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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所用“亡命”二字，是从日本报上看来。日本报纸对民国二年（一九一三）二次革命失败而逃亡到其国的人，称为“亡命客”，是政治意义的，和向来中国文字中所谓“亡命之徒”，含无赖意味，有关人格，性质略异。二次革命后，袁政府通缉大批革命党人。一年余来，与民国肇始有关的人，霎时不与同民国。且因当局处置严厉之故，趋炎附势或自图洗刷之辈，从而邀功。即使通缉榜上无名的人，凡与被通缉者共过事，做过朋友，亦难在本国立足谋生，不得不跟着亡命。袁世凯借革命党而得到政权，其对待革命党实非常残酷，不若革命党之对待所推倒之清廷。亦大不同于后来袁氏称帝叛国，而被“护国军”所推倒后，处置帝制余孽之宽大。这是事实。护国虽不尽革命党人所为，然革命党人纷纷回国参加，我与膺白均在其内。还有可记得的许多朋友与我们有关者，稿中或亦有涉及。
民国二年自秋至冬，大批亡命客陆续涌到日本。沿海交通方便的人先到，偏远辗转避地而至者，有在年底尚未到达。所以群趋日本的原因：一、日本乃距离中国最近惟一文化很高之国；二、中国革命党大部到过日本，或留学过日本；三、生活便宜；四、从上海到日本的船，差不多每天或隔天可有；五、当时到日本不需要护照。
忽然大批亡命客涌到，日本政府曾讨论是否容许登陆居留的问题。日本人民很多同情亡命客，政府亦赞成容许居留者占优势，故亡命而犹称为“客”。此系切身之事，是我到日本后首先注意的日本舆论。膺白与我相约，互相勉励，不使同情我们的人看不起我们。政治是一件事，成败不尽在己，人格是一件事，完全可以自己做主。在国际，人格当为国格的一部分，是我们念念不忘的事。
报端登载主张接待亡命客的日本要人，为彼邦国民党的犬养毅氏。虽然二十年后他组阁，并未能稍戢少壮军人侵略中国之势，中国人总认他是一位开明政治家，寄以改善中日邦交的希望。他亦是不幸在位被暴徒刺死的人。他的《木堂诗集》，不记得是其生前抑身后所印，有送给膺白的一部，我感怀前事，从头读过一遍，完全汉文，诗格朴古，系影印原稿。“木堂”是其号，日本人有号，是汉学气味很深的。
膺白名在第一张通缉令上，一共四人，不但悬有赏格，且注明“不论生死，一体给赏”，这样野蛮违乎法理人情之事，中国报纸没有见任何批评或议论。我保存一页影有该令的上海《字林西报》，中西文俱全，今已不存。其余三人都与膺白有深交，同为辛亥在南京、上海两处负责人物，首被注意，欲得而甘心，或者为此。四人中的三人，事先并不主张用兵，事后缄默不诮让，见解尽管不同，革命是整个的，失败或错误，共同担当。这点精神存有中国道德趣味，亦含有几微民主合作风格，应该是宝之勿失的。中国革命最初同志间，常有兄弟般友爱精神，在前辈烈士志士的信札中，常可寻出一二。与数十年后，得意时逢恶变本加厉，换一立场，即反唇相讥，振振有辞，人情不可同日语。统制法则下所养成人物，有绝对性，失意时极不易保住平衡。可惜二次革命后，有人憧憬这样组织，欲收一时之效。这趋势影响未来的国运，比二次革命本身损失更多。拟之以往，是“民可使由之”心理的复活。较之未来，与极“左”极右作风很能契合。改组亦近于极“左”极右的所谓整肃，剔掉不同的意见。
我们亡命时间，一共只有两年半，民二（一九一三）秋至民四（一九一五）冬。两年半中，彷徨心绪，寂寞异乡，仆仆道路，感觉日子很长，占可回忆的一段。尤其我，从此永不再见我的母亲，有终天之憾。出洋本是我们原定计划，膺白曾以此坚劝英士先生，并愿同行，如上章所述。然亡命滋味不同，原定路线和要参观访问的人和事，完全取消。见人家国民安居乐业生活，我们不胜羡慕。见人家国民奋斗而积之总和，累增其国之富强，我们自觉惭愧焦急。膺白日记里有“出国一步始识国字”的痛话，他不是第一次出国，亡命没有国家保护，遂更识国之可爱。我们一次闲谈：什么事可使胸怀一快？不约而同说出：跳上船回中国去。记起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诗句，十分了解其情味。亡命朋友虽静躁不问，然没有人想象做异国公民，中国书里把“养士为何”意义看得很重，父母之邦是不可弃的。
