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亦云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2.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膺白从肇庆回沪，我们决定搬家北京。我们选择北京居家的目的并不想与政府生关系，当时心思甚简单，流浪生活已久，渴望要一个自由安居的家。我与膺白都不大喜欢上海。环顾生活程度不甚高，动静咸宜，城内郊外有山有水，而是完全中国风味的现代都市，我们所知道的，除杭州外要算北京。北京以政治故，文物均集四方之英，非仅一州之所有，若不自寻烦恼，实为理想住家之地。这些，或者有因后来经验而倒补出来的理由，然当时印象大概如此。我们惟一较积极的目的，为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到北京时所得观感，无论南北之见、新旧之见、官僚与改革之见，都是精神融洽之梗，非一朝一夕可以消除，要借日常生活与友谊接触，而渐渐了解。我们二人，地方观念、派系观念都不重，有志于此，愿在北方社会做北方百姓。这点想法，虽然过于天真，后来我们在天津几年，差不多都做到的。
北京的新政府是继承旧法统。袁世凯做了四年总统而要做皇帝，在龙袍宝座已经备好，封爵已出，御制的各地劝进书纷至之时，忽然民四（一九一五）十二月廿五日，云南一声起义，蔡锷提一旅之众，直入四川，全国景从。本来袁氏称帝以前，北洋军队和他的心腹文武，已满布全国要津，只余西南一角，地僻力薄。他用极相信的一个心腹陈宧做四川将军，足以镇慑。蔡锷率军入川如破竹，各处响应护国之际，陈宧亦电袁请取消帝制，这是袁所万想不到，痛心的致命伤。袁取消帝制而仍为总统，以后的争持是护国军要他退位，由副总统继任，而他和他的家族左右尚思恋栈。袁世凯是一奸雄，他是不肯示弱的人，无路可走，称病，中西医药杂投，如此内外夹攻而忽然病死。他死，顺理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除通缉少数帝制余孽，一切实力还都在北洋系军人之手。北洋系军人有三个巨头，人称王龙、段虎、冯狗，以状其性格。王士珍无政治野心，后来常在紧要关头暂维局面，或任和事老。冯国璋不过贪俗，做江苏督军后做总统，没有自命不凡的抱负。段祺瑞在辛亥革命时，曾领衔将领劝清帝退位，事系受袁氏指使，然袁氏称帝他不赞成。后来还有一次张勋拥废帝复辟，迹近儿戏，是他就近讨平，以是有三造共和之称。他长陆军部有年，旧例，对后辈陆军学生可看作门生。他的性情有点刚愎，对民国由革命而成的观念甚狭窄。他与北方很多人，都以为民国是由北洋许多识大体的军人，请清帝让位而成的。
袁世凯去世以后，继任的黎元洪，有人称他朴厚，有人评为庸俗，然他身边亦颇有能文之士。袁欲称帝，封他为武义亲王，他没有接受，这点颇得护国军的好感。黎为总统，段为国务总理，大权由总统府移到了国务院。为召集旧国会问题，段第一表示异议，护国军争持而卒召集。这个旧国会即是民元（一九一二）所选出，民三（一九一四）为袁所解散的一个。由民意言，距选出已五年，且程度不齐，很少可以真正代表民意。以法统言，比后来的所谓新国会到底合法。
段祺瑞内阁里有国民党参加的三部：农商（谷钟秀）、司法（张耀曾）和半个财政（次长殷汝骊）。前二者总次长均国民党人，后者只一次长。当时各部均只一总一次，而财部有二次长，其一实为盐务署长。这个政府，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关系如此，国务院内有一部分国民党人，还有一个国民党议席占多数的国会，国会有八百个议员，其不平伏而参差可以想见。人情偏袒弱者，黎虽非革命嫡系，而国会与他自较接近。府院之争，国会是袒黎的，亦即国民党在黎的一边。我这里所言国民党，还是民元宋教仁奔走所成的党。
