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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廿六年(一九三七)七月的一日,我从杭州上莫干山不久,接庐山管理局局长谭炳训君快信说,他奉命为我寻了寓所,我将被邀参加在牯岭召开的庐山谈话会;此会议中有不少膺白的朋友们参加,张岳军先生夫妇不日可到云云。同时范石生先生由牯岭致书上海徐鹿君先生,请其送我到九江,他将下山到莲花洞接我。
朋友们的不弃和想得周到,令我感激。我这次上莫干山是怀着极沉重的心情,踌躇趑趄而后至。半年来为膺白葬事,和陪亲友去扫墓,我虽已到过庾村几次,上山这是第一次。白云山馆一草一木,片纸只字,都有深长历史,其滋味只我二人知道,若不为庾村工作,前途尚远,我实在无勇气面对这些情景,再至其地。我既已在膺白病榻前说过壮语,这些壮语言之容易,我内心曾几次怯弱退缩,究竟是生死之盟,我不能不守。我将以庾村工作为我后半生的寄托,则这个山顶是我无法逃避之处,我是不得已而来,既来即不想再走。且我还有什么意见可对政治贡献!政治二字,我见而生畏,闻而厌之。陪我同住在山的计仰先(宗型)夫人汪吟霞,虽一再劝我不妨一行,她的好意是劝我不要离群索居。我斟酌而后,不离群的道路甚多,此路我不再走了。写信谢了谭、范二君盛意,并请代将我的愚忱陈报所有关切我的人。
芦沟桥事变起,中国对日本,除抗战已无他途。在此一年多以前,膺白和我在庾村,他亦看到局势已无可挽救,一日忽问我:“如果大战爆发,我二人将做些什么?”我请他先说,他说:“我们夫妇年代不算太短了。中日开战是中国存亡关头,我不想要自己看见战争结果,任何事,任何去处,只要为国家有一点滴之用,不惜拼此一命,不能顾你。你则如何?”“拼此一命”四个字,他用极沉重之杭州音说出。我回答他:“奔走呼号的事我不擅长,我将在有缘而方便之地区,对壮丁们留下来的老弱,做点安慰鼓励工作。倘有机会教书,愿从史地二门激发下一代的爱国心。年来国、英、算三门功课占去读书大部分时间,其中国文实亦徒有其名,不被重视。史地二门钟点既少,青年不感兴趣,时空的观念模煳,对事看不准确。有什么方法对此有点贡献,我极愿为。”这一席话成了我们最后一次的“各言尔志”。膺白已经没有机会再拼其一命,剩我一人,循此心愿摸索,抗战八年岁月,我战战兢兢依着这条路走。
八月初,战事快到长江,上海市银行经理朱达斋(豪)先生来电话,劝我返沪为个人生活作个安排。他的好意很动我心境。我一向不负经济责任,社会上真的赤贫和暴富滋味,都不了解。我亦不善理财,买国家公债存在本国银行,由银行代管公债还本付息的事,极方便且亦极安心的一件事了。膺白在时就这样,我不必操这条心。现在家已破,国濒危,在一面说,我理财何为?有何法?又一面说,我不但须对自己负责,肩膀上,志愿里,还有其他责任需要我负,我不能逃避。我只得匆匆赴沪。这是我搬家杭州后第一次到上海,住在善钟路赛伏公寓伯樵、仲完家。依照达斋先生建议卖去公债,照一般人当时布置办法,从金子、美金票到银元、银角,我每样有些。莫干小学校董朱炎之(炎)先生是我姨夫,与我同行到沪,曾提醒我应否将学校基金换成外汇。我考虑而后,这学校基金是膺白颇费心思的一个布置,用国家公债作教育基金是双重的爱国观念,我当时参与其事,赞成其主张。我如何在此时忘记这点精神?这点愚忠后来吃了大亏,弄得一文不值,我对不起学校,自己亦十分颠倒,以求补过而难能。
