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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成立后第一件不幸而可痛惜之事,要数癸丑(一九一三)南北用兵,革命党称为“二次革命”,袁政府称为“赣宁之役”。诚知有癸丑之战,则壬子(一九一二)何必议和?用兵结果,萌芽的新势力完全失败,官僚军阀旧势力成压倒胜利,从此旧势力为祸民国二十年,新势力亦因挫折而趋向极端。其事之经过与起因如次:民国二年癸丑三月二十日之夜,国民党国会议员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于上海沪宁铁路北站,次日因伤重死于北站铁路医院。宋字钝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奔走革命,为《民立报》评论员有年。日本吞并朝鲜,谋占中韩边境之“间岛”,宋氏作有考据精详之文,以确定间岛之为中国领土。其死年仅三十二岁,为国家一大损失。
宋氏死后,上海租界巡捕房依据线索,将凶犯应桂馨及武士英二人逮捕,引渡于上海地方法院。从密电中查出,国务总理赵秉钧、秘书洪述祖,承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意旨,勾结上海帮会首领应桂馨,许以“毁宋酬勋位”。价买武士英杀宋后,应即有电报告赵、洪曰:“梁山匪首已灭。”证据确凿,上海检察厅票传赵、洪到案,不理。在沪国民党要人与国民党势力下之赣、皖、湘、粤诸省,讨论应付之方,用法律抑用武力,久不决。袁政府则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成立大借款英金两千五百万镑。财政外交都有把握之后,突下令免赣督李烈钧、皖督柏文蔚、粤督胡汉民职,同时派北兵南下。癸丑(一九一三)七月十二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起事,称讨袁军,沪、宁、皖、闽、湘、粤先后响应,不及两月俱失败。讨袁军失败,袁政府大捕革命党人,强迫国会选出其为大总统后,即解散国会,毁弃约法。其后两年,称帝洪宪,几覆民国。
袁何以欲杀宋教仁?为宋一手组成国民党,民国第一届选举国会,国民党占绝对多数议席。以宋氏之才在国会,纵革命党如约让总统于袁,而制宪议政监督大权在国会,未来政府之不以为便可知,故必欲去之而后快,是枭雄不喜大法,不容政敌之一例。
我必须顺便解说“革命党”与“国民党”两者界限,两者似一非一,不但局外人常常淆混,即局中人亦不甚注意。革命党是民国以前参与革命者一个泛称,一般人提起革命党,会联想到烈士,含有甘冒非常的意义。故民国后舆论,称革命党为“民党”,指努力创建民国的人。具善意,革命者亦常自居为民党。实际革命党的组织为“同盟会”;同盟会者,革命同志的同盟。其中最大成员有三:(一)“兴中会”是孙中山先生所倡,中山先生是鼓吹中国革命的第一人,远在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他提倡兴中会于檀香山,次年成立于香港;(二)“华兴会”是黄克强先生等所组织;(三)“光复会”是章太炎先生等所组织。看会之名称,可知发起革命之意义;看会的人物,可知革命空气,在广东、湖南、浙江诸省者尤厚。光绪卅一年(一九〇五)同盟会成立于日本东京。同盟会何以在东京成立?为知识分子之首先参加革命者,大都是日本留学生。日本不能容纳甚多华侨华商,但能容纳甚多读书人。明治维新更足以影响中国人的自励自振心,其文化、文字、习俗,乃至生活程度,皆与中国人易于配合。从日本回国的人,不求甚高物质享受,谋生而外,尚有余力注意国家的事。克强、太炎二先生均未到过西洋,而对本国文化皆有甚深素养。这些人往来中国、日本间,不但团结在东京的革命知识分子,亦容易吸收国内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且以籍贯之故,中国革命思潮由边疆而至腹地。华兴会、光复会虽后起,然革命势力之须团结合作,势所必至。中山先生被推为同盟会总理,同盟会的纲领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是中山先生所提出。同盟会同志信守纲领,是出于自愿,而非强迫的。
