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亦云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2.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我们搬进北京翠花街屋时,有一希望,无论如何在一年内决不搬家,以打破五年来一岁数迁之例。很愿在这古朴城中作个太平之民,流连景物兴致略过,已在收束身心,务减少无谓的人事应酬。明令恢复膺白的军阶后,例应穿军服入见黎总统,没有军服,向陆军部蒋雨岩(作宾)次长借,试着大小不合,仍穿便服而去。回国后,他不犹豫做两条马裤,然斟酌未做一套礼服。不到几个月功夫,在政府的几个朋友,或公或私都受到了打击,欲效奔走而无能,对政海看得更可怕。我们讨论实业不成,又想回到读书之路。
黎段府院之争愈烈,无兵之黎,当然不及有兵之段。不知是谁的策划,黎召张勋入京。张勋是清末守南京之人,被革命联军打退,后来盘踞徐州,俨然举足轻重,所部皆留辫,示不从民国,人称他辫帅。二次革命后,长江流域虽已尽成北军势力圈,然经过徐州更令人有戒心。津浦通车过徐州站停较长时间,辫兵随意上车,人莫不厌恶。我们往来南北,所乘卧车包房有门,他们随意开门索报纸,与之则去。这样的将心与军纪,是凶非吉,不言可知。黎氏召张勋入京消息见报,我不假思索谓膺白曰:“此董卓也,怕我们在这里又住不满一年。”果然复辟祸起。想不到张勋如此无计,亦不知其定计时上了多少人的当,不旋踵而瓦解身遁。然清帝复辟,岂容我们稍存犹豫!我们匆促离京到天津,并无计划,膺白即日坐船南行,亦无任何联络。只有一点信心,江南人民,决不赞成复辟,他拟在江浙二省努力,去处甚多,朋友亦甚多。在翠花街只住十个月,终未达到一年之愿。可惜院子内已经搭就凉棚,北京的凉棚最讲究,凉棚下歇夏是别有风味的。
这次,家里增了人口,还有牲口,我须维持后台,不能同行,拟在天津觅屋居家。我对天津虽甚熟悉,但没有住过租界。天津有八国租界,即庚子为拳乱而来之联军八国,各自为政,与上海租界不尽同。住租界诚可痛可耻,不得已而为之,我对之都茫然,而这次则不得不在租界觅屋。竞存女学校长陆幼峰君以暑假在迩,留我住她校内,可以从容选择住处。她们所在的日本租界,我不喜欢,毗连的法租界同样闹杂。膺白动身前曾与我往访他同学唐少莲(凯)先生,唐家住在河北区,我读书时唐家已在天津,天纬路女师大门上的门额,即少莲的大哥企林(肯)先生手笔,企林夫人是膺白母亲娘家亲戚,还小一辈。唐家提醒我看意租界,亦帮我到处打听空屋,这时由北京逃难到津的人甚拥挤,屋极难得。一日我居然在意租界二马路看到一排出租住屋,是两楼两底半独立小洋房,门前有小小空地,后面厨房,楼上亦有两间小房。七号的一宅正空着,月租七十元,与翠花街相同,然房少而间间合用,我立刻订一年合同,租下来。
意租界范围甚小,开辟亦甚慢,无商店市面,在天津称为河东区。租界当局禁赌独严,家庭打麻将亦在禁例,因此大员们在那里有很讲究意大利建筑式的大宅,而不耐久居。听说一个要人曾被警察请去面交罚款,毫不通融。出租的屋亦比较易空。这是我们在中国第一次住有自来水浴室的房子,把佣人减到男女各一,周老妈妈烧饭洗衣而外,做性元的鞋袜,男佣人蒋俊明买菜打杂,还时时喊无聊。俊明是北方有习气的听差,人很能干,在我家有点大才小用。我和膺白都是不轻易解雇佣人的人,他不辞亦就留他。周老妈妈不喜经手银钱报账,故杂用出入一概由他,还用他一个兄弟做做助手。意租界禁赌之严,他深知道,故亦不敢抱怨主人不应酬,如此一直在天津相安几年。
那时全家衬衣都我自做,有时亦做鞋袜。我能凭空剪当时最入时的两片尖口鞋样,常有人请教我,孩子们听了以为我做的一定更好。从搬到北方以来,我开始做手工,以做手工为定心养性初步,渐成习惯。有一次家里的电灯费特多,我怀疑电表有毛病,又以为公司记错了账。经老妈妈提醒,我改一件旧绸袄用电熨斗久久不停。又一次,一个朋友来访,我正在学绣一双花鞋,于是我能刺绣的风声亦传了出去。这些,我都是低能而竭力好弄,朋友们半奖半讶。在得不偿失和不虞之誉中,我得到的益处是耐得住闲,不怕寂寞。