仲完极劝我租屋留沪,她为我着想,租界总较安全,出路亦容易。我的想法,只有在前进中求安全,安全的本身是不安全的。吾人过一日有一日的交代,于心可安,时时在忧愁中过日子,有何趣味?我无论如何解说,她不放心。这时各地到上海觅屋的人日多,托她的人亦不少,她甚至先急我的亲友,而搁后她自己的姊妹,我甚为感动。恰巧她所住公寓的下一层,有屋空出,她是七楼两间卧室,空的是六楼一间卧室,我即租下,她放了心,我仍回莫干山。
我返山不久,八一三沪战爆发,大家明了这是延长持久的全面战争。山上的人都镇定有秩序,不随便说话,每日下午到邮局门口候信件报纸。邮局一个胡姓职员最先看到报纸,常对众演说战况。他叙述宋哲元军队在廊坊与敌争持的勇敢情形,如同身在其境,大家以为他所知独多,心焦的时候就去访胡大海。“大海”是人们给他的绰号,听他说说亦好。可惜山上的人正欲募捐慰劳,而敌人已在平津成席卷之势。
我家有收音机一具,每日许多人来坐听广播的战事消息,熙治随听随录出,分送给听不到消息的人家。一日,听到政府募集救国公债消息,我家大小主客都踊跃应募,学校师生更集款输送慰劳品、救济品,有人想到秋尽冬来需御寒之物,能做针线的人开始缝棉背心送前线兵士。一日又听到政府提议捐献不动产为救国捐,这消息立刻打动了我的念头。我愿捐献我惟一的住宅,并其中所有比较值钱之物,我亲自起电稿曰:
南京蒋委员长蒋夫人勋鉴:连日闻前线将士奋勇杀敌卫国情状,心血为之沸腾。残生有终天之恨,兼人之愤,无以报国,谨将杭州住宅,除书籍及一部分纪念品日用品外,所有房地器具字画陈设,一并献之国库,以供抗敌之用。现居莫干山,以上捐件应与何方接洽?谨候示遵。沈景英敬。(廿六、八、廿四)
不数日接回电三通曰:
杭州周市长探转黄膺白夫人:敬电诵悉。毁家纾难,为国牺牲,高义热忱,足以振励国人,而慰膺兄于地下,无任钦佩,容确定办法后,再行电告,以副隽意,中正俭京。(廿六、八、廿八)
周市长探转黄膺白夫人:兹电朱主席骝先接收台端所捐各项房地器物,即请台洽,中正艳京。(廿六、八、廿九)
周市长探转黄膺白夫人:敬电诵悉。吾姊热诚救国,慷慨毁家,义声所播,不但女界同胞人人感动,而我将士亦必闻风兴感,奋勇救国,以慰膺白先生地下之志也。感佩无量,特电奉复。妹美龄艳京。(廿六、八、廿九)
我已经毁弃从前密电本,亦久不发电,我的去电系托浙江省政府代发,送交浙江省财政厅长程远帆先生。远帆先生曾把我的电报压住一日,亲自到山劝我再考虑;他说:“自己立锥之地总须顾到。”这意思实可感,另外的亲友知道了亦有同样好意相劝,我不复瞻顾,电仍发出。这时,我体会到文字中“义不反顾”四个字的意味,明知朋友们是好意,终将自己一个痴愿冲过这些好意,是要点勇气的。
从此以后,我个人亦有一件小事改正,我的名号划一,以后我只用“亦云”二字了。
我捐屋的决心,有积极消极几个理由:其一我与膺白,为其职务故,所感所尝日本军人滋味最多,隐痛与敌忾心比人更甚。其二亦为其职务故,被一般人所误解,以为不主战即是主和,主和即是甘心屈辱。今烽火既起,国家的政策已定,战只有向前,各样的力量愈大愈对国家有益。“人心”是极重要的一点,我为膺白代表此意,首先提倡,以示抗战决心。此外,有些人不知吾家平日生活状况,以为总有点家藏珍物古董,我借此公开,与社会共见。自在山发出电报后,我自己即未再到此屋,不但至战后,即到现在,我未尝再经过此屋,进过屋门。膺白为我喜欢杭州西湖,且与庾村往来方便而建此屋;我为膺白喜欢建筑,建筑是他最磨功夫之娱乐,而鼓励成此屋;这所屋是吾家南南北北前后住宅中自己购地建筑,亦是最讲究的一所。设计既定,膺白对我说:“离家乡数十年,一无成就以报桑梓,乃造屋以炫后辈,中心惭愧。”于是我们决定用此屋时,尽量改变我们闭门孤僻习惯,务多开门与当地人接触;不用此屋后,赠给地方作公益之用。膺白遗嘱还提到我们此约,我今不过提早,用在当前更紧要关头而已。
