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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早听说冯焕章先生治军纪律严明，与士兵共生活，叫得出每一士兵的名字。在天津时，从张敬舆先生处知他刻苦慕学，很爱国，辛亥革命时在滦州有起义活动。这历史和风格颇引起膺白的好感和兴趣，首都革命之愿，像这样一个北方军人，该是最适宜的同志，可惜不在一处，无缘熟识。膺白所作两本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书出版，冯看后甚为欣赏，买了几百本分给部下读，其中有人后来遇见膺白，背得出几段警句。这是冯从混成十六旅旅长到督陕、督豫，声誉最盛时期，我们正在欧洲旅行。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的秋天我们从欧洲回国，正值直奉战罢，直系得胜，旧国会又在北京召集开会，黎元洪复职为总统，王宠惠组织内阁，张绍曾为陆军总长，政象似乎又有南北可以沟通的朕兆。膺白到了上海，被南京教育界的朋友请去讲演，被北京的朋友催去见面，只出席上海职业教育社一个讲演会，即比我先动身离沪，我在沪等候行李，约定仍到天津卜居。
在我们出国的期间，上海金融界出过一件事情，交易所的暴兴和暴落。这个风潮影响了中国当时正萌芽的纱布业，亦拖倒了我们几个弃官从商以有限积蓄在上海谋生的朋友。我们在纽约时，一天李国钦先生带来一大卷中国报纸，他指着满封面形形式式的交易所广告，很不屑而叹息，特别点出一个曾为内阁次长且在青年会服务的人，做一个交易所的董事长，说：“你们看！你们看！”这是我们初次听到中国有交易所这件事。李先生是在美国经商致富，但颇不以上海这种投机做空事业为然。膺白对商场向少关系，我们亦不留心商业广告，闻言只有浅浅印象。岂知我们到上海之时，正值许多人因交易所而破产，非北即南，不得不回向政治谋生活。产业不发达本与政治混乱互为因果，然这次投机风潮，牵涉到商界以外的中产知识阶级，则在中国为初次，不独影响中国产业之正途前进，亦且加速中国政海变迁。
上章记我们到天津之日，张敬舆先生在车站接我们，张先生这时已有入阁消息，不久他入京为陆军总长。膺白同我商量，仍欲居家天津，我们在天津意租界五马路租定了屋。我刚刚布置好了一切，而膺白受命督办全国财政会议事宜，重又搬家北京，这是民国以来他第一次在京受职，岳军先生为其总务处长。王（宠惠）内阁为直系尤其洛派所支持，亦为辛亥南京政府之人在北京组阁第一次，其与洛派如何关系，我们海外初归，并不深知。膺白与亮畴先生是公谊多于私交。洛派是指直鲁豫巡阅副使吴佩孚，时驻洛阳。
这个全国财政会议并未开成，一因中国政治分割已久，各省与中央少休戚相关之谊，派出代表甚慢，江苏似系响应最早的一省；二因王内阁不久辞职。下面一封叶玉甫（恭绰）先生的信，是手边仅有的涉及财政会议材料。信长卷纸一束，由日本寄来，当是直奉战后交通系失败避居海外时发，并似来信得膺白复信后之再来信，其中颇有民初财政史料。膺白复信我未见，函中“远游感想”及末段“读书”云云，当为去信语。沈君即吾弟君怡，由交通部派赴德国留学，在叶长交通部任内。
