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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所用“亡命”二字,是从日本报上看来。日本报纸对民国二年(一九一三)二次革命失败而逃亡到其国的人,称为“亡命客”,是政治意义的,和向来中国文字中所谓“亡命之徒”,含无赖意味,有关人格,性质略异。二次革命后,袁政府通缉大批革命党人。一年余来,与民国肇始有关的人,霎时不与同民国。且因当局处置严厉之故,趋炎附势或自图洗刷之辈,从而邀功。即使通缉榜上无名的人,凡与被通缉者共过事,做过朋友,亦难在本国立足谋生,不得不跟着亡命。袁世凯借革命党而得到政权,其对待革命党实非常残酷,不若革命党之对待所推倒之清廷。亦大不同于后来袁氏称帝叛国,而被“护国军”所推倒后,处置帝制余孽之宽大。这是事实。护国虽不尽革命党人所为,然革命党人纷纷回国参加,我与膺白均在其内。还有可记得的许多朋友与我们有关者,稿中或亦有涉及。
民国二年自秋至冬,大批亡命客陆续涌到日本。沿海交通方便的人先到,偏远辗转避地而至者,有在年底尚未到达。所以群趋日本的原因:一、日本乃距离中国最近惟一文化很高之国;二、中国革命党大部到过日本,或留学过日本;三、生活便宜;四、从上海到日本的船,差不多每天或隔天可有;五、当时到日本不需要护照。
忽然大批亡命客涌到,日本政府曾讨论是否容许登陆居留的问题。日本人民很多同情亡命客,政府亦赞成容许居留者占优势,故亡命而犹称为“客”。此系切身之事,是我到日本后首先注意的日本舆论。膺白与我相约,互相勉励,不使同情我们的人看不起我们。政治是一件事,成败不尽在己,人格是一件事,完全可以自己做主。在国际,人格当为国格的一部分,是我们念念不忘的事。
报端登载主张接待亡命客的日本要人,为彼邦国民党的犬养毅氏。虽然二十年后他组阁,并未能稍戢少壮军人侵略中国之势,中国人总认他是一位开明政治家,寄以改善中日邦交的希望。他亦是不幸在位被暴徒刺死的人。他的《木堂诗集》,不记得是其生前抑身后所印,有送给膺白的一部,我感怀前事,从头读过一遍,完全汉文,诗格朴古,系影印原稿。“木堂”是其号,日本人有号,是汉学气味很深的。
膺白名在第一张通缉令上,一共四人,不但悬有赏格,且注明“不论生死,一体给赏”,这样野蛮违乎法理人情之事,中国报纸没有见任何批评或议论。我保存一页影有该令的上海《字林西报》,中西文俱全,今已不存。其余三人都与膺白有深交,同为辛亥在南京、上海两处负责人物,首被注意,欲得而甘心,或者为此。四人中的三人,事先并不主张用兵,事后缄默不诮让,见解尽管不同,革命是整个的,失败或错误,共同担当。这点精神存有中国道德趣味,亦含有几微民主合作风格,应该是宝之勿失的。中国革命最初同志间,常有兄弟般友爱精神,在前辈烈士志士的信札中,常可寻出一二。与数十年后,得意时逢恶变本加厉,换一立场,即反唇相讥,振振有辞,人情不可同日语。统制法则下所养成人物,有绝对性,失意时极不易保住平衡。可惜二次革命后,有人憧憬这样组织,欲收一时之效。这趋势影响未来的国运,比二次革命本身损失更多。拟之以往,是“民可使由之”心理的复活。较之未来,与极“左”极右作风很能契合。改组亦近于极“左”极右的所谓整肃,剔掉不同的意见。
我们亡命时间,一共只有两年半,民二(一九一三)秋至民四(一九一五)冬。两年半中,彷徨心绪,寂寞异乡,仆仆道路,感觉日子很长,占可回忆的一段。尤其我,从此永不再见我的母亲,有终天之憾。出洋本是我们原定计划,膺白曾以此坚劝英士先生,并愿同行,如上章所述。然亡命滋味不同,原定路线和要参观访问的人和事,完全取消。见人家国民安居乐业生活,我们不胜羡慕。见人家国民奋斗而积之总和,累增其国之富强,我们自觉惭愧焦急。膺白日记里有“出国一步始识国字”的痛话,他不是第一次出国,亡命没有国家保护,遂更识国之可爱。我们一次闲谈:什么事可使胸怀一快?不约而同说出:跳上船回中国去。记起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诗句,十分了解其情味。亡命朋友虽静躁不问,然没有人想象做异国公民,中国书里把“养士为何”意义看得很重,父母之邦是不可弃的。