几件旧家具由上海搬到北京,又由北京搬到天津,越搬越旧。客厅里五件小型黄杨木弹簧椅,是我在上海旧货店购来,原为临时局面,始终舍不得换去。在北京时添置两把橡木藤心大靠背椅,有很厚木棉垫,做上黄卡其布套,是最舒适的两个座位。凡初次到我家的客,事先震于我们好整好洁的习惯,常脱口而问,这是你们客厅?我的二妹夫陶孟和亦是发问的一个。我们的饭厅做过客房,床不够时,长餐桌上亦睡过人。这所小小房子,一搬进去就很热闹,有自北京来避难的亲戚。膺白不在家,而复辟亦眼看不会成功,大家的气已松,每日没有事做,有两组音乐。熙文懂点京戏,她同学中的旗族故家,家里都会哼几句,传授她一些辞句;那时老生刘鸿声的唱片大行,我家里亦都买有。一张《斩黄袍》的唱片,在唱机转盘上一遍两遍不停,连我听到烂熟,有时为唱片讨饶,让它休息一下。六舅敬钧刚毕业北大,找到顺直水利会工作,离我家很近,寻宿舍不着时亦住我家,他能吹箫和笛。嘉兴人喜昆曲,我的五外叔祖老年学曲,很少小辈愿陪他,只我二妹性仁陪着学过几段,性仁会的几段,我和性元亦听到烂熟。我学箫笛均未成功,有朋友送的玉屏箫更细而难吹,常在水龙头冲水,望其易于成声,北方天燥,因此破裂,六舅细细为我补好。这一组音乐比唱片更难听。
天津市区有两个车站,新站和老站。我家距老站甚近,往来京津或往来南北的朋友,很容易来看我们,吃顿便饭或住宿一夜。那几年是膺白身体极健康的时候,兴致常好,还没有生活古怪的名声,古怪实是身体不好之故。我们楼上两间卧室,一间我们自住,一间名为熙文的卧室,她一开学即为膺白用功之处,有一张七只抽屉的书桌和一书架。梁任公先生亦住意租界,他由欧洲回来,一日与范静生(源廉)先生晚饭后步行而至,要看膺白的书房和整理材料的方法。膺白请他们到此,看他一束一束形状不齐,套着纸卷,标上记号的参考品,他的方法是很原始的。膺白一切生活都极整齐,惟写文字最爱惜废纸,利用废纸,他以用全家破笔及残余抄本信笺为得意。这习惯使我现在整理他的遗墨十分不便,尤其他的电稿,有大可煳窗,有狭长如带,有正反面俱写,有不同性质而写在一起交给译电生的稿。这定是从小受了他母亲惜物和敬惜字纸之教。
复辟仅昙花一现,然北京、天津两处曾挂出不少龙旗。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平日维持地方秩序不算坏。他藏有清廷龙旗,此时自诩有先见,不必临时张罗。有警厅为倡,商店自然不能不挂旗。小学生已看惯民国五色旗,嚷着何故满街“长虫”?北方称蛇为长虫。龙虽曾象征帝王尊严几千年,六个年头的民国,新生的一代已别有眼光,龙蛇不分了。
性元转学女师附小,合我们原来计划,以后升学等等,均不必操心。她的教师已多是我的同期或后期同学,我送她去考,避嫌不去问讯,过几日到门口看榜,看到性元名而放心色喜。门房不认识我,问,考上了吧?他不知我在这里时,性元还未出世。以后每星期六,不是我到女师访陈莲峰(翠琬),王迂怀(襄),顺便接性元回家,就是她二人与性元同来访我,成了定期必晤之客,每晤必共饭,几小时上天入地倾谈为乐。我不在天津时,性元的一切由莲峰代为照顾,性元始终敬事她的“陈先生”。莲峰是旧式冲喜做亲,嫁时夫已病重不治,一生事母又事姑,待人热心,有甚可敬之事。抗战后性元由渝归来,还四处找她,我知其在天津依一侄女,辗转托人打听无消息,恐已物故。