奉诵复书，语长心重，猥承指导种种，尤切感荷。所云远游感想无人可以倾吐，弟前次归国，即满抱此种悲观，固不待今日而始有此现象也。至财政会议一事，论理本应早开此种会议，以为解决财政困难之方策，第今日各省曾有何人感觉有扶持中央财政之必要者！当局者无论矣，一般人民以平日感情太乖，亦绝对不欲问其死活。除少数经济界中人，知今日政府财政与国民经济亦有不可解之关系，未甚淡视外，他固绝不措意也。十年以来，吾辈枉负经济财政之重名，其实所怀抱者，何尝得尽百分之一。“无政事则财用不足”，此本金科玉律，乃自项城时即绝对不措意及此，徒以威权尚盛，勉得补苴，然虽不足以云理财，尚可以云筹款，且用度亦尚有节。（此语公当信之。项城时，中央每月五六百万为止矣，即西南战役，有如合肥时代之用巨资乎？至外传帝制用款，除军事外，实不过数十万元，以较今日种种无名之费渺乎小矣。）地方未尽虚耗，而筹备及整理之举，亦颇愿施行，盖项城所知者系无财不可以为悦，故凡足以裕财之计，无论治本治标皆愿从事也。（如整理币制一事，公知今日墨西哥之“光鹰”及“站人”所以绝迹之故乎？盖民二、民三时，梁三水力持先认定一种银元为标准，而逐渐淘汰其他杂币之说，乃选用北洋造之一种龙元，而毁其余模，并准商民自由请铸，不收铸费，仍于上海市面造出此种龙元之单独行市，使逐渐与英洋齐价，故不三年而外币几绝迹。逮周缉之继任，立即取销不收铸费之议，事为大阻，不然吾国银本位之根柢早已立定，或乘欧战时已可行虚金本位矣。）其时周氏以善于搜括，故颇得袁氏信任，其式虽旧，然犹欲力守前清末造之规模。（如对征收官则严定比较，对滞纳则力主清查之类，虽决不足语乎财政，然犹有彼之管理财政方策也。）逮洪宪以还，合肥当国，高掌远跖，不亲细务，而财之与政，乃分而不可复合。自是以降，棼乱如丝。去岁靳氏当国，讨论财政，仆其时满腹新感想，如公今日，乃力陈须先活动国民经济之理由，乃同僚皆目笑存之。厥后仆屡言“无政事则财用不足”，靳屡言“有钱则万事皆有办法”，始终龃龉，遂成隙末。此段历史外间知之者稀。今日全国与吾辈差池者无论矣，其谬相推重者，或在乎能以筹款之一点，或竟以为“吾辈有钱，自己可拿出若干，以济公家之急”，乃绝无承认其对吾国财政整理之有特别研究者。吾侪之自炫固无谓，乃亦不必也。吴子玉去年使人以财政求教于三水，三水告以整饬直鲁豫三省吏治，以期收入增加，渠等乃大失望，盖彼等以为三水将教以如何借款及搜括之法也。彼等皆存一不顾子孙之计，如何能与言财政之正轨。彼等胸中又恒怀一“项城时代梁某能筹款之影子”，不知其时筹款之法，本非以搜括抢掠为事。即以公债言，三四年之公债至今成绩何如者？五年即非吾辈所办矣。且项城所出不妥之主意，经吾辈打销者，不知若干；且日日诱之进行治本之策，渠亦多所了解且愿从事。（盖袁因以天下为家，反而肯以天下为重，其动机虽未合，而事实却如此也。）如非洪宪之一番蹉跌，早已大有规模矣。今日各省长官及中央当局，肯为一年之计者恐已甚稀，如何能与言及此。故欲望全国财政之有办法，须中央与地方财政均有办法，欲中央财政之有办法，又须地方财政之先有办法。盖中央无土地人民，势不得不倚赖各省，各省自己先无办法，如何能不扰乱中央之财政。今试问各省财政何至于无办法，大约不外下列数因：甲、地方不安，乙、吏治太坏，丙、旧日财务系统之解纽，完全不知考核厘剔为何事。如山东之县知事，大抵皆由督军省长及省议会串合卖出，江浙之厘差等，亦强半皆然，否则副官差弁出而任征收，至兵匪之蹂躏，致负担力之锐削，更人所共知矣。河南一省依输出入之状况而论，每年民间富力必增二三千万元，而吴氏日日忧贫，豫人复怨声载道，此何故耶？即以上数因也。阎百川号为能治事，然不知人民经济及市面金融为何物，至今晋人不加富，而新政且以无款而穷于措施，实则山西何至是乎？故各省财政状况不改善，弥论其与中央如此睽乖，即十分拥戴中央，渠亦手足无措。今日欲各省财政之改善，只有二途：一、各省长官能专任一有识力手腕之人，使之理财不掣其肘，则本省之财政自裕，除自给外，不必定截中央之款；二、各省省民能进而监督用人理财各事。至二者在今日孰为有望，皆不易言也。