两年半中,膺白和我一共到过三处地方:日本、南洋、美国。我们由上海到长崎,乃匆促的决定,为有上述亲戚家的店。我们改名换姓,店里经理预先得讯招待,警厅当作小东家来此,未加注意。长崎乃日本九州一个商埠,昔与中国通商,输入营口、牛庄出口农产品,形势重要而繁盛。自日本工商业突飞勐进,大坂、神户日趋重要,横滨成国际大港,长崎渐渐冷落。日本在我东北,自己有经营,运输采办都有自己的机构,中国商人件件落后,我亲戚家的店,生意十分清淡,只勉强维持几十年留下来的门面。经理周君指点我们到一处温泉山,其下靠海,地名小滨,两处都是温泉,有很家例程的旅馆,是在东方的西洋人避暑处。时近暑末,不甚拥挤而受欢迎,价亦便宜。如此我们避开了警厅日日注意的一条路线。我们虽曾在民元出北京沿平绥路——当时尚名京张铁路——到过张家口,一路山区地势甚高,坐轿骑骡游过关和山,还没有上过有汽车道的山。这次在山,将几个月来政治和战争的烦恼暂时搁开,有机会反省一下,十分有益。岳军先生和我妹性仁都同行。秋后岳军先生重回士官学校,修完其辛亥未完的课。岳军嫂由沪后至,她和性仁在长崎活水女学同过学。
同志多住东京,我们亦决定搬东京住。到后知中山先生拟改组国民党,积极再革命,谓欲组织五十人的敢死队。江西俞咏瞻君告诉我们,他口快,问先生在内不在内。当时袁政府通缉党人之令,都称“乱党”而不言“国民党”。当时北京还有个国民党占议席多数的国会,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要从这个国会选出,以前中山先生及袁世凯,都只是临时参议院选出的临时大总统。后来国会投票选举时颇有不屈之士,袁世凯以军警包围国会,始得选出。选出后,他即解散国民党,而又解散国会。我不记得袁先解散国民党,抑中山先生先动意改组?“改组”与“积极再革命”,英士先生是很热心的。此与后来政治和党的掌握者,甚至内部纷争,都有关系。读史者曾发见中国几次开国者是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籍贯的人,为其性格足兼南北之长。本来我们想到中山先生,即联想其最切近左右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诸先生,皆广东人,以后多出一派浙江人来了,此与后来民十四(一九二五)以后完成北伐,很有关系。
我们到东京时,几个曾经远行过,或有力远行的人,都在想离开日本。与日本人处,很容易谈到政治;弄得好,或者有义侠之士同情而帮忙,然是危险的;弄得不好,入其圈套,更加危险。日本人的性格甚矛盾,热情而又小器。对中国政策亦矛盾,以他们义侠之气,很要帮中国革命成功;以他们要蚕食中国,又很怕中国强盛。这点,熟悉其情的人并不少,不得不存“敬而远之”之心。在东京,一日膺白去参加一个追悼会,是李协和(烈钧)先生发起,一个日本人加藤君为中国革命而死,还是辛亥前后的事,大概协和先生始终和他的家属有联络。这日膺白回来,盛赞协和先生,说他称加藤的母为母,而加藤的子亦以父称之,不愧对邻邦一个为我国而死难之士。过了不久,协和先生从东京一路游逛到长崎,他出门一向有两个日本警察保护。一夕,他装喝酒大醉入睡,太太出来请警察回去,次日还是病酒不能起身,实则他称醉之夜,已登舟行矣。香港日本领事馆报告,过港舟中似有李烈钧其人,长崎日警始发觉,当事者且受申斥。此行动近于戏剧化,然可知一旦在日本公开,而得保护,离去很不容易,亦愈促成人之欲离去。
中国在日本学陆军的人,辛亥前只有政府官费,不若后来各地军阀各自派遣留学生。当时对本国只有一心。自第六期起,热心革命,膺白在第七期。六、七两期为“丈夫团”之中坚,其中江西籍有三人,三人皆在辛亥后任本省要职。李协和先生主江西省政,方面甚宽,不但本省人,福建方韵松(声涛)、广西林荫青(虎),均在江西任事。后者是膺白在南京办理编遣时,协和先生电调之人,带一团兵去江西。二次革命战事虽无几,而林虎将军战绩,在日本报纸为惟一英雄。亡命时,江西出来高级文武人员最多,而协和先生亦为特别受注意人物。膺白与之因“丈夫团”关系,又与彭程万、俞应麓二人同习测量,同在日本乡间相处,因此江西的朋友独多。学测量的人不入士官,但当时习军事者较为团结,故上述六期七期云云,均以官费学陆军为准。
