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膺白从肇庆回沪,我们决定搬家北京。我们选择北京居家的目的并不想与政府生关系,当时心思甚简单,流浪生活已久,渴望要一个自由安居的家。我与膺白都不大喜欢上海。环顾生活程度不甚高,动静咸宜,城内郊外有山有水,而是完全中国风味的现代都市,我们所知道的,除杭州外要算北京。北京以政治故,文物均集四方之英,非仅一州之所有,若不自寻烦恼,实为理想住家之地。这些,或者有因后来经验而倒补出来的理由,然当时印象大概如此。我们惟一较积极的目的,为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到北京时所得观感,无论南北之见、新旧之见、官僚与改革之见,都是精神融洽之梗,非一朝一夕可以消除,要借日常生活与友谊接触,而渐渐了解。我们二人,地方观念、派系观念都不重,有志于此,愿在北方社会做北方百姓。这点想法,虽然过于天真,后来我们在天津几年,差不多都做到的。
北京的新政府是继承旧法统。袁世凯做了四年总统而要做皇帝,在龙袍宝座已经备好,封爵已出,御制的各地劝进书纷至之时,忽然民四(一九一五)十二月廿五日,云南一声起义,蔡锷提一旅之众,直入四川,全国景从。本来袁氏称帝以前,北洋军队和他的心腹文武,已满布全国要津,只余西南一角,地僻力薄。他用极相信的一个心腹陈宧做四川将军,足以镇慑。蔡锷率军入川如破竹,各处响应护国之际,陈宧亦电袁请取消帝制,这是袁所万想不到,痛心的致命伤。袁取消帝制而仍为总统,以后的争持是护国军要他退位,由副总统继任,而他和他的家族左右尚思恋栈。袁世凯是一奸雄,他是不肯示弱的人,无路可走,称病,中西医药杂投,如此内外夹攻而忽然病死。他死,顺理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除通缉少数帝制余孽,一切实力还都在北洋系军人之手。北洋系军人有三个巨头,人称王龙、段虎、冯狗,以状其性格。王士珍无政治野心,后来常在紧要关头暂维局面,或任和事老。冯国璋不过贪俗,做江苏督军后做总统,没有自命不凡的抱负。段祺瑞在辛亥革命时,曾领衔将领劝清帝退位,事系受袁氏指使,然袁氏称帝他不赞成。后来还有一次张勋拥废帝复辟,迹近儿戏,是他就近讨平,以是有三造共和之称。他长陆军部有年,旧例,对后辈陆军学生可看作门生。他的性情有点刚愎,对民国由革命而成的观念甚狭窄。他与北方很多人,都以为民国是由北洋许多识大体的军人,请清帝让位而成的。
袁世凯去世以后,继任的黎元洪,有人称他朴厚,有人评为庸俗,然他身边亦颇有能文之士。袁欲称帝,封他为武义亲王,他没有接受,这点颇得护国军的好感。黎为总统,段为国务总理,大权由总统府移到了国务院。为召集旧国会问题,段第一表示异议,护国军争持而卒召集。这个旧国会即是民元(一九一二)所选出,民三(一九一四)为袁所解散的一个。由民意言,距选出已五年,且程度不齐,很少可以真正代表民意。以法统言,比后来的所谓新国会到底合法。
段祺瑞内阁里有国民党参加的三部:农商(谷钟秀)、司法(张耀曾)和半个财政(次长殷汝骊)。前二者总次长均国民党人,后者只一次长。当时各部均只一总一次,而财部有二次长,其一实为盐务署长。这个政府,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关系如此,国务院内有一部分国民党人,还有一个国民党议席占多数的国会,国会有八百个议员,其不平伏而参差可以想见。人情偏袒弱者,黎虽非革命嫡系,而国会与他自较接近。府院之争,国会是袒黎的,亦即国民党在黎的一边。我这里所言国民党,还是民元宋教仁奔走所成的党。