有人以为讨袁护国是南方，南方是革命党，亦即国民党，并不全对。护国第一军蔡锷是革命党，亦是梁任公的学生，他首义发难，经过极艰苦，而任公以文章反对，实开其先。任公且亲到西南，他是进步党即世称之研究系。蔡之参谋长石陶钧，则即上章所述先我离旧金山，而在美与克强先生同处之人。护国第二军李烈钧是很显著的革命党。当时，凡同盟会同志皆自以为是国民党，不一定有形式。浙江为护国第六军，主持的人曾否入党，我未注意。据我所见，反对帝制而护国，是“人自为战，人同此心”的一件事。
我们在沪准备搬家时，入阁和国会的朋友们都已纷纷北上。我不知平常本省对本省籍的议员如何照顾，这次浙江是似乎很负责任的。北上的朋友们都劝我们早搬，我们托在京的亲友觅屋，来信说觅屋甚难，议员有如此多，文武新官亦不少。帝制余孽仅通缉为首若干人，并不甚严，本人向天津租界一走了事，家眷不必全动，屋不空出。留在香港读书的熙文已经放假回来，我们急于在秋季开学前搬好家。松江一个族兄来说，松江的中小学办得认真，比上海好，几个侄孙女可与熙文为伴，本学期何不在松江入学，有本家照应，则搬家不必如此急。膺白在亡命时，曾自教熙文功课而不克持久，他觉得疏忽熙文学业已久，想到北京好好开始，不再移动。我亦坚持这次是真姓真名之家，要合家同住同享。民五（一九一六）的八月中，房子实尚未定，但已在进行，我们将行李交轮船运至天津，三个人和小狗“跋涉”坐火车到津。“跋涉”是我们新添的家当。膺白有犬马之好，我虽不喜，勉从其意，到站由熙文牵溜。
到天津后，商定膺白独先赴京，接洽租屋，我们在津候行李到，入京进屋。不数日，来信言屋已租定，正拟入京，而膺白亲来接我们，我知他甚忙，此举似可不必。他拿出两份电报给我看，是二妹性仁发来，由绒线胡同殷铸甫先生转，第一电言“父亲病，盼速归”，第二电言“父病系中风，由德医克礼和江逢治二人诊治”。膺白告我，他已电复性仁，候其续电，无续电，父病或已有转机。他与我商，想不到此次未担任职务而亦很忙，殷先生曾将电报压住一个黄昏，待一件事毕而告诉他。他说，如果我能先到京，将家安顿好，决定熙文的学校，然后返沪，则可以从容多住，不须后顾，为日不会多，在他们则得到不少方便。倘我急于回沪省父，则由津折返，可少走一段路程，因此亲自来面谈。
此时一家尚在途中，实在还没有家，连一个得力的老妈妈，已经在我离沪前，回到父亲家里。搬家和用人，我在与不在将大不同。我对事务并不能干，但这次是需要我的时候。去年在美，我要回国奔丧省亲，膺白十分同情，让我远走，此次我不能为他们作旬日稽迟。我答允先入京安排家事，并催促即日动身。我们搬进翠花街住房的第一日夜半，接我父亲去世之电。呜呼，距我在沪叩别不到半月也。我匆匆复返沪，租界章程，三日内必须出殡，我到沪之日，父亲已停灵锡金公所。由周家寄父的关照，公所特将三间房打通成一间，父亲停灵之处如大厅一样，衣衾棺木丧仪，均由寄父母指示弟妹，不丝毫疏忽。后来君怡独自坐船运父亲灵柩回里，亦由周家老家人蒋兆元到码头照料。父亲去世，母亲服尚未满，寄母想起俗礼，丧不加丧，夜间电话通知老妈妈，告弟妹等先除服而后再成服，一切周到仔细。
