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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归心如箭之际,固执要等候侨胞临时组织的船公司,究竟坐着了第一艘航行的“中国”号而归。虽是一条旧船,开行前升着当时的中国国旗,行掷瓶典礼,多少有一种安慰和满足。这条船甚小,载重量不过八千吨,冬季风勐浪大,我昏晕不堪,旬日始能起床。世界航路本以走大西洋的船最华美,吨位最高,我后来坐过一条四万五千吨横断大西洋的船,正如海上一宅钢骨巨屋。走印度洋经过苏伊士运河的船,因河道狭窄,大船难以通过,吨位最小,直至德意两国竞相研究,始有一万吨以上设备新而讲究的船。太平洋航路以日美两国为主,大都在二万吨以上,我们去美国时,坐的美国船“蒙古”号,其载重量为二万五千吨。我不但这次坐了“中国”号,民九(一九二〇)我们再度出国,还与膺白共同决定坐该公司另一条船“南京”号,亦仅一万一千吨,这个侨胞的船公司本与洋商合作,此时已近尾声,将停业,我们总算坐过他仅有的三条船中之二。第二次是眼前放着日美两国大船而不坐的。
“中国”号船上有不少由赛会回国的人,我在乘客名单上是黄太太,南方话黄王同音,我的英文拼音实在是“王”,大家只知道我是仲勋舅的亲戚。和我同舱是一美国中年太太,丈夫在陕西延长煤油公司任职。分铺位的时候,发见我买的是上铺,我要晕船,上落不便,和她商量将小零件安置上铺,而我搬睡榻上。榻甚窄而临窗,两人都嫌舱内空气不清,把圆洞窗掀开一点。一次,一个大浪将窗打开,海水扑我满身。后来她再要我开窗时,我说除非她肯和我换铺位,于是我们不开窗而开门。一个德国小女孩不过六七岁熘了进来,看见我喝剩的半瓶姜水要喝,我倒一点给她尝,她十分高兴,以后常常进来,跳舞唱歌,有时临走还要说一句“我爱你”。大浪的惊醒,和这小姑娘的讨人喜欢,医好了我昏晕之苦。后来知道同船有不少德国妇孺,从参战的国到不参战的国,她们想不到后来中国亦会参战,此时是到中国去安身。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不免对这小孩格外同情。
同舱的美国太太是初次出国,还没有久居东方的西人优越神气,她来自美国很偏僻省区,有点乡气,一路同我成莫逆,什处事都和我商量。她把带着的现钱挂在贴身,关照我钱要小心。稍为支持得起时,她先上甲板,劝我亦快离开房舱。船到长崎,我们知道这次航程是先到香港,归途停上海。船长通知乘客如要早到上海,可以换船,不另加费。恰巧当天有开往上海的船,同船的人都愿早到而换船。换船后,忽然这位太太又来找我,她向船主要求与我同舱,说话弄不清楚,要我代为解说,终究原定在我舱内的客,和她对调了。
我们的船离美国海岸若干路后,即不能收无线电,直到近日本若干路程,始再得到岸上消息。近日本时,有关中国的消息亦就多起来。我听到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被刺身死之讯,暗想国内必将有事。此人是袁世凯派到上海侦察革命党情形的第一人,名为祭宋(教仁)代表,实际二次革命前他船运便衣海军到沪,猝入江南制造局,决定了上海的成败之势。清末练新军,派留学海军到英国,陆军到德国或日本。郑汝成是早期留英的海军学生,上海租界英国的势力最大,袁世凯可说善于用人。