我得到许多亲友的赞许;吾弟君怡在沪见报,首先来信说:“此举,虽在手足亦不能不表敬意。”在庐山几个朋友来信说:“闻讯,只有默然叹服。”我离上海时,有新银洋一包,是每年新岁用作儿童压岁钱之积存,托仲完代为随缘作有益之事。她来信曰:本拟代作救国捐,今戋戋者不再充公,已送银行入我户内;其时政府重申禁令,不得私藏银币也。吾家所有字画,大半系年节生日亲友们的赠品,我一一报告:“所惠赐,襄成义举。”江浙撤退匆匆,未有机会善用此屋,当时我所交出器物,列一清册,今尚保存,签名者七人:我的代表人王大纲,接收保管者中央银行行长张忍甫,主任翁云生,监点者民政厅长阎幼甫,科长夏翀,财政厅长程远帆,科长汪筠。昔日空负痴心,今日絮絮记此,不胜惭愧。抗战后我见过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的《回忆录》,提起住过此屋,一若不知此事不识其人者,故述经过。还有后来的事,下章再记。
莫干小学每年暑假在山上开暑期班,用公益会住屋上课。公益会是莫干山中国人的一个组织,全部住户分担造此会所,第一任理事长是膺白,第二任是叶揆初(景葵)先生,是住民公选的。暑期办学原是公益事项之一,由莫干小学校董会担任。这一年的八月底,正要结束山校而回庾村开学的时候,发见许多在山避暑之家不拟离山,孩子们需要继续上课,不但小学,还有不少中学年龄的男女学生。于是我与校长郑性白教导主任张竞心二人商量,拟在山上设立莫干小学分校,且添设临时中学。这“临时中学”四个字,后来在抗战八年中,以浙江而论,各地都有,然最先发起者是莫干山。山上不但有许多学生,亦有现成的教师。除性白、竞心,还有校董徐青甫、朱炎之、葛湛侯几位在山,我们商量之下,用莫干小学校董会名义筹备临时中学。这是连我六个校董的决议:由兢心担任教务,性白担任事务;一面通知在山各住户,一面由莫于小学校董会呈报浙江省教育厅,为学龄儿童紧急必要而如此办法,请求承认学生在临时中学之学历。住户的反应极快,不但读书的学生,亦有愿意担任功课的教师。教育厅的复文不得要领,大意不以临时办学为不当,但说明不能承认学历。官厅不设身处地在战时民众的一边,而只拘泥平时条文。幸亏家长和学生都不在乎承认不承认其资格,在山之家无人不来。从提议到开学,用极短时间完成。
莫干山临时中学共有初中三班,高中一班,校址即在吾家白云山馆毗连的三宅房子。莫干小学虽仍回庾村开学,山上亦附设了几班,借芦花荡小礼拜堂上课。小礼拜堂与“临中”相隔仅百余石级,如此照顾容易。所用桌椅,除庾村现成多余者外,临时由山上工人制造,白木不加油漆。我们凡可俭之事务求其俭,不可省之事丝毫不吝。向来各校用的教科书,均不一律,我们用两个原则决定:其一从多数,其二征求主任教师的意见。我们在油印的报名单上,请学生填明其原来学校所用教本。如此先得一个多数概观,商之主任教师,然后到杭州购买。后来亦有因杭州书店缺货,而从便改变之事,此时的交通应以供军用和难民为主,我们不再求全转向上海采购了。原来在山上的有英文教师二人,数学和地理教师各一,张竞心自己在文理两科都能担任些,暂时只缺高级文史及生化教师。帮我们请教师最热心的是浙江大学的郑晓沧(宗海)先生,就是译《小妇人》的一位,他介绍国文教师张惠衣、历史教师柳定生;张先生请到来山;柳先生系名学者柳诒徵先生女公子,我慕名甚久,当时顾到战乱情形,对女教师我们需要更多责任以爱护,故未及远道邀请,柳君本人大概始终不知有此事。生物教师章子琨系由浙东请来,能自己走山挑行李,授课甚重实验。我们所有简单设备及仪器都曾应用了。据学生言,都市中的学校未尽有此。自有莫干小学以来,每逢吾家年节有事,亲友馈赠都以学校用品,故莫干小学虽在乡村,而图书仪器均比较完备,这次都借给中学用了。我在此附带向这些亲友们致谢,我们都一一用到在来学的孩子们身上,未负盛意。“临中”开学之日,师生群集在白云山馆东面广场,竞心致辞,勉励学生用“最后一课”的精神读书,我介绍教师从文史先生开始。
