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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九年（一九二〇）我们将出国之前，接张岳军伉俪从上海来信，他们自四川回沪，新搬了家，油漆过，要我们去小住。岳军先生回他本省做警察厅长，是在熊克武主政时期，这时熊已下野。岳嫂前年独自带着儿子去川相会，船在中途搁浅，受过很多跋涉之苦。我们已经几年未晤，接信欣然愿往做客。他们让新漆好的房间给我们住，自己住两面板壁漏风的一间。在沪的四川朋友常轮流请吃美丽川菜馆的菜，不每次请女客，然我与膺白都开始喜欢川菜的清淡，以后多少年我家叫馆菜请客，常用川菜。
膺白这次出国的名义是考察战后经济，路程是从日本而美国，而欧洲。所领旅费供我二人作半学生生活，足够有余。我们的旅行方式，在小邑预先约定一位在当地留学的朋友请作向导，大都市则烦劳使馆。这次与亡命时不同，要添些衣服治些装。亡命以前亦曾预定出国而治的装，都已用旧或尺寸不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有许多礼节放松，礼服亦改样，晨礼服可从早上穿到傍晚。那时中国女子服装是黑裙短袄，还没有旗袍，亦想不出将裙袄做成同样颜色材料，这点直到我在外国方想起来。膺白对国际“歧视”——有些实是“奇视”异族异服——很敏感，劝我整备西装，我尽可能用中国材料。岳嫂看我仍穿民国元年（一九一二）的灰背呢面大衣，定要将四川带出的一件貂统送我，我感谢她，不敢受。我这次治装费很充裕，她乘乱离乡，仅带出有限行李，不为奢侈而为正用，我何忍据为己有？我问回来时要我带点什么，她要我在瑞士买一手表。瑞士的表店林立如美国糖店，美不胜收，膺白只注意实用和准确，他自己买一只银手表，而以重价买一只标准钟，为这只钟走过不少趟钟表店，在离埠以前，天天去钟表店对时间。这只钟后来带回中国并不特别准确。
我们又一次决定海陆并进的动身方式。民国二年（一九一三）与陈英士先生约定同游欧美，英士先生由上海坐船到日本，而我们由东三省经朝鲜到东京会齐，因二次革命而中变。这次决定我由上海带行李坐船到日本，膺白回天津取消租屋，坐车经东北、朝鲜，到东京和我相会。他不知何以与东北如此缘悭？在天津已经上了车，张敬舆先生送他行，张家的佣人替他提皮包，他要拿钱酬劳，一摸钱包没有了。时在夜半，立刻报告车站站长，站长认识他们二人，谓车上小偷有几路，案重而查得紧，三日内当有线索。敬舆先生知膺白所有出洋汇票尽在此包内，劝其下车改道。我还没有在沪上船以前，接其来电嘱向银行挂失，银行补给副票，但注明其作用要在正票未去兑现时。这点挫折使我们行旅生了戒心，而膺白重又由津到沪，与我同船东渡到日本。
日本的旅馆有两种：日本式席地而坐的称为旅馆，吃日本菜；铺地板而不须脱鞋的称为“霍的儿”。日本人用英文不像中国，他们对名称常译音不译意。“霍的儿”的食堂，西餐日餐随客点，为行动方便，我们这次住在“车站霍的儿”。日本人从前笑中国人喜欢吃，这次东京的陶陶亭中国菜馆，三块钱起码的一客菜常常满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特别繁荣，暴发户挥金如土，社会风气改变，新思潮流入知识界。我们无意中遇到一个在日本传道的英国牧师，能说很流利日本话，他出示我们一封过激派给他的信，我那时对这思潮还茫然，并不十分注意，事后方想起来，“奢侈”和“过激”两个气候，使后来有“极右派”抬头。