同船的中国人对袁氏称帝并不赞成,但提起革命党亦无好评。我碰着一件很窘的事:一日不知如何为新闻中有章太炎先生而谈论起来。太炎先生民二(一九一三)北上,即被袁氏软禁,他的女儿叕(龚味生宝铨夫人)民四(一九一五)去探慰,他说了些刺激话,女儿不久自杀。这日我们船上有人论他学问虽好,对政治不免疯。我说中国人有状元宰相思想,以为读书即懂政治,其实懂政治必须读书,而读书不必定懂政治,严慈约(智怡,范老次子)先生大以我言为然。他是参加巴拿马赛会中国部门最出色的一个人,自己在天津办有造胰公司,在美聘了一个原籍荷兰的化学工程师回去。当时有这种气魄的人还不多,我曾经在天津见过当地新教育新实业气象而懂得。他月旦革命人物,提到浮躁,一批人中带着膺白名字。我力持镇定,装作无事,而内心甚窘。这真是难得之“监”,如醍醐灌顶,言者无心,而听者则益知进德修业之必要。若干年后,慈约为孟和来求性仁之婚。孟和之妹,系慈约七弟季冲(智开)前室,吾家因性仁故,与严氏间接成姻谊。膺白最后一次在北平,慈约兄嫂特由津来晤,距慈约去世仅数月。民廿五(一九三六)膺白之丧,七弟季冲到莫干山送葬。范老为膺白生平最敬慕之前辈,知己之感,永不忘怀。我故琐琐记此。舟中一席话,我亦曾告之膺白,同相勉励。
我在将到上海之前,与仲勋舅暗打招呼,行李勿放一起,登陆时勿相顾。他供职北京农商部,我不欲累他。我穿着西装而归,下船时一脚夫为我提皮箱,我见一辆黄包车即坐上,不讲价,挥手叫走。脚夫要我加钱,我在皮包掏出一把角子都给了他,我先所付已经逾量,他实在有点欺生,我不觉说出一句“便宜你”,他恍然曰:“原来是本地人。”我的皮箱很小,搁在车上,一路到北四川路求志里张岳军嫂处,住在她家,受她母亲马老伯母的招待。
父亲得讯,由性仁陪侍到沪看我。本来我赶得上母亲开吊之期,其时反对帝制之势日甚,防范益严,父亲怕我回里不便,婉转使我明白,勿去嘉兴,他允我事毕搬沪同住。母亲吊期,父亲把性元送沪,使我感觉不仅是我一人未尽礼。接着膺白的大哥二哥都到沪。使我最感动的,我的大姨母——我母亲惟一同胞姊姊,向来不大出门,亦到上海看我。大姨母亦是我的寄母,我称她“好伯”。我有几家寄父母,都是至亲好友。亦曾寄名给观音菩萨,去上过一次幡,还在祖母在世时。有人同我讨论过“寄名”,嘉兴人称“过房”的由来,我只想出三点原因:伦常更加满足;社交减少拘束;和生肖相生相宜的迷信。我寄名给一个堂房舅母和我的七舅,都在他们病时。给观音菩萨大概在我自己病时。我的“好伯”是我出世后第一个寄母,适桐乡沈氏。我幼时代母亲写信,母亲口述“请姊禀明堂上,买棹来禾,盘桓数日”等话,然望眼欲穿,除开外祖家有事,好伯总不来。我母亲之死,她闻讯立着无言软倒于地。这次的来,她自比母亲以慰我,亦以见我而自慰,真是难得之事,非常之情。
上海的一般人都胆小。受二次革命影响,逃亡在外而不习惯久居的商人,有的经过担保或自首方式,而回沪蛰居。七浦路周寄母家人多,仆从口杂,我去信告知,而自己没有去。忠心的老徐妈,同吾家周老妈妈一样,看见后一代的人长大起来,愿在夜间来接我,直到寄母房内,我不愿如此。我由美国动身时,膺白等候到期的一笔款,以为已在途中,我到沪接他电告款仍未到。我甚急,请仲勋舅访周家寄父,我立刻需要汇美国的钱。次日一早,寄父送钱到张家,叫包车夫替我雇好车,到外滩花旗银行。嘱咐我这日是星期六,上海洋商银行开半日,我若赶到用电汇,美国还只星期五,膺白在本周内可以收到。他平常上午不出门,出门坐汽车,这日为怕汽车夫认识我,大清早坐包车冒风而来。我赶到银行及时电汇出美金八百元,这情形亦至今难以忘记。
