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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归心如箭之际，固执要等候侨胞临时组织的船公司，究竟坐着了第一艘航行的“中国”号而归。虽是一条旧船，开行前升着当时的中国国旗，行掷瓶典礼，多少有一种安慰和满足。这条船甚小，载重量不过八千吨，冬季风勐浪大，我昏晕不堪，旬日始能起床。世界航路本以走大西洋的船最华美，吨位最高，我后来坐过一条四万五千吨横断大西洋的船，正如海上一宅钢骨巨屋。走印度洋经过苏伊士运河的船，因河道狭窄，大船难以通过，吨位最小，直至德意两国竞相研究，始有一万吨以上设备新而讲究的船。太平洋航路以日美两国为主，大都在二万吨以上，我们去美国时，坐的美国船“蒙古”号，其载重量为二万五千吨。我不但这次坐了“中国”号，民九（一九二〇）我们再度出国，还与膺白共同决定坐该公司另一条船“南京”号，亦仅一万一千吨，这个侨胞的船公司本与洋商合作，此时已近尾声，将停业，我们总算坐过他仅有的三条船中之二。第二次是眼前放着日美两国大船而不坐的。
“中国”号船上有不少由赛会回国的人，我在乘客名单上是黄太太，南方话黄王同音，我的英文拼音实在是“王”，大家只知道我是仲勋舅的亲戚。和我同舱是一美国中年太太，丈夫在陕西延长煤油公司任职。分铺位的时候，发见我买的是上铺，我要晕船，上落不便，和她商量将小零件安置上铺，而我搬睡榻上。榻甚窄而临窗，两人都嫌舱内空气不清，把圆洞窗掀开一点。一次，一个大浪将窗打开，海水扑我满身。后来她再要我开窗时，我说除非她肯和我换铺位，于是我们不开窗而开门。一个德国小女孩不过六七岁熘了进来，看见我喝剩的半瓶姜水要喝，我倒一点给她尝，她十分高兴，以后常常进来，跳舞唱歌，有时临走还要说一句“我爱你”。大浪的惊醒，和这小姑娘的讨人喜欢，医好了我昏晕之苦。后来知道同船有不少德国妇孺，从参战的国到不参战的国，她们想不到后来中国亦会参战，此时是到中国去安身。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不免对这小孩格外同情。
同舱的美国太太是初次出国，还没有久居东方的西人优越神气，她来自美国很偏僻省区，有点乡气，一路同我成莫逆，什处事都和我商量。她把带着的现钱挂在贴身，关照我钱要小心。稍为支持得起时，她先上甲板，劝我亦快离开房舱。船到长崎，我们知道这次航程是先到香港，归途停上海。船长通知乘客如要早到上海，可以换船，不另加费。恰巧当天有开往上海的船，同船的人都愿早到而换船。换船后，忽然这位太太又来找我，她向船主要求与我同舱，说话弄不清楚，要我代为解说，终究原定在我舱内的客，和她对调了。
我们的船离美国海岸若干路后，即不能收无线电，直到近日本若干路程，始再得到岸上消息。近日本时，有关中国的消息亦就多起来。我听到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被刺身死之讯，暗想国内必将有事。此人是袁世凯派到上海侦察革命党情形的第一人，名为祭宋（教仁）代表，实际二次革命前他船运便衣海军到沪，猝入江南制造局，决定了上海的成败之势。清末练新军，派留学海军到英国，陆军到德国或日本。郑汝成是早期留英的海军学生，上海租界英国的势力最大，袁世凯可说善于用人。