日本有两种与人不同欲改难改的生活：一是文字，一是住屋。他们的文字自唐代得到中国的汉文，实系汉文为骨干而和文作附丽。对文化工具，他们比我们更多一个包袱，他们比我们先谋改良。席地而坐的习惯或亦受中国的影响，日本式住屋建筑轻便则因其常有地震。这个“住”的问题连带到“衣”，使主客不易忘形。中国菜不分食，人以为病，现在多用一份公筷公匙很易解决。中国文则白话仅改文体而未改字体，我们的书法，言艺术则极美，言功用则废时。这点我常想看日本人如何改良其文字。
膺白这次到日本没有会晤什么军人。我现在想其理由有二：一、膺白这次旅行目的不是考察军事。二、到过中国的军人，自民五（一九一六）至此时，终安福系当政几年，膺白均未与见面。民六（一九一七）我们搬天津的第一年，日本天长节曾有帖子来，具名是“日光”，名字已不记得，膺白未去，以后即无往来。
日本女子与我们同辈的还很拘谨，她们即使学外国文，亦在学本国文以后。她们本国的礼貌太认真，尤其女人放在男人后头，故社交的活泼轻松，比中国人更难，我因此亦常被放在后头。膺白独自出去而放我一人在旅馆时候很多。来客和去访，都在上午。一日，膺白已经出门，水野梅晓先生来访，他是中国通之一，在中国教过书，是个和尚，日本的和尚是有家室，不异服异食的。他坐着同我谈天，谈天的资料易通，不得已时用笔补助，看去很自然。这时旅馆侍者陪进一个客来，我起身招待，鞠躬如礼。日本人的鞠躬殷勤，和现成的一套礼貌话，可以有一段时间，我不露马脚。坐下去后，客人滔滔地讲，我茫然无以对答，很窘，幸亏水野先生救了急，这个客人是个银行家。日本的银行家实业家，接物温和恳切。平常我与膺白同见日本人，他先替我说明不谙日语，不使我为难，这次无人先容，而有和水野先生坐谈姿势，以为我能招待从容，结果不但我窘，客人亦窘。我有很好机会学日语而不肯用功，一部分受政治影响，我不可以再加强国人的误会了。在当时的中国朝野空气，不亲日而屈于日，即是排日而鄙弃之，我懒怠了学习。膺白的日语当时人称为第一流，我更不敢在他面前尝试。
当时旅行世界，有几处地方，中国人绝对难于入境，如澳洲。可以去的地方，则以美国入境为最难。一半要怪美国，他们自己得到的新大陆，怕东方廉价工人去喧宾夺主。一半要怪中国，人口多而事业少，谋生的劳工没有国法保护，私自偷关进口。同样的廉价日本工人农人亦受限制，但日本移民由日本政府保证，不须美国特别防范，故日本人到美国，不如中国人受盘问之严。
我们同船到美国的，在头等舱有十几个留学生。留学生坐头等舱位，大概只有到美国，其不得不坐头等舱之故，即为入境不致发生问题。许多人到欧洲，坐二等三等舱，勤工俭学有坐四等舱或甲板的。蔡孑民先生夫妇到欧洲，坐经济二等，实即三等较好地位。以蔡先生的学问，一再出去看而学，以蔡先生的地位，坐经济二等，是堪作楷模的，后者尤很少人知道。蔡夫人周怒凌曾与我同学，故知道他们生活的朴素。
我们这次坐的船名“南京”，载重一万一千吨，在太平洋航路中算是小的。五年前我坐同一侨商公司的“中国”号回国，我坚持坐那条船，这次是膺白特意决定仍坐中国船。实际这船公司不全属于侨商，而且将近停业。但回想五年前，中国人抵制日货拒乘日船，美国船排斥华工以至停航，居然有侨商临时集资购买旧船开航，中国人在无可如何时，会努力以适应需要，亦居然持续了这几年。这条“南京”船身狭长，故颠簸得非常利害，连膺白不晕船的人有两天不能起床。同船的几个青年，和我们同样精神坐这条船，一二十天功夫大家相处很熟。将到旧金山时，有几个人似乎有点忧形于面。旧金山是当时的美国大门，不像现在以檀香山为入境处。到美国留学的学生，海关要查所携款项，至少为美金五百元。有些自费学生化了很大头等舱旅费，以图入境方便，或者身边带有教授的介绍信，希望到美后可以找得工作，不免冒着点险。膺白知道了这些情况，愿意借给所需的数目。