。他佩着手枪。屋子里贴着总统的肖像，是总统穿着非洲服装、拿着酋长手杖照的那张。墙壁上更高的地方漆着“DISCIPLINE AVANT TOUT”，意思是“纪律高于一切”。漆字的墙面凹凸不平，说不上多肮脏，但是布满了灰尘。
我不喜欢这间屋子。我想以后最好不要叫梅迪开车出来，还是我自己开，我自己到海关，做报关员和经纪人。但这样一来，官员们把注意力转到我身上来了。
他们翻出我很久以前填写的报关表，这些表格早就审查完毕，一切符合标准，而且都被封存起来了。他们把这些东西找出来，跑到我的店里来，拿着这些表格在我面前晃，仿佛它们是我还没有清掉的借据。他们说自己迫于上司压力，要核对有关细节。一开始他们还很羞怯，好像是搞恶作剧的学童；接着，他们变得鬼鬼祟祟，好像是要私下帮我的朋友；再接下来，他们就露出了官员的邪恶嘴脸，态度咄咄逼人。有人要拿我的存货和报关单以及销售收据核对，还有人要调查我的售价。
这都是无端滋事，目的是要钱，而且是越快要到越好，以防局势变化。这些人已经察觉到会有变化发生。他们从青年卫队解散一事中看到了总统的弱点，而非他的强势。在这样的局面之下，我找不到可以求助的人。为了报酬，每个官员都愿意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保证。但是没有哪个地位够高，足够安全，能够保证别的官员的行为。
镇上的一切都和以前一样——军队驻扎在军营，总统的肖像到处都是，首都定期有汽船开过来。但是人们都不相信，也不愿相信还有一个掌控一切的权威存在，一切都回复到开始时变化不定的状态。不同的是，这几年局势太平，商店物品丰盛，所有人都比原来更贪心了。
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其他外国商人也难以幸免。要是诺伊曼还在，也一样要吃苦头。马赫什越来越沮丧，他说：“我总是说，这些人你雇用可以，完全收买却不行。”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意思是这里不可能形成稳定牢固的关系，只能做一单算一单，在危机之中，太平是每天都要花钱买单的东西。他建议我忍一忍，不过除了忍，确实也没有其他办法。
我自己觉得——我这段时期以此自我安慰——这些官员误判了形势，他们的慌乱是自找的。和雷蒙德一样，我坚信总统的权势和智慧，我相信他会有所动作，重振自己的权威。因此，每次我都和他们搪塞敷衍，一个子儿不出。一旦掏过一次钱，以后就没完没了了。
不过，这些官员比我更有耐心。毫不夸张地说，现在每天都有官员上门。我开始等待他们上门来。这很折磨神经。若是到了下午还没人来，我反倒会一身冷汗。那些笑眯眯的狡猾而恶毒的脸凑到我跟前，装作和我很熟，很乐意帮忙的样子，我先是憎恨，继而开始害怕。
过了一阵，压力缓解下来。这并不是因为总统会有所动作，如同我期望的那样，没有，他那里没有半点动静。压力缓解是因为小镇受到了暴力冲击。这种暴力不同于那天晚上的街头殴打和谋杀，这种暴力一直在发生，每天晚上都有，目标是警察和警署、官员和办公楼。
无疑，这正是官员们预见到的情形——而我没有预见到。所以早些时候，他们才趁着还有机会，贪得无厌，能捞多少就捞多少。有天晚上，领地的非洲母子雕像被人敲掉，只剩下底座，落得同殖民时代的雕塑和码头大门外的纪念碑同样的下场。在此之后，官员们很少出现了。他们再也不来商店，有太多其他事情要他们去做。我不敢说事态有多大好转，不过这些暴力活动至少能让我和我在街道、广场上见到的那些人缓一口气。我们甚至像遇到大火或者风暴一样，抱着一种看热闹的心态看待这些暴力事件。