同船的中国人对袁氏称帝并不赞成，但提起革命党亦无好评。我碰着一件很窘的事：一日不知如何为新闻中有章太炎先生而谈论起来。太炎先生民二（一九一三）北上，即被袁氏软禁，他的女儿叕（龚味生宝铨夫人）民四（一九一五）去探慰，他说了些刺激话，女儿不久自杀。这日我们船上有人论他学问虽好，对政治不免疯。我说中国人有状元宰相思想，以为读书即懂政治，其实懂政治必须读书，而读书不必定懂政治，严慈约（智怡，范老次子）先生大以我言为然。他是参加巴拿马赛会中国部门最出色的一个人，自己在天津办有造胰公司，在美聘了一个原籍荷兰的化学工程师回去。当时有这种气魄的人还不多，我曾经在天津见过当地新教育新实业气象而懂得。他月旦革命人物，提到浮躁，一批人中带着膺白名字。我力持镇定，装作无事，而内心甚窘。这真是难得之“监”，如醍醐灌顶，言者无心，而听者则益知进德修业之必要。若干年后，慈约为孟和来求性仁之婚。孟和之妹，系慈约七弟季冲（智开）前室，吾家因性仁故，与严氏间接成姻谊。膺白最后一次在北平，慈约兄嫂特由津来晤，距慈约去世仅数月。民廿五（一九三六）膺白之丧，七弟季冲到莫干山送葬。范老为膺白生平最敬慕之前辈，知己之感，永不忘怀。我故琐琐记此。舟中一席话，我亦曾告之膺白，同相勉励。
我在将到上海之前，与仲勋舅暗打招呼，行李勿放一起，登陆时勿相顾。他供职北京农商部，我不欲累他。我穿着西装而归，下船时一脚夫为我提皮箱，我见一辆黄包车即坐上，不讲价，挥手叫走。脚夫要我加钱，我在皮包掏出一把角子都给了他，我先所付已经逾量，他实在有点欺生，我不觉说出一句“便宜你”，他恍然曰：“原来是本地人。”我的皮箱很小，搁在车上，一路到北四川路求志里张岳军嫂处，住在她家，受她母亲马老伯母的招待。
父亲得讯，由性仁陪侍到沪看我。本来我赶得上母亲开吊之期，其时反对帝制之势日甚，防范益严，父亲怕我回里不便，婉转使我明白，勿去嘉兴，他允我事毕搬沪同住。母亲吊期，父亲把性元送沪，使我感觉不仅是我一人未尽礼。接着膺白的大哥二哥都到沪。使我最感动的，我的大姨母——我母亲惟一同胞姊姊，向来不大出门，亦到上海看我。大姨母亦是我的寄母，我称她“好伯”。我有几家寄父母，都是至亲好友。亦曾寄名给观音菩萨，去上过一次幡，还在祖母在世时。有人同我讨论过“寄名”，嘉兴人称“过房”的由来，我只想出三点原因：伦常更加满足；社交减少拘束；和生肖相生相宜的迷信。我寄名给一个堂房舅母和我的七舅，都在他们病时。给观音菩萨大概在我自己病时。我的“好伯”是我出世后第一个寄母，适桐乡沈氏。我幼时代母亲写信，母亲口述“请姊禀明堂上，买棹来禾，盘桓数日”等话，然望眼欲穿，除开外祖家有事，好伯总不来。我母亲之死，她闻讯立着无言软倒于地。这次的来，她自比母亲以慰我，亦以见我而自慰，真是难得之事，非常之情。
上海的一般人都胆小。受二次革命影响，逃亡在外而不习惯久居的商人，有的经过担保或自首方式，而回沪蛰居。七浦路周寄母家人多，仆从口杂，我去信告知，而自己没有去。忠心的老徐妈，同吾家周老妈妈一样，看见后一代的人长大起来，愿在夜间来接我，直到寄母房内，我不愿如此。我由美国动身时，膺白等候到期的一笔款，以为已在途中，我到沪接他电告款仍未到。我甚急，请仲勋舅访周家寄父，我立刻需要汇美国的钱。次日一早，寄父送钱到张家，叫包车夫替我雇好车，到外滩花旗银行。嘱咐我这日是星期六，上海洋商银行开半日，我若赶到用电汇，美国还只星期五，膺白在本周内可以收到。他平常上午不出门，出门坐汽车，这日为怕汽车夫认识我，大清早坐包车冒风而来。我赶到银行及时电汇出美金八百元，这情形亦至今难以忘记。