同船最年轻一个王君只十八岁，是携款最足的一个，拿出他的汇票愿为别人担保。严格而受歧视，使同国人生共济心，宴安鸩毒是抖擞不起精神的。到埠之日，海关已得中国使馆接洽，我们可以先下船，膺白要等候每个学生依次检查无事通过而后登陆。在旧金山旅馆，有一学生来访，在船上时，我曾见他表链上挂一翡翠，赞其颜色好，这日他拿一小匣，有同样的几块，定要我留一块。我告诉他异乡读书，前程远大，有不时之需，请留着自用，而不敢受。当时由清华出来的官费生似不难，然这官费是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规定用途而退还，仍是中国老百姓的负担。自费者如此苦，官费者是惩罚拳匪的赔款，这赔款使中国经济半世纪不得抬头。许多人学问以外，带着美国的物质生活和高人一等的自视方式，回献国人，对今日局势是有一部分责任的。
我们上次在美国，住在西岸的卜忌利，未到东部。这次不在西岸耽搁，到芝加哥小停即往纽约。在芝加哥下车即被新闻记者包围，我晕车尚未清醒，对开麦拉的光很不惯。到旅馆甫进房门，招待我们参观的电话由柜上转进来不断，即刻排定了参观日程，有些地方我和膺白不能不分途参观以节时间。招待我们“看”的人，没有注意我们“吃”的时间，上午陪到一点钟的人刚走，陪下午的人已在一点前到达。在美国，一切力量在民间，社会的活动远胜政府，美国人活泼直爽，精力充沛，非人所及。我们参观西北大学时，陪者是一欧战回来的少将，大约以膺白是军人之故。送我们上车时，知道我们还要到欧洲，高叫：“不要忘记你们的望远镜。”美国人已经在巴黎和会有了经验，知道情形不简单。
孟和妹丈给我们介绍袁守和（同礼）先生，我们到纽约他适离埠，由他的哥哥希渊（复礼）先生招待。我们住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一个家例程旅馆。每次出去参观，仍回纽约，天气渐渐热起来。我们本定秋后到首都华盛顿，从华盛顿出来就上船到英国，华盛顿是出名热的地方。纽约华昌贸易公司李国钦先生新在纽约的长岛买了屋，长岛其时还地广人稀，天气要比纽约市内凉快，代我们在他附近租得一屋，是一邮局职员的住宅，出租一季。我国驻华盛顿公使施植之（肇基）的小女儿，由一英国女佣人带领，在李家做客避暑，施公使亦常从华府来长岛住几天。华昌公司在当时纽约最高摩天楼的四十九层，李君是当时稀有读书留学的侨商而大成功者。我们到欧洲的船票由他代定，他定的最贵最舒适舱位，膺白觉得过分而踌躇，他说一共只一个星期行程，言下所费不过如此，就此定下。
因李君而我们另外常见的一家中国人：马素先生和他太太及女儿。马先生其时系中山先生派在美国的代表，他告诉我们所做各种宣传工作。当时在美国华侨最普遍生意是洗衣作，他说在洗衣账单的后面写了宣传标语，可以多方达到。我问他是否考虑在外国人前丑诋本国，他说无可如何，这是最能普遍的方法。我们到过他家里，他书房里的书是四壁达顶的，我没有见什么中国书。一次他告诉我：“陈光远要反过来从先生了。”陈光远是北洋系，当时的江西督军，先生就是中山先生。我对西南情形不熟，大致的印象，这时是陆荣廷一派旧军人不合作之后。我对马君说：“陈光远有何可贵？没有宗旨的人，得之何用？即使来从，将来亦是陆荣廷耳，宁不取。”事体后来如何，在海外离国愈远，不甚知道，当时年少言轻，但这个看法我始终难变。为政权，远交近攻，不容有宗旨而见解不同的人，但不惜重用投机而无宗旨之人，国家要吃亏。
