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奈保尔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2.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那天晚上，我们在河边谈论过雷蒙德之后，因达尔开始谈他自己。那个夜晚让我兴奋，却让因达尔感到疲乏和郁闷。我们一离开耶苇特的家，他就烦躁起来。
那天晚上早些时候，我们一同前往那幢房子参加晚会，路上因达尔把雷蒙德说成明星，权势中人，大人物的白人亲信。但后来，到了急流边，他却用完全不同的口吻谈论雷蒙德。作为向导，因达尔急于让我真正了解领地生活的实质，以及他在领地的地位。现在我领略了他所处的世界的魅力，他却对自己所展示的东西失去了信心。也许他觉得，既已找到其他人信他所传播的信条，他自己就可以放弃一些信仰。
月光让我心情轻松，却加深了他的郁闷。他正是在这种郁闷的情绪下开始说话的。不过，这天晚上的情绪并没有和他相伴太久。到了第二天他就恢复了常态，和平素没什么两样。不过后来他一旦郁闷了，就更愿意承认。那天晚上他只说了个大概，后来只要时机合适，或者郁闷情绪复萌，他就会拾起那个话题，补充更多细节。
“萨林姆，我们必须学会践踏过去。我们刚一见面我就告诉你了。过去不应该让我们落泪，它并非只对你我是真实的。在世界上或许还有人珍惜过去，希望把他们手里的家具和瓷器代代相传下去。比如那些已经没有生气的国家，或者那些富足太平、偏安一隅的国家。或许在瑞典或者加拿大可以这样。还有法国某些农业地区，那儿的城堡里面住满了傻瓜。还有某些破败的印度王城，还有那些一潭死水的南美殖民城镇。其他地方的人都充满生机，整个世界也是充满生机，过去只能带来伤痛。
“忘却过去并不容易。并不是你想忘就可以立即忘掉的。你只能武装好自己，否则就会中伤痛的埋伏，遭到毁灭。所以我一直想着花园被踩成平地这个意象——雕虫小技，不过挺管用。在英国的第三年，我开始对过去产生这样的认识。说来也怪，我也是在一条大河边产生这样的认识的。你说我把你带入了你梦寐以求的生活，无独有偶，我当时在英国的那条河边也是这样想的。关于我自己，我当时下了个决心，后来回到非洲就是这个决心间接导致的。当初我离开非洲，是铁了心不打算再回来的。
“我离开的时候很不开心。你应该还能想得起来。我也想让你感到不开心——其实我甚至想伤害你，不过那都是因为我自己太郁闷了。想到两代人的积累会荒废掉，我非常痛苦。想到会失去祖父建起来的大宅院，想到祖父和父亲在白手起家的过程中所遭受的种种风险，那些勇敢，那些不眠之夜，我就觉得痛苦。换个国家，这么勤劳，这么有本事，我们早就成了百万富翁，成了权贵，至少后面几代人能过上安稳日子。而在我们那里，一切都可能在转瞬间灰飞烟灭。我恨的不仅仅是非洲人，我也恨我们那个群体和我们的文明，这文明给了我们旺盛的精力，但在其他方面让我们任人宰割。对此，你满腔的怒火要怎么去发泄？
“到英国后，我想把这一切抛到脑后。当时就只有这个想法，并没有更长远的计划。‘大学’这个词语让我心旷神怡，我当时天真地想：念完大学，就会有美好的生活等着我。当时那个年纪，三年都像是太久了——你会觉得什么都可能发生。不过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我们的牢笼！我也没有意识到，非洲和简单的海岸生活所构成的成长环境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我们已经失去了理解外面世界的能力。构成外面世界的思想、科学、哲学、法律，我们简直无从了解，哪怕是一点点。我们只有被动接受。除了羡慕，我们再无办法。我们感觉到伟大的世界就在那儿，我们中的幸运者可以去探索一番，不过也只能游移在它的边缘。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为它做点儿什么贡献。所以我们错过了一切。