至开一种会议，清清楚楚的分家，中央求各省之谅解，使知有存此中央之必要，及内外债之信用之宜保全，此其事迟早当办。但目下此种会议能否开成，及能否有效，殊未可必也。仆等向来主张加税裁厘，而以关、盐、烟、酒、印花与交通及其他官业收入，划归中央，其余统归地方，如此，则中央除每月支出官俸政费七八百万元外（官俸行政费军警费应不得过五百万元，余以充直辖之教育费，亦不甚俭矣），尚可以其余分年归还积欠，而于地方无损。至各省应用全力整理地税，必足自给有余。此种划分恐迟早必如此办法，盖地税非划归地方不能整理，而此一大财源如不整理，收入必无望大增也。执事苦心孤诣布置此事，极所佩仰，似不妨姑尽己责，不求近功，但使与会者能输入若干之智识于胸中，或转相传播，则其功能即属不小矣。至承示二端，第一事弟已行之，在此无事，惟读书耳。其二则夙怀至今，未敢稍懈，虽真龙无几，而好之自如。近日颇感觉宣传之必要，故恒作长函，述其所怀，尊意注重讲演，正合鄙意，盖无论何政策，不得一般了解，殊难实行也。沈君闻志趣向上，极慰。但报载德对外国学生增收学费至三万马克，恐受影响，如何如何，敬复，即颂大安！
膺白先生 不知名上
民十一年十二月三日
这时直系领袖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驻保定，而指挥全局者为直鲁豫巡阅副使吴佩孚，驻洛阳。曹虽系不读书武人，然性忠厚，人言其为第三师师长时，某次战败，众已尽退，曹独倚墙从容，一部下促之始走。吴与张敬舆都主张在庐山召集国是会议，谋南北之统一。张寄膺白信言：“庐山国是会议之提议，虽尚未见诸实行，已有披靡一世之概，中国统一之期，当在不远，深望大驾早回，共图中华之新建设。（十一、一、廿六、寄美国）”历来两系相争，未得手的一方常不惜迁就过去或未来的政敌，北方相争时联南方，南方亦然。王内阁、旧国会、黎氏复职，虽亦多少由此形势而来，然谓当时无人有心为善，亦未可言。无奈武人之气势，国会之卖弄，不择手段，每况愈下。少数之善，在野时几希之善，均入狂澜与共倒。
曹锟急要做总统，亦不择手段，以吴佩孚得其信用之专，而无可奈何，不能劝阻，终成贿选。最可惜者，吴并非主张贿选之人，却逼成拥护贿选之势，以声罪讨伐而穷兵为戏。他被人称为吴秀才，私生活甚严肃，自拟关岳，对曹锟始终不二。声言不入租界，确未见他住租界。膺白最后一次到北平，岁时存问，他绝不以国民军之故，略提往事稍露形色，与其他失意人物之悻悻然者不同。生活亦不裕，不失为胸中自古其道德标准而守之不失者。膺白认识他，亦由张敬舆而起，吴张结儿女姻，吴派迟程九（云鹏，实系真媒）来请膺白为大宾，先送兰谱。
膺白许愿在北方竟辛亥之功，然时时以国家为前提，不以革命为究竟。现在，社会不以他为异己，当局看他作书生，他可以加紧努力了。北洋军阀虽已分裂，然地盘广大，根蒂深久，对国家为祸不为福，去之却亦无法。皖系曾与日本结深缘，误国家众所周知。奉系则入关而争，不惜放任后顾之敌，退而自守，又厌恶其索偿与掣肘，忽视外敌，与我们根本难容。首都革命之愿，于是寄在直系，直系虽颟顸，而无国际背景。膺白与冯焕章先生共事时，除基督教，尚不闻其与国际有接触。
膺白到过洛阳一次，吴子玉先生邀与同饭，同往郊外试炮，听其言论，甚为失望。他说：“科学吾国古已有之，格物一章而今亡矣，就是到西洋去了，老子出关西去，格致之学被他带走。”试炮时，自称其目测之准，遥指一点，说若干米，试之果然，左右叹服。这样自封自是态度，当大任是可忧的，与新世界亦距离太远了。十年后，他还告诉膺白：尧辟四门即国会。