国民党成立于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八月,其成员为: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等。奔走而促成之者,宋钝初先生。其中同盟会于革命历史最久,此外或系帮会,或因人事而独树一帜,大抵都属于革命党。国民党之宣言曰:“一国政党之兴也,只宜两党对峙,不宜群小分立。”其政纲为:“促进政治统一,发展地方政治,实行种族同化,注重民生政策,维持国际和平。”此宣言与政纲显然系民主国家两党政治下一个政党,而其党员则为向来的革命党。但有一点,当时以为军人不宜分党,故革命党的军人均未入党,虽不入党,精神和心理自然属于国民党。这个国民党在二次革命后,经中山先生改组,同志制渐变为领袖制,终成一党专政性质的党。其组织与意义,非辛亥以前革命党之旧,与民国元年宋钝初先生奔走而成之国民党亦不同。故国民党系由革命党人而成,而革命党人不全在于国民党。最初军人不入党,其后因意义不同而不入党。膺白即为如此的一人。
我今述我个人在二次革命所见经过。本章以下,我的经过大半与膺白共同。我与他以夫妇而兼同志,不论忙和闲,我常是他最近便的一个书记。但今所写,他不及见,是我自己的记忆和看法,归我负责。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冬,我们一行四人同车北上至天津;四人者,张岳军先生和夫人马育英,膺白和我。我在天津最熟,膺白住过北京,岳军先生住过保定,育嫂系初次到北方。同学侯宝琳君家帮我在河北区车站附近,租得一所三间平房的小屋,有地板,似铁路员工住宅,我们甚满意,除膺白一个旧勤务兵王渭文帮忙外,侯伯母还为觅得厨子老张。
这次北行为膺白在北京有几件须接洽之事,他的任务一半代陈英士先生,一半为自己,大概如下:(一)沪军都督府撤销的报告;(二)英士先生出国考察工商手续;(三)廿三师解散后的报告;(四)他自己出国考察军事手续;(五)观察北京新政府和社会一般情形。沪军善后分两项,报销和人事;人事又分两项,请资格和请深造。老少不同程度参差的人,却都热心从事革命工作一番,解散时曾拟三种办法:一种能做政府之事的,请登记任用;一种未必能做政府之事的,请稽勋褒奖;一种年青有志的,请给机会留学。膺白手里三项名单都有。廿三师的安排甚简单,几个团营长保送北京陆军大学为学员,余按军级退伍。膺白出洋的经费出自江苏省库,而非出自北京国库,此次到京接洽,与自己经济无关。这点任务,预定在北方有两三个月勾留。与英士先生约定,英士先生由上海坐船,我们由东三省经朝鲜,到东京会齐,同访欧美。其他同行的人,已到东京安排考察日程。我们由北方起程的原因:一是顺便,不必再回南,二是膺白对日本合并后的朝鲜建设甚为注意。他在军咨府筹办军事官报局,往日本参观并购机器,曾经到过汉城二次。他告诉我,听朝鲜孩子在学校唱日本国歌时的难过。他亦甚顾虑东三省前途,劝我这是值得一去的地方,所以我们决定取道于此。