膺白已向克强先生借旅费,信到费城,克强先生立刻如数寄款给他,我的电汇到,他先还一半而动身。临行通知邮局信件统转费城,托李晓垣先生有挂号信请拆看,汇票兑还克强先生。两个多月后接晓垣先生函言,只有一封挂号信,依言拆看,是我给膺白报告旅程推测时局的信,甚长,他说:“即与克公同看。”膺白与晓垣先生后来交益厚,我亦入了共同朋友之列。本章后面附影克强先生亲笔一封信,信尾带着有我的一句,是在看过我家信之后,惜晓垣先生的信已不存,亦不记得当年批评我那封家信的话了。
膺白和熙文坐一条载重不到六千吨的货船,大寒天走北太平洋,白令海峡。风最大时,一日舵索急断,船身侧至三十度,幸而修好,然货物已倾倒一边,船侧身而行到横滨。这时云南已经起义护国,先我而离美的石醉六先生为护国第一军蔡松坡将军的参谋长。李协和先生为护国第二军总司令,与滇督唐蓂赓(继尧)都是丈夫团分子。我到长崎晤膺白,膺白决定赴港换船入滇,我无异议而回沪。
我第一次回沪时,未曾出访膺白的朋友。先住岳军嫂处,后来父亲搬家至沪,住在爱尔近路春晖里,我搬与父亲及两妹一弟住在一起。父亲十分关心时事,痛恶袁氏叛国和捧场的一批读书人。他愈关心时事,而愈嘱咐我行动小心,我几次试探膺白是否该回来,他总踌躇不放心。
从长崎回来,我问到了由日本及南洋回沪几个朋友的地址,开始去访问他们。当时与革命有关的人都住法租界,法租界比较对革命党宽松而同情,不像公共租界的袒袁。殷铸甫先生家住宝昌路(后改霞飞路)协平里,他从东京回来主持《中华新报》,我第一去访他,他给我报馆所有的新闻消息,极力主张膺白回上海,比到西南有效。他是浙江温州人,国会议员,与浙江文人较熟。举事要靠武人,而武人并不胆大,尤顾虑利害。我又到渔阳里访彭凌霄先生,他虽是江西人,但有个朋友夏钟伯(尚声)是浙江人,正在奔走浙江的事。还有嘉兴人徐忍茹等都在活动,都在焦灼。见我,众口同声要我电止膺白入滇,而即返沪。我估量形势,浙江倘能早日明示护国态度,则足以震动长江流域,缩短战祸而促袁之早亡。膺白于此,若可尽一臂之力,则不虚此归。遂将详情报告他,他复电即日返沪。
我后悔未劝父亲住法租界,后来可以省不少事。当性仁与我商觅屋地点时,我们想着父亲曾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熟悉北火车站附近地区,回嘉兴亦容易。看到春晖里,房子虽旧,天井厢房尚宽畅,父亲步履未复元,住楼下,此甚合适。还有那“春晖”二字非常打动我们,母亲去世后的父亲,慈爱真如我们的春晖,故此决定下来。
接膺白回沪讯后,我自己必须在法租界觅屋,瞒着父亲,瞒着弟妹,我每天一个人跑。为保密,出门先步行一段路,每次在不同地点雇黄包车,我本不熟路径,法租界有许多新开的路,车夫亦弄不清。我常谨慎,未到目的地而先下车,因此走得多,费时间亦多。铸甫嫂郑惠昭曾和我为先后同学,这次我得她帮忙甚多,亦常到她家里息足。我顶得协平里一个葡萄牙人的屋,不向经租处过户,由她接洽而成。初搬的几日不能自举火,吃她家的饭。她夫妇为瞒我们姓名,让孩子们呼我为“姨”,后来膺白到,只称“伯伯”。我们一生朋友中,只殷家的后一辈给我们如此秃头不加名姓的称呼,怕至今连他们自己都不知所以然。那葡萄牙人背约将水电割断,我不能不自到电气公司请接线。当时朋友们化名均用太太的姓,一猜即得,于是我不言姓沈而言姓孙,一个职员见我所开地址,说早上有人来过说是姓沈,原来铸甫先生已经代我去过了。患难中有这些友谊。