吴甚厌恶冯，抑制其发展，冯两次失去已得之地盘，而队伍则反扩充，由陕西而河南，到北京郊外的南苑北苑，就陆军检阅使一个空名闲职，所部饷项无着，张敬舆是其在二十镇时老上司，吴抑制冯，张则帮他。在张组阁及陆军总长任内，准冯之队伍正式编为一个师，三个混成旅，并指定崇文门税关及京绥路局两处，为冯军饷项所出，冯于是反而得到在近畿练兵机会。
南苑与北京间汽车一小时可达，膺白与冯见面机会渐多，渐渐熟识起来。他请膺白去作定期讲演，膺白每两星期出城往南苑一次，每次讲演两小时，冯自己与全军营长以上官佐同听。膺白这时在北京很忙，在内阁、北大（膺白在北大讲军制学的稿系岳军先生代笔）、师大，担有职务或功课，但从不却冯氏之请。往南苑的路极不平，我们的车很旧，两小时往返路程，两小时不断讲话，他夙有胃病，颠簸而归，常捧着肚子叫痛，许久说不出话。我几次劝他告假，他说：“这个集团可能为北方工作的惟一同志，彼此必须认识了解，且此中必有他日方面之才，能多认识本国及世界局势，或者少误国家事。”无论如何忙与累，南苑之行不怠，自然而然，与冯常常谈起时事来。一次，冯说到李汉老如何云云，膺白问其人是谁，冯笑曰：“您老在阁不识此人？”盖曹之嬖人李彦青字汉卿，要人无不与之结欢者。冯亦请过膺白阅他的兵，黎明骑马越阜跃沟，同看操。膺白最后一次在冯军讲演毕，请冯开一名单，定一日期，他要请其听众冯之部属到吾家吃顿便饭。膺白一向不私下结欢有力者之左右，恐乱人秩序。这点，好处在有力者对之无疑虑，坏处其左右以为他目中无人。这日请的是晚饭，但客人很早已从南苑到来，且传述冯关照的话：“黄先生不是空闲着的人，他为爱国肯来指导我们，北京城里有地位的人谁还像他那样，你们早点去，谢谢他。”这是仅有的一次，在我们糖房胡同寓所，请冯部属，从来没有请过冯自己。
北京城里通常应酬很多，打牌是常有的事。太太们请客更是请打牌，帖子上写着下午二时，我以为是请中饭，按时而往，上过当，闹过笑话。后知不打牌尽可迟去，然七点钟该是晚饭时候，不能再迟，到则见满屋一桌一桌的牌，人多则分作几间，往往到八点九点还不开饭。大家心在牌上，可怜燕翅全席大半敷衍了事，有庶务科算账。亦有放着鸦片烟盘提神消遣。混在其中，日日往来，话即好说。在势之家，素不相识之人，逢着拜寿道喜，只要肯随俗，即可上门，如此相熟。我本非怕出门之人，经过这些，视酬应为畏途，朋友说我生“怕见人”病。我家亦不能舍正事而款待多方。请客无此铺张，索然寡欢。心以为非，不敢表示，不参加之事须小心设辞，不然故意立异，在小节目上不随俗是非常得罪人的事。膺白应饭局亦务必周到，朋友告诉他：宁可到而不吃，不可不到。有一次赴五个饭局，空腹而归，此种生活，我们常常叫苦，觉无地自容。他僚友某君，一次很认真要我劝膺白从俗，他说：“谁家谁家，来者不拒，宾至如归，厨房同时开得出几桌酒菜，议员记者随时光临，情不疏隔，自然攻击减少，笑骂不生。”他说：“外面称膺白为穷总长，不请客，不联络感情，这样如何做得开，实大大影响其政治生涯。”我谢他好意，但说：“乌烟瘴气必同归于尽，正想尽力维持一点清明空气，不拟劝也。”膺白在职时，除在署秘书外，家里有一人专为他答复介绍人事的信。他的朋友唐少莲（凯）先生素称忠厚，常常搁笔大笑，要求之离奇，与措词之幼稚，出意料之外也。参众两院议员之信尤多，不必相识。岳军先生在北京的一段期间，住在吾家，代膺白见客。岳军先生见客后，用小册记明事故，有许多人仍要见膺白自己，而事故亦多半为请托。一日早餐时，二人面红耳赤而散，我奔走其间相劝。岳军先生要膺白耐烦，人事周到，误会可少，原为膺白。膺白最不长于人事，无办法而敷衍，不肯。夙有胃病，饭桌上甚易动气。这实是民生凋敝到极点，群向政治机关谋生，而少数集团犹是杳无止境地醉生梦死。贤如蔡孑民先生，其介绍北大学生书信之多，不可胜数，青年出路之难可知。膺白回国初次任职，第一个引用的北大李君即蔡先生所介绍。