两年半中，膺白和我一共到过三处地方：日本、南洋、美国。我们由上海到长崎，乃匆促的决定，为有上述亲戚家的店。我们改名换姓，店里经理预先得讯招待，警厅当作小东家来此，未加注意。长崎乃日本九州一个商埠，昔与中国通商，输入营口、牛庄出口农产品，形势重要而繁盛。自日本工商业突飞勐进，大坂、神户日趋重要，横滨成国际大港，长崎渐渐冷落。日本在我东北，自己有经营，运输采办都有自己的机构，中国商人件件落后，我亲戚家的店，生意十分清淡，只勉强维持几十年留下来的门面。经理周君指点我们到一处温泉山，其下靠海，地名小滨，两处都是温泉，有很家例程的旅馆，是在东方的西洋人避暑处。时近暑末，不甚拥挤而受欢迎，价亦便宜。如此我们避开了警厅日日注意的一条路线。我们虽曾在民元出北京沿平绥路——当时尚名京张铁路——到过张家口，一路山区地势甚高，坐轿骑骡游过关和山，还没有上过有汽车道的山。这次在山，将几个月来政治和战争的烦恼暂时搁开，有机会反省一下，十分有益。岳军先生和我妹性仁都同行。秋后岳军先生重回士官学校，修完其辛亥未完的课。岳军嫂由沪后至，她和性仁在长崎活水女学同过学。
同志多住东京，我们亦决定搬东京住。到后知中山先生拟改组国民党，积极再革命，谓欲组织五十人的敢死队。江西俞咏瞻君告诉我们，他口快，问先生在内不在内。当时袁政府通缉党人之令，都称“乱党”而不言“国民党”。当时北京还有个国民党占议席多数的国会，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要从这个国会选出，以前中山先生及袁世凯，都只是临时参议院选出的临时大总统。后来国会投票选举时颇有不屈之士，袁世凯以军警包围国会，始得选出。选出后，他即解散国民党，而又解散国会。我不记得袁先解散国民党，抑中山先生先动意改组？“改组”与“积极再革命”，英士先生是很热心的。此与后来政治和党的掌握者，甚至内部纷争，都有关系。读史者曾发见中国几次开国者是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籍贯的人，为其性格足兼南北之长。本来我们想到中山先生，即联想其最切近左右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诸先生，皆广东人，以后多出一派浙江人来了，此与后来民十四（一九二五）以后完成北伐，很有关系。
我们到东京时，几个曾经远行过，或有力远行的人，都在想离开日本。与日本人处，很容易谈到政治；弄得好，或者有义侠之士同情而帮忙，然是危险的；弄得不好，入其圈套，更加危险。日本人的性格甚矛盾，热情而又小器。对中国政策亦矛盾，以他们义侠之气，很要帮中国革命成功；以他们要蚕食中国，又很怕中国强盛。这点，熟悉其情的人并不少，不得不存“敬而远之”之心。在东京，一日膺白去参加一个追悼会，是李协和（烈钧）先生发起，一个日本人加藤君为中国革命而死，还是辛亥前后的事，大概协和先生始终和他的家属有联络。这日膺白回来，盛赞协和先生，说他称加藤的母为母，而加藤的子亦以父称之，不愧对邻邦一个为我国而死难之士。过了不久，协和先生从东京一路游逛到长崎，他出门一向有两个日本警察保护。一夕，他装喝酒大醉入睡，太太出来请警察回去，次日还是病酒不能起身，实则他称醉之夜，已登舟行矣。香港日本领事馆报告，过港舟中似有李烈钧其人，长崎日警始发觉，当事者且受申斥。此行动近于戏剧化，然可知一旦在日本公开，而得保护，离去很不容易，亦愈促成人之欲离去。
中国在日本学陆军的人，辛亥前只有政府官费，不若后来各地军阀各自派遣留学生。当时对本国只有一心。自第六期起，热心革命，膺白在第七期。六、七两期为“丈夫团”之中坚，其中江西籍有三人，三人皆在辛亥后任本省要职。李协和先生主江西省政，方面甚宽，不但本省人，福建方韵松（声涛）、广西林荫青（虎），均在江西任事。后者是膺白在南京办理编遣时，协和先生电调之人，带一团兵去江西。二次革命战事虽无几，而林虎将军战绩，在日本报纸为惟一英雄。亡命时，江西出来高级文武人员最多，而协和先生亦为特别受注意人物。膺白与之因“丈夫团”关系，又与彭程万、俞应麓二人同习测量，同在日本乡间相处，因此江西的朋友独多。学测量的人不入士官，但当时习军事者较为团结，故上述六期七期云云，均以官费学陆军为准。
