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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劳瑞斯顿花园街3号走的时候，都已经午后1点了。我和福尔摩斯先去旁边的电报局发了封长电报以后，他才雇了辆马车，让车夫送我们去雷斯垂德所说的那个地方。
“再没有比第一手证据更重要的材料了，”福尔摩斯说，“说实话，我对这件案子早就胜券在握了，不过我们最好还是把该查的都查个明白。”
“福尔摩斯，你都把我弄晕了，”我说，“你刚才讲的那些问题，你自己也不一定像你表现出来的那么成竹在胸吧。”
“我讲的肯定不会错，”他说道，“一到那儿，我就发现了马路边沿处有马车车轮留下的两道的痕迹。除了昨天夜里下过雨之外，连着一个星期的天气都非常好，因此，那两道深深车轮痕迹肯定是昨夜才留下的。还有就是马蹄印，只有一个蹄印比较清楚，另外三个都模糊不清，那说明清楚的那只蹄铁是新的。既然那辆马车是雨后才到那儿的，而且，据葛莱森所说，今天早上再没有别的车辆到过那儿，那就可以断定，昨夜那辆马车肯定在那儿停留过。所以，送那两个人到空房里去的就是那辆马车。”
“听你这么一说，似乎挺简单的，”我说，“可是，你又是怎么判断出那个人的身高的？”
“哦，每个人的身高，百分之八九十都能从他步伐的距离上推断出来。这个办法其实很简单，所以，我给你说具体的数据计算也没什么意义。那个人步子的长度，我是在房屋外面的黏土地上，还有房屋里面的尘土上测量出来的。而且，我还另外找到一个方法，能验证我的这种计算方法是否准确。一般来说，人往墙上写字时，都会很自然地写在和自己视线的高度相当的位置。墙壁上写的那个词距离地面正好6英尺。这样算的话，就更加简单了。”
“那他的年龄你又是怎么知道的？”我接着问。
“哦，一个人如果能非常轻松地一步迈过4英尺半，那他的年龄绝对不可能太大。小花园的那条小道上有一个很宽的水洼，他一步就能跨过去。可是皮靴子是绕道走的，方头靴正是从水洼上面跨过去的。其实这些一点都不神秘。我所用到的这些观察事物的方法和推理的手段，都是我那篇文章里所说过的。你还有不理解的吗？”
“手指甲和印度雪茄烟。”我又问道。
“墙壁上的那个词是用食指蘸着血写的。我用放大镜发现有些墙粉被刮掉了，假如那个人的指甲是修剪过的，不可能把墙粉刮掉。在地板上，我还找到了一些颜色特别深、呈片状散落的烟灰，这可能是印度雪茄。我以前对雪茄的烟灰做过专门的研究。其实，我还写过关于这方面的论文呢。我不是说大话，所有的烟灰，不管是什么牌子的，雪茄或纸烟，我只看一眼，就能辨认出来。一个精明能干的侦探，胜于葛莱森和雷斯垂德之辈的地方，就体现在这些微不足道的细节上。”
“红脸是怎么回事啊？”我继续问他。
“哦，这是个极为大胆的猜测，不过我相信自己的推断。根据案件现在的进展，这个问题暂时还是别问了吧。”
我把手放在额头上。“我这脑子都成一团糨糊了，”我说，“感觉越来越神秘了。你说，那俩人——假如确实是俩人的话——到底是怎么进入那间空屋子里去的呢？拉他们的那个车夫怎么样了呢？他用什么方法能让死者服毒啊？从哪儿来的血？凶手显然不是为了钱财，那他的动机是什么？现场又怎么会有女人的戒指？最让人费解的是，凶手离开前怎么会用德文往墙上写‘复仇’这个词呢？说实话，我真的想不通这些问题是怎么联系起来的。”
我那位同伴面露笑容，带着一丝赞许。
“这个案件的疑难之处，你总结得简明扼要，说得非常好。”他说，“我虽然掌握了许多主要的细节问题，不过，还有很多不太清楚的地方。关于那个矮个子发现的那个血字，只是一个圈套罢了，试图暗示这是哪个团体或地下党派所为，目的就是误导警察。事实上，那个血字根本就不是德国人写的。你要是留意的话，就能发现字母A其实是仿德文印刷体写的。可是现在，真正的德国人写的通常都是拉丁字体，很少再写那种旧字体了。所以，我们基本可以断定，那个血字不可能出自德国人之手，而是不怎么高明的模仿，问题是，他这么做有点多此一举。这只是一个小诡计，目的就是扰乱侦查工作的方向。医生，我不打算再过多地跟你讨论这个案件。你知道，魔术师要是说穿了自己的把戏，别人就不会再夸赞他了。关于我的工作方法，要是我给你讲过多的话，你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感觉：这个福尔摩斯也不过如此，比一般人高明不到哪去。”