任务在北京而居家在天津,我负一半责任,理由甚简单而亦甚天真。我在天津有旧时同学相叙,托辞居津,可避免参谒当局。我读过书的北洋女师,正是袁世凯在北洋总督任内所办,曾见过他几次。我以戊戌政变极同情主张变法的一派,对袁有成见,不愿接近。膺白到京谒袁时,他还提起我是他学生,何不往见,膺白即以未同入京对。除此以外,在津与南方电讯、交通都早一站。京津相距车程不到四小时,当天可以往来。我们四人分班入京,常留二人在津看家。我离开北方四年左右,此次天津不如以前热闹,而北京则改变甚多。上次我在天津,正值北洋大臣治下,开始新建设,实业与教育二事之提倡至显著,市政亦然。金钟桥、河北公园、国货陈列所、售品所,我都看见其开幕。中国人在贴近租界自建新式都市而乐居之,我记忆最深的是天津。此次天津在政治上减少了重要性,直隶都督不是北洋领袖,天津亦只是一个普通省会。我们住着甚为清静,我尤其如归故乡。
北京则昔日深闭之宫廷,成为耳目众多之总统府,许乡风俗改变得甚快。最显见者,新官场的社交、眷属活动,和夜市酒馆戏院的增添热闹。从前大吏冶游,御史据以参奏,此次闻“藩省”王公及边远代表到京谒见,当局嘱左右陪逛胡同。新当选的参众两院议员,亦出入著名的八大胡同,不以为怪。饭局之多,日必数起,浪费物质时间精力,乘酒酣耳热而谈政治的风气亦正开始。如此无振作气象的新生活,后来不知摧毁多少可以建国的新人。官僚化和腐化,在民国第一页史上即已注定。
在天津北京两处,我们恰巧逢着一次元旦,一次南北统一纪念日;元旦亦即是民国成立纪念日。两次都见市中彩牌楼高悬清帝退位诏书,以为民国的由来在此。军事当局见南来代表,辄曰:革命算侥幸成功。此种扬禅让之迹,表不打之功,政治上狭窄心理,为民国乱源之一。政治态度狭窄,不仅民初政府为然,但我们系初次感觉。一般人提到革命二字,总似存有破坏冒险之意。膺白与我同时起了一个念头,为国家必须消除南北之见,并愿以身作则,在北方多数人中,相习处,而表露革命者身份,以解说真正革命之义。这是促成我们在民国五年(一九一六)以后居家北方,先在社会努力,而后任职政府,实现民十三(一九二四)首都革命之一原因。
民国二年(一九一三)三月初,膺白在北京接洽之事已毕,已在津整顿行李,将照原定行程,向东北出发。忽接英士先生来电言,当选浙江参议员,拟到京就职,罢出洋之议。膺白接讯不以为然,复电不赞成;其不赞成之理由大致如下:中山先生办铁路,克强先生办矿,英士先生不就唐内阁之工商总长职,而出国考察工商,原属议和及让政时默契,既言出国,必当守约。此次在京,对北方政治及袁氏心迹,看得甚清,他绝对要把持政权。逼之愈甚,使之愈不放心,手段必愈劣,他比清室有力且凶。革命党人宜以真正学问道德报国,不在政权一时得失。大家以前急于革命,对建设未曾充分研究,宜乘机会充实自己。不然,双方致力于内争,徒使国家吃亏,于自己亦未必有利。膺白的意见甚迂,但甚坚决。电文不能详之事,特托岳军先生南行面陈,我们仍准备到东京候英士先生。岳军先生返沪面洽一切后,又奉命匆匆来津与膺白商。相见第一语说:“不得了,钝初被刺,生死尚未知。”他与钝初先生不约而同车北行。不数小时,上海来电报告钝初先生被刺身死情形,并促膺白即日南归。至此,我们毫不迟疑,将准备好东行的行李,立即搬上南下的火车。在车上遇着袁政府派往致祭的代表二人:郑汝成及何成濬。何本系克强先生旧属,郑则系袁氏亲信,后在二次革命时秘密到上海布置之一人。
宋案破案的线索由于密电。吴承斋(佩潢)先生在清末任职上海电报局,膺白在辛亥革命时,上海尚未举义前,为电报而认识他。他与英士先生为吴兴同乡,能由电码一望而知其文,未出过国,而英文英语都极好。宋案从电报中寻线索,亦由他先想着。一个帮会头脑做过沪军都督府谍报科长,亦办过南京总统府成立时庶务的应桂馨,忽然与北京要人频通密电,事有可疑。租界巡捕房在应的家里查出密本,真相大白,人证俱获。教唆者为政府当局,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我们虽然置身革命,对不光明的杀人始终反对。