我们初无远行之计，但感觉必须静定下来，不是消极，即积极亦须静定而后能知虑。我们悔悟在国内时生活昏沉，失败乃意中事，多数的人谈政治不看书，不求进步。在东京看见国内的报纸，称我们为“乱党”，舆论无力而无公道，是我们最痛心一件事。膺白劝人乘闲读书，自己关起门来读书。他自编文法教我日文，中国人学日文有方便之道，在日本买书价廉物美，欧美各地新书有极快途径到东京书店，或很短时间译成日文。他说放弃这机会是可惜的。他并不强我学日语，学日语与学其他外文同，需要时间与机会。他为我打算，能看书即不感寂寞，是自己安排自己的最好方法。我们的房东河田老太有一寡居女儿和一无母外孙女，住在楼下，楼上两间房让给我们。日本房间仅有纸障隔分，两间等于一间。家具只一矮几，供写字用。他们男女多能悬手写字，女人的字同样有笔力。室内最舒适的起居方式，是一盘茶，围炉坐在厚而软的垫子上。炉是一只磁质炭盆，水壶放在炭火上，烟灰头弃炉灰中，一坐下来，煮茗含烟，尽在方丈之地。我在二次革命前曾患极重伤寒症，病愈饮食不慎而复发，亡命后肠胃久不恢复正常。照日本式女子跪腿席地坐，姿势不惯，甚苦，遂买了一张书桌及两把坐椅。膺白很喜欢日本人每家每晨早餐的酱汤，故将早饭包给房东，有时午饭亦参加她们的烤鱼和煮黄豆，因此厨房的事十分简单。膺白深怕日本人看我们太讲究吃，他对饮食随便，而我比他更随便。老太的外孙女八重子，是一个十二三岁的中学生，每日放学归亦来招呼我们一声，叫我们伯父伯母，我非常喜欢她的安详。我和膺白亦称老太为伯母。后来我们离开日本，几年后再度经过东京时，老太定要我们吃她一顿饭，只烧一样菜，是照我在她家做过的火腿炖鸡，人情味同中国前一辈的人一样浓厚。
上章说过替膺白买书的江口先生，对我是膺白的助教，来一次总要讲些名人的家庭故事给我听，如山本权兵卫（海军大将，组过阁）的太太、广濑中佐（日俄战争封锁旅顺口而自沉，日人视为乃木大将以外另一军神）的朋友等等。他不知道我是从小已经受过这类刺激教育的人。膺白常怪他买书时选择太严，费时甚多。这种爱书而不随便化钱的穷读书态度，实是可敬。吾家日文书大半经过他手，在中国时，他来的信里常是书评，即不买之书，亦说点内容和所以不买的理由。这样的人在日本极平常，我看了认为很难得。他曾经告我，所识中国学生中，膺白是极爱书的一个。我当时还未到过欧美，拿上海望平街北京琉璃厂，和日本出版界相比，“读书人为中国社会中坚分子”一个观念，不禁惶惑起来。
那时日本还没有实行减简汉字，他们的中学里就有汉文教科书，我曾买一部看，而无机会听如何讲读。日本早期的学者和开国的元老，大都精通汉文。我见过的书上，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写的序文，都是很厚重文体。日本人亦多能汉诗，上面说过犬养《木堂诗集》。平常背得出几句中国旧诗，谈吐中不经意而出的雅人，在前一代的日本人中还不少。日俄战时的东乡大将有“一生低首拜阳明”之句，“知行合一”之学，在日本盛于在中国。攻旅顺的乃木大将全家殉国，日人尊为军神，他的“王师百万征强虏，野战功成尸作山，愧我何颜见父老，凯歌今日几人还”绝句，为国家杀敌制胜而归，胸怀若此！这些，在我们亡命时，都重新添一番感触，何忍再打算在自己国里流无辜的血！
日本人虽受中国哲学影响，他们没有取我们的“家族伦理观念”。他们的爵位传长子，财产亦然，家庭间有独立而不倚风气。但很重视我们的忠和义。武士道训练由此。他们一般人都守法，法不蔽亲，以此完成社会秩序。两千多年前我们孟子的一个学生发问，假定舜为天子，瞽叟杀人，皋陶为士，则如之何？这问题实在很好。皇帝的父亲犯了罪，舜是圣人做皇帝，皋陶是圣人做法官，如何处置这件事？孟子的回答分两段，他第一句说：“执之而已矣。”而第二句说：“舜弃天下如敝屣，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他对法律主张严格，而对伦理亦婉转维持。日本戏剧里，有做警察的儿子对犯法的父亲，经过种种悲痛不忍的姿势，而终拿出手铐来。他们的教育，“法”与“情”之间，从“法”。他们的汉文书里有一课，大意如下：某某先生问弟子曰：“如今彼邦用孔子为大将，孟子副之，来征吾国，如何？”弟子不能对。先生曰：“凿斯池也，筑斯城也，效死，击退之。”此即孔孟之教也。他们虽曾崇拜过我们的孔孟，然时时谨防受麻醉，他们对国家大义分明。
