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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马既退，道君太上皇还宫。这一时期的大宋朝廷，洋溢着难得的祥和气氛。然而，“贼”是怎么退的？人家还会不会再来？就没有人费脑筋去想了。
大臣们在忙些什么呢？意识形态建设。大伙都在建议立东宫、开讲筵、斥王安石、置《春秋》博士，等等。
台谏方面所议论的也不过是批判蔡京、王黼之党，人事清理无休无止，尽显出中国古代一贯的政治特色。至于防边御寇之策，反而置之不问。
李纲私底下非常担忧，但现在谁还想听“乌鸦嘴”嚷嚷着居安思危呢？国情如此，一个人、两个人是没有法子扭转的。李纲现在能说了算的，就是他这个“国防部长”本职内的工作。他与同僚许翰拟出了一份调发防秋之兵的报告。
宋朝自开国以来虽然崇文抑武，但是民间尚武风气相当盛行，这与我们后人的想象大不一样。当时各州县都有自发的民兵社团，比如“弓箭社”、“刀弩手”之类。此外还有保甲武装，即基层有组织的民兵。李纲准备把这批力量利用起来，防备秋凉马肥时金军可能的骚扰。这些民间武装力量在河北、河东和陕西一带，共有二十万人。李纲拟把他们派到要害之地，作为辅助防御力量，这样对金人也能起到威慑的作用。
这个建议实际上完全可行。但是交给宰执一讨论，有人说“不须如此”，于是就搁置在那儿了。
李纲又请示，请准许监察御史以上的朝官和在外的监司、郡守、帅臣，各自推荐在用武方面有智略的官员，由枢密院登记姓名，量材录用。这一条，钦宗批准执行了。
李纲还上奏道：目前在京步军有十余万，都隶属于“三衙”（中央军事机构），近年不复操练，士卒骄惰。一旦有事用之，才临时派将佐统领，兵将互不相识，难以打胜仗。李纲提议，应由枢密院选派官员，对在京军人进行训练，编练成固定的队伍，以备战时使用。这一条，起初钦宗批准了，但是殿帅王宗濋等人不高兴。他们认为，兵是归他们管的，现在要交给国防部来管，不是乱了套么，实在有违祖宗制度。国舅说话自有份量，钦宗于是下诏，此举不再实行。李纲接旨后，窃叹：“事之难成也！”
这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官场特色：一人有热情，众人泼凉水，至于国家是否受益，没人管了。
不久，少宰吴敏又建议，应设置一个“详议司”，专门检查祖宗法制及近年弊政，凡是应当改革者就逐步实行改革。钦宗一开始也是答应，有诏让李纲、徐处仁、吴敏为提举官，负责这件事。工作刚刚开展没两天，耿南仲便提出异议，一直把这事给搅黄了为止。
吴敏气得上表请求辞官，皇帝又不答应。李纲看不过去，上奏道：“陛下即位于国家艰难之时，应该刷新朝政以慰天下之望。而朝廷懈怠，一日复一日，未闻有所变革，近欲置详议司讨论改革，忽而又罢之。如今边防诸事也很粗疏，物资供应都不能保障。臣以为，对当前爵禄过滥、花费国家财产太多者，应稍加裁抑之，以足国用。此事乃为政事之先。”
钦宗被李纲说动，让李纲把改革建议一条一条写来看。李纲于是奏上三十余事，其内容，最主要的有两项：裁减节度使和改革三省吏治。节度使这一职务本来是大宋初期优待开国勋臣的，俸禄特厚。因当时人数较少，这项支出也不多。但如今因为血缘、亲戚关系得到这个官职的一年比一年多，国家不堪负担。李纲建议：今后除有边功者外，都应该换授普通官职，以抑其滥。
另一项改革建议是关于三省堂吏的转正问题。开国之初，吏转官只到正郎职务为止，后来渐渐可以转至中奉大夫了。李纲建议，今宜复祖宗之制。
对李纲的这些建议，钦宗都非常同意，下诏交给三省去办理。殊不知，李纲的这个“改革建言三十条”可不是一般的建议，拿今天的话说，是触及了改革的深层问题，触犯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来自反对派的反击相当的冠冕堂皇。没过几天，在京城的通衢大道上，忽然有人贴出公告，白纸黑字写着：“知枢密院事李纲奏请裁减以下各项官职……”同时又在东华门贴出公告，说：守御使司给诸军的“卸甲钱”（慰劳费）多寡不均，皇上特批再补充下发一笔。
李纲闻之，惊骇莫名。这第一个公告泄露了朝政机密，等于让他成了众矢之的。第二个公告就更是扯蛋，因为守御使司还没开始发放卸甲钱呢！李纲连忙去打听内幕消息，原来是宰执中有人密告皇上说，李纲太得京城军民之心了，怕有所不测，因此用这个方法离间之。李纲大为忧惧，心想这一来，自己怕是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了！他正想乞求罢官时，刚好守御使司申请补进“武副尉”（武官职名）二人，上报了一个申请报告，皇上批出的批语里竟有“作福作威，大臣专权，断不可长”之语。