我把协平里的屋布置得像个家的样子,法租界虽对政治稍宽,然于治安并不放松,没有家具最易受注意。我想要连邻居都瞒过,到北京路旧货店把一楼一底家具买全,一百多元,吃睡起坐俱有。这点零落木器,后来我们南北搬家,都不忍舍弃,直至民九(一九二〇)再度出国,始全割爱。
膺白到沪,要与内地来客面谈,彼此都须秘密,我们又租了淮河路一所屋,离协平里不远,屋亦更小,我的堂姊景文夫妇允代管屋和传信。浙江军人周恭先(凤岐)由杭州来,在此相晤。膺白竭诚向本省有实力者陈说所见到的是非利害,劝其顺着人心,脱离势在必倒的袁政府。浙江早动则局势早决,缩小战祸。由他们主动,则一举手之劳,否则秩序一乱,地方受灾。他一再表示,只愿在外面为桑梓尽一点力,自己不想回本省做事。他所最希望的有两件事:浙江人团结——保持已有的实力,和地方秩序不乱。自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北洋军阀的兵节节南下,江苏、安徽、江西、上海,包围浙江的各省,已尽是北兵的防区。北洋军阀的坐大,和后此为祸中国的“北洋军阀”四个字,即在此时养成。南方的老百姓文弱,称为“北佬儿”,心怨而口不敢言。膺白略知南北形势,且由异国亡命归来,不由不竭力希望桑梓之邦,幸免入这腐化的武力圈套。
浙江省城杭州,有西湖,水平无浪,丽而不宏。五代钱氏在此保境百年,南宋赵氏到此偏安不思进取。地理和风物,影响省民性格,影响政治。当时的浙江军民两长朱介人(瑞)、屈文六(映光),久与袁氏相安,游移不定。朱生活腐化且病肺。屈曾表面独立,而暗中通款于袁,袁以明令加屈官,实揭穿其隐。于是浙江护国须另推新人,亦即实际掌兵的军人。民国五年(一九一六)的四月,浙江始明白加入护国军,其阵容为:督军吕戴之(公望),省长张暄初(载阳);童伯吹(保暄)、周恭先各领一师;夏定侯(超)主全省医务。其中吕与童系保定军校出身,张、周、夏系本省武备出身。杭州来人都给这些人以绰号,我曾听说“辫子”如何,“天师”如何,“瘅子”如何,指的即是“屈”、“张”、“吕”三人。浙江脱离袁政府而独立,加入护国军,实系大势所趋,且有江苏影响,非膺白之力。膺白的行动和工作亦完全自动,未受任何方面指使或帮贴,个人更无所企图,几个朋友觉得他能如此做,他自己亦觉得应该如此做而已。下有克强先生民五五月十八日一函,略具当时之事,是仅存的一封,距克强先生去世不过五个多月。原函如下:
膺白我兄左右:自驾返东,音问时疏,小垣兄奉函中想能道悉弟状一二矣。兄到沪后苦心经营,时于同人函中得知,不胜佩感。兹浙省既团结巩固,对外自可发展,东南半壁非恃以奠定之不可,亟盼补充实力,以全力先收复海军,庶声威可振。于输运械事一项,尤关紧要,已另函致戴之、文庆、伯恒各兄,请为特别注意。我兄深谋远识,当早计及。此事关系极巨,海军若来,袁势可去其一半,于外人视线更可改观。沪上于海军能接头者想不乏人,闻少用先生久已经营此事,可否与之接洽,望与浙当局一商之。弟本月九号抵东,小垣兄同行,去国既久,情形殊多隔阂,且现在时局,一日万变,请时赐教,以慰旅愁。浙中款械事,运隆兄已竭力与日磋商,当可有获,弟能力可及,自当尽量援助。手此即颂毅安。尊夫人归国后想佳适也。弟兴启(民五、五、十八)