我见过一册竹越与三郎着《人民读本》，内容是日本国情和国力的现状，和政治设施的意义、目标，与世界其他强国的比较差别，国民见之，可以了然世界及本国的现状，是对国家的常识初步。这正是中国国民目前所需要，我劝膺白写中国的《人民读本》。他说没有正确统计，没有已上轨道的事，将什么报告国民？比如军备，其时日本常备军二十个师团，添一个二个师团要经国会通过。兵是国家的兵，顾国防亦须顾财政，关涉的事要一一算得出，说得出。清末练新军尚有步骤，我们浙江至最后始成镇（师）。民国以后，南北都如不羁之马，聚集在江苏就有二十六师之多。膺白本人就是负责编遣这些军队的人，可惜只是片时片段的整理，不久军事又起，这番难得的工作竟成绝响。人只知其解散自己的兵，而不注意其编遣而整顿地方秩序之心。为写《人民读本》，引起了许多心事，他说何从下笔？我建议一面写“常”，一面写“变”，即照理中国应该如何，而此时则实际如何，把一篇烂污账请国民过目判断。民国五年（一九一六）我们回到上海，听到中华书局陆费伯鸿（逵）先生言，请梁任公先生编一《国民读本》，其用意甚相仿佛。我们觉得任公是写此书最理想人物，从此放下这一条心。
我们亡命时经济状况，有已得的出洋经费，可以维持生活，然还有缓急相需不容己的用途，因此我把饰物都变卖了，链接婚纪念品亦不留。这种心理解放，是从我母亲处学得。连累一对朋友夫妇，他们暗中立意要补偿我其中一件纪念品，是膺白送我刻有字的一只钻戒。二十年后，我真个接到他们这件高贵礼物，和超过礼物百倍的友情。我珍藏而不使用。又十余年，待他们的长子——我们的寄儿结婚，我拿出来作为贺礼。少奶奶初从四川到沪，带上这件有意义的纪念物来看我，我说不出的欢喜。这对朋友即张岳军、马育英夫妇二位。数十年的友谊中，这件特别为我的美意和深心，我不能不记的。
靠有限积蓄而不能持久的亡命同志，动念到南洋经营农业。听来的消息，以前许多不识字赤手空拳闽粤劳工，到这法治而有秩序的白人殖民地上，立过很大的业。以为吾辈读过书的人，当能团结作成更有意义的局面，而自己亦能借以生活。俞咏瞻上代是商家，说起来似乎多懂些，来约膺白同行。这时英士先生已往大连，膺白曾以所知东北情形，尼其行而不果。在东京热心组织的人，关照以后见中山先生称“先生”而不名，同志间在背后提到中山先生亦只称“先生”。民国初年，不崇官阶，而提起中山先生、克强先生，都含十分敬意，都从自发。
我们决定到南洋之前，买了几种日本人所作关于南洋的书，膺白看了叫我亦看。民国三年（一九一四）春三月，我们到了新加坡，这是英属南洋群岛中心点，欧亚往来必经之路。我们在旅绾小住，看形势后即觅屋居家。招待我们的陈楚楠先生能讲国语，他自己有一小型橡胶农场。我们参观其他农场时，亦坐陈君的车，每次他都陪行。后来我们时常遇见的还有一陈咏商君，是侨商家西席，丘文绍君是《国民日报》评论员，则不但通国语，且能国文，但不属产业家。
这里触目都是中国人，自巨富以至苦力，什九是中国侨胞。巨富大半由苦力出身，苦力中有自内地贩买而来的“猪仔”。“猪仔”者，自己卖身的奴工，有定期契约。其中聪明强干者，到卖身期满，出来向政府领地拓荒，以自己的经验，再从中国贩运劳力，种植橡胶椰子之类，五七年成熟，寿命甚长，出产源源不绝，遂以致富。其从事蔗糖咖啡，或开锡矿，办法相仿。当年凡急待拓荒的殖民地，鼓励人去开发，沃野千里，领垦不须出价，只要在规定的年限中垦荒成熟，不垦则地须收回。拓荒最要在劳力，此外则有银行可以周转资本。白种人怕热带生活，土人不够伶俐，中国人忍苦耐劳，遂成适应环境的骄子。这状况直到最近始成问题。然中国人在南洋的贡献功不可没，侨胞对本国贡献，亦始终是正号而不是负号。
亡命客到南洋站住而有成就者甚少，原因不一。侨胞大都为闽南的漳州泉州人，和广东的潮州人。语言比普通福建广东话更难懂。领事馆或社会组织无材料供后来者问津，指导与互助更说不上。有钱的人在自己愿意时，不吝捐款作善举，而很少肯指导别人成功，尤其与自己同类的事业。故请教外行人不得要领，请教内行人亦不得要领。人地不熟，名姓须假，虽殖民地，银行开户不能用化名，往往一到即将生活费交托侨商周转，后来整存零取，一事难成。去时以为略具知识，小有资本，成就较易，到后始知不然。做生意的人，必须对钱神经甚敏，利用不使一日空闲。这次亡命去的人不向侨胞捐款，然手头有限资本不能耽搁。据我所知，只一二不在乎耽搁的，交给所熟的人代为经营了。
膺白旅行马来半岛全岛，我只到过新加坡附近之处。我们都未到荷属，即今之印尼。不论英属荷属，先进侨胞有一件很可敬佩的事，他们很热心侨民教育。我们在南洋时，和我们同辈的大都不能国语，而下一代的孩子多入学校，学中文国语。那时还不知纾财归国办厦门大学之陈嘉庚先生其人，民十一（一九二二）我们由欧洲返国，经新加坡，始曾访他。