我到河北天纬路访莲峰、迂怀,膺白常同行去访他的一位朋友张敬舆(绍曾)先生,张家住河北四马路。膺白不去,则敬舆先生来访,来亦必久坐。北方人有盘腿坐炕习惯,据说谈得起劲,他会脱鞋坐在那张橡木厚垫大椅上。我不参加他们谈话。他们谈到饭时,同去吃餐西菜,餐毕膺白回家,让他自去追求嗜好。膺白曾几次劝他,虽终未听,亦不以为忤。后来膺白写稿事忙,与他约两星期相晤一次,是他来而膺白不去,曾作一很可笑的约,倘两星期中不改所劝,则进门他鞠一躬,否则膺白鞠一躬。前者表示认错,后者表示敬佩。除私生活,他要算北洋军人中少有南北新旧之见的一个,冯焕章(玉祥)先生是其任二十镇统制时的营长。辛亥革命,二十镇驻滦州,有人论他优柔寡断,不能在北京之背树起一帜,有人谓其电请清室颁布行宪十九信条,甚有力量。膺白对同志或同学,不论派别,不论先后,极易生感情做朋友,张先生是留日早期同学。半世纪以前与今日不同,二者均属难得,我亦如此,朋友大概都从同学而得。敬舆先生亦有劝膺白之事,他劝膺白“和光同尘”,即使心里不以为然,勿使对面的人感觉,他写信给膺白后面请“谦安”。张家有一件难得的事,儿子收入都交给老太爷。老太爷很会计算,据说他在租界买地,租地造屋成了闹市,获利甚丰,而日用开支甚紧,车子坏了修理太贵,老太爷说不要修吧,敬舆先生出门就雇胶皮,胶皮是北方的黄包车。我偶然到张家,太太们都招待殷勤,各房要让茶让烟,吃饭定要添菜,诉苦说老太爷规定的例菜是难以下咽的。我吸纸烟是在张家情不可却时开始,频频喝茶以减辣味,很经过一段苦功,如此则尽礼而退。从此我吸纸烟廿余年,抗战时一日决心戒绝。
天津租界有一男一女的学校,我同膺白各人拥护其一,而亦互相帮忙。竞存女学在日租界芙蓉街,前面已经提过。浙江旅津公学在英租界耀华里,校长穆穆斋(耀枢),浙江鄞县人,自我介绍来访膺白。有事见商,膺白无不尽力,要他对学生讲演,亦从不推辞。“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是两千年前浙江所以自强之道,正是今日之教育和经济,他常对学生说及。他把租界教育看得极重,对在租界办学之人格外同情。一次我一木箱书忽然不见,是我父亲给我的《廿四史》,原来旅津公学扩充图书室,他自己捐赠一些书,亦替我送了一份。我赶紧从性仁处索回她借去的《汉书》,补足全璧。有一年的暑假,膺白想游泰山,他不要我陪,请穆君同行,他们上山下山均步行,来回坐三等车,请穆君管账,从天津往兖州曲阜,游泰山,谒孔林而归,规定旅费不得超过一百元。膺白以这次旅行回复学生生活,得意得很,坐在泰山顶照了一相,在山顶云中写信来家,给熙文信自称“仙父”。他给庙里道士写“泰山绝顶之印”六个字,叫他办点纪念品,盖上印章,卖给游客,胜于取出香火簿向人化缘。在经石峪拓了几张石刻,集句为联曰:“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后面四个字他后来在政治上颇为用功。要保持独立的见解,必先去自己的得失心。张敬舆先生看见这副对联,索了同样的一副。膺白在山顶写了“民国泰山”四个字,道士刻好拓片寄来,他的字本不好,刻的更坏,我见了句和字要笑。他另取纸写曰:“中华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夏,与鄞县穆耀枢君参岱,见历朝碑刻林立,独民国尚缺如,而其时国人正因青岛问题,呼号奔走,无有宁日,遂默祷于泰山之灵曰:愿民国安如泰山,愿泰山常享民国。祷既毕,书此四字,勒石巅右。”我看他写到两句的“愿”,知他用意,不禁叫好。他原意要写勒石山巅,被我一喊,脱落山字,怪我前倨后恭,分了他心,失落了字,我急问刻石方向,为想出右字补上,勉强可通。裱成横幅,亦有人看了喜欢。
从泰山回来,膺白开始写其《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一书。这本书一连写了三个来月,十一月初写完结论和作者趣意,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颇风行一时,得到不少新的朋友和老的朋友来信鼓励。这是民国以后他初次写书,向国人申述当前的世界大题目——欧战,和他自己对国家的意见。想不到这一类书在当时是如此需要,得如此同情,虽然寄卖七折八扣,这本书是赚钱的。教育界如蔡孑民、范静生、胡子靖(元倓)诸先生愿为他公开介绍,以下节录蔡先生的来信:
大着《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详读一过,无任佩服。此大战争历四年之久,各国印刷品之关系战事者何啻千百种,吾国亦参战分子也,以弟所见国人关于欧战之著作,翔实而有系统者,惟大着及叶君景莘所著《欧战之目的及和平之基础》而已。立于吾国国民之地位,审观外界以往之动状与将来之趋势,而图所以自立,此两书所同也。叶君之着,以国际政策为范围,故尤详于国际间之宣言及所提条件,足以供关心和平会议者之参考。大着则广及政府与社会种种造因食果之实例,以定吾国努力改进之标准,故言约事赅,而义蕴尤为宏深,读者所受之影响必较叶君之作为尤巨也。抑弟尤所感动者,大着于“教育人才之养成”一条,提出国民具备两种相反对性质四种也。吾国承秦始皇汉武帝以来之习惯,于相对世界,持绝对主义,执一而排其他,凡政治之纷争,社会百业之停滞,无不由此。骛新与笃旧,学理与职业,干涉与放任,在教育龂龂然相持不决者,不知凡几,得足下之说而推暨之,其裨益宁有既耶?
这本书的内容,一半以上是叙述欧战,现在大家称之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战争虽开始于欧洲,而亚洲的日本、中国、土耳其,美洲的美国,都参了战,其他非亚各殖民地亦随着各宗主国而动员,在世界是差不多“总动员”的。书中首述战争之因,以及战时的“人荒”“物荒”种种补足和救济方法,故战事的本身,亦不比从前之只在前线,而是后方全体总动员的。“总动员”三个字意义,从此给人一种了解。在叙述战事中,一章《各参战国之意义及其价值》我最喜欢。他强调比利时的抗战是德国失败第一原因。比利时系中立国,德国破坏比国中立,假道以攻法国,是一捷径,是法国防备的一个弱点,不料比国坚守列治炮台至两星期之久,比国虽全国沦陷,而法国可以及时调兵。膺白在其文中曰:“春秋无义战,不图于廿世纪中比利时见之。”这位因沦陷而流亡而复国的比王阿勃脱,二十年后去世,北京的比国使馆举行一次吊仪,膺白往吊时还引用这段文字。
中国是最“可耻”的一个参战国,除一批华工,我们无一兵一卒出国门,当政的段祺瑞即世称之安福系,主张参战,借巨额日本外债,即世称之西原借款、参战借款,练兵征伐南方。我们的战线是在本国的长江向南,而借款则许日本以后来成种种纠纷的权利,亦即五四运动之所由起。膺白这本书的最后一篇名曰:“吾国兴亡之关键”,中有“朝野共同之大责任”一和二两章,蔡先生函所言教育人才之条即在其中。五四运动后,学生罢课游行不读书,亦有眼光不远的人利用青年,时人称学生为“丘九”,以其势力比兵——“丘八”更厉害。膺白曾请蔡先生解铃系铃,只有蔡先生还可以劝学生回校读书。五四运动有文化与政治两面,我后面将有一段记汪伯棠(大燮)先生的事。而运动的中心则在北大,蔡先生是北大校长,不独北大学生敬服,亦全国学术界所景从。蔡先生一封公开的劝学生回校复课书,写得情理并挚。当时的人见到青年抛荒学业,是国家莫大损失,同有此心,不仅膺白一人。我只知膺白用“解铃系铃”四个字,和听孟和传述蔡先生“极以其意为然”的话。
老朋友徐青甫独责备膺白书价定得太高,要他减价,为读书的青年着想。严范孙(修)先生遣价送信购书一百二十册,庸白看信十分感动,楼下正有客,他叫佣人拿信给我看,带纸笔下去,他写回信。这时我们的饭厅常充临时书房和书店,我是包书的伙计。我看范老鼓励膺白,如同鼓励我,因膺白有客,为省他力,我代他拟了回信的稿。膺白用了我所拟稿,还拿给客人张敬舆看,张看了范老的信敬叹言:“前辈风度不可及。”后来膺白给他的信,他常疑是我代笔,则是不然的。