膺白已向克强先生借旅费，信到费城，克强先生立刻如数寄款给他，我的电汇到，他先还一半而动身。临行通知邮局信件统转费城，托李晓垣先生有挂号信请拆看，汇票兑还克强先生。两个多月后接晓垣先生函言，只有一封挂号信，依言拆看，是我给膺白报告旅程推测时局的信，甚长，他说：“即与克公同看。”膺白与晓垣先生后来交益厚，我亦入了共同朋友之列。本章后面附影克强先生亲笔一封信，信尾带着有我的一句，是在看过我家信之后，惜晓垣先生的信已不存，亦不记得当年批评我那封家信的话了。
膺白和熙文坐一条载重不到六千吨的货船，大寒天走北太平洋，白令海峡。风最大时，一日舵索急断，船身侧至三十度，幸而修好，然货物已倾倒一边，船侧身而行到横滨。这时云南已经起义护国，先我而离美的石醉六先生为护国第一军蔡松坡将军的参谋长。李协和先生为护国第二军总司令，与滇督唐蓂赓（继尧）都是丈夫团分子。我到长崎晤膺白，膺白决定赴港换船入滇，我无异议而回沪。
我第一次回沪时，未曾出访膺白的朋友。先住岳军嫂处，后来父亲搬家至沪，住在爱尔近路春晖里，我搬与父亲及两妹一弟住在一起。父亲十分关心时事，痛恶袁氏叛国和捧场的一批读书人。他愈关心时事，而愈嘱咐我行动小心，我几次试探膺白是否该回来，他总踌躇不放心。
从长崎回来，我问到了由日本及南洋回沪几个朋友的地址，开始去访问他们。当时与革命有关的人都住法租界，法租界比较对革命党宽松而同情，不像公共租界的袒袁。殷铸甫先生家住宝昌路（后改霞飞路）协平里，他从东京回来主持《中华新报》，我第一去访他，他给我报馆所有的新闻消息，极力主张膺白回上海，比到西南有效。他是浙江温州人，国会议员，与浙江文人较熟。举事要靠武人，而武人并不胆大，尤顾虑利害。我又到渔阳里访彭凌霄先生，他虽是江西人，但有个朋友夏钟伯（尚声）是浙江人，正在奔走浙江的事。还有嘉兴人徐忍茹等都在活动，都在焦灼。见我，众口同声要我电止膺白入滇，而即返沪。我估量形势，浙江倘能早日明示护国态度，则足以震动长江流域，缩短战祸而促袁之早亡。膺白于此，若可尽一臂之力，则不虚此归。遂将详情报告他，他复电即日返沪。
我后悔未劝父亲住法租界，后来可以省不少事。当性仁与我商觅屋地点时，我们想着父亲曾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熟悉北火车站附近地区，回嘉兴亦容易。看到春晖里，房子虽旧，天井厢房尚宽畅，父亲步履未复元，住楼下，此甚合适。还有那“春晖”二字非常打动我们，母亲去世后的父亲，慈爱真如我们的春晖，故此决定下来。
接膺白回沪讯后，我自己必须在法租界觅屋，瞒着父亲，瞒着弟妹，我每天一个人跑。为保密，出门先步行一段路，每次在不同地点雇黄包车，我本不熟路径，法租界有许多新开的路，车夫亦弄不清。我常谨慎，未到目的地而先下车，因此走得多，费时间亦多。铸甫嫂郑惠昭曾和我为先后同学，这次我得她帮忙甚多，亦常到她家里息足。我顶得协平里一个葡萄牙人的屋，不向经租处过户，由她接洽而成。初搬的几日不能自举火，吃她家的饭。她夫妇为瞒我们姓名，让孩子们呼我为“姨”，后来膺白到，只称“伯伯”。我们一生朋友中，只殷家的后一辈给我们如此秃头不加名姓的称呼，怕至今连他们自己都不知所以然。那葡萄牙人背约将水电割断，我不能不自到电气公司请接线。当时朋友们化名均用太太的姓，一猜即得，于是我不言姓沈而言姓孙，一个职员见我所开地址，说早上有人来过说是姓沈，原来铸甫先生已经代我去过了。患难中有这些友谊。