忽然六月间美国报上载出召开华盛顿会议消息。会议的题目为：一、限制军备，二、太平洋问题，三、远东问题。邀请参加的国家为：英、日、法、意与美国共五国；远东问题加邀我中华民国。开会的日期为这年的十一月十二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的次日。膺白于七月中草一文曰《华盛顿会议发起之内容及将来之趋势》，寄上海刊载于九月五日至七日新闻报。会议主要目的为限制军备，实即海军军缩，尤其是停止英、日、美三强的海军竞争。美国召集，为美国没有参加当时的国际联盟。邀中国参加，为中国不承认日本乘欧战而协迫中国所得的权利，拒签巴黎和约。中日问题不决，即太平洋问题不决，太平洋问题不决，则军备无从限制。中国虽属附从被邀参加会议之一部分，然而是主要关键。
政府来电聘膺白为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要他缓期赴欧。我们向船公司更改挪后了赴欧船期，在会期以前到华盛顿。膺白与袁守和先生商，请他作私人秘书，袁君答允挪迟读书一季，同到华府。我们的小公寓里，有一间袁君经常的办公室。半年中我除开照例酬应，就是在家当厨子。膺白喜欢吃鱼，而且要吃淡水鱼，我熟悉了华盛顿的鱼市，买得着近乎淡水的鱼。那时美国在禁酒时代，烧鱼不能无酒，我用五加皮及蚝油代替，五加皮可当药品进口，一瓶要价美金五元。袁君对时势及华会情形均极了解，我不须再当书记。膺白在国外，非常注意本国留学生，并不是想将来放在夹袋中，而是如何不糟蹋下一辈，使下一辈能尽量贡献于国家。我和膺白有同样感觉，尽管在国内，对国立大学这几年罢课闹学觉得有点过分，但在国外，国立学校出身的人显然不同。我们都有点偏爱国立学校，懔然于基础的国民教育，和本国文化涵养之必要。
膺白与华会，除他事先一篇文章，在他身后的《故旧感忆录》内有袁守和先生的《对于膺白先生参加华盛顿会议之回忆》，及王芃生先生的《我对于膺白先生的几点追忆》两篇文章。王先生是始终研究日本问题的，他的文中说：“近年来日本对外的一切举动，也可以说是对华盛顿会议的一大反动。在华会闭幕以后的十年当中，中国若是急起直追，本有过很好的复兴机会，不幸不曾好好利用……国力转遭着过大的消耗，坐视着旁人的强大，因此造成了近年来最严重的国难。”又说：“在特别关税会议中，日本代表在原则上首先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听说是膺白先生的侧面策动和游说，感动了佐分利等日方要人，有过不浅的因果。后来日本虽然变卦，而终不敢公然反齿。”佐分利是华盛顿会议日本代表团的专门委员。关于这点，我在后文有关民十四（一九二五）关税会议，和民十六（一九二七）北伐时，尚有述及。
袁先生是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学图书馆的最早一辈，图书馆属目录学，在历史系，他熟悉中日间山东问题。他的文中最后所列山东条约第七点，有淄川、坊子、金岭镇等矿区地名，至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济南惨案，日本犹据为侨民利益，而作出兵山东理由之一。我看见济案时前方报告及后方通知的电报中，有此项地名。
在华盛顿会议前，北洋军阀为欲征服南方，一次一次地达成对日外交祸因。膺白在其言论和文字中，大声疾呼“万恶之内争”，促国人警醒，而向世界大局看。不料这些恶因的后果，事隔十年，不可收十。最显著者，当国民政府将统一中国而谋中国的建设时，日本加紧对中国的扰乱。民国十六七年日本在山东出兵，有济南惨案。民国廿二三年日军进入长城，有《塘沽停战协定》。这两件焦头烂额之事，皆由膺白当冲。