这里我要特别提起几个人,都帮我们不少的忙。计仰先夫人汪吟霞,在膺白去世后即来吾家相伴,她的儿女晋仁、德容原是我们寄儿女,计先生做过嘉兴中学校长、浙江省教育厅长,与郑晓沧先生相熟,故托请教师及赴杭买书,都由吟霞、德容母女担任。那时我在庾村还有一辆车,我家一向乡居时不有车,有事则临时向杭州雇用。年前膺白由北方归,政整会撤销,汪院长饬将膺白在职时坐车送庾村使用,膺白谢不受,将上海家里的车开到庾村,以原已有车,为不受的理由。后来膺白卧病,时时要到杭州买药,车子很需要,以后我一直把它留下来。
吟霞母女正要到杭州采买书籍文具,我临时接到一封信,是曾在上海允中女学任教的楼文耀先生寄来。熙治曾在允中读书,我与楼君见过几面,未通过信。她这次的信是由杭州一个尼庵寄来,大意说:国难中拟有所效力,而不知何所适从,问我庾村工作中有无她合宜的事,并言她是单身,不求待遇,此时正在尼庵教小尼姑书,倘数日内不得我信,即随众他徙云云。我将原信交吟霞嫂,请其往访楼君,告以办“临中”之事,倘合意,即偕来。楼君带了洗而未干的衣服,当天傍晚即到山上,住在吾家,担任初中文史功课。
湛侯五舅母陶君辉,长于事务及会计,仕在山馆东面之屋,此屋楼下后来作了讲室,我们将账目之事尽拜托她。我们的中学是收费的,但以月计,以便学生中途随家长离山。若月底入学,则由下月起算,月初来则扣去未到的几日,务便来学,不使因学费而荒一日之学。学生中途退学,书籍照价收回,如此后来者不缺书。舅母能唱歌,兼授唱歌课。
“临中”的学生每晨八时上早操,唱《义勇军进行曲》,住得最远的学生步行到校,从不后时。离校最远的一家是浙江兴业银行蒋益之先生家,他家儿女孙儿女都很用功。在山有屋避暑之家,大半家境很好,在“临中”所见,无不愿意克己,爱国心热烈。上海闻人杜月笙、张啸林家孩子,与他家司机的孩子同来上学,主人出钱。杜家一个儿子在楼先生班里,经楼先生循循善诱的教导,从卅几分考到五十九分。我问楼君何独惜此一分,不与及格?楼君说,使知前程极有望,而努力尚不足,张家的孙女品学俱佳,询知其母教甚好。有一男生在高中,年事已长,最不守规,其家与张家有素,由张女暗告其祖父,警戒该生自动退学,不结怨于学校。募救国捐,缝制慰劳品,全体男女学生俱出力。
我每日早晨向窗外望着一个个“小壮丁”步上石级进学校,课毕看他们跳跃而去,亦有时到操场看早操,他们的体操姿势并不像受过认真训练。近年的学校对于体操,尤其团体操和步伐姿势,似乎比我少时的学校更不着重,不知是否因学科太多没有功夫?抑或都市地贵没有操场?熙治知道我在看操,往往特别卖力。对着这些年青学子,我相信中国否极泰来,复兴有日,寄以无穷希望。我的情绪这时尚甚脆弱碰不起,然心里亦在准备能参加一课两课的书。平常国文教师张惠衣请假回家,他的功课由竞心代;一次,适值竞心自己有课,我知道他很希望有人代完一篇《左传》“子产坏晋馆垣”;这是我幼时父亲为我讲得声容并美的一篇,我很想告奋勇去代,吓得熙治和我一个表妹朱西牧百计恳求我勿去,说她们一定自己读之烂熟。我如此不受欢迎,以后遂未再尝试。
我们这个临时中学虽然没有校长,但是人人效力。我住在隔壁,每天有一定时间,等候师生来问讯。每星期六的中午,全体同人在吾家聚餐,厨子总预备大碗可口的肴菜。届时各人提出应兴应革之事,经众同意者,次周即实行。国文教师得意而背《孟子》“未之有也”,楼先生说生平未有如此痛快之事。我觉得是我们规模小、人少而集中之故。莫干“临中”气象之好,在乎教者读者和家长都能“合作”“认真”。因这个学校,许多人延迟离山,亦有认莫干为桃源而特来避难者。“临中”曾请他们到小礼拜堂讲演,各自择题,这讲演会每二周举行一次;记得有顾寿白医生讲“传染”常识,林烈敷先生讲“西北边疆人民生活和风俗”等。本校教师及学生亦有参加过讲演的。