我把协平里的屋布置得像个家的样子，法租界虽对政治稍宽，然于治安并不放松，没有家具最易受注意。我想要连邻居都瞒过，到北京路旧货店把一楼一底家具买全，一百多元，吃睡起坐俱有。这点零落木器，后来我们南北搬家，都不忍舍弃，直至民九（一九二〇）再度出国，始全割爱。
膺白到沪，要与内地来客面谈，彼此都须秘密，我们又租了淮河路一所屋，离协平里不远，屋亦更小，我的堂姊景文夫妇允代管屋和传信。浙江军人周恭先（凤岐）由杭州来，在此相晤。膺白竭诚向本省有实力者陈说所见到的是非利害，劝其顺着人心，脱离势在必倒的袁政府。浙江早动则局势早决，缩小战祸。由他们主动，则一举手之劳，否则秩序一乱，地方受灾。他一再表示，只愿在外面为桑梓尽一点力，自己不想回本省做事。他所最希望的有两件事：浙江人团结——保持已有的实力，和地方秩序不乱。自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北洋军阀的兵节节南下，江苏、安徽、江西、上海，包围浙江的各省，已尽是北兵的防区。北洋军阀的坐大，和后此为祸中国的“北洋军阀”四个字，即在此时养成。南方的老百姓文弱，称为“北佬儿”，心怨而口不敢言。膺白略知南北形势，且由异国亡命归来，不由不竭力希望桑梓之邦，幸免入这腐化的武力圈套。
浙江省城杭州，有西湖，水平无浪，丽而不宏。五代钱氏在此保境百年，南宋赵氏到此偏安不思进取。地理和风物，影响省民性格，影响政治。当时的浙江军民两长朱介人（瑞）、屈文六（映光），久与袁氏相安，游移不定。朱生活腐化且病肺。屈曾表面独立，而暗中通款于袁，袁以明令加屈官，实揭穿其隐。于是浙江护国须另推新人，亦即实际掌兵的军人。民国五年（一九一六）的四月，浙江始明白加入护国军，其阵容为：督军吕戴之（公望），省长张暄初（载阳）；童伯吹（保暄）、周恭先各领一师；夏定侯（超）主全省医务。其中吕与童系保定军校出身，张、周、夏系本省武备出身。杭州来人都给这些人以绰号，我曾听说“辫子”如何，“天师”如何，“瘅子”如何，指的即是“屈”、“张”、“吕”三人。浙江脱离袁政府而独立，加入护国军，实系大势所趋，且有江苏影响，非膺白之力。膺白的行动和工作亦完全自动，未受任何方面指使或帮贴，个人更无所企图，几个朋友觉得他能如此做，他自己亦觉得应该如此做而已。下有克强先生民五五月十八日一函，略具当时之事，是仅存的一封，距克强先生去世不过五个多月。原函如下：
膺白我兄左右：自驾返东，音问时疏，小垣兄奉函中想能道悉弟状一二矣。兄到沪后苦心经营，时于同人函中得知，不胜佩感。兹浙省既团结巩固，对外自可发展，东南半壁非恃以奠定之不可，亟盼补充实力，以全力先收复海军，庶声威可振。于输运械事一项，尤关紧要，已另函致戴之、文庆、伯恒各兄，请为特别注意。我兄深谋远识，当早计及。此事关系极巨，海军若来，袁势可去其一半，于外人视线更可改观。沪上于海军能接头者想不乏人，闻少用先生久已经营此事，可否与之接洽，望与浙当局一商之。弟本月九号抵东，小垣兄同行，去国既久，情形殊多隔阂，且现在时局，一日万变，请时赐教，以慰旅愁。浙中款械事，运隆兄已竭力与日磋商，当可有获，弟能力可及，自当尽量援助。手此即颂毅安。尊夫人归国后想佳适也。弟兴启（民五、五、十八）