在华盛顿会议，中国与日本如原告与被告，被告强而凶，受人忌，原告弱不争气，受人怜。除公众酬应，两造交往极少。膺白在这时认识日本驻美大使币原，和日本代表团的佐分利。立于东亚地位，看世界，不期而有相同处。亦与日本朝日新闻记者神尾谈过，神尾还在我们小公寓里吃过一餐我烧的便饭。民国廿四年（一九三五）春，中日关系日趋险恶，神尾同着朝日新闻访问团到南京，他一个人特来莫干山访膺白，那日他比预约迟几小时到山，后知其由京杭国道到庾村，警察查无护照，未许上山，故折向杭州日本领事馆办得护照而来。他吃饭时还提起在华盛顿的一次。
我写稿时，听到电台里美国记者勃林克雷由日本归来的报告。他的报告：《朝日》是世界最大流通额大报之一，日本左派最近反美风潮，《朝日》足以左右舆论，《朝日》本身并不左倾，然因对政府不满，故不加指导。神尾颇似恂恂儒者，尤其他到莫干山的一次，半路被阻退回再来，未露一点不愉之色。这时膺白已为中日问题心余力绌，固辞其华北职务。惟恐天下无事之辈正在掀动风波，而两国有心人，颇忍耐不敢以小事化大，顺笔略举一例。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的元旦，我们在大西洋船上，接到华府许多朋友的贺年电。这条载重四万五千吨的船，是从德国人手里交给英国，这次在冬季极大风浪中，不误到埠日期。我本极易晕船，亦仅卧息一日，照常进食。王宠佑先生和我们同船到英国，头等舱只我们三个中国人，被安排在一张小圆桌共饭。我点菜时说起昨日的斑鸠很好，他笑我晕船不出来还能细吃斑鸠，这是我生平旅行最舒适的一次。只有一星期，时觉来日苦短。船抵南安普登，有使馆陈君来接，同坐车到伦敦。火车与轮船大大不同，受战事影响，破旧不堪，此不但英国，参战各国均如此。
我们只在伦敦小住，顾少川（维钧）公使尚在华府，由朱鼎卿（兆莘）先生招待，应参观之处都有人陪伴。这时英国国家画苑正出卖名画《蓝童》于美国，《蓝童》出国以前，每日有许多人去参观惜别，买其照相。我同膺白都没有音乐艺术修养，但觉由美国而英国，而欧洲大陆，是一步进一步，不可言说，不禁神往。听说艺术品在战时都谨谨珍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尚无飞机轰炸，故战场外毁伤尚少。艺术音乐，是表现一个民族内心之美，美的表现是至高亦至公，中国从前艺人常有争高低之见，讲门户派别，这与美学相矛盾，希望以后不再有了。
范静生先生长教育部，曾与膺白讨论过社会教育，膺白没有什么具体贡献，却提到了两件事：其一是国民体格训练，其二是教科书。为百年之计，不可任营业者趋时投机，而准确尤为必要。一山之高，一水之长，几个书局或几种课本不同，读者将何所适从？他建议教科书国定，而分配各书局发行，则不夺其利。关于体格，他说学农的不举锄，学工的不动机器，师生以纸上知识授受，下一代还是一个个文弱书生。他说今后国民的标准体格，要能“负荷欧战全副武装防毒面具而跑步”为及格。范先生即托他注意这两件事，并要求买一套带归。我们在伦敦参观水晶宫时，那里正陈列有最新武装，即打听得其重量，函告范先生。关于教科书，各国有其立国精神，不相抄袭，我们亦到处买一套，寄上海中华书局陆费伯鸿（逵）先生。