我们初无远行之计,但感觉必须静定下来,不是消极,即积极亦须静定而后能知虑。我们悔悟在国内时生活昏沉,失败乃意中事,多数的人谈政治不看书,不求进步。在东京看见国内的报纸,称我们为“乱党”,舆论无力而无公道,是我们最痛心一件事。膺白劝人乘闲读书,自己关起门来读书。他自编文法教我日文,中国人学日文有方便之道,在日本买书价廉物美,欧美各地新书有极快途径到东京书店,或很短时间译成日文。他说放弃这机会是可惜的。他并不强我学日语,学日语与学其他外文同,需要时间与机会。他为我打算,能看书即不感寂寞,是自己安排自己的最好方法。我们的房东河田老太有一寡居女儿和一无母外孙女,住在楼下,楼上两间房让给我们。日本房间仅有纸障隔分,两间等于一间。家具只一矮几,供写字用。他们男女多能悬手写字,女人的字同样有笔力。室内最舒适的起居方式,是一盘茶,围炉坐在厚而软的垫子上。炉是一只磁质炭盆,水壶放在炭火上,烟灰头弃炉灰中,一坐下来,煮茗含烟,尽在方丈之地。我在二次革命前曾患极重伤寒症,病愈饮食不慎而复发,亡命后肠胃久不恢复正常。照日本式女子跪腿席地坐,姿势不惯,甚苦,遂买了一张书桌及两把坐椅。膺白很喜欢日本人每家每晨早餐的酱汤,故将早饭包给房东,有时午饭亦参加她们的烤鱼和煮黄豆,因此厨房的事十分简单。膺白深怕日本人看我们太讲究吃,他对饮食随便,而我比他更随便。老太的外孙女八重子,是一个十二三岁的中学生,每日放学归亦来招呼我们一声,叫我们伯父伯母,我非常喜欢她的安详。我和膺白亦称老太为伯母。后来我们离开日本,几年后再度经过东京时,老太定要我们吃她一顿饭,只烧一样菜,是照我在她家做过的火腿炖鸡,人情味同中国前一辈的人一样浓厚。
上章说过替膺白买书的江口先生,对我是膺白的助教,来一次总要讲些名人的家庭故事给我听,如山本权兵卫(海军大将,组过阁)的太太、广濑中佐(日俄战争封锁旅顺口而自沉,日人视为乃木大将以外另一军神)的朋友等等。他不知道我是从小已经受过这类刺激教育的人。膺白常怪他买书时选择太严,费时甚多。这种爱书而不随便化钱的穷读书态度,实是可敬。吾家日文书大半经过他手,在中国时,他来的信里常是书评,即不买之书,亦说点内容和所以不买的理由。这样的人在日本极平常,我看了认为很难得。他曾经告我,所识中国学生中,膺白是极爱书的一个。我当时还未到过欧美,拿上海望平街北京琉璃厂,和日本出版界相比,“读书人为中国社会中坚分子”一个观念,不禁惶惑起来。
那时日本还没有实行减简汉字,他们的中学里就有汉文教科书,我曾买一部看,而无机会听如何讲读。日本早期的学者和开国的元老,大都精通汉文。我见过的书上,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写的序文,都是很厚重文体。日本人亦多能汉诗,上面说过犬养《木堂诗集》。平常背得出几句中国旧诗,谈吐中不经意而出的雅人,在前一代的日本人中还不少。日俄战时的东乡大将有“一生低首拜阳明”之句,“知行合一”之学,在日本盛于在中国。攻旅顺的乃木大将全家殉国,日人尊为军神,他的“王师百万征强虏,野战功成尸作山,愧我何颜见父老,凯歌今日几人还”绝句,为国家杀敌制胜而归,胸怀若此!这些,在我们亡命时,都重新添一番感触,何忍再打算在自己国里流无辜的血!
日本人虽受中国哲学影响,他们没有取我们的“家族伦理观念”。他们的爵位传长子,财产亦然,家庭间有独立而不倚风气。但很重视我们的忠和义。武士道训练由此。他们一般人都守法,法不蔽亲,以此完成社会秩序。两千多年前我们孟子的一个学生发问,假定舜为天子,瞽叟杀人,皋陶为士,则如之何?这问题实在很好。皇帝的父亲犯了罪,舜是圣人做皇帝,皋陶是圣人做法官,如何处置这件事?孟子的回答分两段,他第一句说:“执之而已矣。”而第二句说:“舜弃天下如敝屣,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他对法律主张严格,而对伦理亦婉转维持。日本戏剧里,有做警察的儿子对犯法的父亲,经过种种悲痛不忍的姿势,而终拿出手铐来。他们的教育,“法”与“情”之间,从“法”。他们的汉文书里有一课,大意如下:某某先生问弟子曰:“如今彼邦用孔子为大将,孟子副之,来征吾国,如何?”弟子不能对。先生曰:“凿斯池也,筑斯城也,效死,击退之。”此即孔孟之教也。他们虽曾崇拜过我们的孔孟,然时时谨防受麻醉,他们对国家大义分明。