膺白到上海之日,同志们正感情冲动,谈论对策。对策有不同,而愤慨于袁政府之不法,则无不同。常常在同孚路黄克强先生家集会,通常参加者:中山先生、英士先生、各省往来的代表。膺白亦每会都参加之一人。讨论来讨论去,原则只有两点:用法律起诉?抑用武力再革命?起诉难以有效,显然可知。称兵则有是非成败两方面:从是非方面看,袁固不法,国民党不假他途而即用武,是否合法?从成败方面看,积极主战的人以为革命党用两支手枪夺过城池,辛亥有先例。郑重估计的人以为袁氏非清室暗弱可比,而革命党已精疲力尽。人心之趋向亦与辛亥不同:辛亥是举国一致的光复,此时是两派政权的得失。民众对革命党信仰并未坚固树立,辛亥南京政府和各地军政府时间太短,尚无政绩予人留恋,亦有不经意而与人口舌之处。经不起袁政府以权利笼络,歪曲宣传。崇拜英雄空气与舆论,均与辛亥不同。膺白是在不主战的一面。
文人喜谈兵,武人好论政,是当时一畸形现状,而以前者为尤甚。主张郑重,人即以为富贵不再革命,甚至疑其通敌。有人言两部小说,支配当时南北人情:袁氏熟读《三国演义》,尽纵横捭阖之能;革命党有《水浒》气息,患难时共生死,一隔膜即起疑心。
中山先生、英士先生坚决主战,他们看到袁氏终将为民国之害。克强先生虽与钝初先生公私交谊甚深,又属湖南同乡,然言“钝初已死,不可复救,而民国根基未固”,颇主慎重。又言:“措词非易,其苦尤甚于死者。”(见致梁燕孙电)可见当时看法不同,与意气难平之状。估计战略与战术,每被人讥为辛亥未尝有此。以辛亥经验,成败关键在南京与上海,克强先生有旧部任职南京第八师,膺白有旧部在上海为第六十一团,都计算作用武时主力。江苏有省军三师皆系新练,而苏督程德全已不复如辛亥之肯合作。六十一团虽浙籍,已另有所属。此时的浙江,更明显附北不附南。南京无苏督之赞助,上海无浙江为后援,军事得失,显然可见。
在此以前数月,克强先生撤销留守府时,一日与膺白谈到同志们未来努力方向。膺白偶然有一建议:凡有志趣或有能力参加国家建设事业的人,共同向一目标,分四个步骤工作:调查、设计、改良、创造;他预拟调查工作即须一二年。如此,以做事而言,不至于十人皮毛,谈兵纸上。以做人而言,趋向专业,不必定从政治讨生活。以政治而言,人才深入民间,国民方真个了解国事,中枢亦不至脑充血。他还说:中国人不但要学外国文,更宜学本国文,如蒙文、藏文。他提到日本人有东亚同文书院,即是培养深入中国的干部。许多事我们不做,人家要来做,我们正不怕没有事做,未来努力的方向甚宽,要在指点和促成这些方向。克强先生听这些话甚为动容,极怂恿膺白作计划,尤尽力筹款,并问第一期筹款十万元如何?又谈到此组织的名称,膺白拟名曰“春旭社”,取“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之义,谓民国将如旭日初升,光芒万丈。他回家告诉我,克强先生很起劲,很想留他。我谓用意固好,“春旭”二字太日本气味,这名称不甚顺眼。膺白自己已决定出国,其后亦不再有讨论机会。我今追忆述此,以证革命党人已确在想,在社会作和平积极的贡献。膺白这种念头,亦即二十年后,国防设计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前身)和新中国建设学会之前因。
民国二年(一九一三)三月以后至七月,和战问题在上海久议不决。不主战的人不便多言,言亦无用。主战的人则并不能调度军事,为通盘计划,坐待袁政府一一布置。不决之故,略述当时革命党之实力大概:一在北京占国会多数之参众两院议员;二在上海的中山、克强、英士诸先生;三、革命党人主治的赣、皖、湘、粤四省;四、曾为辛亥革命重点,而此时人情空气已变之江浙两省与上海。
国会凭民意法律则有力,离开民意或在不法之下即无力。中山先生在国内日子不长,当政亦不久,人崇其名,未见其实。克强先生每役躬临前线,黄花岗及汉阳均失败,南京临时政府他是先到而后撤,任劳怨最多。英士先生担任辛亥最重地位,然上海乃五方杂处之地,用之得当,人无弃才,稍一不慎,泛滥无归。以个性言:中山先生高瞻远瞩,主张而指挥;克强先生面对现实,量力而躬亲;英士先生不择细流,热血而侠义。此时皆高而无位,贵而无民,即使有决策,而执行须靠有实力地盘者。