五外叔祖家七舅敬新在法国学造纸，我们到法、比、荷兰、意大利，由他相伴。当时全世界卷香烟的纸法兰西最好，这与健康有大关系，七舅想要到他们的工厂去实习，托使馆介绍，迄未成功。王如玖先生在法国学陆军有年，膺白参观战场由他陪伴。凡尔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法国最剧烈的战场，有一处全军覆没，全村焦土，德军炮火掩扑濠沟里兵士，这些兵士都立着而死，枪尖还露出一点在地面。巴黎的伤兵工厂，我亦同去参观，四肢残缺的人推动机器，脚趾穿针，和被勐烈炮声震得神经反常，种种惨状都看见了。法国有极精细地图，我们托使馆向陆军部请求，购得两套，一套送给在日本陆大的五舅湛侯，一套自留。巴黎仍是美丽而精致，我们看了一次莫利爱3的《理想夫人》。一进“渥配拉”的门，其建筑雕刻之美，不看戏已经目迷心眩。中国人自以为宫殿雄壮，然和欧美许多大建筑，积有各种艺术家之匠心与血汗不能相比。那年好像是大文豪莫利爱的百年纪念，故上演他的作品，是话剧，剧终还有一段戏中戏。幕起是看戏归来的男女各界观众，批评剧本，各有各的看法说法而不作结论，留得结论让看客自由评论。说到戏，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音乐家尚须大大努力，园地正大。抗战后我们的话剧甚有进步，演员的程度亦进步。范静生先生与膺白讨论社会教育时，没有听见他们想到戏剧。看了各国文学家名作上演，修练的道白里有语学、辞学、哲学，和我们的《四郎探母》《二进宫》又怎么比呢？
一件使出国游子快慰的事，报上登载我们到埠消息，总有本国留学生来信或来访，不须有人介绍。在巴黎，上述的王如玖君不但陪膺白看战场，还为膺白画一张炭画的像。郑毓秀、褚民谊二位是知道我们与辛亥关系而来的。一次留法同学请茶，一个人手持膺白一本书，到我面前，指着序言里提着我的话，好像我还没有见过而要告诉我的样子，后来知他是吴品今（统续）先生。可惜我们在法国日子不多，除开在日本和美国，中国留学生当时以法国为多。
欧洲大陆的语言，法比是一个系统，德奥一个系统，政治关系亦有点如此。传说德国干犯比国中立以攻列治4因列治要塞的炮是德国克虏伯厂制品，德国人知道所造的炮，发弹数十小时后将自炸。但法比已预测诡计，早由法国另造同样形式的炮，安置列治而德人不知。德奥在政治虽同盟，在艺术音乐各自创造。维也纳之美，介在柏林与巴黎之间，生活舒适毋宁近于巴黎的。
我们到比利时，膺白定要去看列治要塞，他没有军事意义，只有崇拜心理。我们在欧洲所见，不论胜败各国，经济的萎缩相同。战胜国得到战败国的赔款，然赔款要从战败国人民的汗血摊还，非短期可以成功。与第二次大战后，美国“仗义”，大批援助欧洲复兴之马歇尔计划不同。我们旅行所至，到处有寒酸气，然到处见奋斗精神。
从荷兰到德国，荷兰我们到两处地方——海牙和阿姆斯登。看见这个“低地”国的海防，是堤防之防，而非国防之防，吾的弟弟君怡，这时正在德国学此。朋友黄伯樵、郑仲完亦在德国。我们决定在柏林多住一时，伯樵家房东的女儿女婿——育勃斯君家，一个公寓有四间大房，他们把最好的三间租给我们，自己搬在后面小房，和我们共享一个厨房。我们手里拿的美金旅行支票，一路愈走愈阔起来。德国通货膨胀，马克价值日夕变，他们的人民没有逃避资本之计，只有增加工作和减少享受。我们和房东间相处，竟像《镜花缘》里的君子国，他们甚为满意，而我们犹觉歉然。膺白最喜欢房东的小男孩“马滋”，见他推门进来，总要抱他坐一会，预备了糖、水果等类，想留他在我们处玩。他们的规矩，小孩拿到东西须先给母亲看，然后才吃，马滋得到糖果，反而急忙要回去。后来房东太太知道膺白喜欢孩子，让他吃过再来，叫我们不要宠坏他。德国的儿童教育极认真。一日，房东太太带着三个孩子到医院割喉蛾，电车来去，回家时一手抱着马滋，一手牵着两个较大的女孩，孩子们自去睡半日，自到厨房嗽口，问他们好，都很有礼貌答谢。一日我买一条鱼，切中段一块送给房东，房东太太再三推让，接受后她告诉我，她的丈夫最喜此，然已几年未尝了。育君本在海军，战后德国不许有海军，改业玻璃商。这样俭省的一家，他们大女孩课外还请人教钢琴。我们离柏林之日，育君夫妇抱着马滋送到很远的车站，车开犹挥手不已。