我见过一册竹越与三郎着《人民读本》,内容是日本国情和国力的现状,和政治设施的意义、目标,与世界其他强国的比较差别,国民见之,可以了然世界及本国的现状,是对国家的常识初步。这正是中国国民目前所需要,我劝膺白写中国的《人民读本》。他说没有正确统计,没有已上轨道的事,将什么报告国民?比如军备,其时日本常备军二十个师团,添一个二个师团要经国会通过。兵是国家的兵,顾国防亦须顾财政,关涉的事要一一算得出,说得出。清末练新军尚有步骤,我们浙江至最后始成镇(师)。民国以后,南北都如不羁之马,聚集在江苏就有二十六师之多。膺白本人就是负责编遣这些军队的人,可惜只是片时片段的整理,不久军事又起,这番难得的工作竟成绝响。人只知其解散自己的兵,而不注意其编遣而整顿地方秩序之心。为写《人民读本》,引起了许多心事,他说何从下笔?我建议一面写“常”,一面写“变”,即照理中国应该如何,而此时则实际如何,把一篇烂污账请国民过目判断。民国五年(一九一六)我们回到上海,听到中华书局陆费伯鸿(逵)先生言,请梁任公先生编一《国民读本》,其用意甚相仿佛。我们觉得任公是写此书最理想人物,从此放下这一条心。
我们亡命时经济状况,有已得的出洋经费,可以维持生活,然还有缓急相需不容己的用途,因此我把饰物都变卖了,链接婚纪念品亦不留。这种心理解放,是从我母亲处学得。连累一对朋友夫妇,他们暗中立意要补偿我其中一件纪念品,是膺白送我刻有字的一只钻戒。二十年后,我真个接到他们这件高贵礼物,和超过礼物百倍的友情。我珍藏而不使用。又十余年,待他们的长子——我们的寄儿结婚,我拿出来作为贺礼。少奶奶初从四川到沪,带上这件有意义的纪念物来看我,我说不出的欢喜。这对朋友即张岳军、马育英夫妇二位。数十年的友谊中,这件特别为我的美意和深心,我不能不记的。
靠有限积蓄而不能持久的亡命同志,动念到南洋经营农业。听来的消息,以前许多不识字赤手空拳闽粤劳工,到这法治而有秩序的白人殖民地上,立过很大的业。以为吾辈读过书的人,当能团结作成更有意义的局面,而自己亦能借以生活。俞咏瞻上代是商家,说起来似乎多懂些,来约膺白同行。这时英士先生已往大连,膺白曾以所知东北情形,尼其行而不果。在东京热心组织的人,关照以后见中山先生称“先生”而不名,同志间在背后提到中山先生亦只称“先生”。民国初年,不崇官阶,而提起中山先生、克强先生,都含十分敬意,都从自发。
我们决定到南洋之前,买了几种日本人所作关于南洋的书,膺白看了叫我亦看。民国三年(一九一四)春三月,我们到了新加坡,这是英属南洋群岛中心点,欧亚往来必经之路。我们在旅绾小住,看形势后即觅屋居家。招待我们的陈楚楠先生能讲国语,他自己有一小型橡胶农场。我们参观其他农场时,亦坐陈君的车,每次他都陪行。后来我们时常遇见的还有一陈咏商君,是侨商家西席,丘文绍君是《国民日报》评论员,则不但通国语,且能国文,但不属产业家。
这里触目都是中国人,自巨富以至苦力,什九是中国侨胞。巨富大半由苦力出身,苦力中有自内地贩买而来的“猪仔”。“猪仔”者,自己卖身的奴工,有定期契约。其中聪明强干者,到卖身期满,出来向政府领地拓荒,以自己的经验,再从中国贩运劳力,种植橡胶椰子之类,五七年成熟,寿命甚长,出产源源不绝,遂以致富。其从事蔗糖咖啡,或开锡矿,办法相仿。当年凡急待拓荒的殖民地,鼓励人去开发,沃野千里,领垦不须出价,只要在规定的年限中垦荒成熟,不垦则地须收回。拓荒最要在劳力,此外则有银行可以周转资本。白种人怕热带生活,土人不够伶俐,中国人忍苦耐劳,遂成适应环境的骄子。这状况直到最近始成问题。然中国人在南洋的贡献功不可没,侨胞对本国贡献,亦始终是正号而不是负号。
亡命客到南洋站住而有成就者甚少,原因不一。侨胞大都为闽南的漳州泉州人,和广东的潮州人。语言比普通福建广东话更难懂。领事馆或社会组织无材料供后来者问津,指导与互助更说不上。有钱的人在自己愿意时,不吝捐款作善举,而很少肯指导别人成功,尤其与自己同类的事业。故请教外行人不得要领,请教内行人亦不得要领。人地不熟,名姓须假,虽殖民地,银行开户不能用化名,往往一到即将生活费交托侨商周转,后来整存零取,一事难成。去时以为略具知识,小有资本,成就较易,到后始知不然。做生意的人,必须对钱神经甚敏,利用不使一日空闲。这次亡命去的人不向侨胞捐款,然手头有限资本不能耽搁。据我所知,只一二不在乎耽搁的,交给所熟的人代为经营了。
膺白旅行马来半岛全岛,我只到过新加坡附近之处。我们都未到荷属,即今之印尼。不论英属荷属,先进侨胞有一件很可敬佩的事,他们很热心侨民教育。我们在南洋时,和我们同辈的大都不能国语,而下一代的孩子多入学校,学中文国语。那时还不知纾财归国办厦门大学之陈嘉庚先生其人,民十一(一九二二)我们由欧洲返国,经新加坡,始曾访他。