膺白在教育部时，一次不知内阁同僚中何人生日，同人公宴唱堂戏，事后庶务来收账，总计七千余元，每人摊派二百余元，门房问我是否送教育部。教育部是最苦的一部，薪水常欠，我愿在家里付出。不久，又来一份“同人公启”的堂会通知，请签名，我叫门房退回，说已另外送礼。我退回公启以后，正恐过分得罪了人。事有凑巧，次日见报载冯玉祥启事一则，大意言同僚有庆，分别送联致贺，时势艰难，不再参加公份等语。这是北京城里少有的话，颇煞风景，却令人称快。
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的秋天，又一次直奉之战正开始。此时直系当朝，奉系为敌，皖系赋闲，在南方则粤系为尊。奉皖粤有三角联盟之说，信使往还。
一天夜里，膺白回家特别迟，他告诉我在船板胡同冯先生寓所谈天。膺白没有到过冯的私宅，我亦初次听到冯住船板胡同。这日，他们先在另外一处地方晤见，冯邀他到私宅，谈话只他二人。从行将开始的内战谈起，膺白反对内战，“万恶之内争”一语，在其文章和言论中屡见不鲜，冯所深知。冯语膺白：“吴二爷脑筋里没有民国的民字，这样穷兵黩武下去怎么好？”吴二爷即吴佩孚。于是他们谈到深处，渐渐具体，拟以一支精兵倡议和平，在北京完成辛亥未竟之功。冯又告膺白：“胡笠僧（景翼）、孙禹行（岳）二人是辛亥同志，此时都带着兵，可商合作。”后孙以大名镇守使调入京，与曹兵分守城门，冯或与有力。
战事开始，直军分三路迎敌：吴佩孚由洛阳到京，任总司令兼第一路，向山海关；王怀庆任第二路，出喜峰口；冯玉祥任第三路，经古北口向热河，第三路乃不重要的冷门僻路。这时颜惠庆内阁新成立，膺白复被邀担任教育部，他已经与冯有约，自知不久将与直系为敌，不愿留此痕迹。他辛亥对军咨府几个朋友和长官，常觉耿耿，不欲再有一次公私不能兼顾之事，故坚辞不就。直系的人因其前次在教育部，调解部校罢工罢学风潮有效，此时前方有战事，后方更为吃紧，一再劝他。请他到总统府，曹当面告诉他：这是苦差使，知是委屈。以冯与有交情，挽冯再劝，膺白第二次担任教育部总长实出于冯之劝，其理由为在内阁消息灵通，通电通讯亦较便。故虽就职，尸位而已。
冯出发赴前线，留密电本一册给膺白，曰“成密”。约曰：此去前线，一路荒僻，诸事隔膜，请膺白随时打招呼，惟他的招呼是听。膺白问：“在京谁参与秘密，可以相商？”冯答无人。问：“何不告之子良？”子良者薛笃弼字，时在内阁为内政部次长代理部务，实系冯之代表。冯言：“子良胆小，且留京有代他请饷请械之事，若预知此举，气将不壮，反为不妥。”
前方第三路总司令与后方教育部总长通电频繁，幸未被人怀疑，这是若干年来，膺白言论态度甚公，从未为一派一系献过私策说过私话之故。他虽南人，不存南北之见，北人喜其直，称为少有的南方蛮子。成密电本归我保管，来往电均我亲译。膺白复电大概都由我起稿，彼此例行报告之外，偶然有一二机锋暗示，措辞十分小心。自民五（一九一六）浙江参加护国之役，膺白又一次为主力参与决策之一人，而我先后为其保密之跑腿和录事。
在天津的段祺瑞先生，忽然叫袁文钦（良）送一亲笔信来。膺白与段向少往来，安福系当国之际，膺白在天津写作，未尝入京，其秘书长徐又铮及其参战军边防军将领，与膺白大都是同学，亦未见面。段的原函如下：
膺白总长阁下：关心国事，景仰奚似。大树沉默，不敢稍露形迹，是其长，亦是短也。现在纵使深密，外人环视，揣测无遗。驱之出豫，已显示不能共事，猜忌岂待至今日始有也？当吴到京之时，起而捕之，减少杀害无数生命，大局为之立定，功在天下，谁能与之争功也？现尚徘徊歧途，终将何以善其后也？余爱之深，不忍不一策之也。一、爆之于内，力省而功巨。二、连合二、三两路，成明白反对，恰合全国人民之心理。奉方可不必顾虑，即他二、三处代为周旋，亦无不可。宜早勿迟，迟则害不可言。执事洞明大局，因应有方，尚希一力善为指导之。人民之幸，亦国家之幸也。匆此布臆，顺颂时祉。