江西(李烈钧)、安徽(柏文蔚)、湖南(谭延闿)、广东(胡汉民)是革命党当时实力地盘,然实力即在于地盘,而地盘并未稳定。一位江西朋友俞咏瞻(应麓)先生(江西军务厅长)述李协和(烈钧)先生治军之能,杂乱之众,纵不知敌人为谁,可以一番鼓励,立刻使之归队,向敌人冲锋。此种军队,可胜不可败,经不起挫折。一位湖南朋友石醉六(陶钧)先生(民五讨洪宪帝制为蔡锷将军参谋长)述湖南革命之际,秩序久不定,谭组庵(延闿)先生被举为都督,仍无法安纷扰之众。一日,他请出老母,除开太夫人养老,将家财悉数捐公;这一举动,群情感动,始平下来。李、谭二先生有此非常天才与气度,然江西湖南的基础并未树立稳固。安徽本甚脆弱,广东离中原远。有地盘者须计算全部实力和联络友军。慎于一掷,更属事理之常。
大概七月之初,李协和先生由江西到沪。他自被袁政府免职,延迟交卸,以待上海之决议,已数星期,北军日益进逼,乃亲自到沪。到沪后,见大势一无把握,上海仍是辛亥精神,仗零星鼓励,无通盘计划。当时,江西是实力最充足之一省,李亦是极豪气之一人,袁政府大借外债不由国会通过,李率先通电反对。最有胆有力之人以为无胜算,遂决定不战矣。一日,膺白夜深始归,言助协和先生写信,由赵厚生(正平)先生送赣,给在赣候消息定去留之同志。协和先生与膺白为丈夫团同志,其同僚彭凌霄、俞咏瞻、方韵松皆然。厚生先生与李为辛亥前同在广西工作之人。信共十余封,大意可留者留,不可留者出来共谋深造。辛亥幸成之局,形势至此,甚为沮丧。事仅隔日,协和先生忽匆匆返赣,但知受激而行,不知究竟。其后失败,不再言前事。亡命时,我家在新加坡,协和先生在法国,因欧战东归,抵槟榔屿函膺白曰:“丈夫团之真丈夫,有几人哉!”膺白特由新加坡坐船往槟榔屿晤之。民十三(一九二四)膺白摄阁,与李晓垣先生商决,电邀协和先生为参谋总长,其与北方国民军关系由此。
自辛亥(一九一一)至癸丑(一九一三),英士先生逢大事皆决之膺白,膺白亦公私竭其忠诚。辛亥各省起义诸人中,军人多丈夫团同志,故沪军通电,英士先生往往以膺白名同具,则不烦解说。浙江独立,同志不知应如何组织,拟以上海为蓝本,曾邀膺白回浙主持,英士先生复同志电曰:“此间事更重要,万难割爱。”此系英士先生自拟之电,“万难割爱”四字,人以为笑谈。膺白亦以宁沪冲要,不能弃英士先生,宁为宾而不为主,无意回浙。南北和议成,沪军都督府取消,膺白肯转任苏督程德全之参谋长。在公为江苏地方谋复员编遣之功,盖辛亥以后,集四方之兵,无所归宿,以南京为最;在私为沪军都督府之善后,大部分须由江苏省政府承受。膺白以沪督参谋长而转任苏督参谋长,在苏督为资熟手,在沪督是便交代。当辛亥革命,沪督声势什倍于苏督,太平而后,则上海仅江苏之一县。苏督本驻苏州,南京临时政府撤销,苏省政府始移南京。其时南京承战事及一度设立过政府之后,人事及号令之烦,倍于他省,而驻军有二十六师之多(参看《感忆录》冷御秋(遒)先生文)。苏督以膺白任其参谋长,为之收十残局,作其接受沪军后事之条件,故气味不同,名位不增,而膺白竟肯担任,在极短期中,完成复员编遣之功。我若论史,此乃膺白一生对国家最大之功。其先自解散其最整齐之廿三师以为倡,亦后无前例。所以如此,原为破坏时期已过,建设工作方来。
不幸宋案发生,更不幸在癸丑(一九一三)前后,对公事见解,膺白与英士先生日渐不同。英士先生视膺白如弟,不以为然,亦由他直说。膺白事英士先生为兄,不听,仍陈述己见。惟癸丑以前,不同,膺白终跟着走。癸丑以后,则对组党,对革命方式,膺白持独立意见。同情者谓为独立特行,不明当时形势,及后起之秀,不快而中伤之,大半由此而起。