函中王文庆、莫伯恒(永贞)均浙籍国会议员,运隆(张孝准)湘籍,似系辛亥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军械司长。所云浙中款械事,膺白未预闻,他终生未参与向外借款或购械事。此函是来信而非答信,看文字可见,想另有人函托克强先生,而克强先生则以事关浙江,故一并以告膺白。海军独立,浙江负担三十万元,一张支票送由膺白交唐少川(绍仪)先生。当时海军只有闽系,平日生活甚豪,而在政治运动中讲价,膺白不与有直接关系。克强先生右手失去食指中指,函以三指写,书法健美,而文亦谦厚如其人。
五月间,两广云贵各独立省,成立“军务院”于广西肇庆,是集体制,而以岑春煊为都司令,梁任公为都参谋。岑春煊字云阶,为清末大吏中堪与袁氏抗礼之人,籍隶广西西林,大家称他西林先生。二次革命前他与革命党人友善,他曾公开电责袁氏,故后来亦亡命南洋。他不但是西南人,清末他任两广总督时曾招抚土匪投诚,即早期的桂系陆荣廷一派。北洋军阀势力始终未达两广,故陆荣廷一派在两广成了拥兵疆吏。岑西林之在西南,以有此聊可指挥之旧属。国民党人自反对袁氏帝制的护国军起,前后与岑共事者甚多,而多数为国会中之政学会派。自军务院而后有七总裁,似即由此国会所选出。这些,我们住在北方,但见国会忽南忽北,其间如何相结恩怨,我们在天津闭门写读,均不预闻。我第一次知道国民党与岑结欢在壬子(一九一二)癸丑(一九一三)之际,一日膺白不知由中山先生抑克强先生家开会回来,说袁氏无论如何不能与南方气味相投,岑西林足与相抗,有人疑岑终是官僚,有人以袁有实力,而岑则否,不妨相与。为前说者何人我不知,为后说者系汪精卫,汪的主张,当时是很有力的。
我没有见过西林先生,膺白亦没有做过他的僚属或与他共过事。民五(一九一六)以后,有一时期,上海的岑公馆常是人才会集之处,中有许多膺白的朋友,因此我们偶然南归,膺白亦常往岑公馆,常被留共饭。岑家的肴菜大概很讲究,一次膺白吃着一味不认识的菜,欲放手而西林先生固劝,他回来疑心是蛇,甚悔。西林先生送过膺白一副对联曰:“其人如精金美玉,所居在让水廉泉。”何所据而如此许可,不得而知,我则不免很向这几个字向往。民九(一九二〇)我们出国,他托膺白带口信给他在美的一子一孙,并托照管。民十六(一九二七)膺白长沪市,接他一封介绍一个侄子的信,信送到我们家里,故我得看见其亲笔。信中有“惟足下可托”之句,知其晚景不顺。
膺白仅有的一次和西林先生公事接触,是民五(一九一六)他做浙江省的代表到肇庆,事属偶然。浙江是护国第六军,本来愿到肇庆的人并不少,忽然六月初袁世凯病故,黎元洪以副总统继任,北京成立新政府,即将召集旧国会,故原拟南游之人,纷纷北上,不再注意肇庆,于是膺白愿代表浙江前往,为本省完成宿约,毫无其他政治作用。浙江省政府给他带一秘书张焕伯(元成)。张先生后来做过一任县长。