余由文钦详达。
名心泐戌月一日
由袁文钦面达之语为：从前用人不当，以后不拟再从政，有机会则周旋各派，报效民国云云。（《感忆录》袁文，代表请段合作是答礼，袁识合肥在先。）首都革命事前的文字，为安全我都不保存，此信写得极露骨，当时膺白甚诧异，我更想不到出自一个自命不凡的前辈，故独保留。后来段复执政，则知政治之为物，即老成亦不顾一切了，诚需要特别修养也。段与冯系同乡，是否与冯亦有信，冯未提过，此信亦未给冯看。
战时，府院会议以外，尚有特别召集，每电话来，若只言时间地点，未言所召者谁，膺白应召我常捏一把汗，逾时不归心更惴惴，如此故作镇静地一天一天过去。直军前方不利，战事日紧，这时在职之家，家人不便离京。我想着在天津租界的慕川七外叔祖家，几位老太允为照顾孩子，遂托吾妹性元带着熙治及外孙女晓敏，同去暂避，说是客人回家，不露痕迹。她们三人走后，我身边轻松，减少牵挂。十月中旬，冯派一刘子云君来京，刘已知机密，看京津情形以为事不宜迟，而冯尚犹豫不决，要求膺白一封亲笔信带归，以坚冯之心而速其决计，膺白写信交刘。此事甚险，万一泄露，诸事都休，但毕竟发生最后效力。冯接函后来电，暗示准备就绪。十月十八日膺白去电曰：“吾侪立志救国，端在此时。”冯复电曰：“来电遍示同人，众意佥同，准十九日晚起程。”此日参加决定的冯军同人，有照相题曰：“十月十九日滦平国民军起义”，后来送给膺白一帧，以作纪念。
行动既定，预计若无挫折，十月廿三日冯军前锋可入北京城，膺白约定先一日到密云县高丽营与之会晤。冯之班师计划系全军向后转身，去时殿军变为班师之前锋，鹿钟麟之旅首先入城。兵士昼宿夜行，四日而到京，一路无人知晓。四日中，留后之人，仍日日将预拟之战报发电向政府报告。
廿二日上午，膺白照常到教育部办公，出席阁议，回家午饭，饭后他照例要休息一小时。此日回家时，即嘱车子开回给次长用，两名侦缉队员随车同往。战时，警察厅的侦缉队派员保护在职大吏，每家两名，随车出入。吾家以住宅狭小为辞，而教育部与我家相距甚近，故两人食宿都在部内。我非与膺白同行，向不独用公车，教育部只有一辆公车，膺白常让给次长用。这点习惯，此时给我们以极大方便。侦缉队员和车子都不在家，膺白饭后不睡午觉而是换装，他换着平日骑马装束，外罩呢袍以当外套。我叫自家车子开出，声言要到东城买物。上车时，膺白要搭车顺道往北京饭店访友，车至北京饭店将他放下，当着车夫说明俟我回家候他电话去接。我到台基厂一家洋行，挑选羊毛御寒之物，故意耽搁时间，估计膺白已到预定之地，找着预雇之车，然后回家。一切经过顺利，只可惜雇车不知要走长途，屡次停车修理，膺白在半夜始到高丽营。一望无际的露营，幸有相识卫兵陪到其中一个篷帐，冯先生已经先在，膺白已十小时以上未进饮食。
冯先生出示预拟的文告通电，膺白看后表示异议。原稿仅将内战罪名加在吴佩孚一人身上，对曹锟仍称总统。膺白说：“国民军倘不过为清君侧，未免小题大做了。”冯以为然，临时请另拟稿。帐中无桌椅，走向附近民居，敲门借座，世传之国民军三军通电，实半夜在民家土炕所写，其文曰：