我买一本英文和马来语拼音的字典,对家里用的马来工人说话。然无法与闽粤侨胞的眷属通话。膺白劝我译手头携有的一册《南洋与日本》,以解寂寞。作者名井上清,我化名为黄率真,译成由上海中华书局印行。如此一大片在人种上经济上与中国关系十分深切的地方,那时找不着一本中国人的写作。我译完这书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开始,我们听见那只有名的德国兵舰“爱姆登”,在一个早上经过新加坡与马来半岛间之海峡,从东口进而西口出,发炮如入无人之境。我们看见新加坡被召集义勇军演习操练,在热带的商人都没有体育训练,上操甚不整齐。我们看见日本海军到南洋,因日英同盟之故,英国人在东亚的属地靠日本代为维持。我们亦看见英国军人向日本军官举手行礼,日本军官那股庄严神气。膺白已见到而忧虑今后日本在东亚势力之增长。我译书完稿写序文之日,正是日本兵在我山东龙口登陆,占取德国人在中国的利益——胶州湾、青岛。这个举动应该由我中国人自己做而不做,日本人从此在我辽东半岛对面山东半岛立起脚根,而在中国本部滋事益多。本稿中有民十七(一九二八)的“济案”,廿年(一九三一)的“九一八”,廿二年(一九三三)的《塘沽停战协定》,皆由此起。不幸民三(一九一四)在新加坡作杞人之忧的膺白,后来先后充当应付这些事的要角。国人健忘而不肯深入研究造因之故,而多求全责备由于曲突徙薪而且焦头烂额之人。
膺白在新加坡,应《国民日报》丘文绍先生之约,写过几次文章。其最长的一篇名“欧战的解剖观”,作于战事初起,署名“以太”,连载四日。他以海陆军力和物资,双方比较,断定德奥利于急战,先胜后败,英法利于持久,得最后胜利。当地政府曾有人向丘君问系何人手笔。原文今已不存,其事记于民八(一九一九)所作《战后之世界》一书中。
气候常年热,人情只拜金,我们在新加坡,形势大体明白,经营力有不逮,同样坐食而没有进步,开始另转念头。本来我们因在英在法朋友较多,入境亦易,已经打听过在彼生活程度,准备赴欧。我的同学丁庶为(绪贤)夫人陈允仪(淑),夫妇二人在伦敦,以丁君一人的留学公费供两个人的读书生活。允仪来信告我,吴稚晖先生全家在伦敦,每日只吃淡面包,每星期尝一次白塔油。我们闻而起敬,有意效尤。然其时李协和先生等一批在法国的人已经东返,到槟榔屿即函膺白相会,我们不可能再到欧洲。克强、晓垣、醉六(石陶钧)诸先生尚在美国费城,我们拿这生活标准向他们商量,函去而请他们电复。他们来电说,估计不足,而不甚远,欢迎前往。驻新加坡总领事胡仲巽(维贤)先生大胆给我们一张赴美护照。当年只有美国入境最难,必须要护照。我们名字可假,照相是真,膺白深恐连累胡君,再三请他考虑。他说不是帮我们回国,而是离国更远,可无干系。胡君乃馨吾(维德)先生之弟,其谊可感,这是我们亡命时惟一为护照而往访的国家驻外机关。膺白赴美的名义为新闻记者,观光巴拿马赛会。
从南洋到美国,我们不得不走回头路,而且要到日本搭乘太平洋航路的船。太平洋航路的船通常以香港或马尼拉为终点,要经过上海。我们因有通缉令不能在中国海上停留,所以要跳过上海的一段,先从新加坡坐小型短距离的船,到长崎换船。这次恰巧同船的有方韵松先生,他是由长崎来晤由法国归来之李协和先生的,他们是在江西时同事。我们上船时,彭凌霄、余维谦两位来送行,各人从口袋里摸出一页写有送行诗的笺纸来。当时患难中朋友,行者居者,都有说不出的辛酸滋味,不但无国无家,连自己团体里少有可以谈志的人。彭先生的诗如下:
驿路明朝驶万千,白云深处水无边,劝君莫畏征途苦,重耳出奔十九年。
余先生的诗曰:
异乡送行人,行人还异乡,谁识此中苦?西风吹大荒,天池一掬水,为君作行觞,大醉三五日,一梦到扶桑。
彭先生是膺白同学中共认的好好先生,但有极坚强骨气。清末他们毕业回国,照例要入京朝见,然后授职。同班的人俱已到京,忽传彭君丁忧,后知他亲丧早满,报丁忧乃托故回避,宁可不要功名。他与膺白都是同盟会丈夫团同志,辛亥他在江西是第一个出来号召的人。在新加坡他一个人生活极苦,家眷在原籍,亲友避嫌,不敢公开照顾。二次革命后,膺白留在国内亲友家的书籍文件,凡有名字笔迹者,在所谓清乡时亦都毁去,报纸对失败者常尽揶揄之能事。一日彭君来吾家闲谈,这位向以浑厚见称的好好先生忽然愤慨说:“社会若如此没有公理,将来不嗜杀人者要杀人,不贪财者更贪财。”虽如此说,他后来回国始终未改其恬淡无争态度。