我必须在此附带提起张焕伯先生,他是《感忆录》里作文章的张湖生之父。膺白同他到西南一度共事之后,久相阔别,一直到民廿五(一九三六)膺白病,他介绍一个中医,陪同上莫干山。他的夫人吾梦超,与他同留学过日本,后来夫妇均吃素信佛。膺白之丧,焕伯先生助念佛几天。抗战中在上海,生活甚苦,夫妇同出负米。王大纲与湖生交厚,湖生在渝,大纲得便常送点糖或油存问二老。复员后,他们另一少年朋友汪公纪(绩熙)返沪,凑款与大纲二人代表去省视两老。这几位少年的义气和行动,与我毫无关系,而焕伯先生见情到我。他要庆祝抗日胜利,送一桌功德林的素菜来请我,并且说如果我不喜吃素,他可开一次荤陪吃。他夫妇是吃长素有年的人。胜利后的局势并不令人快活,他们境况亦不好。我如何可掠人之美,而受他们的情!我固辞。一日我在门前散步,远看有一人似乎负重而来,走近见是张焕伯手提四瓶酒,这次我赶快接受他的酒,而坚请取消已定之菜。相约俟真胜利的时候,大家再叙。他的长子东生,父母嫌其不羁,在中美联谊社服务,复员时接收的敌产医院隶属于此,他知道我家其时有人找事,来问我有无他可为力处。这些人情味,都难以忘记的。
膺白一生到西南,只民五(一九一六)的一次,有一半地方,言语不通,他讲说粤督龙济光见客穿黑拷绸短衫,手臂带翠玉镯神气,出人意想之外。
护国之役,浙江虽整个起义,然不过半年,内部轧铄,久在上海之北军杨善德,奉命统兵入浙,是为北兵入浙江统治之始。吾家时已迁京,补救无术。自此以后,卢永祥、孙传芳相继主浙政,随北洋军阀本身分子之消长而更迭,本省人安居其下。民十五(一九二六)国民革命军自广州北伐,由武汉而东下,总司令蒋先生是浙江人,足以警醒本省。这时孙传芳为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出境迎战,浙江省长夏超暗储精械,以警察起事,被孙军逮捕毒害而死。我手边有夏的一封贺年信,无关宏旨。其举事膺白未预闻,浙江交通便利而有终身未出省境之人,夏君亦其一人。后来浙军第一师陈仪,第三师周凤岐,均先后通款。关于辛亥及护国二役浙江之事,除我直接所知,《感忆录》中葛敬恩先生文可以印证,他与浙江军人大半系同学或师生关系。
从民五(一九一六)到民廿五(一九三六)膺白去世,恰巧廿年,他始终如言没有问过本省的事。廿年中,浙江在北洋军阀下和国民政府下各十年。膺白自己要留得乡里情缘,晚年终老,为下一代尽点社会义务,所成无几,我在《莫干山》章中当述及。浙江在国民政府下,亦有几位省主席是外籍人,本省人仅张静江(人杰)、朱骝先(家骅)两先生,静江先生的建设至今犹留遗迹。有一个时期,一位正直到近乎古怪的湖北张难先先生主浙,又有一位纯军人湖南鲁涤平先生主浙,多数的浙江人不解其故。有人嘲笑说:谁言浙江文物甚盛?如此借才异地!蒋先生曾两次征求膺白为江苏省主席,膺白未就,然没有征求过他到浙江。除开向中央保举,膺白向不介绍人,对本省亦如此,从不插嘴人事。从北方辞职后,几个僚属请政府任用,到浙江的有一人,已在他去世的一年了。一件有趣的事,膺白在民国廿五个年头中,首尾两年,有朋友劝他为桑梓服务。前章曾述民元(一九一二)有人要他回浙江,他自己不愿,英士先生亦不放。民廿四(一九三五)的秋天,我们在莫干山,一日膺白的总角交徐青甫兄来,适膺白有北来远客,青甫兄与我均不愿与此人见面,我们到铁路饭店午餐。忽然他说:劝膺白为本省做点事吧!很多朋友会帮忙。青甫兄从来不劝进,此日不知何故。膺白和我居城市常不合时宜,在山在乡则贩夫走卒都可亲。朋友们说若民选省长,膺白当为第一个被人想到,亦最可能当选之人。没有试过,谁敢代言民意?我在中国时,见一辈少年热心政治,愿入某人某人之门,以依附始,言某人系某人之人,不以为骇异,曾大为劝告。在这种机会,人与我商,不论劝人勉己,我都说若欲从政,由基础入手,若人民真要我们,连我亦不辞。至于膺白,早把选举看得很重,五四运动之际,他劝青年不可忘读书,假期回里向众讲演投票之义,这是民主初步。