“当我们到达某个地方，比如伦敦机场，我们心里只想着不要显得呆头呆脑。机场的美丽和复杂是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但我们只想着让人家看到我们能应付，没有蒙掉。我们甚至会装作觉得眼前的一切不如自己所料。这都是我们愚蠢和无能的本性造成的。到了英国的大学，我的表现就和刚到机场一样，几年来一直装作没受到震撼的样子，一直表现得有点儿失望，结果什么也不懂，什么都全盘接受，什么也得不到。这几年，我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大学念完了，我对建筑物还只能根据大小加以区分，还是分辨不出季节的变化。不过我脑子好使，总能凭着临时突击应付考试。
“在过去，经过三年这样的学习，混到一张文凭，我就可以回到家里，把文凭装裱悬挂起来，利用从他人书本里学来的知识和技能的皮毛，开始挣钱。当然，我不能这样做。我必须留在我上学的地方，找一份工作。你知道，我没有做过一份工作，家里人从来没有把我朝这个方向推过。
“有一段时期，同龄的学生开始谈论工作和面试的话题。老成的学生甚至开始讨论各家公司出的面试费用。传达室里，这些学生的信箱里塞满了学校委派委员会发来的褐色长信封。差一点儿的学生前途五花八门，以后做什么事都有可能，他们的信箱也塞满了各种各样的信件，多得像秋天的落叶。对这些大胆的学生，我的态度是稍稍有些嘲讽。我最终也要找工作，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必须经过褐色信封这一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就是不去想。到了最后关头，我感到既慌乱又羞耻，意识到自己不过这一关不行。我和委派委员会安排了一次见面。到了那天早上，我穿上黑西服出发了。
“一到那里，我就发现我这趟完全白跑了。委员会的作用是为英国学生安排英国的工作，不是为我设立的。一看到外面办公室里那女孩脸上的表情，我立刻就明白了。不过这女孩态度很和善，里面那个穿黑西服的男人态度也挺和善。他对我的非洲背景挺感兴趣，我们谈了一会儿非洲，然后他说：‘我们这个伟大的组织能为你做些什么呢？’我本来想说：‘可不可以给我也寄那种褐色信封来？’但我说出来的却是：‘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他似乎觉得这挺滑稽。他拿出一张什么表格，把我的详细情况登记下来。然后，他尽量找话和我说。穿黑西服的年长者对穿黑西服的年轻人，男人对男人。
“但他和我没什么好说的。我就更没有什么话题了。我几乎没见过什么世面，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运作的，也不知道自己能在其中做些什么。过了三年波澜不惊的大学生活，我还是那么无知，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坐在那间安安静静的小办公室里，四周堆满了悄无声息的档案，我开始觉得外面的世界很可怕。跟我谈话的黑西服不耐烦了：‘我的老天爷，伙计！你总得给我点儿提示吧？你对将来做什么工作总得有点想法吧？’
“当然，他没有错。不过那句‘我的老天爷，伙计！’听起来有点儿做作，可能是他过去从比他地位高的人那里听来的，现在用到我这个比他低的人头上。我生气了。我当时想恶狠狠地瞪他一眼，然后说：‘我就要你的工作，因为你这么喜欢它。’但我没有说出口，我只是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我们的谈话不欢而散。
“出来后，我心情平静了一些。我去了上午经常去的咖啡馆。作为安慰，我给自己点了一块巧克力蛋糕。然后我惊讶地发现，我并不是在自我安慰，我是在庆祝。上午跑到咖啡馆来，喝着咖啡，吃着蛋糕，而折磨我的人却在办公室摆弄他的褐色信封，这让我心情很舒畅。这只是逃避，长久不了。不过，在我的记忆中，这半个小时我的心情完全是轻松舒畅的。