国家建军原为御侮，自相残杀中外同羞。不幸吾国自民九以还，无名之师屡起，抗争愈烈，元气愈伤。执政者苟稍有天良，应如何促进和平，与民休息！乃者东南衅起，延及东北，动全国之兵，枯万民之骨，究之因何而战？为谁而战？主其事者恐亦无从作答。本年水旱各灾，饥荒遍地，正救死之不暇，竟耀武于域中！吾民何辜，罹此荼毒，天灾人祸，并作一时。玉祥等午夜彷徨，欲哭无泪，受良心之驱使，为弭战之主张，爰于十月廿三日决意回兵，并联合所属各军，另组中华民国国民军，誓将为国为民效用。如有弄兵好战殃吾民而祸吾国者，本军为缩短战期起见，亦不恤执戈以相周旋。现在全军已悉数抵京，首都之区，各友邦使节所在，地方秩序最关紧要，自当负责维持。至一切政治善后问题，应请全国贤达，急起直追，会商补救之方，共开更新之局，所谓多难兴邦，或即在是。临电翘企，伫候教言。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米振标、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刘郁芬、宋哲元、蒋鸿遇、孙连仲、孙良诚、岳维崚等叩漾印。
这个漾电有两份膺白亲笔草稿，一份是上述在高丽营的原稿，另一份是他由北苑回家，路过无量大人胡同王（正廷）宅，邀王参加摄阁为外长，临时写以供了解国民军宗旨，为对外解释之用，系用王宅信笺，甚清楚，没有勾改。
我从东城买物回家，一心打算如何安排这一段紧要时间。这时在城内预闻真相的人，剩我一个，而膺白之已出城，尤不可稍露形迹。万一城中有备，不但事败，且将扰民。住在象牙胡同的仲勋三舅家，后园与吾家相连，只隔一座墙，平时两家同意，开一门以便往来。战事起，我提议将门取消，以资谨慎。我的用意，实怕万一连累。这日，住在三舅家的八舅梦渔，绕大门来看我，他是我家园艺顾问，种什么花树常请教他，年纪比我轻。他走时，我轻轻托他出去打一电话来，说膺白不回家吃饭。他信任我，不问理由。佣人进来报告电话，开饭我独吃。饭后，袁文钦君来访，膺白的车子是他代雇，他猜测必有事故，告诉我他家在六国饭店定有一房，随时可用。战事紧时，凡在天津租界无家的人，都在交民巷使馆区，不论医院旅馆，定房间备临时避难。我谢袁好意，答以无需。我舒坦其外、紧张其里的生活已久，此千钧一发之际，不可亏一篑之功。膺白已久出不归，车子在家候讯去接，两个侦缉队员随时可由教育部回来，我必须层层节节造出理由来搪塞，我安坐在家是很好一个局面。袁君行时已逾十时，我又托他来一电话，说膺白事毕搭朋友车归，不必去接，请我勿候。接电者进来报告，我关照大家休息，留一人候门，于是要回家要出去的人都离去，整个两层楼只我一人。添衣取暖，包好应用之物一小包，准备随时可以独自溜出，与应付非常时的腹稿，这时我始想到自己。如此彻夜暗坐，时时试探电灯有无，以测城内有否出事。直至天将明时，闻远远军马声歌声，乃摸索至三楼屋顶，遥见穿灰色制服臂缠白布之兵士缓缓而来，知大势定矣。辛亥起义，各处以白布缠臂为号，国民军之白布臂章上写“爱国不扰民”字样。
我假寐片刻，电话门铃不绝。下楼，侦缉队员首来报告，“胡同口都站有冯玉祥的弟兄，一路受盘问而来，弟兄举动很文明”等语，北京话“文明”是有礼之意。教育部汤次长（中）我本未见过，问膺白不在家，定要见我。许多与政局有关无关的人，以为冯军之事，吾家必定知道，纷来探听，不见膺白都要见我，我不能说假话，但亦避免说真话。此事经过以后，我要用许多功夫，再回到一个主妇地位。膺白后来还有摄阁等事，我的工作则兴奋至此为止。
首都革命的经过，江问渔（恒源）先生曾在膺白去世后不久，民廿六年（一九三七）的三月，预先电约题目，到上海祁齐路吾家向我问答两小时，甚满意谓有新的闻知。惜其时我将迁居杭州，文件已装箱，未能取证，曾请其如发表乞先示稿，亦允诺。不久抗日战起，遂不再提。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卷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