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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廿六年（一九三七）七月的一日，我从杭州上莫干山不久，接庐山管理局局长谭炳训君快信说，他奉命为我寻了寓所，我将被邀参加在牯岭召开的庐山谈话会；此会议中有不少膺白的朋友们参加，张岳军先生夫妇不日可到云云。同时范石生先生由牯岭致书上海徐鹿君先生，请其送我到九江，他将下山到莲花洞接我。
朋友们的不弃和想得周到，令我感激。我这次上莫干山是怀着极沉重的心情，踌躇趑趄而后至。半年来为膺白葬事，和陪亲友去扫墓，我虽已到过庾村几次，上山这是第一次。白云山馆一草一木，片纸只字，都有深长历史，其滋味只我二人知道，若不为庾村工作，前途尚远，我实在无勇气面对这些情景，再至其地。我既已在膺白病榻前说过壮语，这些壮语言之容易，我内心曾几次怯弱退缩，究竟是生死之盟，我不能不守。我将以庾村工作为我后半生的寄托，则这个山顶是我无法逃避之处，我是不得已而来，既来即不想再走。且我还有什么意见可对政治贡献！政治二字，我见而生畏，闻而厌之。陪我同住在山的计仰先（宗型）夫人汪吟霞，虽一再劝我不妨一行，她的好意是劝我不要离群索居。我斟酌而后，不离群的道路甚多，此路我不再走了。写信谢了谭、范二君盛意，并请代将我的愚忱陈报所有关切我的人。
芦沟桥事变起，中国对日本，除抗战已无他途。在此一年多以前，膺白和我在庾村，他亦看到局势已无可挽救，一日忽问我：“如果大战爆发，我二人将做些什么？”我请他先说，他说：“我们夫妇年代不算太短了。中日开战是中国存亡关头，我不想要自己看见战争结果，任何事，任何去处，只要为国家有一点滴之用，不惜拼此一命，不能顾你。你则如何？”“拼此一命”四个字，他用极沉重之杭州音说出。我回答他：“奔走呼号的事我不擅长，我将在有缘而方便之地区，对壮丁们留下来的老弱，做点安慰鼓励工作。倘有机会教书，愿从史地二门激发下一代的爱国心。年来国、英、算三门功课占去读书大部分时间，其中国文实亦徒有其名，不被重视。史地二门钟点既少，青年不感兴趣，时空的观念模煳，对事看不准确。有什么方法对此有点贡献，我极愿为。”这一席话成了我们最后一次的“各言尔志”。膺白已经没有机会再拼其一命，剩我一人，循此心愿摸索，抗战八年岁月，我战战兢兢依着这条路走。
八月初，战事快到长江，上海市银行经理朱达斋（豪）先生来电话，劝我返沪为个人生活作个安排。他的好意很动我心境。我一向不负经济责任，社会上真的赤贫和暴富滋味，都不了解。我亦不善理财，买国家公债存在本国银行，由银行代管公债还本付息的事，极方便且亦极安心的一件事了。膺白在时就这样，我不必操这条心。现在家已破，国濒危，在一面说，我理财何为？有何法？又一面说，我不但须对自己负责，肩膀上，志愿里，还有其他责任需要我负，我不能逃避。我只得匆匆赴沪。这是我搬家杭州后第一次到上海，住在善钟路赛伏公寓伯樵、仲完家。依照达斋先生建议卖去公债，照一般人当时布置办法，从金子、美金票到银元、银角，我每样有些。莫干小学校董朱炎之（炎）先生是我姨夫，与我同行到沪，曾提醒我应否将学校基金换成外汇。我考虑而后，这学校基金是膺白颇费心思的一个布置，用国家公债作教育基金是双重的爱国观念，我当时参与其事，赞成其主张。我如何在此时忘记这点精神？这点愚忠后来吃了大亏，弄得一文不值，我对不起学校，自己亦十分颠倒，以求补过而难能。