有人以为讨袁护国是南方,南方是革命党,亦即国民党,并不全对。护国第一军蔡锷是革命党,亦是梁任公的学生,他首义发难,经过极艰苦,而任公以文章反对,实开其先。任公且亲到西南,他是进步党即世称之研究系。蔡之参谋长石陶钧,则即上章所述先我离旧金山,而在美与克强先生同处之人。护国第二军李烈钧是很显著的革命党。当时,凡同盟会同志皆自以为是国民党,不一定有形式。浙江为护国第六军,主持的人曾否入党,我未注意。据我所见,反对帝制而护国,是“人自为战,人同此心”的一件事。
我们在沪准备搬家时,入阁和国会的朋友们都已纷纷北上。我不知平常本省对本省籍的议员如何照顾,这次浙江是似乎很负责任的。北上的朋友们都劝我们早搬,我们托在京的亲友觅屋,来信说觅屋甚难,议员有如此多,文武新官亦不少。帝制余孽仅通缉为首若干人,并不甚严,本人向天津租界一走了事,家眷不必全动,屋不空出。留在香港读书的熙文已经放假回来,我们急于在秋季开学前搬好家。松江一个族兄来说,松江的中小学办得认真,比上海好,几个侄孙女可与熙文为伴,本学期何不在松江入学,有本家照应,则搬家不必如此急。膺白在亡命时,曾自教熙文功课而不克持久,他觉得疏忽熙文学业已久,想到北京好好开始,不再移动。我亦坚持这次是真姓真名之家,要合家同住同享。民五(一九一六)的八月中,房子实尚未定,但已在进行,我们将行李交轮船运至天津,三个人和小狗“跋涉”坐火车到津。“跋涉”是我们新添的家当。膺白有犬马之好,我虽不喜,勉从其意,到站由熙文牵溜。
到天津后,商定膺白独先赴京,接洽租屋,我们在津候行李到,入京进屋。不数日,来信言屋已租定,正拟入京,而膺白亲来接我们,我知他甚忙,此举似可不必。他拿出两份电报给我看,是二妹性仁发来,由绒线胡同殷铸甫先生转,第一电言“父亲病,盼速归”,第二电言“父病系中风,由德医克礼和江逢治二人诊治”。膺白告我,他已电复性仁,候其续电,无续电,父病或已有转机。他与我商,想不到此次未担任职务而亦很忙,殷先生曾将电报压住一个黄昏,待一件事毕而告诉他。他说,如果我能先到京,将家安顿好,决定熙文的学校,然后返沪,则可以从容多住,不须后顾,为日不会多,在他们则得到不少方便。倘我急于回沪省父,则由津折返,可少走一段路程,因此亲自来面谈。
此时一家尚在途中,实在还没有家,连一个得力的老妈妈,已经在我离沪前,回到父亲家里。搬家和用人,我在与不在将大不同。我对事务并不能干,但这次是需要我的时候。去年在美,我要回国奔丧省亲,膺白十分同情,让我远走,此次我不能为他们作旬日稽迟。我答允先入京安排家事,并催促即日动身。我们搬进翠花街住房的第一日夜半,接我父亲去世之电。呜呼,距我在沪叩别不到半月也。我匆匆复返沪,租界章程,三日内必须出殡,我到沪之日,父亲已停灵锡金公所。由周家寄父的关照,公所特将三间房打通成一间,父亲停灵之处如大厅一样,衣衾棺木丧仪,均由寄父母指示弟妹,不丝毫疏忽。后来君怡独自坐船运父亲灵柩回里,亦由周家老家人蒋兆元到码头照料。父亲去世,母亲服尚未满,寄母想起俗礼,丧不加丧,夜间电话通知老妈妈,告弟妹等先除服而后再成服,一切周到仔细。
我回嘉兴奠母亲之灵,去年我为奔丧归国,实未回过嘉兴。这次在嘉兴,我们手足共商家事,决定父亲开吊期在次年清明,届时膺白当可同我南归。君怡在同济开学期近,我们不可久久沉埋在这伤痛环境,应快快努力前程。性仁最有担当,母亲丧时,她在悲痛中记得母亲合意的一件绸衫,亲手改作母亲入殓时贴身衬衣。这次她愿意留在嘉兴经营父母葬事。我要性元跟我北上读书,周老妈妈再到我家工作。当我提议性元北上时,尊长中有恐北京习气,于性元教育不宜者,亦有虑我行踪甫定,凭空添一弱妹,照看不易者。七婶表示妹在嘉兴,她可照料。七叔已故,七婶自己有儿女未成年,如何再加重她责任?我同性仁说,父母葬事了后,即性仁亦宜离乡外出,则性元一人将如何?父母一生最同情失怙恃的孩子,我与性仁幼时,常受教训,退让而友爱父母不全的叔伯姊妹,如何委没有双亲的弱妹于他人?至于我在北京的生活,纵不能如父母那样振作,亦决不至于腐化,遂决议带性元同行。