我现在要说一点民五(一九一六)的上半年我做“跑街”情形。我是一个人跑,跑马路、跑码头、跑银行、跑电报局等。我到银行时,长凳上一同坐着等候的都是商行里老司务和出店们,这些经手银钱的人当都诚实可靠。但我是一个廿几岁女子,受大家注意,我亦拘束。几次碰着廖仲恺先生,颔首微笑不作声,他不知道我在窘,而我似乎有事可向他呼援,略为安些。我跑海关打听船期,到码头接客,不像如今一个电话,一辆汽车,顷刻了事。到了目的地还常常受冷搁一边,或不给切实的答复。膺白到沪,我们住定以后,我每天替他出去接洽,走弄堂,绕马路。法租界尚贤堂、巡捕房、兵营一带,要盘旋几次。我手里拿的食篮书包等类,是“信箱”和“钱袋”,请人往来的凭信川资,都如此传递。我的装束总是个学生模样。远客到沪要晤膺白,我总先行一步,认为无误而膺白入见。我访徐忍茹的一次很窘,我心里以为他家与帮会有关。事先岳军嫂代我约定时间,地址是法租界嵩山路十二号,她补告我一句:房子很小。我从春晖里坐黄包车到法租界,看见嵩山路即下车,专向狭窄的地方找门牌,有几个小女孩问我找几号,我说十二号,她们欣然带路,到了一家,门口确是十二号。我上木板踏步进屋,有一男一女在,我问徐君,主人颔首答我,我以为这是密示在内,坐而等候,久待不至。再问,主人仍颔首支吾,倒瓶中水饷我,我不饮,他愈殷勤固请,我慌忙夺门而逃。走出嵩山路大街,见车即坐,正拟回家,见嵩山路的另一头,还有不少人家,而十二号门口,主人正立而待我。原来我所遇见道旁的女孩们,是法租界安南巡捕家孩子,她们所指示者并未错,这是安南巡捕住宅区,而主人之敬我杯水,亦未必有恶意。在当时的我,则有点惊悸的。
我到海关问轮船进口钟点,膺白由香港回沪,我必须自己去接,海关办事员告我清晨八时到埠。膺白这次回沪,我瞒着家里的人,只在夜间告知二妹性仁,倘有不测,我亦不归,托以后事,事详二妹性仁章中。我整夜未睡,清晨七时即到大自鸣钟码头等候,其实小火轮十时始靠岸。今日思之,海关洋人在八时前不会办公,船如何能在八时开进黄浦江?我自无知,受此播弄。上海二三月天气尚甚寒冷,尤其在清晨,我在码头或站或缓步几乎三小时,偶尔在岸旁铁椅小坐,有人指说,“座位专为西人而设”,视之固有其字。有些西人在所谓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作下许多可恶之事,使世界至今不安不平,惜潮流滚去,连带许多无辜的人。
办事的人无服务精神,不惜给人上当,这是中国人最急切需要加工勉励的事。
我琐琐述这些事,当时因有重大目标,不觉其苦。时过境迁,犹不惮烦,我有两点愿望:一为公,即上述之服务精神,亦即一个民族的人情味,这是文野之分,我们必须努力的。洋奴、官气害得我们久了。二为私,我的小辈们以为我是不辨菽麦不识东西,而受人捧的人,我不敢的。我不勤,但亦不懒,我是并不敢享福的人,留语小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