我的老师贝安纳小姐一再来看我们，我们亦坐火车去过她家里，上文《到天津读书》章中已提过其事。这位贝先生始终对我存好意，我的事她总以好意估量。只有一次在柏林，她问我遇见了哪些德国人？有何感想？恰巧上一晚驻柏林中国公使魏注东（宸组）请饭，座中有德国外交部长拉脱诺，我提到其名，她立刻涨红了脸对我说这不是德国人。拉氏在战败后的德国政府，奠定德国工业复兴基础，许多普通工业包含着国防作用，一旦机会到时，很快可变为军需工业。《凡尔赛和约》限制了德国军备，解除了他们武器。他一次对军官们说：“他们毁除你们的武器，这些武器在未来战争中都是废物，未来战争将有完全新的武器，淘汰废物是于军队有利的事。”这些言语和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都实现其效能了。因他是犹太人，一九二二年被刺而死，距我们见他不到一年。当时他看到使馆挂的一幅画而谈到东方艺术，我惭愧他比我们懂的多。贝先生的成见，当是德国民间一般反犹空气，后来希特勒利用此空气，做得惨无人道。我草此稿时，正值新建的以色列犹太国，在南美阿根廷捉到当年纳粹政府屠杀犹太人的一个主持人而审问之时。真是一件心理偏见，众生共业，冤怨相报，惨已！我在柏林时，一次与仲完同出购物，是一家犹太人的店，算账时发见与橱窗样品所标原价不同，女店主老羞成怒，且甚无礼，这是我偶然仅有的一次经验。
伯樵、君怡二人陪膺白出去参观，则仲完来陪我。一日接他们电报谓将坐飞机至某处，忽然又来电报说改坐火车。仲完笑谓当是上机时写遗嘱踌躇，故变计。当时坐飞机尚属罕有，而极慎重，故有此手续。后知他们并未胆小，因拟乘之机只容四个客位，除他们三人，另外系一对夫妇，必须让出一人，班机不多，故不等候而改计。我只在离德途中，经过德雷斯登5小停，看见君怡所读书的工业大学，到他寄宿之处。伯樵本在柏林，君怡则请假来柏林相伴的。
巴黎和会对德国的条款苛极，我们曾在一处展览会看见一张教育影片，上帝赐给德国一个孩子，随着这个孩子的长大，其身上的背负渐渐增加，均不过用数字表出，但很了解德国国民的负担。其与世界各国国力比较，亦只用图和数字表示。战后德国已没有国防了，我们所接触遇见的人，朝夕相处的房东，和我那个固执偏见的老师，都不露一句怨恨之声。惟其忍耐功夫之高，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再发，破了既往每个大战相隔四十年之例。四十年则前一代见过战争之惨的一辈已死去，后一代未有经验的人又有勇气。然最近两次世界大战之相隔不过廿五年，而希特勒者，亦足以鼓励德国人之报复心。
在德国的中国人，此时最受尊重，手里拿的是外汇，经费充足，使馆请得到现当局要人。我们旅行之际，有使馆处，常以得扰几顿中国饭为满足。驻德魏注东（宸组）公使不带中国厨子，反到我们家来吃便饭，屡次不约而来，使主人来不及添菜。除魏公使，章行严先生是另一不速之客，他在德国甚用功，似很研究“过激”学说，太太没有去，我们随时欢迎他来便饭。一次，他一到即问我：膺白昨日到某处？某处即是他所住方向。我问何以知之？他说，他的房东看见一辆汽车经过，一个中国人资本家似的坐着，当不是注东就是膺白！我不让他一步，回答说：“回到上海，怕你行严先生的资本家样子，要比膺白多得多！”一次不知谁发起，在柏林的中国人，先生们烧菜请太太们。有些人是太太烧好了交给先生，亦有真会烧菜的先生。不会烧菜的摆碗筷当差，聚餐在参赞张季才（允恺）家。据说行严先生上午十一时已到张家，我们到时大概已在下午六点后，见他满头是汗，穿了白围裙。他的作品是两碗汤：一是牛肉汤，一是木樨汤即蛋花汤。我常常与膺白怀疑，何以许多朋友回到中国就要腐化？我怪北京、怪上海，官气使人迷，黑气使人昏。几个有为的朋友，到了烟容不可掩盖惘惘然时候，常倒使我们难以为情，不敢向之正视。