“此后，我根本不对委派委员会抱什么希望。不过那人却很公平。官僚归官僚，最后我也收到了几个褐色信封，不过有点儿不合时宜，不是在秋天的求职高峰期寄来，把我的信箱塞满。而是像一年的最后一片落叶，凋落在一月的风中。这些工作机会来自一家石油公司和其他两三家同亚洲和非洲有联系的大公司。每看到一则工作描述，我都觉得我的灵魂在收紧。我发觉我开始骗自己，我在演戏给自己看，我告诉自己说，这上面说的工作我都能做。我想大多数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结束的，采取某种态度以适应别人为他们安排的工作和生活，最后逐渐变得僵化。
“这些工作我一个都没得到。面试的时候，我发现我无意中又把考官们逗乐了。有一次我说：‘我对你们的业务一无所知，不过我会用心去学的。’不知为什么，这话惹得满堂大笑。这次面试有三位考官，三位都笑了，为首的是个长者，笑出了眼泪。后来他们就把我打发走了。每次不成功，我都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但同时我对未来也更加焦虑。
“我大概一个月和一位女讲师吃一次饭。她约莫三十岁，长得不难看，对我也很好。她的心态非常平和，这很不寻常。因为这个原因，我很喜欢她。就是她让我做了一件我接下来要和你说的荒唐事。
“这位女士认为，我们这些人之所以感到迷茫，是因为我们属于两个世界。当然，她说得很对。不过当时我可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我把一切都看得很清楚。这位女士的想法我想是出自一位从孟买或者附近什么地方来的年轻人，此人总想显得风趣。但这位女士也认为我的教育和背景使我不同寻常，说我不同寻常，这点让我无法抗拒。
“一个不寻常的人，一个属于两个世界的人，需要一份不寻常的工作。她建议我从事外交。我也就这么决定了。外交官总得为某个国家服务，所以我选择了印度。这很荒唐，我做这事的时候就觉得荒唐，但我还是写了一封信给印度特派使团。他们回了信，约我面试。
“我乘火车赶到伦敦。我对伦敦不是很熟悉，凡是熟悉的地方都不喜欢，那天早晨尤其不喜欢。普里德街上有色情书店，不过徒有虚名，根本没有真正的色情读物；埃奇韦尔路两边的商店和饭店好像总是在换主人；还有牛津街、摄政街的商店和摩肩接踵的人群。开阔的特拉法尔加广场终于让我的精神为之一振，但它也提醒我旅程快到头了。我开始对我这次来要办的事情感到十分难堪。
“我乘坐汽车沿着海滨大道前进，在埃尔德维奇街拐弯处下了车。路人给我指出了印度大厦，我穿过马路往大厦走去。大厦外面都是印度图案，很显眼，我是不会错过的。此刻我的难堪愈加强烈。我穿着黑西服，打着学校的领带，走进了大厦，却发现它是伦敦建筑，英国建筑，徒有印度的外表——和我祖父所说的印度大相径庭。
“我生平第一次对殖民充满了怒火。这怒火并不只是针对伦敦或者英国，我也气那些听任别人把自己打扮出异国情调的人们。进门后，我的怒火还没有平息。大厦里面也有不少东方图案。穿制服的门卫们都是英国人，中年模样，显然是原来的管理者雇用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现在在新的管理者手下耗时间。我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贴近我们的祖先的国度，却又和它如此疏远。我觉得在这幢大楼里，我对自我的认识丧失了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对自己在世上的位置有了一个新的、无比残酷的认识。我痛恨这种认识。
“给我写信的是一位低级官员。前台接待通知了一位年老的英国门卫，那人并不是非常客气，领着我，一路走一路喘着粗气，把我带到一间满是办公桌的房子。约见我的人就坐在其中一张桌子旁边。桌面上空荡荡的，这人自己也显得百无聊赖。他眼睛小小的，带着笑，举止有些傲慢，他不知道我来干什么。