“我绝对不会这么想，”我说，“你几乎已经把侦探术发展成一门科学了，还如此的精确，这可是前所未有的。”
看我这么真诚地对他做出这么高的评价，我的同伴激动得脸都涨红了。我早就发现了，他每次听见别人称赞他在侦探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时，都会非常敏感，跟小姑娘们听见别人夸她漂亮时的反应是一样的。
“我再跟你说件事，”他说，“穿皮靴的那个人和穿方头靴的人去的时候，坐的是同一辆马车，而且他们的关系好像还特别好，经过花园里的小道时，有可能还是互相挽着胳膊。他们进屋后，还在里面来回走动来着。说得更准确点，穿皮靴的那个人站在那里一直没动，只是穿方头靴子的人不停地在屋里踱步。这些情况，我都是根据地板上的尘土判断出来的。而且我确定，他越走越激动，他那越来越大的步伐就能说明这一点。他边走边说，最后终于忍不住发起怒来，然后悲剧就上演了。现在，我知道的所有情况都已经跟你说完了，剩下的就是一些猜想和直觉了。幸运的是，关于这个案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头。我们的行动得快一点，下午我还得去阿勒音乐会，听诺曼·聂鲁达的演奏呢。”
我们说话的工夫，马车在昏暗的街道和冷清的小巷穿梭着。到一条肮脏而凄凉的巷口的时候，车夫突然停住车。“奥德利大院就在那儿，”他手指着一条狭窄的胡同说，胡同两边是灰黑色的砖墙，“我在这里等着你们。”
从外面看，奥德利大院很不怎么样。我们从那条狭窄的胡同穿过去，就看见了一个方形的大院，石板铺成的地面，四周的那些房子简陋而肮脏。穿过一群群脏兮兮的孩子和一排排晒褪色的衣服，终于找到了46号。房门上挂了个小小的铜牌，上面写着“兰斯”。我们敲门一问，那位警察正睡觉呢。我们就在前面的小客厅等他。
很快，那位警察就出来了。我们扰乱了他的美梦，他看着很不高兴。“在警察局里，我都已经汇报过了。”他说。
福尔摩斯从口袋里拿出来一枚半磅的金币，在手中掂量着。“我们想麻烦你再详细地从头说一遍。”他说。
“只要是我知道的，我愿意全部都告诉你们。”那位警察双眼直盯着那枚小金币说道。
“只要是我知道的，我愿意全部都告诉你们。”那位警察双眼直盯着那枚小金币说道。
“那就把事情的前后经过给我们讲一遍吧。随便怎么说都行。”
兰斯往马毛呢沙发上一坐，紧皱着眉头，看起来，好像在努力地不让自己的陈述有一点遗漏。
“那我就从头说起吧，”他说，“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这段时间，是我值班的。我负责巡逻的地段一直都非常安静，只有晚上11点的时候，白哈特街上有人打架，此外，再没发生别的事情。一点左右，下起雨来了，我正好撞见了哈里·莫切——他负责荷兰树林区——我俩站在亨瑞埃塔街的拐弯处聊了一会儿。大概在两点左右，我觉得应该再转一圈，看看布里克斯顿路有什么事儿没有。那条路泥泞不堪，还很偏僻，一个人影都看不到，只间或有一两辆马车经过。我一边转悠，一边想着如果能喝杯热酒就好了。正想着的时候，突然看见那栋空房子的窗口有灯光。劳瑞斯顿花园街的那两栋房子一直都没住人，这个我知道的。其中一栋房子的最后一个租客患伤寒死了，但房东仍旧不愿整修下水沟。所以，当我看见那个窗口有灯光的时候，吓了一大跳，就怀疑可能出事儿了。然后，我就朝房屋门口走去——”
“到门口的时候，你停住了，然后又掉头回到小花园门口，”我那位同伴突然了一句，“你那么做是为什么呀？”
兰斯好像被吓住了，脸上写满了疑问，那双大眼睛直瞪着福尔摩斯。
“天啊，就是那样，先生，”他说，“但您怎么知道啊，真是见鬼！你看，我走到房屋门口时，突然感觉就我一个人，势单力薄的，我觉得最好找个人陪着我进去。其实，我也不是害怕这世间的什么东西，就是当时突然想起了患伤寒死去的那个人，没准正在里面查看要他性命的那个下水沟。一想到这个，我很害怕，就转身走回大门口，看看还能不能看见莫切的提灯。但是，他早就不见踪影了，也没发现有其他人。”
“大街上连一个人都没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