小镇不断膨胀，人口猛增，杂乱无序，镇上的暴力活动不计其数。有时候大家为了争水源而大动干戈，还有很多时候，破败的街道上有车撞死人了，也能引发冲突。在所有这些事件中，仍有一种普遍的狂热心态。不过，这些事件显然更有组织，至少有某种深层的原则在起作用。或许有一则预言在这些城区和破败的小镇流传，并为各种人的梦境所验证。官员们可能已经听到了风声。
一天早晨，梅迪照样给我送来咖啡。他表情严肃地递给我一张新闻纸，那张纸被小心翼翼地折成了一个小块，外面的折痕都脏了。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张印刷的传单，显然被反复打开和折叠了很多次。传单的标题是“祖先的呐喊”，是一个叫“解放军”的组织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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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在呐喊。这片土地上曾经有很多伪神来过，但都无法和今天的伪神相比。对那位非洲妇女的崇拜杀死了我们所有人的母亲。既然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我们决定和敌人兵戎相见。否则我们将会死去，万劫不复。祖先在呐喊。倘若我们没有耳聋，我们应该都能听到这种呐喊。所谓敌人，我们是指现有的这些帝国主义国家、跨国公司，还有傀儡政权。还有编造谎言的伪神、牧师、教师。法律怂恿人们犯罪，学校把无知教给学生，群众也放弃真正的文化，转向无知。我们的士兵和守护者被灌输了错误的欲望和错误的贪婪，而各地的外国人都把我们描述成小偷。我们不了解自己，把自己引向错误的方向。我们在大踏步迈向死亡。我们忘记了符合真理的法律。我们解放军没有接受过教育。我们不印刷书籍，也不举办演讲。我们只知道真理，我们认为这片土地属于其祖先正在呐喊的那些人民。我们的人民必须了解斗争。他们必须学会和我们共赴死亡。
</blockquote>
梅迪说他不知道这传单是从哪里传出来的，前一天晚上有人把它传到他手上。我知道他有些话瞒着我，但我也不想追问。
镇上没有几家印刷厂，而这传单印刷质量粗劣，字模残缺混杂，我看八成是从以前印刷青年卫队周报的印刷厂出来的。停刊之前，青年卫队周报是这里唯一的地方性报纸，不过上面尽是涂鸦之作，如同学校的墙报，登载着贸易中介、商人甚至还有摊贩的毫无意义的广告，还有一些所谓的新闻（更像是公开的勒索），比如某人违反交通规则了，某人夜间把政府的汽车开出来当出租车了，或者某人违章建房了，等等。
尽管如此，事情还是有些蹊跷。青年卫队在为总统服务期间，辖区百姓个个对他们恨之入骨。总统发表“猴子”演讲后，这些人威风扫地，权势没了，工作也没了，摇身一变，成了受到羞辱和迫害的人，以本地区守护者的面目出现在群众面前。群众还给予了响应。
这和叛乱前的情形如出一辙。不过叛乱前没有传单，当时的领导者也不像如今的领导者这样年轻，这样有文化。还有其他不同。叛乱发生时，小镇正百废待兴，最先起事的地点很遥远，在那些村庄里。现在一切都在镇上发生，结果流血事件更多。暴力事件一开始似乎是针对当权者，后来渐渐扩大，小镇郊区的货摊和商店也被人攻击，并遭到洗劫。有人被残杀，其状惨不忍睹，凶手有乱民，有警察，也有棚屋区的罪犯。
根据我的观察，这里的事情发生顺序是这样的：一开始是非洲人和外围地区，然后扩散到外国人和中心地区。刚经历过求告无门的官僚勒索，现在，我感觉自己再一次陷入无遮无拦、无所坚守的境地。我把这种恐惧心理带到了熟悉的街道上，我感觉自己随时可能遭受攻击。这些街道过去就充满危险，但不是针对我的。这么久以来，作为旁观者，那些暴力活动我都看在眼里，但尚且能和它们保持距离。