我回嘉兴奠母亲之灵，去年我为奔丧归国，实未回过嘉兴。这次在嘉兴，我们手足共商家事，决定父亲开吊期在次年清明，届时膺白当可同我南归。君怡在同济开学期近，我们不可久久沉埋在这伤痛环境，应快快努力前程。性仁最有担当，母亲丧时，她在悲痛中记得母亲合意的一件绸衫，亲手改作母亲入殓时贴身衬衣。这次她愿意留在嘉兴经营父母葬事。我要性元跟我北上读书，周老妈妈再到我家工作。当我提议性元北上时，尊长中有恐北京习气，于性元教育不宜者，亦有虑我行踪甫定，凭空添一弱妹，照看不易者。七婶表示妹在嘉兴，她可照料。七叔已故，七婶自己有儿女未成年，如何再加重她责任？我同性仁说，父母葬事了后，即性仁亦宜离乡外出，则性元一人将如何？父母一生最同情失怙恃的孩子，我与性仁幼时，常受教训，退让而友爱父母不全的叔伯姊妹，如何委没有双亲的弱妹于他人？至于我在北京的生活，纵不能如父母那样振作，亦决不至于腐化，遂决议带性元同行。
我们去谒见外祖父母，继外祖母已病瘫不能动，这年冬天与外祖父相差十日先后去世，这次是我最后一次谒见了。性仁在嘉兴经营父母葬事，嘉兴风俗下葬在冬天，还要顾到附近乡人的风水迷信，有许多麻烦之事，大寒天她亲自在墓地。在嘉兴，男人办这类事都有点为难，她那时还不过二十来岁。我父母坟上，有一地主留下来的废冢，答应搬去而未搬。我手足看法相同，虽在地下，何必不容人？父母的意思定如此，一直没有动它。
性仁有疑难，向外祖父请示，外祖父去世，则请示蔚南五外叔祖，她就住在五外叔祖家，尊长都爱护有加。外祖家、五外叔祖家和我父母家，本住在一条街上。性仁去看外祖母，一日外祖母叫她走近榻前，手不能动，神志很清楚说：“二官，安姨你照应点！”敬安姨母比性元大不到一岁，是外祖父母最小的女儿。这时我母亲已经去世，而年长的舅姨们均不在嘉兴，舅敬中与姨敬和远在法国。性仁记牢外祖母的话，常常同我提起，我们想性元的前途，必同时想着安姨。我生平没有做过媒，独安姨与杨公兆丈婚事是我撮合。兆丈系君怡同学好友，始终称我大姊，安姨通信，称我“长小辈”而自称“小长辈”。她的手巧极，自建筑图样至各种裁剪均不学而能，今虽地角天涯，我还看见过报上一段性元的文章，记述安姨所设计的各种“人型”展览。性元三子皆患软脚病不育，生第四子时，从医院即将孩子送安姨家。因为小着两辈，不能寄名，故称“公”和“婆”，公和婆宠爱这孩子如己出。这孩子今已届成家之年，安姨夫妇带到他能走，将上学而后回家的。
外祖父有一次出门遗失一件东西，老人同小孩一样，盘旋不肯说出。被性仁知道，走去安慰他，外祖父想不到性仁已经这样成熟，眼泪直下，不出一语，只呼“夏普、夏普”。“夏普”是外祖父叫我母亲的名字，他一时拿性仁当我母亲看。
我的确亦曾顾虑到性元在我家有不便。曾函商天津竞存女学校长陆幼峰君，幼峰是我同学。竞存规模不大，有点家庭式，我过津曾住校做过客。竞存出身的学生，大概无问题考入女师。女师是我的母校，职教员中有好几个是我同期，我希望性元将来进女师。我与幼峰商，性元住宿竞存，她年仅十一，不懂国语，新遭大故，周老妈妈是从小带她的人，我请幼峰暂用作校工，若不在预算之内，工资由我另付。幼峰回我信说：当视吾妹如其妹，而不允用周老妈妈。我虽终携性元直到北京，然感激幼峰之不徇情。我平常议论堂皇，而轮到自己，即要求如此通融！与幼峰友谊始终如一。
我为搬家与父丧，一个月间，往返南北两次。将离沪时，到七浦路周寄母处辞行，寄母嘱大妹婉青陪我到克礼医生处配方吃药。克礼医生握手即言我有热度，试之果然，嘱快快回家休息。婉青一路埋怨，她疑我发热已不止一日，还赶来赶去，称我是个蛮人。我回到七浦路即住下，到退热，医生许我动身而行。
一个家甫成，而一个家则散，父亲最重祭祖，即避乱仓皇，不废礼。初搬上海，性仁忘携香炉烛台，父命开灯，用碗米炷香成祭。而父母之祭，则中断十二年，至吾弟君怡成家而继续。君怡结婚，由礼堂回其一楼一底之家，先祭祖。弟妇的母亲应家姻伯母预先关照弟妇，祭祀先请大姊，大姊不在场则请二姊。我三姊妹让家妇先行礼，均乐。君怡丧其长子，生五女而始得一子。我常劝说，我们这一代不应再有男女差别观念。对父母，则尽父母之礼也。