我们去谒见外祖父母,继外祖母已病瘫不能动,这年冬天与外祖父相差十日先后去世,这次是我最后一次谒见了。性仁在嘉兴经营父母葬事,嘉兴风俗下葬在冬天,还要顾到附近乡人的风水迷信,有许多麻烦之事,大寒天她亲自在墓地。在嘉兴,男人办这类事都有点为难,她那时还不过二十来岁。我父母坟上,有一地主留下来的废冢,答应搬去而未搬。我手足看法相同,虽在地下,何必不容人?父母的意思定如此,一直没有动它。
性仁有疑难,向外祖父请示,外祖父去世,则请示蔚南五外叔祖,她就住在五外叔祖家,尊长都爱护有加。外祖家、五外叔祖家和我父母家,本住在一条街上。性仁去看外祖母,一日外祖母叫她走近榻前,手不能动,神志很清楚说:“二官,安姨你照应点!”敬安姨母比性元大不到一岁,是外祖父母最小的女儿。这时我母亲已经去世,而年长的舅姨们均不在嘉兴,舅敬中与姨敬和远在法国。性仁记牢外祖母的话,常常同我提起,我们想性元的前途,必同时想着安姨。我生平没有做过媒,独安姨与杨公兆丈婚事是我撮合。兆丈系君怡同学好友,始终称我大姊,安姨通信,称我“长小辈”而自称“小长辈”。她的手巧极,自建筑图样至各种裁剪均不学而能,今虽地角天涯,我还看见过报上一段性元的文章,记述安姨所设计的各种“人型”展览。性元三子皆患软脚病不育,生第四子时,从医院即将孩子送安姨家。因为小着两辈,不能寄名,故称“公”和“婆”,公和婆宠爱这孩子如己出。这孩子今已届成家之年,安姨夫妇带到他能走,将上学而后回家的。
外祖父有一次出门遗失一件东西,老人同小孩一样,盘旋不肯说出。被性仁知道,走去安慰他,外祖父想不到性仁已经这样成熟,眼泪直下,不出一语,只呼“夏普、夏普”。“夏普”是外祖父叫我母亲的名字,他一时拿性仁当我母亲看。
我的确亦曾顾虑到性元在我家有不便。曾函商天津竞存女学校长陆幼峰君,幼峰是我同学。竞存规模不大,有点家庭式,我过津曾住校做过客。竞存出身的学生,大概无问题考入女师。女师是我的母校,职教员中有好几个是我同期,我希望性元将来进女师。我与幼峰商,性元住宿竞存,她年仅十一,不懂国语,新遭大故,周老妈妈是从小带她的人,我请幼峰暂用作校工,若不在预算之内,工资由我另付。幼峰回我信说:当视吾妹如其妹,而不允用周老妈妈。我虽终携性元直到北京,然感激幼峰之不徇情。我平常议论堂皇,而轮到自己,即要求如此通融!与幼峰友谊始终如一。
我为搬家与父丧,一个月间,往返南北两次。将离沪时,到七浦路周寄母处辞行,寄母嘱大妹婉青陪我到克礼医生处配方吃药。克礼医生握手即言我有热度,试之果然,嘱快快回家休息。婉青一路埋怨,她疑我发热已不止一日,还赶来赶去,称我是个蛮人。我回到七浦路即住下,到退热,医生许我动身而行。
一个家甫成,而一个家则散,父亲最重祭祖,即避乱仓皇,不废礼。初搬上海,性仁忘携香炉烛台,父命开灯,用碗米炷香成祭。而父母之祭,则中断十二年,至吾弟君怡成家而继续。君怡结婚,由礼堂回其一楼一底之家,先祭祖。弟妇的母亲应家姻伯母预先关照弟妇,祭祀先请大姊,大姊不在场则请二姊。我三姊妹让家妇先行礼,均乐。君怡丧其长子,生五女而始得一子。我常劝说,我们这一代不应再有男女差别观念。对父母,则尽父母之礼也。