压力非常大。压力败坏了一切，我第一次生出逃离的念头。倘若在某个遥远的地方有个安全的家在等着我，允许我进去，当时我就会一走了之。过去，曾经有个这样的家；过去曾经有几个这样的家。而现在，没有这样的家了。从纳扎努丁那里传来的消息让人沮丧。他在加拿大的这一年过得很不好，现在又要举家迁往英国。外面的世界无法给我庇护，对我而言仍然是巨大的未知，而且日渐危险。我以前在信中骗纳扎努丁的话不幸应验——我真的不能有任何行动，只能维持原状。
我逐渐忘了目标，只是继续过日子——这是多年前从马赫什那里学来的。渐渐地，在和熟悉的人打交道的时候，我忘了去研究他们的脸，忘了我自己的恐惧。这恐惧让你感觉你拥有的一切可能会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但这恐惧已经成了一种背景，成了赖以生存的条件，成了必须接受的事物。一天下午，我在希腊俱乐部里遇到了首都来的一个五六十岁的德国人，他说的一番话使我的心情差不多平静了下来。
他说：“遇到这样的局面，你不能总是这么担惊受怕。或许会有事情发生，但你就把它当成路上发生车祸好了。这些事你躲也躲不了，在什么地方都有可能发生。”
日子一天天过去，没有爆炸，也没有我当初预想的大混乱。镇中心没有燃起大火，看来叛乱者的招数也有限。袭击和杀戮仍时有发生，警察也在展开报复性袭击，双方维持着平衡。每天晚上总会有两三个人被杀，但奇怪的是，这些事情变得似乎很遥远。小镇毫无规则地扩张，面积大了，能把一切掩盖掉——除了最不寻常的事情。街道和广场上的人不再等待新闻。事实上，这段时间根本没有什么新闻。总统没有发表任何声明，首都的电台和报纸上也没有任何报道。
在小镇中心，生活一如既往。还是有商人乘坐飞机或者汽船过来，住在凡·德尔·魏登，吃饭的时候就去更高级的饭店或者夜总会。他们什么也不问，所以也不会知道镇上正在发生暴乱，不知道这些暴乱有领袖——他们的名字只有他们那个地区的人知道——还有为其献身的人。
有段时间，雷蒙德仿佛受到了惊吓。不知什么时候，他开始认定自己不会被召回总统身边并得到重用，他不再等待，也不再追寻那些蛛丝马迹。在他家吃饭的时候，他再也不对时事进行分析和解释，也不再穿凿附会地把各种事件串起来。
他不再评论历史，也不再提特奥多尔·蒙森。我不知道他在书房都干些什么，耶苇特也无法告诉我，她不感兴趣。有一次，我以为他是在看他过去写的东西。他提到了他刚来这个国家时记的一篇日记。他说他把很多事情忘掉了，有很多事情注定是要被遗忘的，这是他过去常在饭桌上说的话题，他似乎想到了这一点，于是就此打住：“读这些日记感觉很奇怪。那时候常常划伤自己，就为了看会不会流血。”
暴乱加深了他的困惑。领地的母子雕像被人砸掉后，他一度非常紧张。对于遭到攻击的人，总统的习惯不是站出来支持，而是把他们打发走了事。雷蒙德害怕被打发。一打发，他的工作、房子、生计，还有那一份小小的安全就都没有了。他是个失败者，他在领地的房子就如同一幢死亡之屋。
这对我也会是损失。他的房子对我来说也很重要。我现在觉得，有很多事情和这房子里两个主人的健康和乐观息息相关。失败的雷蒙德对我晚上的来访从来不说什么。晚上到这房子里来已经成了我和耶苇特关系的一部分。这一切无法轻易转移到其他处所。否则就意味着新的地方，新的城镇，新的关系，而非现在这个。
我们三个人的健康和乐观决定了我和耶苇特在一起的生活。这一发现让我很吃惊。一开始，我发现的是自己。在受到官员们骚扰的那段时间，我躲着不想见她。要是去见她，或是和她在一起，只能表现出精神饱满的那一面，如同过去那样。我不能以受到其他男人折磨和打击的形象出现在她面前。她也有自己的烦恼，我知道。两个失意的人凑到一起互相安慰——这种情形我不忍去想象。