我买一本英文和马来语拼音的字典，对家里用的马来工人说话。然无法与闽粤侨胞的眷属通话。膺白劝我译手头携有的一册《南洋与日本》，以解寂寞。作者名井上清，我化名为黄率真，译成由上海中华书局印行。如此一大片在人种上经济上与中国关系十分深切的地方，那时找不着一本中国人的写作。我译完这书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开始，我们听见那只有名的德国兵舰“爱姆登”，在一个早上经过新加坡与马来半岛间之海峡，从东口进而西口出，发炮如入无人之境。我们看见新加坡被召集义勇军演习操练，在热带的商人都没有体育训练，上操甚不整齐。我们看见日本海军到南洋，因日英同盟之故，英国人在东亚的属地靠日本代为维持。我们亦看见英国军人向日本军官举手行礼，日本军官那股庄严神气。膺白已见到而忧虑今后日本在东亚势力之增长。我译书完稿写序文之日，正是日本兵在我山东龙口登陆，占取德国人在中国的利益——胶州湾、青岛。这个举动应该由我中国人自己做而不做，日本人从此在我辽东半岛对面山东半岛立起脚根，而在中国本部滋事益多。本稿中有民十七（一九二八）的“济案”，廿年（一九三一）的“九一八”，廿二年（一九三三）的《塘沽停战协定》，皆由此起。不幸民三（一九一四）在新加坡作杞人之忧的膺白，后来先后充当应付这些事的要角。国人健忘而不肯深入研究造因之故，而多求全责备由于曲突徙薪而且焦头烂额之人。
膺白在新加坡，应《国民日报》丘文绍先生之约，写过几次文章。其最长的一篇名“欧战的解剖观”，作于战事初起，署名“以太”，连载四日。他以海陆军力和物资，双方比较，断定德奥利于急战，先胜后败，英法利于持久，得最后胜利。当地政府曾有人向丘君问系何人手笔。原文今已不存，其事记于民八（一九一九）所作《战后之世界》一书中。
气候常年热，人情只拜金，我们在新加坡，形势大体明白，经营力有不逮，同样坐食而没有进步，开始另转念头。本来我们因在英在法朋友较多，入境亦易，已经打听过在彼生活程度，准备赴欧。我的同学丁庶为（绪贤）夫人陈允仪（淑），夫妇二人在伦敦，以丁君一人的留学公费供两个人的读书生活。允仪来信告我，吴稚晖先生全家在伦敦，每日只吃淡面包，每星期尝一次白塔油。我们闻而起敬，有意效尤。然其时李协和先生等一批在法国的人已经东返，到槟榔屿即函膺白相会，我们不可能再到欧洲。克强、晓垣、醉六（石陶钧）诸先生尚在美国费城，我们拿这生活标准向他们商量，函去而请他们电复。他们来电说，估计不足，而不甚远，欢迎前往。驻新加坡总领事胡仲巽（维贤）先生大胆给我们一张赴美护照。当年只有美国入境最难，必须要护照。我们名字可假，照相是真，膺白深恐连累胡君，再三请他考虑。他说不是帮我们回国，而是离国更远，可无干系。胡君乃馨吾（维德）先生之弟，其谊可感，这是我们亡命时惟一为护照而往访的国家驻外机关。膺白赴美的名义为新闻记者，观光巴拿马赛会。
从南洋到美国，我们不得不走回头路，而且要到日本搭乘太平洋航路的船。太平洋航路的船通常以香港或马尼拉为终点，要经过上海。我们因有通缉令不能在中国海上停留，所以要跳过上海的一段，先从新加坡坐小型短距离的船，到长崎换船。这次恰巧同船的有方韵松先生，他是由长崎来晤由法国归来之李协和先生的，他们是在江西时同事。我们上船时，彭凌霄、余维谦两位来送行，各人从口袋里摸出一页写有送行诗的笺纸来。当时患难中朋友，行者居者，都有说不出的辛酸滋味，不但无国无家，连自己团体里少有可以谈志的人。彭先生的诗如下：
驿路明朝驶万千，白云深处水无边，劝君莫畏征途苦，重耳出奔十九年。
余先生的诗曰：
异乡送行人，行人还异乡，谁识此中苦？西风吹大荒，天池一掬水，为君作行觞，大醉三五日，一梦到扶桑。
彭先生是膺白同学中共认的好好先生，但有极坚强骨气。清末他们毕业回国，照例要入京朝见，然后授职。同班的人俱已到京，忽传彭君丁忧，后知他亲丧早满，报丁忧乃托故回避，宁可不要功名。他与膺白都是同盟会丈夫团同志，辛亥他在江西是第一个出来号召的人。在新加坡他一个人生活极苦，家眷在原籍，亲友避嫌，不敢公开照顾。二次革命后，膺白留在国内亲友家的书籍文件，凡有名字笔迹者，在所谓清乡时亦都毁去，报纸对失败者常尽揶揄之能事。一日彭君来吾家闲谈，这位向以浑厚见称的好好先生忽然愤慨说：“社会若如此没有公理，将来不嗜杀人者要杀人，不贪财者更贪财。”虽如此说，他后来回国始终未改其恬淡无争态度。