膺白写第二本书《战后之世界》要吃力得多。改变国境或政制之国,从历史说到地理和政治,还有战后新发生各项问题。关于中国,如青岛问题、蒙古问题、西藏问题各成单章。其烦累与第一本大不相同,早起迟睡,差不多一年光景。膺白的草稿,其实十分清楚,但两书都由我誊录一遍。他写一章,我誊一章,我们在同一书房,我的书桌只是一张半桌。他要我誊,为让我做他第一个顾问,我见到须添须改之处,立刻告诉他,得他同意,立刻修改。我愿充誊录,以先睹为快,并且二人在同做一件事情,其他俗事不会因影响到我而亦分他的心。抄稿以外,我亦替他看参考材料,世界有许多未决的问题,疆界亦时常更改。报上一小段的电报,往往要修改一节稿。这些,虽然后来脱稿时尚未定局,而只能注明是哪一天为止的局势,但写的人总希望给读者以最新最确实的分解。他想将画地图一事交我,这是他自己的专行,比我快而好,我一试而即缩手,书中几章最详之图,均他亲笔。近年中印国界纠纷,颇令我记起那章“西藏”部分之图。我替他看同时人的作品,怕重复则劳而无功。报上预告汪精卫作《巴黎和会与中国》,我函托在上海的吾弟君怡,该书出版,用最快的方法寄我一本。收到时膺白正在北京,我一口气看完,次日上午膺白已接我快信,报告他汪书已看过,不足以夺彩,无事参考。
膺白草《战后之世界》甫到半程时,添了两件外务:其一义不容辞,在天津学界俱乐部作定期讲演;其二强而后可,应召往见徐菊人(世昌)总统,两事均出严范老之鼓励。范老是前辈中爱国最热诚,而持身最谨严淡泊的一位,膺白敬慕而心仪,常往谒,范老亦有时来访。南开其时尚只中学,正蒸蒸日上筹办大学。这个从严氏家塾蜕化而成的一个北方有名学府,范老实是倡办人。南开有话剧,膺白与我必为范老所邀而自陪之客。我第一次认识南开校长张伯苓先生即在戏台前,范老所介绍。伯苓先生说见过,隔一会又走过来说,见的是陶太太我的妹妹。我姊妹生得很相像,孟和早在严氏家塾读书,是范老的学生亦是伯苓先生的学生,所以他先认识我妹妹性仁。南开的话剧、乐队、童子军,都很好,在中国是初次看见,有戏时,出入都由童子军维持秩序。我还记得乐队中奏梵乐,和尚以外奏梵乐是罕有的。话剧系师生合演,似比职业家更多一种书卷气。
膺白草第二本书时,内外时局益坏,外面是日本在国际的邀功,里面是当政者误国的结账,吃亏的中国百姓,有些人还不知所以然。一日范老自己来,要膺白到学界俱乐部作定期讲演,目的为使天津全市中小学教员早些了解世界新形势。感于范老的热心,膺白欣然允诺,一共讲了九个星期日。战后的世界地理,天津最早改正,一张世界新地图,当时以欧洲改变最多,由天津中华书局印行,皆此讲演之结果。以下节录河北省教育厅厅长王叔钧(章祜)在速记讲稿上所作序文,以志其事:
杭县黄膺白先生素究心经世之学……去岁曾着《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一书以饷国人。今年和议告成,复就各国改造大势,编排论列……范孙严先生深佩之。以吾教育界同人生于此际,又有改进国家社会之责任……乃嘱章祜及天津劝学所华芷舲所长,约集津埠各校诸同人,敦请膺白先生就其所已搜集编排者,于每星期日莅学界俱乐部讲演,计九次,历二月余……听者历次有加。先生之意,切望听讲同人,以其所受者还以转输于多数之群众……排印此编即本此意。
膺白每次讲演,费星期日整个上午,范老坐听,无一次缺席。学界俱乐部例不备茶与烟,膺白请守规则。范老说:“在清季我反对鸦片,但对两个人通融:其一是严几道吸而译好书,其二是谭鑫培吸而唱好戏,都有益于福斯。”坚请膺白自由吸卷烟,台上供茶水。讲演所用一张地图是膺白自画,以国产毛边纸两页凑成,钉在墙上,用毛笔及彩色随讲随画。这张亲笔地图我珍藏三十年,本拟与两书原稿及我的誊稿,俟“文治藏书楼”修葺完成改为公立图书馆时,一并陈列。时不我许,在我一九五〇年出国前一并忍痛抛弃了。