我到北京，急急安排熙文、性元二人的学校，没有功夫拜客，其间大大得罪了一个朋友。这朋友在爪哇教书，嫁一华侨，这华侨不是巨贾而读过中国书，夫妇二人回国谋差，住在同安会馆。北京的会馆很多，是同乡人组织，便利同乡人，不需房租。会馆的规模不同，依这一乡人在京的资力而分，大体皆不差，这是旧社会的互助精神。同安是闽南小县，亦有一个会馆。住处虽不需租金，伙食当由自备，夫妇二人谋事甚急。那朋友寻昔日师友，有人告诉她，这个新政府里有我家许多熟人，找我当最有办法。她来信约我见面，我在匆迫时回答，稍缓再约，来访，门房告诉她我不在京。她以为我势利不念旧人，将我去信退回，附了一纸骂我。我去道歉，说明一个月间所遭遇，她始释然。在北京居家，受托谋事，是最苦最为难一件事。
翠花街的屋不过一个中型四合院，因我家急于要屋，屋亦干净，以月租七十元租得，当时不算便宜。上房有五间装有地板的屋，向南，和一块铺砖的四方院子，最是合用。在花市买得盆景，夹竹桃、柑橘之类，皆耐久不费事，菊花种类尤多。北京有靠种花为生的人，亦有真能赏花的人。家里有几盆花，不算奢侈。我参观过“花农”的地窑，冬暖夏凉。想去而没有到过供给首都蔬菜花果的郊邑丰台。我们住定下来，已在秋冬之际，故第一期买的是耐寒之花。这样本地风光的四合院，我还是第一次，很喜欢它的安和静，很坐得住。北方少雨，常年阳光，负暄廊下，更属乐事。其不便处，佣人更多。我们后来搬天津住新式楼房，只用男女工各一，在北京则加倍尚嫌不够。
中央公园是我们差不多每日必到之地。民国以后，真个还给人民之物，不论其为点缀市容或为福斯享受，这公园要算一件值得大书的大事，一天不知有多少市民进出，无须门票。那时的内政部，是袁政府时代的，功不可没。北京可流连处甚多，而公园则在中心，本是皇宫的一部分，贴近所谓“三海”。民国后清帝仍居宫内，即后来故宫博物院所在，是从前的“大内”。三海作为总统府，此外有定期开放的“三殿”等处。惟这公园是政府经营而人民享受的，内中亦有饭店、茶肆、球房商营之物，而花草树木是政府管理，管得甚好。我们最喜欢一入大门即见的柏树林，干逾合抱，而树甚矮，三四百年北风吹来的流沙，掩盖了地面树干的一部，故成了矮胖子。后面亦有一大片松林，早晨常有人在林下打拳练武。春天的丁香、海棠、牡丹、芍药，亦皆分林分圃，不怠人工。膺白每天要到一家球房打球，现在称为保龄球，那时都称“地球”。他不但是那家球房的常客，还是发必中的选手。可惜他没有寻着一人与之对垒，可怜我不能不勉强凑数。他的球如射火箭，我的球如踱方步。球房雇客中常常只我一个是女人，觉得这玩意甚拘束。近年美国这种球运大兴，在各种球戏中居第一位，女人不打垒球足球，而参加这种球的很多。在影片中所见选手，分数不比当年膺白更多，而我若迟生四十年，亦还可以加点勇气而充数的。
陆军大学将毕业的一个杨君，要卖掉他两匹马，希望用他的旧马夫王七，膺白如条件接受过来。一匹专作坐骑，一匹兼拉车，那时我们出入有一辆马车。坐骑和拉车性质不同，王七颇持异议。林烈敷（竞）君从西北旅行归来，他是江南青年中第一个有志于西北，只身游新疆的人，除他的《新疆旅行记》，还带回他的一匹马“昆仑”。后来他不得已必须卖马，希望保留“昆仑”名字，膺白亦照议接受。像林君这样志愿，我如今看美国西部拓荒影片，如果在美国，不是为国家开疆辟土，亦可为个人发财致富。膺白有机会总想助成这种志愿，无奈除开英雄主义率师远征，很少有人注意到边疆民族和社会的人。廿六年（一九三七）抗战初期，我在莫干山办临时中学，星期日请在山避难的人为学生演讲，曾请林君讲西北情形，讲到亲切时，他绘影绘声，几乎趴在地上学他们的拜。膺白曾经介绍林君于冯玉祥，开发西北，惜因时势未能久于其事，中国像这样少年有志而忽忽老去的人不知多少！我写稿时，尚接林君来信馈食物，复信时告他：“宝马昆仑，已入拙稿。”现在林君已去世有年了。