函中王文庆、莫伯恒（永贞）均浙籍国会议员，运隆（张孝准）湘籍，似系辛亥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军械司长。所云浙中款械事，膺白未预闻，他终生未参与向外借款或购械事。此函是来信而非答信，看文字可见，想另有人函托克强先生，而克强先生则以事关浙江，故一并以告膺白。海军独立，浙江负担三十万元，一张支票送由膺白交唐少川（绍仪）先生。当时海军只有闽系，平日生活甚豪，而在政治运动中讲价，膺白不与有直接关系。克强先生右手失去食指中指，函以三指写，书法健美，而文亦谦厚如其人。
五月间，两广云贵各独立省，成立“军务院”于广西肇庆，是集体制，而以岑春煊为都司令，梁任公为都参谋。岑春煊字云阶，为清末大吏中堪与袁氏抗礼之人，籍隶广西西林，大家称他西林先生。二次革命前他与革命党人友善，他曾公开电责袁氏，故后来亦亡命南洋。他不但是西南人，清末他任两广总督时曾招抚土匪投诚，即早期的桂系陆荣廷一派。北洋军阀势力始终未达两广，故陆荣廷一派在两广成了拥兵疆吏。岑西林之在西南，以有此聊可指挥之旧属。国民党人自反对袁氏帝制的护国军起，前后与岑共事者甚多，而多数为国会中之政学会派。自军务院而后有七总裁，似即由此国会所选出。这些，我们住在北方，但见国会忽南忽北，其间如何相结恩怨，我们在天津闭门写读，均不预闻。我第一次知道国民党与岑结欢在壬子（一九一二）癸丑（一九一三）之际，一日膺白不知由中山先生抑克强先生家开会回来，说袁氏无论如何不能与南方气味相投，岑西林足与相抗，有人疑岑终是官僚，有人以袁有实力，而岑则否，不妨相与。为前说者何人我不知，为后说者系汪精卫，汪的主张，当时是很有力的。
我没有见过西林先生，膺白亦没有做过他的僚属或与他共过事。民五（一九一六）以后，有一时期，上海的岑公馆常是人才会集之处，中有许多膺白的朋友，因此我们偶然南归，膺白亦常往岑公馆，常被留共饭。岑家的肴菜大概很讲究，一次膺白吃着一味不认识的菜，欲放手而西林先生固劝，他回来疑心是蛇，甚悔。西林先生送过膺白一副对联曰：“其人如精金美玉，所居在让水廉泉。”何所据而如此许可，不得而知，我则不免很向这几个字向往。民九（一九二〇）我们出国，他托膺白带口信给他在美的一子一孙，并托照管。民十六（一九二七）膺白长沪市，接他一封介绍一个侄子的信，信送到我们家里，故我得看见其亲笔。信中有“惟足下可托”之句，知其晚景不顺。
膺白仅有的一次和西林先生公事接触，是民五（一九一六）他做浙江省的代表到肇庆，事属偶然。浙江是护国第六军，本来愿到肇庆的人并不少，忽然六月初袁世凯病故，黎元洪以副总统继任，北京成立新政府，即将召集旧国会，故原拟南游之人，纷纷北上，不再注意肇庆，于是膺白愿代表浙江前往，为本省完成宿约，毫无其他政治作用。浙江省政府给他带一秘书张焕伯（元成）。张先生后来做过一任县长。