徐菊人先生为总统,提倡文治,范老是其旧交。一日范老来,要膺白到北京去见他,膺白已多年未到京,与东海素昧平生,写稿正忙,颇有难色。范老说:“东海是民国第一次文人当政,无论如何他不至于主战,宜多输以新知识,促成其文治主张。”膺白入京前一日,范老嘱咐:“东海健谈,喜打断别人说话,此去不管他接话离题与否,要说的话务尽量说出而归。”这是膺白识东海之由来。是范老在中间,把国家看得如此重,心如此热,受介绍与被介绍的人未必都对得起他。膺白一生亦常自动介绍他所知道的人才于当局,一个人起劲于中间,本人不定知道。此意或者从范老学来。我最后一次见范老在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夏,范老住北京西山卧佛寺,我家住香山玉华山庄,合家同去谒见,范老牵着熙治手,一路问话,送到大门。在此以前六七个月,为溥仪出宫,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以清室近支人员和民国共同组织,划分清室和民国公产与私产,属于民国者即后来的故宫博物院及图书馆。这件事,开会通过明令执行由摄政内阁,清帝出宫后,即贴上国务院封条以昭慎重。摄阁是膺白所主持,但奔走此事组织善后委员会和人选,系李石曾(煜瀛)先生的努力。最初有人想到范老是双方所信服,拟请范老主持,范老不允。我看见范老复石曾先生的信,款称世仁兄,信说:“人各有志,毋相强也。”汪伯老为清帝出宫,事先曾来信劝膺白,但我不记得范老有信,后亦从不提此事。范老曾为膺白书一对联曰:“中令常读鲁《论》半部,将军惟喜《春秋》一书。”以孟和之故,亦称姻兄。民十五(一九二六)后,我家南归,有便人北行则函问起居,不久范老物故,知己之感,膺白终生不忘。前辈模楷,难状什一,因天津讲演及与东海关系,琐琐兼记及此。
东海欲将图治意见笔之于书,要膺白拟稿,意甚急,不及待膺白自己的书完稿。经吴世湘(笈孙)秘书长几度接洽,拟定一张分工起草的名单,由膺白总其成。膺白允隔旬入京一次,食宿于总统府集灵囿,专为书事,此书名曰《欧战后之中国》,有英法两种译本。我未见各人的拟稿,仅听有叶叔衡(景莘)先生的经济材料。关于教育部分,本请孟和,孟和给膺白信说:东海为其先人旧交,他到英国留学得东海之助,然不愿受任何名义,有所知当贡献。膺白将孟和信呈东海,东海喜曰:“故人有后。”东海自己只有女儿,没有儿子。膺白只受食宿招待,不受名义待遇。故有后来得东海助出国考察战后经济之事。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膺白同时写两本书。其中一本不是自己的口气,在我看来他甚矜持而不畅。又有定期演讲,又五四运动后各界请临时讲演,他亦务不推辞。学生会的代表,还有朝鲜青年,来访他都不拒。因此看速记,拟函稿等事,都交给我。两个人忙得寝食不遑,酬酢都废。膺白不复与张敬舆出吃西餐,我的朋友莲峰、迂怀,亦成为他的听众,而不作我的食客。膺白惟一的嗜好骑马,本来常在清晨,后来一早先伏案,把骑马放在午饭后,筷在手里就喊套马,吃饭极快,我力劝。他告诉我少年时吃饭,在碗内以筷画一十字,一碗四口。这些原因使他从此得胃扩张病。我们家在天津始终未装电话,亦有很久时期不用车,一半为俭,亦一半为静。后来那个能干的男仆有心要做成一件生意,他说家里有的是马,不拉车并不省钱,有一辆车一家人可坐在一起,经他的手,我们买一旧车。膺白不大耐烦坐这轿车,前面两个马夫,车里两个或三个人,一匹马的负担太大,走得亦慢。有时出门和我约好,我先坐车走,他坐电车赶上,半路相值,挥手得意。天津虽与北京相距不远,亦有很多退隐的大吏在此居家,但官气较少,洋化亦不如上海,这是我们前后三次卜居于此最大理由。膺白所骑马大半是蒙古种,由朋友们卖给他,或送给他。通常只保养两三匹。张敬舆先生送过他一匹阿拉伯马,因饲养太贵而卖掉。陕北镇守使井松生岳秀送一匹陕马,格最小,他教我骑过。