到了这时候——我们仿佛心有灵犀——我们见面的次数才少了。刚开始那几天，在孤独之中，我的激情降温，头脑变得清晰，让我产生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甚至可以假装自己是自由的，没有她也过得下去。
但她会打电话过来。知道她对我的需要就足以让我满足，但在家里等候她到来的那段时间，我的满足转化为烦躁，以及对自己的厌恶。这种感觉会一直持续到她到来——听到她从楼梯上来时噼噼啪啪的脚步声，看到她走进客厅，脸上写满雷蒙德和动乱不安的日子带给她的紧张。然后，在我心里，分开的那些日子仿佛消失了。时间缩短了。在肉体上我对她已经非常熟悉，每次结合都会很快和上一次联系起来。
在这些短暂的亲密时刻，这种延续感很强，但我知道那是虚幻的。中间隔着她在自己家和雷蒙德在一起的时间，隔着她自己的私事，她自己的探索。她带来的新闻越来越少。有些事情我们不再分享，有越来越多的事情要费口舌去解释说明。
现在她每隔十天来一次电话。十天似乎成了她逾越不了的界限。有一天，她把泡沫大床铺平后，回领地之前，站在梳妆台的镜子前化妆，不时在镜子里打量自己。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们的关系中有种很苍白的东西。我就像一个温顺的父亲，或者丈夫，甚至像个女友，看着她为了情人梳妆打扮。
这样的情景如同鲜活的梦境，在我们各自心里滋生出我们都不愿承认的恐惧，有种揭露真相的效果。想到自己的困扰和雷蒙德的失败，我想我开始把耶苇特也当成了失败者，困在镇上，厌恶自己，厌恶自己日渐衰败的肉体，就如同我厌恶我自己，厌恶我的焦虑。现在，耶苇特站在梳妆台前，容光焕发，那种喜悦不全是我刚才给的，肯定有其他原因。看着这一切，我才发觉我一直以来的想法大错特错。一连好多天她都不在我身边，我也没有追问，天知道她都做了什么。我等着验证我的想法。又见过两次面之后，我想我找到答案了。
我对她太了解了。即便现在，和她在一起，我还是会跳出自身向外看。舍此则毫无意义，也绝无可能。她在我身上激发出来的东西我一直觉得非常美妙。她对我的反应是一种馈赠，我已经离不开了。我学会了仔细品味她的反应。每一次交合中我都能感觉到，她对我的肉体记忆慢慢复苏，把现在和过去联系起来。而现在，在交合的过程中，她的反应却变模糊了。中间肯定有什么事情发生，她肯定在形成新的习惯，这些新的习惯捅破了薄如蝉翼的往日记忆。对此我早有准备。迟早会发生。不过这种时刻真的来了，却如毒药一般让人难以承受。
后来就发生了那一段不动声色的插曲。她已经把宽大的泡沫床铺好——激情之后，她仍不忘她的主妇职责。我站着，她也站着，在镜子里打量自己的嘴唇。
她说：“你让我如此美丽，没有你可怎么好？”这是标准的客套。但她接着又说：“雷蒙德见我这样子，就想和我做爱。”这话很怪，一点儿不像是她说出来的。
我问她：“和他做爱你能兴奋起来吗？”
“你好像觉得上了年纪的人都很讨厌，其实并不是这样。毕竟我是女人，男人对我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我是会有所反应的。”
她本意并不是要伤害我，可我感到受伤了。但我转念又想：“不过她或许是对的。雷蒙德就像一个失败的男孩。除了和耶苇特的关系，他实在无所寄托。”
我说：“我想我们让他受苦了。”
“雷蒙德？我不知道。我想不会。他从来没有表露出任何迹象。当然，他现在可能觉察到有些东西变了。”
我送她到楼梯平台——楼房和毗邻木屋的阴影斜在院子里，下午的阳光洒下一地金黄，空中灰尘飘荡，凤凰树开满鲜花，炊烟袅袅上升。她匆匆走下木楼梯，阳光从楼房之间穿过来，洒在她身上。然后，我听见她开着车离开，声音盖住了周围院子里的嘈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