方韵松先生邀我们到长崎住在他家，他夫妇定要让自己房间给我们。他家租的一间宽畅店面，门口挂着“厚康两替屋”招牌，原系一家停业的兑换店，他们顶来掩护身份，家眷即住在楼上，倒是地板而非席地。我们作他家的客，亦避过了警厅注意。韵松先生之弟声洞，乃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我后来曾看见他夫妇——尤其是韵松嫂待这位烈士的一个儿子，爱护煦拂的神气，显然私的情感以外还有公的同情。我们与他家在一处时不多，这情形是常印在心头的。
民国四年（一九一五）二月，我们启程赴美之前夕，方家伉俪置酒送别，同座有柏烈武（文蔚）先生；柏家乃方家以外在长崎住家的亡命客。在这以前，我们曾到神户，遇见熊锦帆（克武）先生。柏烈武夫妇在长崎养鸡，冬天的海风将鸡棚吹倒，补苴辛苦，柏太太没有能来。几杯酒后，韵松先生硬要做“神仙诗”玩，我还是初次懂这规矩，是每人写一个字凑成的联句。起首的人写一个字，暗给下家看一看，下家以己意估量可联的一个字，把这个字照样暗给再下家一看。如此依次下去，每人只知上家的一个字，到五言或七言成句时，大家摊出手中纸条来看。我们那晚人数甚少，第一句后，容易猜出途径，闹不出笑话。酒量都还好，主人自己斟酒不停，嚷着“醉死他”，提笔将各人的字凑起来，喊“有意思”。当时这一桌少年，现在除了我，怕都已成古人。翻日记簿，还看见“相逢忽忽想当年，一醉今宵话旧缘”“天边风月好，海外客途难”等酒肠热泪句。
一九一五年的五月，为巴拿马运河开通纪念，美国在旧金山的金门湾头，举行一个万国博览会。我们以观光名义而来，会里给膺白一张记者通行证。我们到南洋本想经营农业，后来仍作书生，义务投稿，天不亏人，到美国得此意外便利。堂舅葛仲勋（敬猷）先生是中国赴会代表团的一员，住在旧金山对岸卜忌利，地方清静，我们亦决定在那里住下。我自己到经租处觅屋，这还是生平第一次，运气甚好，经租人告诉我租价，我合意，他将钥匙交我，即此定议。我们租的是一所小小平房，在卜忌利街一九二八号，月租廿五美元，一共四间小房，附带厨房浴室，前后都有一点空地，家具勉强可用，灶系两眼瓦斯，浴缸是铅皮涂上白漆。那时还没有冰箱和暖气热水设备，要热水时，到地窖临时用煤生火。右邻是黑人，左邻是初到的意大利人，环境并不算好，在我们只要价廉，已是十分满意。膺白做园内披荆斩棘工作，这屋大概久无人住，蓬蓬乱草，掩盖月季花丛，他一一清理拔除，月季干刺刺得他两手裂破出血，然立时红白花朵分明。我们后来回国，不论住山住城，园内修枝工作，常由膺白自做，这里是他初次学习。柴米之事由我担当，第一次上市到牛肉摊，柜上人问我要哪一种？我红着脸想，告诉他为煎炒用。我们每日吃两顿面包，早上牛奶和茶，中午煮点菜汤，无其他肴菜，晚上则烧饭，有一荤菜。此两餐冷食而晚上有饭之例，卅余年后我再在美国居家，仍沿用之，但饮食稍为丰盛而已。膺白喜欢吃鱼，是一件比较麻烦之事，淡水活鱼要向渥克伦定购，有中国伙食铺定期送货，吃不完保留为难，故亦难得享受。我自做衣服，用烙斗在灶火烧热熨衣，事倍功半。此时市上初有电熨斗，是最吸引我之物，而终未买。从我们有家以来，这小天地算是第一次可以“知止而定”下来的地方，比在东京时更进一步，我们开始打算一条更积极生活之路，把衣食住做到“苟完苟美”为已足。
卜忌利是那时美国西部有名的一个大学所在地，我们幸得安居于此，不可错过机会。那年的暑期班我即报名听课，我选的是历史和新闻学。前者是我自己的嗜好，后者是膺白所怂恿。美国大学暑假很长，暑期等于一季，有钱人读了，多拿学分以速成就。无钱人做一季工作贴补学费，中小学教员借假期进修。美国的中小学是公费，大学则很多人连父母之钱都不用，而靠自己工作。这一年卜忌利大学的暑期班特别兴旺，为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许多教者读者从远方来顺便观光。历史班的学生很多是中小学教员，有的看来年纪已在四十岁以上。卜忌利本无新闻一科，这年的教授是从堪察斯省而来。膺白常常同我谈，以后回国，无意从政，我十分同意。我很希望他教书，不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教书先生的女儿，我觉得好的教师不仅要求学生举一反三，教师本身亦要做到教“此”而能启示“彼”。膺白注意一个问题时，常搜罗前后左右许多问题，他自己说是受军事训练之故，我以为是他一种性格，于中国新兴的教育，需要求多方面的了解甚合宜。但他自己有愿做一新闻记者，他说做记者的条件，要看事很清楚而比人早一步，要热情而自己没有支配欲，他自以为合格。他发见我有和他近情之处，所以怂恿我听新闻课，希望我做其记者的记者。卜大有名的露天希腊戏院常是我们坐谈处，共和党的老罗斯福到西美演讲，亦在那里听了。