我家在天津住得最久之三年,自民六(一九一七)至民九(一九二〇),搭头搭尾是四个年头,这时国际是大战,中国则内战。北京的政府,人称安福系,安福系者,北洋军系中之皖系,当国时有他的国会和议员,所在地为安福胡同故名;皖系者,北洋军人元老之一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是袁世凯以后北京当政最久之人。皖系并非尽安徽人,实系北洋的一派。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五月四日,由北京大学生开始停课游行的一个运动,人称“五四运动”,发动时有政治和文化两方面。我和膺白虽未列名入队,我们是百分之百的共鸣。膺白书里叹息痛恨于内争,称为“万恶之内争”,记述安福时代中日换文,中国答允日本要求曰“欣然同意”,他说:“我不知谁欣然而谁同意?”这几个经手签和约的人,就是五四运动开始攻击的第一目标。这年的双十节国庆,膺白被请至青年会讲演,这日当局恐群众滋事,将几处交通隔断。从我家到青年会须过一桥,天津的桥本可展开以便高樯之船通行,但开桥有定期不误交通。这日不在定期时间因戒严而断了桥,膺白到桥边而路不通,他出重价雇船渡河,及时赶到。这一次,他对众公开自承是革命党,以书生面目代表革命精神,与众相见。
我们都以为五四运动是从政治运动而到全国性的新文化运动,我们两人都不会写白话文,但膺白的文言文已甚通俗。我们以为写白话不是使文字降低,而要使语言提高。中国的文言文似不讲文法而实有文法,语言则有条理的人甚少。我们都随时想打破旧壁垒,但亦很留恋我们以为是的旧包袱。我们都有宗教意义,而始终不能迷信,因此旧书里的“天理良心”“心安理得”是我们无可如何中的自修尺度。膺白在这时已认识太虚和尚,但他们不谈出世而谈人生。中国人有一种观念,不在新文化运动标题之列,而必须扫净的“封建观念”,我们觉其习气难除,影响至大,二人都十分努力,迹近怪僻。我们解释封建观念,为势力之空间扩张,与时间延长,私心因此不能已,权利更放不下。
五四运动的爆发,由于北京大学生攻击政治,火烧赵家楼某总长住宅,集矢于安福时代交好于日本的人,带头开口的实是比我们前辈的汪伯棠(大燮)先生。几年来,伯老每次由京到津,必通知膺白,膺白必到日租界秋山街其家相晤,每晤必谈数小时不已。叹息安福系坐失机会,不乘欧战图自强,而反专事内争;不乘金贱银贵之时以兴工商业,而反借折合大亏之日本外债;不乘势脱去帝国主义者所加我之枷锁,而反陷溺于野心勃勃之日本。他曾促伯老注意:英日法间有默契容日本在东方之坐大,指出其所见到的蛛丝马迹。盖自在新加坡见到日本海军的阵容,知日本将以日英同盟故,代英国维持其在远东势力,知日本必在未来之和会索其代价,而中国不自振作,必为牺牲。我还见过膺白给伯老的信。在《战后之世界》书中所提致某当局书,即是伯老。伯老是这时期内阁中,膺白惟一见面之人,见面均在天津。一次两人谈到焦急无法,伯老顿足言:“老段跟又铮真是前世一劫。”这是杭州人最懊恼时一句怨话。老段即段祺瑞,又铮是段最信任之秘书长徐树铮,与膺白在振武学校同班同学。当时安福系当政新练参战军边防军将领,亦大半是留日同学,然都未相见,膺白与徐又铮仅民五(一九一六)归国后初到北京见过一次。九年后段任临时执政,事先一再表示不再重用安福系旧人,然安福系大半一一出现。最显著未出仕之一人为徐又铮,在段任临时执政初期,他周游海外,是公家所派抑私费旅行我未得知。他归京后,一日到糖房胡同我家,与膺白谈数小时甚欢,事后膺白批评他不复如从前骄气,甚进步,甚有条理,这是他在廊房被刺前一日。冤哉!怨乎?这种冤怨相报,我们一向反对,俟其失势而后报之,更为可鄙。唐少莲先生时为膺白秘书,是同学中最忠厚之人,报告闻有长途电话到京取上将礼服入殓,膺白为之嗒然若丧久之,与少莲先生唏嘘叹息不已。