方韵松先生邀我们到长崎住在他家,他夫妇定要让自己房间给我们。他家租的一间宽畅店面,门口挂着“厚康两替屋”招牌,原系一家停业的兑换店,他们顶来掩护身份,家眷即住在楼上,倒是地板而非席地。我们作他家的客,亦避过了警厅注意。韵松先生之弟声洞,乃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我后来曾看见他夫妇——尤其是韵松嫂待这位烈士的一个儿子,爱护煦拂的神气,显然私的情感以外还有公的同情。我们与他家在一处时不多,这情形是常印在心头的。
民国四年(一九一五)二月,我们启程赴美之前夕,方家伉俪置酒送别,同座有柏烈武(文蔚)先生;柏家乃方家以外在长崎住家的亡命客。在这以前,我们曾到神户,遇见熊锦帆(克武)先生。柏烈武夫妇在长崎养鸡,冬天的海风将鸡棚吹倒,补苴辛苦,柏太太没有能来。几杯酒后,韵松先生硬要做“神仙诗”玩,我还是初次懂这规矩,是每人写一个字凑成的联句。起首的人写一个字,暗给下家看一看,下家以己意估量可联的一个字,把这个字照样暗给再下家一看。如此依次下去,每人只知上家的一个字,到五言或七言成句时,大家摊出手中纸条来看。我们那晚人数甚少,第一句后,容易猜出途径,闹不出笑话。酒量都还好,主人自己斟酒不停,嚷着“醉死他”,提笔将各人的字凑起来,喊“有意思”。当时这一桌少年,现在除了我,怕都已成古人。翻日记簿,还看见“相逢忽忽想当年,一醉今宵话旧缘”“天边风月好,海外客途难”等酒肠热泪句。
一九一五年的五月,为巴拿马运河开通纪念,美国在旧金山的金门湾头,举行一个万国博览会。我们以观光名义而来,会里给膺白一张记者通行证。我们到南洋本想经营农业,后来仍作书生,义务投稿,天不亏人,到美国得此意外便利。堂舅葛仲勋(敬猷)先生是中国赴会代表团的一员,住在旧金山对岸卜忌利,地方清静,我们亦决定在那里住下。我自己到经租处觅屋,这还是生平第一次,运气甚好,经租人告诉我租价,我合意,他将钥匙交我,即此定议。我们租的是一所小小平房,在卜忌利街一九二八号,月租廿五美元,一共四间小房,附带厨房浴室,前后都有一点空地,家具勉强可用,灶系两眼瓦斯,浴缸是铅皮涂上白漆。那时还没有冰箱和暖气热水设备,要热水时,到地窖临时用煤生火。右邻是黑人,左邻是初到的意大利人,环境并不算好,在我们只要价廉,已是十分满意。膺白做园内披荆斩棘工作,这屋大概久无人住,蓬蓬乱草,掩盖月季花丛,他一一清理拔除,月季干刺刺得他两手裂破出血,然立时红白花朵分明。我们后来回国,不论住山住城,园内修枝工作,常由膺白自做,这里是他初次学习。柴米之事由我担当,第一次上市到牛肉摊,柜上人问我要哪一种?我红着脸想,告诉他为煎炒用。我们每日吃两顿面包,早上牛奶和茶,中午煮点菜汤,无其他肴菜,晚上则烧饭,有一荤菜。此两餐冷食而晚上有饭之例,卅余年后我再在美国居家,仍沿用之,但饮食稍为丰盛而已。膺白喜欢吃鱼,是一件比较麻烦之事,淡水活鱼要向渥克伦定购,有中国伙食铺定期送货,吃不完保留为难,故亦难得享受。我自做衣服,用烙斗在灶火烧热熨衣,事倍功半。此时市上初有电熨斗,是最吸引我之物,而终未买。从我们有家以来,这小天地算是第一次可以“知止而定”下来的地方,比在东京时更进一步,我们开始打算一条更积极生活之路,把衣食住做到“苟完苟美”为已足。
卜忌利是那时美国西部有名的一个大学所在地,我们幸得安居于此,不可错过机会。那年的暑期班我即报名听课,我选的是历史和新闻学。前者是我自己的嗜好,后者是膺白所怂恿。美国大学暑假很长,暑期等于一季,有钱人读了,多拿学分以速成就。无钱人做一季工作贴补学费,中小学教员借假期进修。美国的中小学是公费,大学则很多人连父母之钱都不用,而靠自己工作。这一年卜忌利大学的暑期班特别兴旺,为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许多教者读者从远方来顺便观光。历史班的学生很多是中小学教员,有的看来年纪已在四十岁以上。卜忌利本无新闻一科,这年的教授是从堪察斯省而来。膺白常常同我谈,以后回国,无意从政,我十分同意。我很希望他教书,不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教书先生的女儿,我觉得好的教师不仅要求学生举一反三,教师本身亦要做到教“此”而能启示“彼”。膺白注意一个问题时,常搜罗前后左右许多问题,他自己说是受军事训练之故,我以为是他一种性格,于中国新兴的教育,需要求多方面的了解甚合宜。但他自己有愿做一新闻记者,他说做记者的条件,要看事很清楚而比人早一步,要热情而自己没有支配欲,他自以为合格。他发见我有和他近情之处,所以怂恿我听新闻课,希望我做其记者的记者。卜大有名的露天希腊戏院常是我们坐谈处,共和党的老罗斯福到西美演讲,亦在那里听了。