仲完极劝我租屋留沪，她为我着想，租界总较安全，出路亦容易。我的想法，只有在前进中求安全，安全的本身是不安全的。吾人过一日有一日的交代，于心可安，时时在忧愁中过日子，有何趣味？我无论如何解说，她不放心。这时各地到上海觅屋的人日多，托她的人亦不少，她甚至先急我的亲友，而搁后她自己的姊妹，我甚为感动。恰巧她所住公寓的下一层，有屋空出，她是七楼两间卧室，空的是六楼一间卧室，我即租下，她放了心，我仍回莫干山。
我返山不久，八一三沪战爆发，大家明了这是延长持久的全面战争。山上的人都镇定有秩序，不随便说话，每日下午到邮局门口候信件报纸。邮局一个胡姓职员最先看到报纸，常对众演说战况。他叙述宋哲元军队在廊坊与敌争持的勇敢情形，如同身在其境，大家以为他所知独多，心焦的时候就去访胡大海。“大海”是人们给他的绰号，听他说说亦好。可惜山上的人正欲募捐慰劳，而敌人已在平津成席卷之势。
我家有收音机一具，每日许多人来坐听广播的战事消息，熙治随听随录出，分送给听不到消息的人家。一日，听到政府募集救国公债消息，我家大小主客都踊跃应募，学校师生更集款输送慰劳品、救济品，有人想到秋尽冬来需御寒之物，能做针线的人开始缝棉背心送前线兵士。一日又听到政府提议捐献不动产为救国捐，这消息立刻打动了我的念头。我愿捐献我惟一的住宅，并其中所有比较值钱之物，我亲自起电稿曰：
南京蒋委员长蒋夫人勋鉴：连日闻前线将士奋勇杀敌卫国情状，心血为之沸腾。残生有终天之恨，兼人之愤，无以报国，谨将杭州住宅，除书籍及一部分纪念品日用品外，所有房地器具字画陈设，一并献之国库，以供抗敌之用。现居莫干山，以上捐件应与何方接洽？谨候示遵。沈景英敬。（廿六、八、廿四）
不数日接回电三通曰：
杭州周市长探转黄膺白夫人：敬电诵悉。毁家纾难，为国牺牲，高义热忱，足以振励国人，而慰膺兄于地下，无任钦佩，容确定办法后，再行电告，以副隽意，中正俭京。（廿六、八、廿八）
周市长探转黄膺白夫人：兹电朱主席骝先接收台端所捐各项房地器物，即请台洽，中正艳京。（廿六、八、廿九）
周市长探转黄膺白夫人：敬电诵悉。吾姊热诚救国，慷慨毁家，义声所播，不但女界同胞人人感动，而我将士亦必闻风兴感，奋勇救国，以慰膺白先生地下之志也。感佩无量，特电奉复。妹美龄艳京。（廿六、八、廿九）
我已经毁弃从前密电本，亦久不发电，我的去电系托浙江省政府代发，送交浙江省财政厅长程远帆先生。远帆先生曾把我的电报压住一日，亲自到山劝我再考虑；他说：“自己立锥之地总须顾到。”这意思实可感，另外的亲友知道了亦有同样好意相劝，我不复瞻顾，电仍发出。这时，我体会到文字中“义不反顾”四个字的意味，明知朋友们是好意，终将自己一个痴愿冲过这些好意，是要点勇气的。
从此以后，我个人亦有一件小事改正，我的名号划一，以后我只用“亦云”二字了。
我捐屋的决心，有积极消极几个理由：其一我与膺白，为其职务故，所感所尝日本军人滋味最多，隐痛与敌忾心比人更甚。其二亦为其职务故，被一般人所误解，以为不主战即是主和，主和即是甘心屈辱。今烽火既起，国家的政策已定，战只有向前，各样的力量愈大愈对国家有益。“人心”是极重要的一点，我为膺白代表此意，首先提倡，以示抗战决心。此外，有些人不知吾家平日生活状况，以为总有点家藏珍物古董，我借此公开，与社会共见。自在山发出电报后，我自己即未再到此屋，不但至战后，即到现在，我未尝再经过此屋，进过屋门。膺白为我喜欢杭州西湖，且与庾村往来方便而建此屋；我为膺白喜欢建筑，建筑是他最磨功夫之娱乐，而鼓励成此屋；这所屋是吾家南南北北前后住宅中自己购地建筑，亦是最讲究的一所。设计既定，膺白对我说：“离家乡数十年，一无成就以报桑梓，乃造屋以炫后辈，中心惭愧。”于是我们决定用此屋时，尽量改变我们闭门孤僻习惯，务多开门与当地人接触；不用此屋后，赠给地方作公益之用。膺白遗嘱还提到我们此约，我今不过提早，用在当前更紧要关头而已。