膺白识汪伯老是在日本读书时,伯老为驻日公使,一次膺白得到有关军事的重要书籍,恐为警察注意,乘雨披雨衣挟书径入使馆,请见伯老,陈原委。伯老曰:“此国家之事,请放心,必负责。”不但代为保存,且代为内运,由此相知。同学中后有知其事者,许膺白之机警,不知成就其事者实为伯老。民国八年(一九一九)五四运动以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之巴黎和会,我国代表不知中国政府曾与日本有密约,允其在山东筑路,迨日本代表宣称其事,始来电问。伯老时为外交委员会主席,接电问有无其事,座中某总长垂首认其事,伯老愤极,谓必须通告国人,唤起觉悟。据此,前辈的爱国热诚与胆量,岂少于吾辈?伯老写的字与严范老一样工整拘谨,民国后一入仕一不入仕,其提携后进无界限,甚相似。膺白一生亲到船埠设祭,视灵柩登陆,只伯老归葬杭州的一次。民十四(一九二五),吾家在北京香山,伯老曾几度来做客,每住旬日,膺白在廊下散步,他端椅坐在一旁与谈。膺白出门则与我谈,谈过几点对历史的怀疑,老人见解之新,使人折服。伯老亦是一个居家持身极严肃之人,夫人早故,未续弦,家仅一子一媳。在我家他很快活,出入一小僮相随,吃素,厨子有时未备全素之菜,他欣然随意吃肉边菜,不让我起来张罗,一面说:“好的!好的!”碗饭从容而尽。他的相貌与日本的犬养毅氏相像,日使芳泽谦吉的夫人是犬养毅氏之女,一次托人来照他一张相去。不记是哪一年〔似为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黎黄陂要伯老组阁,伯老要膺白长财政,黄陂另已有人,膺白自动向伯老请退。过了几时,一日伯老遣价送来一包字画,附函曰:“家藏浙省先贤遗墨转以相赠。”字画共十种,我只记得一幅奚铁生的花卉立轴。这些,都在抗战时与其他朋友相赠,我一并献之国库了。
我们在天津的几年是一生最快乐时期,有时两人同埋头斗室,有时分道努力。膺白对学生运动是赞成而又反对。上面述过他请蔡孑民先生劝学生回到读书之路,他自己被请到学生联合会讲演,或学生到我家访他,都如此说。后来我们知道,开会和讲演,政府都派有人旁听,他们说膺白是当时被认为簇新之人,许多话若出于别人之口,要给青年们嘘下来的。吾妹性元参加游行讲演,她还在女师预科,我问她讲些什么,她告我同学们均就地取材,见十字路口岗警,对汽车伸臂导行,对黄包车则喝声“打住”,即责以欺贫媚富等等。我问膺白如何贡献青年们,她说,他劝他们要积极向国人解说国事,民主国的民要争一张选举票,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这选的权在吾民,有了选举权而后,千万要认清事和人,不可盲投,投下去国家性命攸关。然若对国事没有真个认识,即有选举权,亦将不知如何投票而不错,故增加学问、知识、修养,是爱国必经之路,岂有不用功读书而能得之者!故爱国要紧,读书也要紧。他的话大概是这一类。
我调停过一次女师的大风潮。一个国耻纪念日,学生要停课请名人讲演,校长说,愈是国耻愈要多读书。学生自由不上课,校长到宿舍一一催唤,此来而彼去,讲堂里终空无人,校长牌示开除全体学生,限期出校。性元归来,我知其事。校长的话本不错,而这举动有点冒失,女学生本地没有家的将如何?我请膺白往访教育厅长王叔钧,婉讽齐校长璧亭转圜。我是家长又是校友,我们集合在津校友出面调停,请校长收回成命,学生立刻回校上课,表示悔过。争执的一点是校长要学生先写悔过书,后来由校友会请求先回校上课,而后补悔过书。事实上,双方气都平后,悔过云云即不再提起。为这点,我几乎和一个十分要好的朋友陈莲峰发生误会。莲峰其时任女师舍监,她看得同学们不要读书,闹得太不像样,而我则自己是闹风潮打抱不平过来人,虽然闹得不同,不免同情少年。师生要每日面对,授受学识道理,非如法官问罪,白纸黑字写悔过书,何以为情?这是我坚持后补的用意,实系消弭于无形的方法。教育厅已很了解,校长不至于过分,别人没有知道,我则胸中已有数。卅年后我在上海,遇到其中的一人,我不认识她而她记得我,见面还提此事。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