在欧陆旅行，一夜可能经过几个国境，我们可以将护照交托车掌备查，但亦有必须起床经关卡检查之事。惟一长的铁路在一个国里的，只有意大利，我们曾到它最南端的拿波里6看有名的大火山维苏维7瓦解后的奥匈帝国，工业的捷克最站得住，农业的匈牙利经过几次事变。当时我们很替奥地利发愁，等于去了四肢，只剩脑袋。奥币克朗的跌价与德币马克同，主妇们都手提大皮包，装满钞票买不了什么东西回家。再想不到卅年后，抗日战后的中国比他们还要利害。
我们旅行到最后一个国是欧陆高原的瑞士，全世界的永久中立国和山湖洵美的国际公园。它不产钢，而它名闻全球的钟表，靠细细的钢条，用不着很多的钢输入，成其生产岁入大宗。在中国市场盛销的药品、补剂、颜料、各种化学制品，瑞士产品亦甚多。不但世界上许多国际会议在此地开，亦有许多逃避的宝货在此地存放。英法德三种语言，每个国民都能应对。这个国，好像用不着什么政府，他们的行政首长是一个委员会的人轮流充当，出入乘电车与其他职业同。那时只有廿几岁的我，不问详情，这一点够所忻慕。
国内政局已变而将再变，朋友们来信都望我们早归，看着国际亦确令游子思归。我们回到法国，取道马赛，经地中海印度洋返国，上船以前，在马赛参观了法国殖民地博览会。
我要记此行两件痴得近乎迂阔的个人小事：一是我穿得最多的一套衣服是五年前的，一是我差不多没有到百货公司买东西。民四（一九一五）我们亡命到美，住在西部常年春秋的区域，那时市上最新的机织毛线上衣，几乎人披一件，而自制的绒绳衫则俗例只老太太上菜市穿，不登大雅之堂。我很喜欢这样的机织上衣，而未舍得买。我先回国，膺白后到，打开他的箱子时，发见不但有此类上衣，且有裙，不但是线织，且是丝织，颜色是黑白相间。据说我走后，他每出门见我注意过之物，都买一点，放在箱底。我感其意，在国内虽不能用，然都保存着。这次再出，时隔五六年，已无人穿此，为人情和经济，我穿用得甚为合意。记得游尼加拉瀑布时，有穿这衣服的照相，倘寻得出，当附一张于此。
这时中国还未有百货公司。我在美国，时时念着两国货币汇率一比二，回到中国有更多的用处，因此到百货公司而不敢买东西。到欧洲，见物资缺少，生活艰难，我忽动妇人之仁，不忍买便宜货，尽管商人欢迎外汇，而我固守我的同情心，不放手。膺白戒我勿添行李，而他自己的行李中，塞满德国的小钢刀、小仪器、战场炮壳、火山石头。我的朋友，得到我极薄的礼品。
船抵上海，殷铸甫先生带着大小姐静姑，坐驳船到大轮来接我们，静姑还不过十来岁，手里拿着载有我们抵埠消息有照相的当天报纸，指给我说：“姨，你亦在这上头。”小孩子还没有见过相识的人在报上，我们不知道是谁送出的新闻。职业教育社对我们有一个欢迎会，黄任之（炎培）先生请我们在一家馆子吃素菜。其时南京和天津的朋友们函电催膺白去，于是膺白先行，在南京他停留讲演，我携行李直到天津与之相会。
天津的金融界邀膺白参加他们的座谈会，我只记得膺白提起有中孚银行聂管臣先生极热心。膺白谈到在欧洲见到通货膨胀情形，指着座边一罐三炮台香烟说：“今天价五角一罐，可能明日变为三元一罐。”他岂料廿余年后中国币值的低落，比当时德国马克、奥国克朗同样惨，而三炮台香烟亦非由五角涨至三元的渐进方式。
张敬舆先生来接我们，问我游历感想，我说：“中国事事不如人，所看到的都比中国好，但最可爱的还是我们中国。”出国归来，而犹你我彼此，自己打自己者，非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