膺白有几点性格,极不宜于革命。他反对从事暗杀,以为此风一开,社会不得安宁,即在革命过程中不得已之手段,他不预闻。他反对利用部下反上,团长反旅长而为旅长,旅长反师长而为师长,以为此风一开,三五十年军纪难整,即在革命过程中,不主张以权利为饵。更反对利用土匪,他终生不与帮会有关,虽黑势力有豪侠之士,他离之甚远。此辈素养薄而野心大,辛亥以后难于处置之事甚多。宋案之应桂馨即其一例。
廿三师本有四团、一独立营。解散后留得一团,番号为六十一团,已另有所属,团长姓陈,系膺白原来旧属。论关系,团长中本有与膺白私交甚厚之人,或将东渡,或愿入陆大,独留陈团,实未想到再要用他。陈团统三营,分驻上海高昌庙、龙华、梅家弄,而以高昌庙有江南制造局,地势更为重要。以辛亥经验,得制造局即得上海。陈团之一营,即驻守制造局,故计算上海实力,以为有此可不战而定。
以膺白性格之严守分际,不越级管事而言,他此时与陈团关系,只有一点法律根据。当宋案凶犯从租界引渡到上海地方法院看守所后,苏督程德全以案情重大,有手令指由六十一团派兵看守,而请膺白主其事。如此办法,是将责任交在革命党身上,而膺白则虽已无权指挥六十一团,却可以调六十一团士兵看守宋案凶犯。其与六十一团接触,不在情理之外。陈团曾表示:欲战宜速,乘袁尚无备,犹可为力。当时上海虽尚有杂军,但无如陈团之整齐者。通盘之计久而不决,忽然郑汝成以海军改装便衣,猝从天津船运到沪,突入制造局,从此与陈团主客易位。上海将举事前,军事实一把散沙,大言投效之辈,空无实际。一日,膺白亲往高昌庙观究竟,被傅墨箴(孟,廿三师团长)、徐成之(士镳,廿三师独立营长)二先生闻讯往中途追回。二君系膺白武备同学,厚私交,时正由陆军大学暑期假归,深知浙江当局态度,而陈团亦因利害而游移,此去无利且险。
湖口已经起义讨袁,上海将响应,钮惕生(永建)先生所统率的松江学生军,比预约早日到梅家弄,向驻军开排枪示威,驻军知系友军,不还击。消息到高昌庙团部,于是郑汝成下令驻制造局之陈团,许出不许入,陈团悉数退出制造局。故上海起事,有进攻制造局之举,攻者亦仍是陈团所部,此役蒋介石(中正,时犹名志清)先生实身临前线。战局虽小,亦有两次功败垂成之事:其一,前锋已至濠沟,天雨泥泞,枪口为塞;其二,当时只有几枚炸弹,有连长张绍良至勇敢,自携一枚冲前锋,而与部下约,听其令同时掷弹。前锋已到制造局门,郑汝成兵向后退,张连长呼掷弹,不幸一弹正中张连长。为首者身倒,众复后退,自此不再有锐气。张连长新婚甫月余,呜呼,这样的壮士牺牲了!
二次革命大体形势,与上海实际,略如此。克强先生并不主战,一日忽只身赴南京起事,“只身”系接洽第八师两个旅长时之约。第八师师长陈之骥系冯国璋之婿,其旅长则与克强先生有旧,克强先生如约只身而去,大势不顺,即被胁而归,南京情形略如此。后有何海鸣在南京,举事甚勇,我不熟悉其事。当上海事急时,英士先生数夜未眠。一日,膺白亦彻夜未眠之后,至中山先生家,告英士先生疲乏状,建议请中山先生嘱温钦甫(宗尧)与领事团商,由领事团提出,为战事扰租界居民不安,请南北双方离租界若干哩外作战,意在使北军不得以制造局为据点。当年外交之事,众都仰中山先生,而伍秩庸(廷芳)先生与温皆参与接洽之人。中山先生正与汪精卫早餐毕看西报,闻言即嘱膺白访温,传命如此如此。膺白正疲极,且年少气盛,脱口而出,此事请另派人。
癸丑(一九一三)二次革命,膺白因不主战,不肯担任沪军参谋长,然义与同志及英士先生共成败。英士先生以沪军名义讨袁,钮惕生先生为其参谋长,时间太短,文告不传。世人以历史关系,以英士先生之参谋长,必仍系膺白无疑,实属错误。亦有以膺白为代理参谋长者,更为错误。既肯代理,何不直当!癸丑七月下旬之一日晨,英士先生偕蒋先生同到福开森路吾家,沐浴,膺白取其自己白官纱衫请更换,是日陈、蒋二先生离沪赴甬。临行,有信数封嘱为转送,我见膺白与吴承斋谈此,未见信。英士先生行,上海战事亦止。七月卅日袁政府悬赏通缉克强、英士、膺白及李晓垣四人,此系第一张癸丑通缉令,有赏格,注明“不论生死一体给赏”,揭示通衢,遍登各报。我与膺白均亲见之,遂搬住七浦路我亲戚家,亲戚姓周,与沈缦云先生亦为至戚,先一日送缦云先生登舟赴大连,次日送膺白与我登舟赴长崎,均在夜间,由主人自开车,时在癸丑八月初旬。惟英士先生赴甬后,复归沪,由沪东渡,其东渡之日在膺白后,离沪之日则在膺白前。某某数君后作英士先生行状墓志等类,轻心下笔,实未参与实际。膺白守一死一生之义,概未置辩。今膺白逝世亦久矣,故述当时情形如上。膺白东渡,张岳军先生同行,船名八幡丸,有中山先生铁路公署秘书宋君和眷属同船,头等舱已客满,我们在二等舱。