我们在北京第一段时期是骑马、打球、跑公园，是亡命生活后的反动，自以为无拘无束，而且免俗，究竟是无业游民。膺白是民国第一批发表的陆军中将，那时的将官人数还甚少。二次革命后他的军衔被革去，黎元洪继任总统后又明令恢复。俸由本省支付，闲员俸有折扣，浙江省政府月寄三百元，北军入浙后亦未改，直至他后来入阁改文职为止。这点收入，家用已足，由我经手，有时积得剩余，供我二人随愿之捐款。手边还有一点钱，想投资实业而都不懂。我们有两点原则：一、不愿在钱的本身上盘重利；二、不敢利用别人之款，怕对不起人。如此，只是小本经济。书箱里检出在巴拿马博览会所得各种小册子，当时膺白最喜欢看的，农产加工和节省人力的生产机件。中国的人力虽便宜，但人是最不易安排的东西。这时我有两个堂舅在北京，五舅湛侯对农业极有兴趣，而还在陆大读书，他自己后来办农场事必躬亲，不劝我们外行人贸然放手。三舅仲勋能计算，但他的兴趣在金融而不在经济。谈来谈去，未有结果。为种葡萄，买了烟台张裕公司各种红白葡萄酒，张裕的出品永为我们自用和宴客之物，直到其歇业为止。人工孵鸡的小册，后来还带到莫干山，其时美国已经不知有多少更新的发明了。
浙江本省地丑德齐的几个人不相融洽，招致北兵入境。北京的政局亦是人事多于政治。一日，浙籍议员宴客于畿辅先哲祠，主客合起来有好几桌，主人不全认识所请的客人。膺白是客人之一，而他认识每一个远来的客，这天多喝了酒，大醉。想起了许多旧事，如英士先生当选浙江参议员，他劝其如约出洋，在宋案发生前不久，此时已经成仁。最远的来客广东姚雨平先生，辛亥时率领粤军，曾在徐州和膺白同住一室，隔壁是猪棚，猪叫不能成寐。许多故事涌上来，他醉后大哭，攻击政治。起初有人以为他借醉演说，后知是真，打电话要我去接他回家。我和仲勋舅及族侄尧年，三个人去把醉子哄回家。俞寰澄（凤韶）先生是席中人，次日一早就来看他，在《感忆录》文中曾提起这事，俞先生其时为中国银行副总裁。
这年十月底的一日，是我们结婚四周纪念，年来仆仆风尘，无暇记到此日，这天我们预定往西山玉泉。忽接黄克强先生逝世之电，电由谁发已不复记忆。膺白不胜凄然，意欲南下参加丧礼，即将皮包内我的行李取出，罢西山之行，而匆匆赶到车站。去年此日，我在太平洋中船上，今年他在南行车上。我失双亲，他丧良友，皆属可悲之事。
我们初以为在北京不做官，即是在老百姓一起，而实不然。我们往来的朋友都与政府有关，不但膺白，我的师友之家亦然。北京社会，就是在政府的人，和供养这些人的人所合而成。即教育机关，年年毕业出来的下一代，亦要在此中谋出路。这些，我们后来虽司空见惯，此时还属茫然。
有两件事，中产以下家家受影响，而时时发愁。其一是“中国”“交通”两银行的钞票在市面贬值打折扣；其二是财政部开始不能如期如额发出各机关的经费。粉饰太平，帝制挥霍，与调兵遣将，三四年已将民二（一九一三）得到的五国银行团大借款吃空了。护国军起义以后，袁政府命令中、交两行停止兑现。中国当时有三种银行：其一是外商银行，其二是民营银行，其三是官商合资银行。中、交是第三者，政府以为有权可及。当时中国的币制系银本位，发钞票，而库存有法定之现银，随时可以兑现。发钞票不止中、交二行，外商及民营银行准备充足者，都有纸币流通市上。袁氏命令中、交两行停止兑现，可以增发纸币，信用一失，而中、交之票遂不复能与其他随时兑现之票格相等。我们在北京，听领薪之人，计较搭中、交票几成，商店标价，亦说明是否中、交票。此与后来抗战后一般的通货膨胀不同，即市面有价格不同之纸币，而受者发者都有伸缩争论之余地。当时的中、交票，大概六七折、七八折不定。