旧金山有两份国民党的报,同志们过路都停留往访,有聚会,膺白都被邀参加。那里主持的是林子超(森)、冯自由、马礼卿诸先生,几次饭聚亦邀我,这时熙文尚在小学,不能让她回来一人在家,故我没有去参加过。我们在卜忌利期间,钮惕生(永建)、张溥泉(继)二先生都来过。溥泉先生系从法国来,重回日本,曾在吾家一宿。我们自己有两条毡子,一条被,没有用房东旧铺盖。溥泉先生至,膺白先拿鸭绒被给他,临睡怕他不够,再去问他,这位天真的客人躺着说:“你再给我加上条毡子吧!”没有问我们还有什么。一直到民五(一九一六)大家回到北京,膺白当着溥泉夫人讲起这件事,他笑说:“谁叫你同我客气!”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在晚春开到冬天,一直是加州最好时光。会场内分三个部门:一、以国家分的各国政府馆,是用建筑和陈设来表示各该国的特点。中国政府馆建筑做太和殿模样,里面陈设是大厅用的广东红木大几椅,惜因经费不足之故,连徒有其表的规模尚未做到。美国自己则每州有一专馆,各以特产或特点作显著表示。二、以赴赛物品而分的馆,如农业馆、工业馆、教育馆、美术馆等,每一馆里各国分区陈列其出品。三、游艺街,是饮食和游玩的地方。一处巴拿马运河缩影,电动船只过闸过河,看客座位自动绕模型一周,有耳机听各种说明,最吸引人,门票亦最贵。有一处做中国人吸鸦片聚赌之状,经抗议而停业。这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起,欧洲参战的各国都未能如约参加赛会,仅有商人出品略资点缀,然美国本国的耀富,可以填补空虚。美国繁荣虽未如今日,而科学进步和机器生产已经甚为显著。从原料到制成品,经过阶段,可简单实地表现者,在大小公司广告中都可看见。参考说明书取不胜取,一本机器孵鸡说明书,我们藏到民十七(一九二八)上莫干山时。日本赴赛甚认真,他们的茶叶展览,附设品茗处,即在布景的茶田旁,采茶少女白衣白帽,洁而美的神气,宣传了表里一切。中国代表团先闹人事纠纷,携带难以解释的家眷,出品既贫乏,准备亦不够经心。有余沈寿的手工耶稣绣像,至夺目,陈列在美术馆。
暑期将过,美东的朋友们都想和膺白见面,晓垣、醉六二君曾西来小聚,同我们同往圣诺泽访一对美友琼司老夫妇。克强先生在费城,膺白颇拟往访。时中国国内,袁世凯在屈服于日本所提二十一条要求后,犹不知奋发,而叛国称帝。筹安会鼓吹帝制的六人中,竟有一半是以前革命党人,使人懔然于“权”与“利”之足以毁人而祸国。在国外,热心组织的人将救国大任集中在一点。辛亥以前,进同盟会准备革命,许多人在读书,这次,能静下来读书的人很少。世界大战尚不致于崩溃,而我民国已在崩溃。我要住下去读书,膺白彷徨不安。商量下来,留我与熙文在卜忌利,而膺白一人东行。有一关君介绍一位史小姐,曾在中国传道,其家住有另一中国女孩,可与熙文为伴,商将熙文寄宿史家。我觅得华格老太家一室,每月膳宿二十八美元,不但取费公道,其家有三女一甥,或在卜大读书,或已做事,均与我年相仿。史、华两家均系虔诚教徒,与当时西美歧视黄人态度不同。
这安排并不容易,机会算很好,我已经搬到华家,膺白正将动身东行。一日,忽得我母亲逝世之耗,晴天霹雳,我几乎支持不住。父亲曾病肺,中过风,弟妹中性仁最长,仅年十九,母亲乃全家最重要不可缺之人。我对膺白说:“戊戌之后,康梁亡命十四年,辛亥始得归国,我们的机会不知在何时?若许我回家省父一次,分弟妹之哀,则与之终身异乡,亦将无憾。不然,若父再不讳,我其饮恨无穷。”他甚为同情,全盘计划作一大转变,立刻为我筹备起程。我顾不到我动身后他父女二人如何生活,后来时势促成他们亦提早回国。为我动身,膺白决定停止美东之行,他和熙文搬到旧金山住极简单的旅馆,到中国饭店常点一只酸辣汤,以其价廉物美,这是美金一角五分最起码的菜。几年来无可如何糟掉的钱不少,打这样小算盘无济于事。平常膺白笑我把美国鸡蛋看得那么重,三个人的菜汤只肯用两只蛋做蛋花,用手括蛋壳至干净,亦是只打小算盘。他后来告诉我,在旧金山候预定之款不到,熙文拿出珍藏的小金元给他,还问金项链是否亦可变卖。他说时犹甚得意,令我感动。至他自己,放我走得那么远,并不预料可以接踵回国,这些,都是难忘的人情味。