我得到许多亲友的赞许；吾弟君怡在沪见报，首先来信说：“此举，虽在手足亦不能不表敬意。”在庐山几个朋友来信说：“闻讯，只有默然叹服。”我离上海时，有新银洋一包，是每年新岁用作儿童压岁钱之积存，托仲完代为随缘作有益之事。她来信曰：本拟代作救国捐，今戋戋者不再充公，已送银行入我户内；其时政府重申禁令，不得私藏银币也。吾家所有字画，大半系年节生日亲友们的赠品，我一一报告：“所惠赐，襄成义举。”江浙撤退匆匆，未有机会善用此屋，当时我所交出器物，列一清册，今尚保存，签名者七人：我的代表人王大纲，接收保管者中央银行行长张忍甫，主任翁云生，监点者民政厅长阎幼甫，科长夏翀，财政厅长程远帆，科长汪筠。昔日空负痴心，今日絮絮记此，不胜惭愧。抗战后我见过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的《回忆录》，提起住过此屋，一若不知此事不识其人者，故述经过。还有后来的事，下章再记。
莫干小学每年暑假在山上开暑期班，用公益会住屋上课。公益会是莫干山中国人的一个组织，全部住户分担造此会所，第一任理事长是膺白，第二任是叶揆初（景葵）先生，是住民公选的。暑期办学原是公益事项之一，由莫干小学校董会担任。这一年的八月底，正要结束山校而回庾村开学的时候，发见许多在山避暑之家不拟离山，孩子们需要继续上课，不但小学，还有不少中学年龄的男女学生。于是我与校长郑性白教导主任张竞心二人商量，拟在山上设立莫干小学分校，且添设临时中学。这“临时中学”四个字，后来在抗战八年中，以浙江而论，各地都有，然最先发起者是莫干山。山上不但有许多学生，亦有现成的教师。除性白、竞心，还有校董徐青甫、朱炎之、葛湛侯几位在山，我们商量之下，用莫干小学校董会名义筹备临时中学。这是连我六个校董的决议：由兢心担任教务，性白担任事务；一面通知在山各住户，一面由莫于小学校董会呈报浙江省教育厅，为学龄儿童紧急必要而如此办法，请求承认学生在临时中学之学历。住户的反应极快，不但读书的学生，亦有愿意担任功课的教师。教育厅的复文不得要领，大意不以临时办学为不当，但说明不能承认学历。官厅不设身处地在战时民众的一边，而只拘泥平时条文。幸亏家长和学生都不在乎承认不承认其资格，在山之家无人不来。从提议到开学，用极短时间完成。
莫干山临时中学共有初中三班，高中一班，校址即在吾家白云山馆毗连的三宅房子。莫干小学虽仍回庾村开学，山上亦附设了几班，借芦花荡小礼拜堂上课。小礼拜堂与“临中”相隔仅百余石级，如此照顾容易。所用桌椅，除庾村现成多余者外，临时由山上工人制造，白木不加油漆。我们凡可俭之事务求其俭，不可省之事丝毫不吝。向来各校用的教科书，均不一律，我们用两个原则决定：其一从多数，其二征求主任教师的意见。我们在油印的报名单上，请学生填明其原来学校所用教本。如此先得一个多数概观，商之主任教师，然后到杭州购买。后来亦有因杭州书店缺货，而从便改变之事，此时的交通应以供军用和难民为主，我们不再求全转向上海采购了。原来在山上的有英文教师二人，数学和地理教师各一，张竞心自己在文理两科都能担任些，暂时只缺高级文史及生化教师。帮我们请教师最热心的是浙江大学的郑晓沧（宗海）先生，就是译《小妇人》的一位，他介绍国文教师张惠衣、历史教师柳定生；张先生请到来山；柳先生系名学者柳诒徵先生女公子，我慕名甚久，当时顾到战乱情形，对女教师我们需要更多责任以爱护，故未及远道邀请，柳君本人大概始终不知有此事。生物教师章子琨系由浙东请来，能自己走山挑行李，授课甚重实验。我们所有简单设备及仪器都曾应用了。据学生言，都市中的学校未尽有此。自有莫干小学以来，每逢吾家年节有事，亲友馈赠都以学校用品，故莫干小学虽在乡村，而图书仪器均比较完备，这次都借给中学用了。我在此附带向这些亲友们致谢，我们都一一用到在来学的孩子们身上，未负盛意。“临中”开学之日，师生群集在白云山馆东面广场，竞心致辞，勉励学生用“最后一课”的精神读书，我介绍教师从文史先生开始。