癸丑(一九一三)八月以后,革命失败同志先后到日本,日本人称为“亡命客”。岳军先生回到士官续学,使馆秘书林铁铮(鹍翔)先生隐护之,仍维持官费。铁铮先生吴兴人,是一厚道君子,我手边还有他两页诗词,他在有名的词社——“南社”,笔名“半樱”,待膺白尤厚。我家先住长崎,有亲戚家的店名“升昌裕”,认系小主人,避免了警察注意。日本警察不是特务,但甚尽职,对人甚客气,然倘被注意,以后行踪将无可躲避。在日本读书是一好事,为政治工作则利害参半,不得不慎。膺白在亡命时,始终用化名,有其旧时日文教师江口辰太郎代觅东京寓所,他重新回到读书生活,跑书店,在家则自编文法,教我日文。我系初次到日,见日本社会无游手空谈之人,勤俭而努力,一般人具有必要之常识。回思在祖国所见,北京之霸气,上海之浮气,皆不足以言新兴建国。
膺白在东京,仍继续劝英士先生留心近代工商业建设,陪同参观横滨工业展览会。膺白游名胜,参观博物馆图书馆时,无不与我偕,而到横滨则只他和英士先生二人。十五年后,民十七(一九二八)之十二月,上海国货展览会之浙江省日,请膺白讲演,他有如下的谈话:
一生参与此种集会,此为第四次。第一次在民国二年,当癸丑革命失败以后,出亡日本,曾与先烈陈英士先生参观横滨工业展览会数度。第二次为公历一九一五年,在美国旧金山参观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数度。第三次为一九二二年,在法国马赛参观殖民地展览会一度。大致皆规模宏大,搜罗极富,以今日本会情形与之比较,不无逊色。惟当军事甫定之际,政府当局即能注意及此,筹备时间又极短促,有此成绩,实属难得之至。
二次革命事先主张不同之两派,到日本后更显然异趣。一派主张革命再接再厉,责同志胆小而逃,谓将组织敢死队以革命,并拟改组国民党。另一派人在东京安排各地流亡出来的青年,曾办有文武两个学校:文者名“政法学校”,武者名“浩然学社”;实地奔走其事者为殷铸甫先生。请得彼邦同情我国革命之学者来尽义务,我只听到名法学者寺尾亨博士在政法学校授过课。陈铭枢待殷先生甚有礼,似即系政法学校学生。膺白将离东赴南洋时,提起铸甫先生辛苦,不能留而多帮忙为憾。我因这印象,故民五(一九一六)返沪,独自先去找他,事详下章。民十三(一九二四)北方国民军,以二军最多麻烦,纪律亦差,但在紧要关头,派人与胡笠僧(景翼,国民军第二军总司令)先生本人接洽,他总持大体,他是浩然学社的学生。
民三(一九一四),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日本外利用国际情势,内利用袁氏野心,对中国提出“廿一条要求”。上述主张读书的一派,组织“欧事研究会”,深恐日本挟亡命客以恐吓袁氏,曾有两次宣言,请袁一意对日,亡命者宁客死异乡决不乘国家之危。两稿一出章行严(士钊),一出赵厚生手笔。时膺白已不在东京,事后得稿,亦甚赞成。欧事研究会中人后在国会,一部分为“政学会”,政学会者,国会议员小组织之一,原属国民党,但大概不在国民党第一次改组之“中华革命党”内,其后曾与非国民党之政府合作,在南方曾与岑春煊派共事,故后来成为异己之恶名称。膺白不是国会议员,与政学会无关系,亦未与岑春煊共过事,他的朋友各党各派都有。但在民十六(一九二七)后,被人荣以政学系首领头衔。