这时,美国太平洋邮船因工会排斥华工而停航。日本船因欧洲战事需要物资航运而改向印度洋,中国人亦因其提出廿一条要求之故,排斥日货,不坐日船。我等候到十月底,有侨商临时组织的航业公司,第一条船系买的旧船,改名“中国”,往来太平洋,始得动身。上船时膺白恐遇见熟人,于我回国不便,仅送至半程。华格太太母女携大束菊花来送别,甚为殷勤,我导观房舱等处,故不寂寞。以下是我动身前膺白几段日记,录以记岁月:
民国四年十月四日,仲舅传来岳母逝世之讯,予妻痛不欲生,虽尽力劝慰,终觉苦不胜言。研究结果,势不能不变更原来计划。
十月九日,偕仲舅渡海售皮衣,不料又为商人作弄。
十月十二日,欲渡海而石醉六兄来访,谈赴日不赴日问题。定妥予妻舱位。
十月十六日,醉六来访,言决计东返,已接克强先生详函。
十月二十日,渡海访醉六,知已为定妥撒克逊旅馆二十八号房,即晓垣上次住过之室。又定妥邮箱四九六号。五时访片桐,取得醉六等船票两张。予妻写好两函,一致岳弟媳,一致志弟,托醉六带至横滨付邮,图其快速。
十月廿三日,午前醉六来,同至新中国旅馆访溥泉,即此送伊等行。同志行踪皆不便,无人送至码头,仅在旅馆握别而已。
十月三十日,午前九时半,仲舅来,即携行李偕予妻登车,恐船上耳目多,送至半途。别后恍惚,呆立半时,缓步将乘车至渡船处,又遇仲舅正在寻我,因适间忘将船票交予妻,幸而遇到,否则窘矣。复近车边与予妻谈数语,举手作别。
张溥泉、石醉六二先生离美,决定在我之后,而起程在我之前,他们先到日本,且不得不坐日本船。十月廿日膺白日记所言片桐先生,乃在东京时房东河田家好友,服务船公司,故张、石二君托膺白觅他代购船票。航线减少,当时购票是极不容易的事。膺白和熙文后来只买着一只日本货船的票而行。我坚持要坐中国船,宁多候一星期。托石君带寄岳军嫂和吾弟君怡信,是告诉他们我将回沪。
醉六先生名陶钧,湖南人,此去即为云南起义的蔡松坡(锷)先生参谋长。他诗文都好,极好学,由军人改攻哲学,为研究叔本华哲学而愿作一个老朋友资格不比他高的随员,到德国读书。他给膺白的信常有笑话,一次附一相片,背后题有诗,然诗与人方向颠倒,要翻过来从脚底看起,我现在只记得其中“与君相遇海复海”一句。又一次是不用年片而写信贺年,说了许多寄年片费时费事的话,末后亦附一首诗。膺白看了笑说:“这岂不比寄贺年片更费力!”回中国后,我们和他见面机会很少。膺白无论何时不会忘记老朋友,我今无意中留着他一封信,并不足发笑的一封,是民十四(一九二五)段执政在北京召开善后会议,他的朋友李君代表云南唐蓂赓(继尧)兄弟到京出席,特介绍于膺白,函中“桑港分袂”云云,桑港是日文称旧金山,堪与上引日记相证,特附于后。亡命以后,朋友们借我名“英”或“云”称膺白者甚多,膺白自署亦有时如此,民十五(一九二六)后他发电还都署名为“云”,石君函上款犹沿此例。“朱志成”是膺白为石君买船票时临时拟的假名,当时亡命者到处用假名,我不知他为溥泉先生用的什么名。
至膺白日记所言“售皮衣又受商人作弄”,此事说来话长。民元(一九一二)我们北上至津,准备出国,膺白和我各买皮统做大衣一件,我买一件灰背,他买一件海龙,商人谓这件海龙极难得,怂恿再三而买。他这件大衣是我们到美行李中最好之物,他立意要卖去。一日,他接到一个在日本的朋友信说:拟回国见父母一面,死无憾,倘有不测,以家眷相托。膺白看信不胜凄怆,极郑重来和我商量,他说到那种偏远之乡,如何保得住不被人中伤?等朋友遭难而顾其家,为何不先顾朋友本人?添一两付碗筷不费多少,不如请来同我们一起用功读书,断其回乡之念。他说时惟恐我不同意,见我亦几乎下泪,他感动得说不出,随即起草发电给这朋友,请候他挂号信到再离日本。写一封极长而具体的信,务请其来美,怕其过虑,诳说我已经得到留学公费。我的一个亲戚其时为欧洲留学生监督,我们说诳以此为理由,其实欧与美风马牛不相及。这件事关系的几面都未知道。这朋友后来到南洋教书,未回中国,亦未到美国。膺白第一次拿了皮衣求售在此时,第二次为我动身。当时陪他同走者为仲勋舅,介绍侨商者有一关君。
后来膺白匆促登程返国,曾有克强先生帮忙,后章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