“他虽然穿着夹克，打着领带，但和我的想象相差甚远。对这种人我是不必穿着黑西服来见的。我认为他应该属于别的办公室，别的大楼，别的城市。从他的名字看，他应该是商贩种姓出身，我能想象出他作为一个小商贩的样子：在集市的狭窄走道边的一间布店里，懒洋洋地躺在靠垫上，缠着腰布，光着脚，用手搓着脚上的死皮。我能想象他叫卖的样子：‘衬衫料子？要衬衫料子吗？’然后，扬手把一卷布匹扔到摊在地上的垫单上，在此过程中，背几乎没离开靠垫。
“不过他从桌子那头扔给我的不是衬衫料子，而是我给他看的信。信是他自己写的，他记不得了，所以要我拿给他看。看了信，他才搞清楚我是来找工作的，这把他给逗乐了，一双小眼睛闪闪发亮。我顿时觉得我穿的一身衣服很蹩脚。他告诉我说：‘你最好去找维尔马。’又是那英国门卫带着我，他仍然喘着粗气，仿佛每一次呼吸都有可能把自己呛住。他把我带到另一间办公室门口，就离开了。
“维尔马先生戴着一副牛角眼镜，坐在不是那么拥挤的办公室里，桌子上堆了很多文件和文件夹。墙上挂着英国殖民时期的印度建筑和风景的照片。维尔马先生比第一个人要认真一些。他的职位也比那人高。他可能是用维尔马这个名字掩饰他真正的种姓背景。看到我递给他的信，他感到困惑不解。不过看我穿着黑西服，打着大学的领带，他也不敢太怠慢，所以勉强摆出面试的架势。中间他的电话一直在响，面试进行不下去。有一次他接完电话，甚至把我丢在那里，自己走出屋子。过了好一阵子他才回来，手上拿着一些文件，见我还没走，他似乎感到很意外。到这时他才真正注意到我，他叫我到另外一层楼的某个办公室去，还告诉我怎么走。
“我到了他说的办公室，发现那只是一个小小的、光线昏暗的接待室。里面有个小个子，坐在一台打字机前，是老式的那种，机身很宽。他有些诚惶诚恐地看了看我——我穿着一身黑西服，打着领带，一副‘两个世界的人’的模样，看来还是起了作用。看完我给他的信，他才平静下来，让我等一等。没有多余的椅子，我只好站着。
“桌子上的蜂鸣器响了，这位打字秘书跳了起来。这一跳之后，他似乎是踮起了脚尖。他飞快地抬起肩膀，然后又垂下去，佝偻着背，身材显得益发矮小。他用踮着脚大步慢跑的奇怪姿势走到将我们和另一面的人隔开的大木门边。他敲了敲门，然后推开，佝偻着背，带着阿谀讨好的样子进去了。
“我当外交官的愿望至此已寿终正寝。我开始打量装在镜框里的甘地和尼赫鲁的照片，我在想：在这么龌龊的环境中，不知那些人是怎么让人把他们当人看的。在伦敦中心的这幢大楼里，用一种新的眼光，可以说是从内部看这些伟人，感觉很奇怪。在此之前，我一直是从外部看他们，对他们的了解仅限于报刊的介绍。我一直敬佩他们。他们属于我，他们使我高贵，让我在这世界上有了一席之地。我现在感觉恰恰相反。看着这些大人物的照片，我感觉自己如处井底。我觉得在这幢大楼里，只有这些大人物是完整的人，其他人都不是。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人性或者人性的一部分交给那些领袖了。每个人都自愿地蜷缩起来，衬托出领袖的伟大。想到这些，我感到既吃惊又痛苦。这些想法太过离经叛道，它们摧毁了我对世界的运行方式仅存的信心。我开始感到自己既凄凉又孤独。
“那位秘书回来时，我注意到他还是踮着脚走，佝偻着背，身体向前弓。此时我发现，他从椅子上跳起来耸着肩慢跑过去时畏畏缩缩的样子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天生的——他是驼背。这让我吃惊不小。我开始困惑地回忆起一开始对他的印象。他招手让我到里间办公室时，我还处在这种困惑之中。里面的办公室里坐着一个穿黑西服的黑皮肤胖子，看来是黑种印度人。我进去的时候，他坐在一张黑色桌子后面，正在用小刀拆信封。
“他的脸肥得发肿，两颊发亮，嘴好像噘着。我坐在桌子前面的椅子上，离他的桌子有些距离。他没有抬头看我，也没有说话。我也没说话。我看着他拆他的信封。这位虔诚的印度南方人似乎一辈子也没有锻炼过一个小时。他身上散发出高种姓和庙宇的气息，我敢肯定他在那身西服下面肯定佩戴着各种护身符。
“最后他终于开口了，但还是没有抬头：‘什么事？’
“我回答：‘我写信过来，说我想从事外交工作。我这里有阿贾瓦尔的回信，所以我来见他。’
“他继续拆他的信，一边纠正我：‘是阿贾瓦尔先生。’