我必须在此附带提起张焕伯先生，他是《感忆录》里作文章的张湖生之父。膺白同他到西南一度共事之后，久相阔别，一直到民廿五（一九三六）膺白病，他介绍一个中医，陪同上莫干山。他的夫人吾梦超，与他同留学过日本，后来夫妇均吃素信佛。膺白之丧，焕伯先生助念佛几天。抗战中在上海，生活甚苦，夫妇同出负米。王大纲与湖生交厚，湖生在渝，大纲得便常送点糖或油存问二老。复员后，他们另一少年朋友汪公纪（绩熙）返沪，凑款与大纲二人代表去省视两老。这几位少年的义气和行动，与我毫无关系，而焕伯先生见情到我。他要庆祝抗日胜利，送一桌功德林的素菜来请我，并且说如果我不喜吃素，他可开一次荤陪吃。他夫妇是吃长素有年的人。胜利后的局势并不令人快活，他们境况亦不好。我如何可掠人之美，而受他们的情！我固辞。一日我在门前散步，远看有一人似乎负重而来，走近见是张焕伯手提四瓶酒，这次我赶快接受他的酒，而坚请取消已定之菜。相约俟真胜利的时候，大家再叙。他的长子东生，父母嫌其不羁，在中美联谊社服务，复员时接收的敌产医院隶属于此，他知道我家其时有人找事，来问我有无他可为力处。这些人情味，都难以忘记的。
膺白一生到西南，只民五（一九一六）的一次，有一半地方，言语不通，他讲说粤督龙济光见客穿黑拷绸短衫，手臂带翠玉镯神气，出人意想之外。
护国之役，浙江虽整个起义，然不过半年，内部轧铄，久在上海之北军杨善德，奉命统兵入浙，是为北兵入浙江统治之始。吾家时已迁京，补救无术。自此以后，卢永祥、孙传芳相继主浙政，随北洋军阀本身分子之消长而更迭，本省人安居其下。民十五（一九二六）国民革命军自广州北伐，由武汉而东下，总司令蒋先生是浙江人，足以警醒本省。这时孙传芳为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出境迎战，浙江省长夏超暗储精械，以警察起事，被孙军逮捕毒害而死。我手边有夏的一封贺年信，无关宏旨。其举事膺白未预闻，浙江交通便利而有终身未出省境之人，夏君亦其一人。后来浙军第一师陈仪，第三师周凤岐，均先后通款。关于辛亥及护国二役浙江之事，除我直接所知，《感忆录》中葛敬恩先生文可以印证，他与浙江军人大半系同学或师生关系。
从民五（一九一六）到民廿五（一九三六）膺白去世，恰巧廿年，他始终如言没有问过本省的事。廿年中，浙江在北洋军阀下和国民政府下各十年。膺白自己要留得乡里情缘，晚年终老，为下一代尽点社会义务，所成无几，我在《莫干山》章中当述及。浙江在国民政府下，亦有几位省主席是外籍人，本省人仅张静江（人杰）、朱骝先（家骅）两先生，静江先生的建设至今犹留遗迹。有一个时期，一位正直到近乎古怪的湖北张难先先生主浙，又有一位纯军人湖南鲁涤平先生主浙，多数的浙江人不解其故。有人嘲笑说：谁言浙江文物甚盛？如此借才异地！蒋先生曾两次征求膺白为江苏省主席，膺白未就，然没有征求过他到浙江。除开向中央保举，膺白向不介绍人，对本省亦如此，从不插嘴人事。从北方辞职后，几个僚属请政府任用，到浙江的有一人，已在他去世的一年了。一件有趣的事，膺白在民国廿五个年头中，首尾两年，有朋友劝他为桑梓服务。前章曾述民元（一九一二）有人要他回浙江，他自己不愿，英士先生亦不放。民廿四（一九三五）的秋天，我们在莫干山，一日膺白的总角交徐青甫兄来，适膺白有北来远客，青甫兄与我均不愿与此人见面，我们到铁路饭店午餐。忽然他说：劝膺白为本省做点事吧！很多朋友会帮忙。青甫兄从来不劝进，此日不知何故。膺白和我居城市常不合时宜，在山在乡则贩夫走卒都可亲。朋友们说若民选省长，膺白当为第一个被人想到，亦最可能当选之人。没有试过，谁敢代言民意？我在中国时，见一辈少年热心政治，愿入某人某人之门，以依附始，言某人系某人之人，不以为骇异，曾大为劝告。在这种机会，人与我商，不论劝人勉己，我都说若欲从政，由基础入手，若人民真要我们，连我亦不辞。至于膺白，早把选举看得很重，五四运动之际，他劝青年不可忘读书，假期回里向众讲演投票之义，这是民主初步。