旧金山有两份国民党的报，同志们过路都停留往访，有聚会，膺白都被邀参加。那里主持的是林子超（森）、冯自由、马礼卿诸先生，几次饭聚亦邀我，这时熙文尚在小学，不能让她回来一人在家，故我没有去参加过。我们在卜忌利期间，钮惕生（永建）、张溥泉（继）二先生都来过。溥泉先生系从法国来，重回日本，曾在吾家一宿。我们自己有两条毡子，一条被，没有用房东旧铺盖。溥泉先生至，膺白先拿鸭绒被给他，临睡怕他不够，再去问他，这位天真的客人躺着说：“你再给我加上条毡子吧！”没有问我们还有什么。一直到民五（一九一六）大家回到北京，膺白当着溥泉夫人讲起这件事，他笑说：“谁叫你同我客气！”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在晚春开到冬天，一直是加州最好时光。会场内分三个部门：一、以国家分的各国政府馆，是用建筑和陈设来表示各该国的特点。中国政府馆建筑做太和殿模样，里面陈设是大厅用的广东红木大几椅，惜因经费不足之故，连徒有其表的规模尚未做到。美国自己则每州有一专馆，各以特产或特点作显著表示。二、以赴赛物品而分的馆，如农业馆、工业馆、教育馆、美术馆等，每一馆里各国分区陈列其出品。三、游艺街，是饮食和游玩的地方。一处巴拿马运河缩影，电动船只过闸过河，看客座位自动绕模型一周，有耳机听各种说明，最吸引人，门票亦最贵。有一处做中国人吸鸦片聚赌之状，经抗议而停业。这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起，欧洲参战的各国都未能如约参加赛会，仅有商人出品略资点缀，然美国本国的耀富，可以填补空虚。美国繁荣虽未如今日，而科学进步和机器生产已经甚为显著。从原料到制成品，经过阶段，可简单实地表现者，在大小公司广告中都可看见。参考说明书取不胜取，一本机器孵鸡说明书，我们藏到民十七（一九二八）上莫干山时。日本赴赛甚认真，他们的茶叶展览，附设品茗处，即在布景的茶田旁，采茶少女白衣白帽，洁而美的神气，宣传了表里一切。中国代表团先闹人事纠纷，携带难以解释的家眷，出品既贫乏，准备亦不够经心。有余沈寿的手工耶稣绣像，至夺目，陈列在美术馆。
暑期将过，美东的朋友们都想和膺白见面，晓垣、醉六二君曾西来小聚，同我们同往圣诺泽访一对美友琼司老夫妇。克强先生在费城，膺白颇拟往访。时中国国内，袁世凯在屈服于日本所提二十一条要求后，犹不知奋发，而叛国称帝。筹安会鼓吹帝制的六人中，竟有一半是以前革命党人，使人懔然于“权”与“利”之足以毁人而祸国。在国外，热心组织的人将救国大任集中在一点。辛亥以前，进同盟会准备革命，许多人在读书，这次，能静下来读书的人很少。世界大战尚不致于崩溃，而我民国已在崩溃。我要住下去读书，膺白彷徨不安。商量下来，留我与熙文在卜忌利，而膺白一人东行。有一关君介绍一位史小姐，曾在中国传道，其家住有另一中国女孩，可与熙文为伴，商将熙文寄宿史家。我觅得华格老太家一室，每月膳宿二十八美元，不但取费公道，其家有三女一甥，或在卜大读书，或已做事，均与我年相仿。史、华两家均系虔诚教徒，与当时西美歧视黄人态度不同。
这安排并不容易，机会算很好，我已经搬到华家，膺白正将动身东行。一日，忽得我母亲逝世之耗，晴天霹雳，我几乎支持不住。父亲曾病肺，中过风，弟妹中性仁最长，仅年十九，母亲乃全家最重要不可缺之人。我对膺白说：“戊戌之后，康梁亡命十四年，辛亥始得归国，我们的机会不知在何时？若许我回家省父一次，分弟妹之哀，则与之终身异乡，亦将无憾。不然，若父再不讳，我其饮恨无穷。”他甚为同情，全盘计划作一大转变，立刻为我筹备起程。我顾不到我动身后他父女二人如何生活，后来时势促成他们亦提早回国。为我动身，膺白决定停止美东之行，他和熙文搬到旧金山住极简单的旅馆，到中国饭店常点一只酸辣汤，以其价廉物美，这是美金一角五分最起码的菜。几年来无可如何糟掉的钱不少，打这样小算盘无济于事。平常膺白笑我把美国鸡蛋看得那么重，三个人的菜汤只肯用两只蛋做蛋花，用手括蛋壳至干净，亦是只打小算盘。他后来告诉我，在旧金山候预定之款不到，熙文拿出珍藏的小金元给他，还问金项链是否亦可变卖。他说时犹甚得意，令我感动。至他自己，放我走得那么远，并不预料可以接踵回国，这些，都是难忘的人情味。