我到北京,急急安排熙文、性元二人的学校,没有功夫拜客,其间大大得罪了一个朋友。这朋友在爪哇教书,嫁一华侨,这华侨不是巨贾而读过中国书,夫妇二人回国谋差,住在同安会馆。北京的会馆很多,是同乡人组织,便利同乡人,不需房租。会馆的规模不同,依这一乡人在京的资力而分,大体皆不差,这是旧社会的互助精神。同安是闽南小县,亦有一个会馆。住处虽不需租金,伙食当由自备,夫妇二人谋事甚急。那朋友寻昔日师友,有人告诉她,这个新政府里有我家许多熟人,找我当最有办法。她来信约我见面,我在匆迫时回答,稍缓再约,来访,门房告诉她我不在京。她以为我势利不念旧人,将我去信退回,附了一纸骂我。我去道歉,说明一个月间所遭遇,她始释然。在北京居家,受托谋事,是最苦最为难一件事。
翠花街的屋不过一个中型四合院,因我家急于要屋,屋亦干净,以月租七十元租得,当时不算便宜。上房有五间装有地板的屋,向南,和一块铺砖的四方院子,最是合用。在花市买得盆景,夹竹桃、柑橘之类,皆耐久不费事,菊花种类尤多。北京有靠种花为生的人,亦有真能赏花的人。家里有几盆花,不算奢侈。我参观过“花农”的地窑,冬暖夏凉。想去而没有到过供给首都蔬菜花果的郊邑丰台。我们住定下来,已在秋冬之际,故第一期买的是耐寒之花。这样本地风光的四合院,我还是第一次,很喜欢它的安和静,很坐得住。北方少雨,常年阳光,负暄廊下,更属乐事。其不便处,佣人更多。我们后来搬天津住新式楼房,只用男女工各一,在北京则加倍尚嫌不够。
中央公园是我们差不多每日必到之地。民国以后,真个还给人民之物,不论其为点缀市容或为福斯享受,这公园要算一件值得大书的大事,一天不知有多少市民进出,无须门票。那时的内政部,是袁政府时代的,功不可没。北京可流连处甚多,而公园则在中心,本是皇宫的一部分,贴近所谓“三海”。民国后清帝仍居宫内,即后来故宫博物院所在,是从前的“大内”。三海作为总统府,此外有定期开放的“三殿”等处。惟这公园是政府经营而人民享受的,内中亦有饭店、茶肆、球房商营之物,而花草树木是政府管理,管得甚好。我们最喜欢一入大门即见的柏树林,干逾合抱,而树甚矮,三四百年北风吹来的流沙,掩盖了地面树干的一部,故成了矮胖子。后面亦有一大片松林,早晨常有人在林下打拳练武。春天的丁香、海棠、牡丹、芍药,亦皆分林分圃,不怠人工。膺白每天要到一家球房打球,现在称为保龄球,那时都称“地球”。他不但是那家球房的常客,还是发必中的选手。可惜他没有寻着一人与之对垒,可怜我不能不勉强凑数。他的球如射火箭,我的球如踱方步。球房雇客中常常只我一个是女人,觉得这玩意甚拘束。近年美国这种球运大兴,在各种球戏中居第一位,女人不打垒球足球,而参加这种球的很多。在影片中所见选手,分数不比当年膺白更多,而我若迟生四十年,亦还可以加点勇气而充数的。
陆军大学将毕业的一个杨君,要卖掉他两匹马,希望用他的旧马夫王七,膺白如条件接受过来。一匹专作坐骑,一匹兼拉车,那时我们出入有一辆马车。坐骑和拉车性质不同,王七颇持异议。林烈敷(竞)君从西北旅行归来,他是江南青年中第一个有志于西北,只身游新疆的人,除他的《新疆旅行记》,还带回他的一匹马“昆仑”。后来他不得已必须卖马,希望保留“昆仑”名字,膺白亦照议接受。像林君这样志愿,我如今看美国西部拓荒影片,如果在美国,不是为国家开疆辟土,亦可为个人发财致富。膺白有机会总想助成这种志愿,无奈除开英雄主义率师远征,很少有人注意到边疆民族和社会的人。廿六年(一九三七)抗战初期,我在莫干山办临时中学,星期日请在山避难的人为学生演讲,曾请林君讲西北情形,讲到亲切时,他绘影绘声,几乎趴在地上学他们的拜。膺白曾经介绍林君于冯玉祥,开发西北,惜因时势未能久于其事,中国像这样少年有志而忽忽老去的人不知多少!我写稿时,尚接林君来信馈食物,复信时告他:“宝马昆仑,已入拙稿。”现在林君已去世有年了。