我现在要说一点民五（一九一六）的上半年我做“跑街”情形。我是一个人跑，跑马路、跑码头、跑银行、跑电报局等。我到银行时，长凳上一同坐着等候的都是商行里老司务和出店们，这些经手银钱的人当都诚实可靠。但我是一个廿几岁女子，受大家注意，我亦拘束。几次碰着廖仲恺先生，颔首微笑不作声，他不知道我在窘，而我似乎有事可向他呼援，略为安些。我跑海关打听船期，到码头接客，不像如今一个电话，一辆汽车，顷刻了事。到了目的地还常常受冷搁一边，或不给切实的答复。膺白到沪，我们住定以后，我每天替他出去接洽，走弄堂，绕马路。法租界尚贤堂、巡捕房、兵营一带，要盘旋几次。我手里拿的食篮书包等类，是“信箱”和“钱袋”，请人往来的凭信川资，都如此传递。我的装束总是个学生模样。远客到沪要晤膺白，我总先行一步，认为无误而膺白入见。我访徐忍茹的一次很窘，我心里以为他家与帮会有关。事先岳军嫂代我约定时间，地址是法租界嵩山路十二号，她补告我一句：房子很小。我从春晖里坐黄包车到法租界，看见嵩山路即下车，专向狭窄的地方找门牌，有几个小女孩问我找几号，我说十二号，她们欣然带路，到了一家，门口确是十二号。我上木板踏步进屋，有一男一女在，我问徐君，主人颔首答我，我以为这是密示在内，坐而等候，久待不至。再问，主人仍颔首支吾，倒瓶中水饷我，我不饮，他愈殷勤固请，我慌忙夺门而逃。走出嵩山路大街，见车即坐，正拟回家，见嵩山路的另一头，还有不少人家，而十二号门口，主人正立而待我。原来我所遇见道旁的女孩们，是法租界安南巡捕家孩子，她们所指示者并未错，这是安南巡捕住宅区，而主人之敬我杯水，亦未必有恶意。在当时的我，则有点惊悸的。
我到海关问轮船进口钟点，膺白由香港回沪，我必须自己去接，海关办事员告我清晨八时到埠。膺白这次回沪，我瞒着家里的人，只在夜间告知二妹性仁，倘有不测，我亦不归，托以后事，事详二妹性仁章中。我整夜未睡，清晨七时即到大自鸣钟码头等候，其实小火轮十时始靠岸。今日思之，海关洋人在八时前不会办公，船如何能在八时开进黄浦江？我自无知，受此播弄。上海二三月天气尚甚寒冷，尤其在清晨，我在码头或站或缓步几乎三小时，偶尔在岸旁铁椅小坐，有人指说，“座位专为西人而设”，视之固有其字。有些西人在所谓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作下许多可恶之事，使世界至今不安不平，惜潮流滚去，连带许多无辜的人。
办事的人无服务精神，不惜给人上当，这是中国人最急切需要加工勉励的事。
我琐琐述这些事，当时因有重大目标，不觉其苦。时过境迁，犹不惮烦，我有两点愿望：一为公，即上述之服务精神，亦即一个民族的人情味，这是文野之分，我们必须努力的。洋奴、官气害得我们久了。二为私，我的小辈们以为我是不辨菽麦不识东西，而受人捧的人，我不敢的。我不勤，但亦不懒，我是并不敢享福的人，留语小辈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