这里我要特别提起几个人，都帮我们不少的忙。计仰先夫人汪吟霞，在膺白去世后即来吾家相伴，她的儿女晋仁、德容原是我们寄儿女，计先生做过嘉兴中学校长、浙江省教育厅长，与郑晓沧先生相熟，故托请教师及赴杭买书，都由吟霞、德容母女担任。那时我在庾村还有一辆车，我家一向乡居时不有车，有事则临时向杭州雇用。年前膺白由北方归，政整会撤销，汪院长饬将膺白在职时坐车送庾村使用，膺白谢不受，将上海家里的车开到庾村，以原已有车，为不受的理由。后来膺白卧病，时时要到杭州买药，车子很需要，以后我一直把它留下来。
吟霞母女正要到杭州采买书籍文具，我临时接到一封信，是曾在上海允中女学任教的楼文耀先生寄来。熙治曾在允中读书，我与楼君见过几面，未通过信。她这次的信是由杭州一个尼庵寄来，大意说：国难中拟有所效力，而不知何所适从，问我庾村工作中有无她合宜的事，并言她是单身，不求待遇，此时正在尼庵教小尼姑书，倘数日内不得我信，即随众他徙云云。我将原信交吟霞嫂，请其往访楼君，告以办“临中”之事，倘合意，即偕来。楼君带了洗而未干的衣服，当天傍晚即到山上，住在吾家，担任初中文史功课。
湛侯五舅母陶君辉，长于事务及会计，仕在山馆东面之屋，此屋楼下后来作了讲室，我们将账目之事尽拜托她。我们的中学是收费的，但以月计，以便学生中途随家长离山。若月底入学，则由下月起算，月初来则扣去未到的几日，务便来学，不使因学费而荒一日之学。学生中途退学，书籍照价收回，如此后来者不缺书。舅母能唱歌，兼授唱歌课。
“临中”的学生每晨八时上早操，唱《义勇军进行曲》，住得最远的学生步行到校，从不后时。离校最远的一家是浙江兴业银行蒋益之先生家，他家儿女孙儿女都很用功。在山有屋避暑之家，大半家境很好，在“临中”所见，无不愿意克己，爱国心热烈。上海闻人杜月笙、张啸林家孩子，与他家司机的孩子同来上学，主人出钱。杜家一个儿子在楼先生班里，经楼先生循循善诱的教导，从卅几分考到五十九分。我问楼君何独惜此一分，不与及格？楼君说，使知前程极有望，而努力尚不足，张家的孙女品学俱佳，询知其母教甚好。有一男生在高中，年事已长，最不守规，其家与张家有素，由张女暗告其祖父，警戒该生自动退学，不结怨于学校。募救国捐，缝制慰劳品，全体男女学生俱出力。
我每日早晨向窗外望着一个个“小壮丁”步上石级进学校，课毕看他们跳跃而去，亦有时到操场看早操，他们的体操姿势并不像受过认真训练。近年的学校对于体操，尤其团体操和步伐姿势，似乎比我少时的学校更不着重，不知是否因学科太多没有功夫？抑或都市地贵没有操场？熙治知道我在看操，往往特别卖力。对着这些年青学子，我相信中国否极泰来，复兴有日，寄以无穷希望。我的情绪这时尚甚脆弱碰不起，然心里亦在准备能参加一课两课的书。平常国文教师张惠衣请假回家，他的功课由竞心代；一次，适值竞心自己有课，我知道他很希望有人代完一篇《左传》“子产坏晋馆垣”；这是我幼时父亲为我讲得声容并美的一篇，我很想告奋勇去代，吓得熙治和我一个表妹朱西牧百计恳求我勿去，说她们一定自己读之烂熟。我如此不受欢迎，以后遂未再尝试。
我们这个临时中学虽然没有校长，但是人人效力。我住在隔壁，每天有一定时间，等候师生来问讯。每星期六的中午，全体同人在吾家聚餐，厨子总预备大碗可口的肴菜。届时各人提出应兴应革之事，经众同意者，次周即实行。国文教师得意而背《孟子》“未之有也”，楼先生说生平未有如此痛快之事。我觉得是我们规模小、人少而集中之故。莫干“临中”气象之好，在乎教者读者和家长都能“合作”“认真”。因这个学校，许多人延迟离山，亦有认莫干为桃源而特来避难者。“临中”曾请他们到小礼拜堂讲演，各自择题，这讲演会每二周举行一次；记得有顾寿白医生讲“传染”常识，林烈敷先生讲“西北边疆人民生活和风俗”等。本校教师及学生亦有参加过讲演的。