我要提起一位膺白的朋友，当时上海中国银行副经理张公权（嘉璈）先生，他与经理宋汉章先生议定，不奉令而无限制兑现。这举动使上海人民不受损失，使中国银行基础不动摇而益增信用，足以打击袁政府，而长护国军声势。膺白从此与之订交，二十年中，相助之事不一，而从不涉及私人利害关系。民十六（一九二七）后，国民政府与中国银行间有相成相克处，膺白屡在中间为双方所责成。下面两份电报，一为民廿四（一九三五）统制金融，公权先生被调离开中国银行时致蒋先生之电，系到莫干山请膺白代发，膺白在后面附加己见，说得极为婉转，与他向来自己率直态度不同。至撤退“大陆”时止，掌财政经济者为宋子文、孔祥熙两先生，而膺白犹思为朋友委屈求全，他下笔时甚为斟酌。另一电是汪精卫先生请张为实业部长，而公权先生未曾从过政，不知应迎应拒。两电皆膺白之稿，公权先生皆未见。公权先生为中国有数之银行家，国际亦如此认他，膺白论他为银行家中不营私产的人。他从此脱离中行而从政，似乎丧职得职，为国家则是可惜的。民五（一九一六），中行卓然有树立，民廿四，中行交与政府，皆在公权先生手。故将史料提早二十年，加入此节，似不兀突。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顷接公权兄电稿一件，彼因无密本嘱代拍发，文曰“委员长蒋钧鉴：前在首都亲承训诲，归后秉承孔部长会同各银行，设法安定市面筹划财政，虽金融未见宽舒，幸未发生事故，堪慰廑系。孔部长屡以中央银行副总裁相属，只以璈与中国银行历史悠久，实时摆脱，深恐影响行基，踌躇未决，奈孔部长一再敦促，因思当此经济国难时期，苟利党国，捐縻在所不惜。顾又虑在金融尚未安定以前，设以个人进退影响行务，间接及于财政金融，益增钧座焦虑。万不得已或由璈暂行兼任中国银行总经理，一俟渡过难关，再行完全摆脱。曾将此意婉陈孔部长。嗣晤宋部长，承面告钧意，欲璈实时脱离中国银行。钧座既有此意，璈无不唯命是从，不日当即辞去中国银行总经理职务。好在宋部长已允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主持尤庆得人。自惟庸鄙，中央银行关系甚重，深虑不胜重任，辱荷知遇，尚祈电示方略，俾有遵循。再孔部长传谕嘱璈与达诠作民相机赴日一行，现已函约一日友来华，先探询彼方经济方案内容，再行请示核夺，合并奉陈。嘉璈叩”等语。按上述电文，张对此次调任中央银行似已别无异议，惟彼致兄函内有：银行服务过久，精神倍感痛苦，早有相机别谋之意。此次以总易副，尤觉对中央行务，无从抖起精神去做之语。言外之意，似尚不免有面子观念。查此公自九一八后，态度尚称得礼，在沪言论，时以应拥护中心势力以渡国难为主张，自去夏牯岭返沪后，对于吾弟认识尤深，故如弟意决调彼往中央银行者，逆料彼必遵办。但兄意犹有顾虑值得事先审慎者，即在平时个人易一地位本属极平常之事，然当此金融界极不安定之际，彼与中国银行有廿年历史，该行又非一基础未定之小行，操之过急是否相宜，此应审慎者一也。夫国家当此极度困难之时，对于金融自不能不谋相当统制，但统制亦自有其道，兄对此类事项平素较少研究，向不敢谬参末议。自白银问题发生后，不得不搜集各种材料略加研究，觉统制金融与其着重人事方面打算，不如着重方法方面之较为稳妥，此应审慎者二也。愚虑所及，不敢缄默，但不过对弟个人开陈鄙见，借供裁夺时之参考，极不愿为外人道也。还乞察照为幸。郛叩。（廿四、三、廿七）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公权昨忽来山，谈一小时即匆匆转京，谓汪先生电约赴京拟劝其就实业部事。彼因中央银行问题已极困难，忽又发生实部问题，实令彼莫知适从，特来商榷，兄因不知内中详情，未便妄参意见，仅劝其斟酌取决而去，特再电达参考。弟对此意思何若，能从速示及，或可稍稍代为授意也。郛叩。（廿四、四、五）
本稿写毕，以此节寄公权先生看，得其回信，且承同意发表，故将原函录在卷首，以代序言而相作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