我们在北京第一段时期是骑马、打球、跑公园,是亡命生活后的反动,自以为无拘无束,而且免俗,究竟是无业游民。膺白是民国第一批发表的陆军中将,那时的将官人数还甚少。二次革命后他的军衔被革去,黎元洪继任总统后又明令恢复。俸由本省支付,闲员俸有折扣,浙江省政府月寄三百元,北军入浙后亦未改,直至他后来入阁改文职为止。这点收入,家用已足,由我经手,有时积得剩余,供我二人随愿之捐款。手边还有一点钱,想投资实业而都不懂。我们有两点原则:一、不愿在钱的本身上盘重利;二、不敢利用别人之款,怕对不起人。如此,只是小本经济。书箱里检出在巴拿马博览会所得各种小册子,当时膺白最喜欢看的,农产加工和节省人力的生产机件。中国的人力虽便宜,但人是最不易安排的东西。这时我有两个堂舅在北京,五舅湛侯对农业极有兴趣,而还在陆大读书,他自己后来办农场事必躬亲,不劝我们外行人贸然放手。三舅仲勋能计算,但他的兴趣在金融而不在经济。谈来谈去,未有结果。为种葡萄,买了烟台张裕公司各种红白葡萄酒,张裕的出品永为我们自用和宴客之物,直到其歇业为止。人工孵鸡的小册,后来还带到莫干山,其时美国已经不知有多少更新的发明了。
浙江本省地丑德齐的几个人不相融洽,招致北兵入境。北京的政局亦是人事多于政治。一日,浙籍议员宴客于畿辅先哲祠,主客合起来有好几桌,主人不全认识所请的客人。膺白是客人之一,而他认识每一个远来的客,这天多喝了酒,大醉。想起了许多旧事,如英士先生当选浙江参议员,他劝其如约出洋,在宋案发生前不久,此时已经成仁。最远的来客广东姚雨平先生,辛亥时率领粤军,曾在徐州和膺白同住一室,隔壁是猪棚,猪叫不能成寐。许多故事涌上来,他醉后大哭,攻击政治。起初有人以为他借醉演说,后知是真,打电话要我去接他回家。我和仲勋舅及族侄尧年,三个人去把醉子哄回家。俞寰澄(凤韶)先生是席中人,次日一早就来看他,在《感忆录》文中曾提起这事,俞先生其时为中国银行副总裁。
这年十月底的一日,是我们结婚四周纪念,年来仆仆风尘,无暇记到此日,这天我们预定往西山玉泉。忽接黄克强先生逝世之电,电由谁发已不复记忆。膺白不胜凄然,意欲南下参加丧礼,即将皮包内我的行李取出,罢西山之行,而匆匆赶到车站。去年此日,我在太平洋中船上,今年他在南行车上。我失双亲,他丧良友,皆属可悲之事。
我们初以为在北京不做官,即是在老百姓一起,而实不然。我们往来的朋友都与政府有关,不但膺白,我的师友之家亦然。北京社会,就是在政府的人,和供养这些人的人所合而成。即教育机关,年年毕业出来的下一代,亦要在此中谋出路。这些,我们后来虽司空见惯,此时还属茫然。
有两件事,中产以下家家受影响,而时时发愁。其一是“中国”“交通”两银行的钞票在市面贬值打折扣;其二是财政部开始不能如期如额发出各机关的经费。粉饰太平,帝制挥霍,与调兵遣将,三四年已将民二(一九一三)得到的五国银行团大借款吃空了。护国军起义以后,袁政府命令中、交两行停止兑现。中国当时有三种银行:其一是外商银行,其二是民营银行,其三是官商合资银行。中、交是第三者,政府以为有权可及。当时中国的币制系银本位,发钞票,而库存有法定之现银,随时可以兑现。发钞票不止中、交二行,外商及民营银行准备充足者,都有纸币流通市上。袁氏命令中、交两行停止兑现,可以增发纸币,信用一失,而中、交之票遂不复能与其他随时兑现之票格相等。我们在北京,听领薪之人,计较搭中、交票几成,商店标价,亦说明是否中、交票。此与后来抗战后一般的通货膨胀不同,即市面有价格不同之纸币,而受者发者都有伸缩争论之余地。当时的中、交票,大概六七折、七八折不定。