五舅湛侯是一位业余自我学成的农业家，我们称他为“多九公”。以前膺白同他谈农牧之事，是选购精种，不惜工本，成就在远处大处，我无此气魄和力量。庾村的地，土层极薄，产物瘦得可怜。几年来仅在山坡植了松林，开垦过一片桐园，由严州聘来工人指导。浙江不是产桐油的大省份，但严州的漆与桐油亦算有名。我们种的是“七年桐”，还是膺白手里的事，此时尚无出产。
我同五舅商，我们先“小做做”，从畜牧着手，畜牧从本地羊和猪开始。我说，十块钱一亩荒地，加工加肥四十元，当地熟地。他惊奇我能懂得到此，他说我肯如此，事便不难。仰先嫂是崇德人，崇德的羊很好，她听见崇德农人的话：“养在棚头，赚在场头。”棚头饲畜，其肥料利及土地，是盈余。我就想如此做，五舅不反对。管庾村农场的潘雪超，原是五舅在闸口农场的工人，娶仰先嫂的使女，仰先嫂待使女如家人，将来当可替我照顾几分。我已经备款要叫潘雪超到崇德买羊，金华买猪，绍兴买鸡，性白赶来表示异议。性白的看法是对的，战火眼看要延到内地。岂可再拖开场面？而且这些场面，将来责任都要搁到他身上。我的想法亦不为无理，地方一日在手，一日需要有活力生气；庾村的工作基础，人和地皆现成，并非突然多事；失败有限，成功则更增我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但结果是我尊重性白的意见，而中止这个计划。
秋收期到，农民照例来“公共仓库”押米。我们的米仓在庾村公路车站对面，可容一千担米。每年秋收以后，农民押米于库，资以周转，明春待价而沽，他们最以为便，是我们无意而成的一件实际工作。性白、竞心来与我商：米仓地处冲要，万一因乱被劫，不但亏本，还须赔米。又战况不利，米价大跌，而农民需款更急，宜如何办？我们商讨而后，觉平时向通有无，何况此际？决定照押。且因米价下跌之故，往年押六折七折，本年加成受押，值五块钱的米，以九折四元五角押付。这年的存米地点，由性白与农户商，不集中于大仓，而分储在各小处。有性白的安排，和农民的合作，这件事后来结果甚好，毫无损失。仓库押米，只取极低手续费，不收利息，我们开始是战前的法币五千元，收回亦是此数。
提到我们这个米仓是无意而成，我要得罪一个或几个并不知名姓的公务员，浙江省公路通到庾村以后，有了一个车站，这车站离莫干小学不过百步，顿成一个热闹区域。安庆工人出身的王有芳得到“公路局”许可，在车站对面沿河自己的一块地上造了一间大停车房，四间小车房，供往来旅客洗车停车之用，经营一年，获利颇厚。照原合同，试办一年，可以继续，条款中须有救火清洁等设备，亦未违章。不料一年期满，王有芳一连接到几个公文：初责以设备不周，不准继续，次责以估价呈报，公路局将收买其车间。王有芳决定停止营业，不愿作价被收买。最后的公文是其年九月底以前，不准停业；此因秋季海宁观潮，各地来浙江游客可能转到莫干山，需要车间。王有芳年事已高，在安庆工人中为前辈，受人尊重，他的后辈虽已读书，本人识字无多，对这些公文不甚了了，但知不是好意。来见膺白，看前后公文，显属有意为难，问他意欲如何。他坚求莫干小学收买其地。膺白问：“既肯出卖，何妨估价让公路局收买，或者并不吃亏亦未可知。”他意有未平，言即使高价亦不愿让，于是膺白照其价买归学校，将四间小车房无代价借给公路局使用，以一年为期，而以大车间改成仓库。吾家在乡间不管公家闲事，只此一次救王有芳之急，然仍借给小车房，不使公路局难堪。这仓库与车间，抗战时毁为一片瓦砾，我迄无力恢复之。