这时，美国太平洋邮船因工会排斥华工而停航。日本船因欧洲战事需要物资航运而改向印度洋，中国人亦因其提出廿一条要求之故，排斥日货，不坐日船。我等候到十月底，有侨商临时组织的航业公司，第一条船系买的旧船，改名“中国”，往来太平洋，始得动身。上船时膺白恐遇见熟人，于我回国不便，仅送至半程。华格太太母女携大束菊花来送别，甚为殷勤，我导观房舱等处，故不寂寞。以下是我动身前膺白几段日记，录以记岁月：
民国四年十月四日，仲舅传来岳母逝世之讯，予妻痛不欲生，虽尽力劝慰，终觉苦不胜言。研究结果，势不能不变更原来计划。
十月九日，偕仲舅渡海售皮衣，不料又为商人作弄。
十月十二日，欲渡海而石醉六兄来访，谈赴日不赴日问题。定妥予妻舱位。
十月十六日，醉六来访，言决计东返，已接克强先生详函。
十月二十日，渡海访醉六，知已为定妥撒克逊旅馆二十八号房，即晓垣上次住过之室。又定妥邮箱四九六号。五时访片桐，取得醉六等船票两张。予妻写好两函，一致岳弟媳，一致志弟，托醉六带至横滨付邮，图其快速。
十月廿三日，午前醉六来，同至新中国旅馆访溥泉，即此送伊等行。同志行踪皆不便，无人送至码头，仅在旅馆握别而已。
十月三十日，午前九时半，仲舅来，即携行李偕予妻登车，恐船上耳目多，送至半途。别后恍惚，呆立半时，缓步将乘车至渡船处，又遇仲舅正在寻我，因适间忘将船票交予妻，幸而遇到，否则窘矣。复近车边与予妻谈数语，举手作别。
张溥泉、石醉六二先生离美，决定在我之后，而起程在我之前，他们先到日本，且不得不坐日本船。十月廿日膺白日记所言片桐先生，乃在东京时房东河田家好友，服务船公司，故张、石二君托膺白觅他代购船票。航线减少，当时购票是极不容易的事。膺白和熙文后来只买着一只日本货船的票而行。我坚持要坐中国船，宁多候一星期。托石君带寄岳军嫂和吾弟君怡信，是告诉他们我将回沪。
醉六先生名陶钧，湖南人，此去即为云南起义的蔡松坡（锷）先生参谋长。他诗文都好，极好学，由军人改攻哲学，为研究叔本华哲学而愿作一个老朋友资格不比他高的随员，到德国读书。他给膺白的信常有笑话，一次附一相片，背后题有诗，然诗与人方向颠倒，要翻过来从脚底看起，我现在只记得其中“与君相遇海复海”一句。又一次是不用年片而写信贺年，说了许多寄年片费时费事的话，末后亦附一首诗。膺白看了笑说：“这岂不比寄贺年片更费力！”回中国后，我们和他见面机会很少。膺白无论何时不会忘记老朋友，我今无意中留着他一封信，并不足发笑的一封，是民十四（一九二五）段执政在北京召开善后会议，他的朋友李君代表云南唐蓂赓（继尧）兄弟到京出席，特介绍于膺白，函中“桑港分袂”云云，桑港是日文称旧金山，堪与上引日记相证，特附于后。亡命以后，朋友们借我名“英”或“云”称膺白者甚多，膺白自署亦有时如此，民十五（一九二六）后他发电还都署名为“云”，石君函上款犹沿此例。“朱志成”是膺白为石君买船票时临时拟的假名，当时亡命者到处用假名，我不知他为溥泉先生用的什么名。
至膺白日记所言“售皮衣又受商人作弄”，此事说来话长。民元（一九一二）我们北上至津，准备出国，膺白和我各买皮统做大衣一件，我买一件灰背，他买一件海龙，商人谓这件海龙极难得，怂恿再三而买。他这件大衣是我们到美行李中最好之物，他立意要卖去。一日，他接到一个在日本的朋友信说：拟回国见父母一面，死无憾，倘有不测，以家眷相托。膺白看信不胜凄怆，极郑重来和我商量，他说到那种偏远之乡，如何保得住不被人中伤？等朋友遭难而顾其家，为何不先顾朋友本人？添一两付碗筷不费多少，不如请来同我们一起用功读书，断其回乡之念。他说时惟恐我不同意，见我亦几乎下泪，他感动得说不出，随即起草发电给这朋友，请候他挂号信到再离日本。写一封极长而具体的信，务请其来美，怕其过虑，诳说我已经得到留学公费。我的一个亲戚其时为欧洲留学生监督，我们说诳以此为理由，其实欧与美风马牛不相及。这件事关系的几面都未知道。这朋友后来到南洋教书，未回中国，亦未到美国。膺白第一次拿了皮衣求售在此时，第二次为我动身。当时陪他同走者为仲勋舅，介绍侨商者有一关君。
后来膺白匆促登程返国，曾有克强先生帮忙，后章再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