英士先生不因癸丑(一九一三)之失败而改其与膺白私交,但其急进方式亦不因膺白之劝而稍改变,膺白亦不因其听不听而改态度。在东京时,一日在英士先生处晚饭后将归,英士先生留他稍待,谓有人自东三省来,运用胡匪极有把握。待其人至,见膺白甚忸怩,实系一无聊之人,然英士先生终信其言而赴大连,到大连并不能活动。膺白不能阻英士先生之行,甚为苦痛,遂决定离东京而至新加坡。动身之前,留一长函给英士先生,函尽日本卷纸一束,中有要点:“勿使革命行动为国民所误解,袁世凯正多方宣传革命党为‘乱党’,吾人不要真为乱党。勿上无根柢失意无聊者之当。以袁氏此时防范之密,爪牙之众,被派回国做局部破坏工作,其人如有心而真做事,势被牺牲。若属不坚定分子,则一离本营,鞭长莫及。前者驱有用之人,为无益之牺牲。后者将难得之财,供取巧者浪费。至利用土匪,或运动无宗旨之军队内讧,尤为国家无穷之患。”此系最后一次信,亦最后一次见面。
民国三年(一九一四)春,膺白由新加坡寄大连沈缦云先生函曰:
前田崎号转寄一椷,谅已邀览。郛于三月廿二日到新加坡,匆匆又十余天,前蒙介绍林秉祥、丘国瓦诸君,均因事回国未晤,其余陆秋杰诸公在吉隆坡,尚未去过。现拟在此间暂作勾留,借资视察,赐示请直寄下列地址陈楚楠君转交为盼。顷阅报谓英士在连大病。确否?郛自新正以来,到处巡游,行踪无一定,故与伊不通昔问者几三阅月矣。闻讯颇觉不安,先生见闻较确,望即示知为盼。此间实业界大有活气,南洋乃先生熟地,想均在洞鉴之中,惟坡中住屋甚少,先生若决计南来,望早示知,以便代为布置也。四月四日。
民五(一九一六),云南起义讨帝制,膺白由美归,在沪接洽浙江加入护国军,下章尚须述及。浙江之实力者坚持不扰乱其秩序,有夏尔屿者,奉派赴杭运动下层不成被捕致死,此与膺白虽毫不相关,然不成总是不快之事。不久英士先生被刺,亦是接洽一件不可信之事,使刺客从容而入,悲夫!
十余年后,吾家居莫干山,距吴兴仅一小时车程。民十八(一九二九)的十月十二日,膺白与我同到吴兴扫英士先生之墓,回思往事,怆然不能已。以英士先生的雄才,倘不早死,对国家必有更大贡献,革命固不惜牺牲,这牺牲实在太过了。公子铣夫坠机惨死,膺白适返沪,往慰嫂氏,事已兼旬,嫂尚双目红肿,公子惠夫侍坐。嫂告膺白,大哥哥(果夫先生)拟为铣夫营墓为飞机状,以资纪念,此万万不可,皆因英士墓大耗费,故损后福,当俟他日“抱子葬”,蒋先生送款未启视原封璧还,亦为不敢多费之故。“抱子葬”者,他年母子同葬之意,当系吴兴风俗。膺白述嫂氏之言,不胜其钦敬。我印象很深,故膺白身后,亦辞公家丧葬而未受。民十九(一九三〇),岳军先生长沪市,时蒋先生正当国,与膺白皆辛亥革命英士先生僚属,三人联名以故人资格向社会局请地一小方,醵资为英士先生立塔纪念。其缘起、经过、纪念文、演辞,均详《陈英士先生纪念塔记实》小册中。
友谊聊可补,亦且无及。癸丑(一九一三)二次革命有两件很大后果,影响国家:其一,动辄以武力解决政治,拥兵即为政治资本,中国又经过一个“战国”时期。其二,革命由同志集议而变为领袖指导,且以教条为重,则去民主自由反远也。
如果当年与民国成立有关的革命前辈,思想能再进步一层,多以“民国根基未固”为重,知道“容忍”和“守法”是民主自由的基石,而建设必由“和平”开始,不将辛亥已成之局,掷于一旦,而培养国家胜于党派、理知胜于冲动、恢宏胜于狭窄、条理胜于攘夺的下一代,吾人闭目以思,中国为何如耶?半世纪中,革命的国民党成功三次:辛亥(一九一一)、民十六(一九二七)及抗战胜利。每次有赫赫之功,国民或抛除成见,或抑制恐惧,拥护而仰望,而终归再遭挫败。建大国岂能用小智?有圈子则见外于福斯,而内争尤为国民所不安。当年坐而论和战的人,均早不在斯世,膺白是桌上最年轻的一个,当时思想亦并未成熟有系统,因其不主内战而对友谊遗憾终生,受无端谤诬亦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