浙江大学竺校长藕舫（可桢）夫妇到山来访，他们正在打算浙大迁徙的问题。我自己在山虽未萌退志，然莫干非可久安，于大学不宜，据实以告。他们想把孩子送“临中”寄宿，我答应照顾，后来局势急转，未成事实。我想起杭州的“图书”应早搬开，请其向有关的人陈述。他谈起我所捐屋，谓闻有人提议发彩票出售，问我意见。我说：“为抗战用，已经提出，但凭政府处置。个人则不取赌博方法的。”
同学赵佩文（懋云）由她家乡四川荣昌县来信，谓江浙恐不守，请到她家避难，这是第一个来邀我的朋友。后来还有武汉方面膺白的朋友，都令我感激。我函谢佩文，我以为江浙驻有重兵，且筑有极坚固之防御工事“兴登堡线”，不想半年的坚守都不能的。
白云山馆石砌前有一棵大枫树，为全国最大的一棵，入冬叶褪深红色，以前我们在此时都已返沪，故未见过。这一年满树红叶，扶摇上天，婆娑盖地，景色正对着“临中”高年级的讲堂。我常常想，这小小山头，能作“避秦的桃源”，亦能作“亡秦的三户”。同居的计太太、楼先生渐渐以避地之说打动我，她们听到几家人家的远行计划。一日我对她们说，在山我还可以做一点自己以外的事，出门将何之？人地生疏，累朋友于心不安，无人照应，寸步难移。于是我们心又定下来，不作任何准备，但我从不劝别人留在山上。即我们学校的安排，亦只使人在山一日有一日书读，始终给人以流动自如的。伯樵、仲完曾来山上，伯樵为京沪沪杭两路局长，已在夜间疏散重要物资，暗渡钱江大桥。仲完想留在山上，又想劝我走。他们离山赴杭，我又清静下来。浙江省政府决定撤退之前日夜间，财政厅长程远帆偕王大纲到山，告我明日将离杭，在杭与伯樵等谈过，恐我出门无人照顾，与大纲商，愿否再来吾家，大纲一口答应，故立刻请他携铺盖及一小皮包，随同上山。危难中许多故人不忘我，令我感激。从此，大纲等于吾家一个子弟，助我各种事务，在抗战时及抗战后，我所经手之公私各事，无不有其一臂之劳，到一九五〇年我全家离香港到美国为止。
廿六年（一九三七）十一月的一个深夜，庾村来电话，说话者是吾舅葛振民（敬康），他刚由南京到庾村，有卡车一辆来接我，是伯樵等所安排。他告诉我，白日有空袭，在京杭国道上车须夜行，他们深夜到此，拟次日夜间回京，要我在傍晚以前下山到庾村起程。他另有小车来接敬安姨母返京。我斟酌之下，时势至此，不再以无用之身，仆仆道途。与仰先嫂商，请她携德容，并代我将熙治带走，我仍留山。康舅再来电话，我不下山，他亦不归，请勿固执。我的妹夫钱乙藜，与仲完复由南京来长途电话，谓此系最后且难得借通之军用电话，请勿负朋友之情。仲完说话等于哀求我离山，她们在乙藜家候我。一日之间，仰先嫂代为整理各人行李，女教师无家在山者均同走。性白、竞心都主张我走，减少山上目标，说我可为之事他们必继续为之。遂与性白商必要时学校、农场种种措置，我告诉他，同人安全为第一，身外之物请勿顾惜，属于我私人者更勿措意。我坚守此约，抗战八年中，性白夫妇及其他往来山沪之人，我从未干以私事。对于文件，托以不能保则毁，此事性白夫妇为我辛苦妥善保存，使我今日还有一点可贡献的史料，连装置藏山的工友，我终生感激不忘。性白夫人名李雪钧，亦属莫小教师，后亦参加我们校董会。终抗战之世，她夫妇坚守岗位，直接保全了莫干小学，间接保全了莫干山。
在夜色苍茫中，我们一行人到庾村“文治藏书楼”，此时吾家在杭州的书亦已搬到此地，我曾与浙大竺校长谈杭州图书馆的书，而我们自己的书我一点未有安排。这时莫干小学的小朋友们已放学回家，都未得见。经过膺白的坟，我默念：万一被炮毁如何？继思普天之下，何处非先人庐墓！膺白若不死，正欲“拼此一命”，则何惜此白骨？忽然一个奇想涌上心头，我托性白：此地若为敌占，临走请用泥土掩盖石碑，不留名姓于沦陷之区。
（原载《传记文学》第六卷第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