我要提起一位膺白的朋友,当时上海中国银行副经理张公权(嘉璈)先生,他与经理宋汉章先生议定,不奉令而无限制兑现。这举动使上海人民不受损失,使中国银行基础不动摇而益增信用,足以打击袁政府,而长护国军声势。膺白从此与之订交,二十年中,相助之事不一,而从不涉及私人利害关系。民十六(一九二七)后,国民政府与中国银行间有相成相克处,膺白屡在中间为双方所责成。下面两份电报,一为民廿四(一九三五)统制金融,公权先生被调离开中国银行时致蒋先生之电,系到莫干山请膺白代发,膺白在后面附加己见,说得极为婉转,与他向来自己率直态度不同。至撤退“大陆”时止,掌财政经济者为宋子文、孔祥熙两先生,而膺白犹思为朋友委屈求全,他下笔时甚为斟酌。另一电是汪精卫先生请张为实业部长,而公权先生未曾从过政,不知应迎应拒。两电皆膺白之稿,公权先生皆未见。公权先生为中国有数之银行家,国际亦如此认他,膺白论他为银行家中不营私产的人。他从此脱离中行而从政,似乎丧职得职,为国家则是可惜的。民五(一九一六),中行卓然有树立,民廿四,中行交与政府,皆在公权先生手。故将史料提早二十年,加入此节,似不兀突。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顷接公权兄电稿一件,彼因无密本嘱代拍发,文曰“委员长蒋钧鉴:前在首都亲承训诲,归后秉承孔部长会同各银行,设法安定市面筹划财政,虽金融未见宽舒,幸未发生事故,堪慰廑系。孔部长屡以中央银行副总裁相属,只以璈与中国银行历史悠久,实时摆脱,深恐影响行基,踌躇未决,奈孔部长一再敦促,因思当此经济国难时期,苟利党国,捐縻在所不惜。顾又虑在金融尚未安定以前,设以个人进退影响行务,间接及于财政金融,益增钧座焦虑。万不得已或由璈暂行兼任中国银行总经理,一俟渡过难关,再行完全摆脱。曾将此意婉陈孔部长。嗣晤宋部长,承面告钧意,欲璈实时脱离中国银行。钧座既有此意,璈无不唯命是从,不日当即辞去中国银行总经理职务。好在宋部长已允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主持尤庆得人。自惟庸鄙,中央银行关系甚重,深虑不胜重任,辱荷知遇,尚祈电示方略,俾有遵循。再孔部长传谕嘱璈与达诠作民相机赴日一行,现已函约一日友来华,先探询彼方经济方案内容,再行请示核夺,合并奉陈。嘉璈叩”等语。按上述电文,张对此次调任中央银行似已别无异议,惟彼致兄函内有:银行服务过久,精神倍感痛苦,早有相机别谋之意。此次以总易副,尤觉对中央行务,无从抖起精神去做之语。言外之意,似尚不免有面子观念。查此公自九一八后,态度尚称得礼,在沪言论,时以应拥护中心势力以渡国难为主张,自去夏牯岭返沪后,对于吾弟认识尤深,故如弟意决调彼往中央银行者,逆料彼必遵办。但兄意犹有顾虑值得事先审慎者,即在平时个人易一地位本属极平常之事,然当此金融界极不安定之际,彼与中国银行有廿年历史,该行又非一基础未定之小行,操之过急是否相宜,此应审慎者一也。夫国家当此极度困难之时,对于金融自不能不谋相当统制,但统制亦自有其道,兄对此类事项平素较少研究,向不敢谬参末议。自白银问题发生后,不得不搜集各种材料略加研究,觉统制金融与其着重人事方面打算,不如着重方法方面之较为稳妥,此应审慎者二也。愚虑所及,不敢缄默,但不过对弟个人开陈鄙见,借供裁夺时之参考,极不愿为外人道也。还乞察照为幸。郛叩。(廿四、三、廿七)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公权昨忽来山,谈一小时即匆匆转京,谓汪先生电约赴京拟劝其就实业部事。彼因中央银行问题已极困难,忽又发生实部问题,实令彼莫知适从,特来商榷,兄因不知内中详情,未便妄参意见,仅劝其斟酌取决而去,特再电达参考。弟对此意思何若,能从速示及,或可稍稍代为授意也。郛叩。(廿四、四、五)
本稿写毕,以此节寄公权先生看,得其回信,且承同意发表,故将原函录在卷首,以代序言而相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