五舅湛侯是一位业余自我学成的农业家,我们称他为“多九公”。以前膺白同他谈农牧之事,是选购精种,不惜工本,成就在远处大处,我无此气魄和力量。庾村的地,土层极薄,产物瘦得可怜。几年来仅在山坡植了松林,开垦过一片桐园,由严州聘来工人指导。浙江不是产桐油的大省份,但严州的漆与桐油亦算有名。我们种的是“七年桐”,还是膺白手里的事,此时尚无出产。
我同五舅商,我们先“小做做”,从畜牧着手,畜牧从本地羊和猪开始。我说,十块钱一亩荒地,加工加肥四十元,当地熟地。他惊奇我能懂得到此,他说我肯如此,事便不难。仰先嫂是崇德人,崇德的羊很好,她听见崇德农人的话:“养在棚头,赚在场头。”棚头饲畜,其肥料利及土地,是盈余。我就想如此做,五舅不反对。管庾村农场的潘雪超,原是五舅在闸口农场的工人,娶仰先嫂的使女,仰先嫂待使女如家人,将来当可替我照顾几分。我已经备款要叫潘雪超到崇德买羊,金华买猪,绍兴买鸡,性白赶来表示异议。性白的看法是对的,战火眼看要延到内地。岂可再拖开场面?而且这些场面,将来责任都要搁到他身上。我的想法亦不为无理,地方一日在手,一日需要有活力生气;庾村的工作基础,人和地皆现成,并非突然多事;失败有限,成功则更增我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但结果是我尊重性白的意见,而中止这个计划。
秋收期到,农民照例来“公共仓库”押米。我们的米仓在庾村公路车站对面,可容一千担米。每年秋收以后,农民押米于库,资以周转,明春待价而沽,他们最以为便,是我们无意而成的一件实际工作。性白、竞心来与我商:米仓地处冲要,万一因乱被劫,不但亏本,还须赔米。又战况不利,米价大跌,而农民需款更急,宜如何办?我们商讨而后,觉平时向通有无,何况此际?决定照押。且因米价下跌之故,往年押六折七折,本年加成受押,值五块钱的米,以九折四元五角押付。这年的存米地点,由性白与农户商,不集中于大仓,而分储在各小处。有性白的安排,和农民的合作,这件事后来结果甚好,毫无损失。仓库押米,只取极低手续费,不收利息,我们开始是战前的法币五千元,收回亦是此数。
提到我们这个米仓是无意而成,我要得罪一个或几个并不知名姓的公务员,浙江省公路通到庾村以后,有了一个车站,这车站离莫干小学不过百步,顿成一个热闹区域。安庆工人出身的王有芳得到“公路局”许可,在车站对面沿河自己的一块地上造了一间大停车房,四间小车房,供往来旅客洗车停车之用,经营一年,获利颇厚。照原合同,试办一年,可以继续,条款中须有救火清洁等设备,亦未违章。不料一年期满,王有芳一连接到几个公文:初责以设备不周,不准继续,次责以估价呈报,公路局将收买其车间。王有芳决定停止营业,不愿作价被收买。最后的公文是其年九月底以前,不准停业;此因秋季海宁观潮,各地来浙江游客可能转到莫干山,需要车间。王有芳年事已高,在安庆工人中为前辈,受人尊重,他的后辈虽已读书,本人识字无多,对这些公文不甚了了,但知不是好意。来见膺白,看前后公文,显属有意为难,问他意欲如何。他坚求莫干小学收买其地。膺白问:“既肯出卖,何妨估价让公路局收买,或者并不吃亏亦未可知。”他意有未平,言即使高价亦不愿让,于是膺白照其价买归学校,将四间小车房无代价借给公路局使用,以一年为期,而以大车间改成仓库。吾家在乡间不管公家闲事,只此一次救王有芳之急,然仍借给小车房,不使公路局难堪。这仓库与车间,抗战时毁为一片瓦砾,我迄无力恢复之。