这不是明明白白有所指么？皇帝变脸怎么会这么快？
李纲更加惶惧，立刻在钦宗面前申辩道：“臣在担任亲征行营及守御使司之初，得旨一切可以便宜行事，还发给我空白名告、敕、帖等三千余张，用以奖赏有功将士。自置司以来，仅用了三十一张而已。现在呈报的这二人，乃是携带御前蜡书至太原的士卒，当时臣与他们有约，只要拿到太原方面的回报就给他们授官，所以今以空名帖给他们授官，并奏闻陛下，乃遵上旨，非专权也。臣处于孤危之地，为人所中伤者不可能只有这一次，因此愿免去现任职务，乞归田里。”
钦宗当然无话可说。他实际上是使了一手极其拙劣的“驭下术”，就是忽然变脸，让臣下摸不着头脑，从而知道上司的厉害。一般的低能领导或者自信心不足的上司，特别喜欢用此法。
但李纲是什么人？刚刚千军万马里拯救过大宋国运的功臣，怎么能吃这一套？于是，就开门见山去问个究竟。
钦宗只好温颜慰谕，说：“偶批及此，非有他意。”
笑话！皇帝做批示，能不过脑子么？李纲解不开心里的疙瘩，遂退居定力院（官员休闲沐浴场所），写了札子递上，待罪乞去。又是接连上了十余道辞职表章，皇上皆批答不允，还派了宦官来请上朝。
李纲见求去不成，索性径自乘船出了通津门，想就这样一走了之。钦宗知道这事闹大了，连忙派宦官去追，要求务必把他宣回。宦官们好不容易追上李纲，挽舟入城。等送到了家，又从外面把门锁上——看你还往哪里走！
翌日，李纲见了钦宗，像教训子弟一样，发了一通牢骚：“人主（皇帝）之用人，疑则当勿任，任则当勿疑。而大臣以道事君（根据原则伺候皇帝），不可则止（不行就拉倒）。今陛下惑于人言，于臣不得无疑（我既没法消除您的猜疑），又不令臣得去（又不让我离去），不知此何也？”
钦宗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对李纲“安慰久之”。
其实，这里提出的问题可以命名为“李纲困惑”。这个荒谬现象，是自古官场、职场中的下级人员总也消除不了的最大困惑。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从来就是领导兑现不了的漂亮话。凡是信誓旦旦说出这话的上级，对下级十有八九是“边用边疑”。你要是干得一般，还不至于有大碍；要是干得出色，抢了领导风头，那“疑”就更大了——疑你不忠、疑你另有企图、疑你有颠覆倾向……甚至，瞪着眼睛怀疑你能力低下！
李纲很清楚这些，当然感到很受伤。自此多告病在家，每日都想求去，只是未能遂心愿。
——能把一个人的满腔热情化为心灰意懒，这样的机制，大概只是我们这里才有。
我们再来看大宋的外部情况，和平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自靖康元年五月起，很意外地，西线狼烟又起。原来，宗翰匆忙撤军以后，还留下了一些余部，继续在围困太原，攻城甚急。并且宗翰此时的撤离，也没撤多远，只是退到了云中（今山西大同）就在这个时候，知枢密院事许翰误听谍报，对形势有所误判，认为金军此去，是大规模和大踏步的后撤，因此他强令种师中率部去救援太原。
种师中此时担任河北制置副使，具体任务就是增援三镇。去解太原之围是他份内的事，但他对宗翰的去向还摸不大准，一时间有所犹豫。
许翰心急，再三催促种师中进兵，并给定了期限，他甚至指责“小种”手握重兵却逗留观望。种师中不愿无端被猜疑，被迫留下辎重粮草，轻装出发，同时约定姚古、张灏两军分道俱进。
很快地，种师中的前锋就进抵距太原二十里的石桥，中军也到达了寿阳的石坑。由于这次行军迅速，金军一时反应不过来，所以很少遇到抵抗。“小种”将军也由此麻痹大意起来，以为金军真的是强弩之末了。
就在这时，种师中接到探马报告说：榆次方向有金兵来袭。“小种将军”起初没当回事儿，以为不过是金军北撤途中的零散部队，岂料来敌却是赶来阻击的金军主力！
宋军骤遇强敌，仓猝应战，局面极为不妙。但“小种”将军不愧是一代名将，带领部下与金军苦战，五战三胜，并进抵榆次。此时，如果姚古等军陆续赶来，在兵力对比上，宋军就会占极大优势。然而关键时刻，又是内部出了问题。
大宋文武官员中流行的“怕死基因”又起作用了。姚古手下有个部将焦安节，一贯惧敌怯战，他慌报军情，称金军主帅宗翰已经赶到，遂致姚古、张灏两军逡巡不前，未能按照约定与种师中会师。
种师中部陷入重围，在被迫撤到杀熊岭时，再次遭到金军重创。这支队伍打到此时粮草不足，士气低落，几乎全军溃散。种师中身边最后仅剩百余将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