浙江大学竺校长藕舫(可桢)夫妇到山来访,他们正在打算浙大迁徙的问题。我自己在山虽未萌退志,然莫干非可久安,于大学不宜,据实以告。他们想把孩子送“临中”寄宿,我答应照顾,后来局势急转,未成事实。我想起杭州的“图书”应早搬开,请其向有关的人陈述。他谈起我所捐屋,谓闻有人提议发彩票出售,问我意见。我说:“为抗战用,已经提出,但凭政府处置。个人则不取赌博方法的。”
同学赵佩文(懋云)由她家乡四川荣昌县来信,谓江浙恐不守,请到她家避难,这是第一个来邀我的朋友。后来还有武汉方面膺白的朋友,都令我感激。我函谢佩文,我以为江浙驻有重兵,且筑有极坚固之防御工事“兴登堡线”,不想半年的坚守都不能的。
白云山馆石砌前有一棵大枫树,为全国最大的一棵,入冬叶褪深红色,以前我们在此时都已返沪,故未见过。这一年满树红叶,扶摇上天,婆娑盖地,景色正对着“临中”高年级的讲堂。我常常想,这小小山头,能作“避秦的桃源”,亦能作“亡秦的三户”。同居的计太太、楼先生渐渐以避地之说打动我,她们听到几家人家的远行计划。一日我对她们说,在山我还可以做一点自己以外的事,出门将何之?人地生疏,累朋友于心不安,无人照应,寸步难移。于是我们心又定下来,不作任何准备,但我从不劝别人留在山上。即我们学校的安排,亦只使人在山一日有一日书读,始终给人以流动自如的。伯樵、仲完曾来山上,伯樵为京沪沪杭两路局长,已在夜间疏散重要物资,暗渡钱江大桥。仲完想留在山上,又想劝我走。他们离山赴杭,我又清静下来。浙江省政府决定撤退之前日夜间,财政厅长程远帆偕王大纲到山,告我明日将离杭,在杭与伯樵等谈过,恐我出门无人照顾,与大纲商,愿否再来吾家,大纲一口答应,故立刻请他携铺盖及一小皮包,随同上山。危难中许多故人不忘我,令我感激。从此,大纲等于吾家一个子弟,助我各种事务,在抗战时及抗战后,我所经手之公私各事,无不有其一臂之劳,到一九五〇年我全家离香港到美国为止。
廿六年(一九三七)十一月的一个深夜,庾村来电话,说话者是吾舅葛振民(敬康),他刚由南京到庾村,有卡车一辆来接我,是伯樵等所安排。他告诉我,白日有空袭,在京杭国道上车须夜行,他们深夜到此,拟次日夜间回京,要我在傍晚以前下山到庾村起程。他另有小车来接敬安姨母返京。我斟酌之下,时势至此,不再以无用之身,仆仆道途。与仰先嫂商,请她携德容,并代我将熙治带走,我仍留山。康舅再来电话,我不下山,他亦不归,请勿固执。我的妹夫钱乙藜,与仲完复由南京来长途电话,谓此系最后且难得借通之军用电话,请勿负朋友之情。仲完说话等于哀求我离山,她们在乙藜家候我。一日之间,仰先嫂代为整理各人行李,女教师无家在山者均同走。性白、竞心都主张我走,减少山上目标,说我可为之事他们必继续为之。遂与性白商必要时学校、农场种种措置,我告诉他,同人安全为第一,身外之物请勿顾惜,属于我私人者更勿措意。我坚守此约,抗战八年中,性白夫妇及其他往来山沪之人,我从未干以私事。对于文件,托以不能保则毁,此事性白夫妇为我辛苦妥善保存,使我今日还有一点可贡献的史料,连装置藏山的工友,我终生感激不忘。性白夫人名李雪钧,亦属莫小教师,后亦参加我们校董会。终抗战之世,她夫妇坚守岗位,直接保全了莫干小学,间接保全了莫干山。
在夜色苍茫中,我们一行人到庾村“文治藏书楼”,此时吾家在杭州的书亦已搬到此地,我曾与浙大竺校长谈杭州图书馆的书,而我们自己的书我一点未有安排。这时莫干小学的小朋友们已放学回家,都未得见。经过膺白的坟,我默念:万一被炮毁如何?继思普天之下,何处非先人庐墓!膺白若不死,正欲“拼此一命”,则何惜此白骨?忽然一个奇想涌上心头,我托性白:此地若为敌占,临走请用泥土掩盖石碑,不留名姓于沦陷之区。
(原载《传记文学》第六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